一名隐士的前半生

第三百八十五章 山区风水法
    一个山区出生的人，如果在异乡，看到山，就会找到些许回家的感觉。这是呆在重庆，比较自在的原因吧。

    除了川牌所蕴含的周易阴阳的道理外，我还对山区风水的判断，产生了兴趣，也背着背包，走了一些地方。

    从传统风水学的基本框架来看，风水最典型的位置，应该是山与水交接，但仍然不失敞亮的地方。

    明清时期在北京四周的陵墓，大约就是遵循着这个原则。有山有水，并且总体视野比较宽阔。但在陕西，古代长安咸阳，也按风水学原则，埋葬了许多帝王。他们对风水的塑造和讲究，是另一种办法。

    关中平原是没有多少大山的。但骊山却是个独特的存在，离长安近，并且它确实是山，也有水，于是，秦始皇就葬在那里。当然，扶风县还有峤山，那更是风水学的典范了。

    峤山如太极图的水系，让陵墓本身处于阴阳鱼的重心点，这本身就是太极思想的极致体现。骊山下有温泉，也算有山有水，更重要的是，它直接面向关中平原，视野开阔敞亮，体现出磅礴的气势，这更是那个时代，帝王精神的体现。

    在没有山的地方建陵，怎么办就筑陵为山，造一座山起来，没有水怎么办，就挖渠引水，造出水的形状。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陵墓，就是这样的。当然，汉唐时期许多帝王陵墓，都是按这个规则来进行。

    按理论，有山有水就是好地方，那么，重庆这地方，山不可谓不大，水不可谓不深，怎么没产生多少帝王呢

    格局是否敞亮，视野是否开阔，估计是最主要的原因。山虽然大而有势有脉，但是被群山所包围，就缺乏视野了。水虽然有力有源，但是过于汹涌，存不住财气。

    比如安徽、湖南等地，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就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人物，虽然他的山比较小，水也不大，但是视野亮堂，所以格局就大。

    山水决定基础条件，格局决定奋斗目标。再好的条件，没有奋斗目标，也是不能成大事的。

    四川不是没有出现伟大的人物，重庆也有。比如刘帅、聂帅，但他们成就事业的原因，就因为从小就离开了这里，进入到广大的中原地带，甚至进入到世界舞台，格局大了。

    四川的有邓、朱、陈等。从历史上看，伟大人物众多，比如李白、苏轼等，但他们成功的关键，都是因为冲出大山的束缚，来到外面的世界，才成就的。本土生长的人才，如果不出去，就把好肉烂在锅里了。

    如果非要从风水角度理解，也是有痕迹可循的。即使在重庆，刘帅的家都是在半山腰以上居住的，那里视野开阔些。这些人的故居，大多在视野开阔的地方，要么在山上，要么面对着大平坝，气势敞亮，才生长得出大气的人。

    只要冲出巴山的束缚，就可以名扬天下。司马相如，如果不是到京城，那么，始终与卓文君在成都卖酒，大不了做个富翁，是无法名扬青史的。天下文人出四川，这句话的关键在一个字“出”。

    在小地方格局小，并不是你不聪明。你即使有通天的本事，如果拘泥于当地小环境，也只能跟别人进行低水平重复竞争，搞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山是如此复杂众多，各自形成自己的小环境，很难建立大一统的思维。我们原来老家，是有广播的。农村广播，每个院子都有。大概是宣传政策和乡村广播的性质，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

    但是，那天气预报，县气象站的，连本县明天的气象都播不准。我中学时，问过地理老师，地理老师的解释是:山区小气候。

    我很快就明白了，只隔一条五十米宽的河，河这边下雨那边天晴，怎么算得准这座山拢住了一片云，风雨不断。那座山下，却晴天丽日，热得出汗。怎么判断可以这样说，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算是地理分界线，怎么确定大气候

    况且，一座大的山脉，分主脉和支脉，而重庆山区，却是大巴山的支脉，被乱七八糟的水系，分割得七零八落，根本连不上脉。秦岭虽然以太白山为主峰，但终南山才是主脉之所在。主脉线条，从卫星地图上看，是连绵清晰的，所以它具备中华龙脉的条件。

    而这里的山，水与路与桥，分割连接状况复杂，长脉断裂的情况，很是干扰风水师的判断。

    这里的水也很麻烦。一般而言，水在风水学中，代表两种意义，一是财富，但这里聚不了财，因为水流的落差太大，造成流速太急，沉不住气。另一方面，因山势复杂而造成水系转折太多，分割了线路。

    还有一个意义，是龙出发的地方。龙长于山，它出山的线路是从山脚的水中出发的。水深且稳，就有潜龙腾渊的气质。

    最可怕的是，这里的水，有许多浅滩，这就不利于龙的出发了。龙游浅滩遭虾戏，这句话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是这里最大的水系，长江，也有许多险滩，这就不利于龙了。

    所以，在这里，不仅要防止因山势脉断而造成的龙无法生长，还要防止因水中浅滩造成龙无法出渊。找这里的风水，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找一个与大巴山主脉相连且没有断点的山，不得面临一个没有多少浅滩的水，并且地方要在半山腰以上，或者面对一个平坝，视野开阔。要满足这样条件的地方并不多。

    更麻烦的是，古代没有卫星或者航拍手段，光靠风水师在群山中凭肉眼观察，是很难判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何况，此山如此之多，你怎么看得清。

    以上仅是从外面来看风水。但是，风水与地下的情况也联系紧密，尤其是坟墓的风水，与地下情况高度相关。

    这里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在长期的水流作用下，形成了许多巨大的地下水系和溶洞，有的山几乎被溶洞掏空，这在地面上是发现不了的。当然，重庆还有许多天坑，也很著名。如果不幸在天坑边上居住和葬坟，简直与地狱仅一步之遥。因为，在风水上，天坑不如叫地坑，是离地狱最近的地方，绝对不是好地。

    并且，在重庆，还因为抗日，人为挖了许多防空洞，更是重新改造了山水。这东西，如果从战争来看，倒是有必要，如果从风水来看，更增加了判断的难度。

    那么山区风水，除了要按这些标准还寻找的话，还有什么难度呢

    最大难度，在气候。这里是一个四季不太分明的地方，山区小气候决定了它的气候规律不像中原地区那样规整。如果按黄历来推算，是不可能推算出当地的吉日的。

    在风水中，选择日子也是很重要的环节。一般来说，要根据官方历法来确定吉凶。农历产生于农业社会，适应于经济生产方式，其历法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新王朝建立，就得重新修订历法。如果说，官方对研究风水最权威的部门，古代就有钦天监这样的部门。

    汉代后，太史与太卜两官合一，也是掌管历法天文与地理风水的机构。相当有传承和讲究。但这些传承和讲究，是根据中原地区的气候变化，以及天文运行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来看的。这一套规律，在山区，就有所变化。

    比如我们通常知道的二十四节气，就与气候有关，并且是风水判断的基础。风水是因气候而轮流转动的，那么，确定日子，必须根据节气变化来确定。

    但官方历书上的节气，主要依据的是中原气候。而到了重庆山区，就得调整。最要命的是，调整的节奏还不同。比如河谷地区，大致上与中原地区节气相同，但半山城就不同了，山顶，又有所不同。

    以四绝日为例，在古代，认为立春、立冬、立秋、立夏的前一天，为四绝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立春，春属木，它的前一天，就是冬走到尽头了。冬属水，也就是这一天为水绝日。同理，立冬前一天为秋结束，秋属金，是金绝日。立夏前一天，为木绝日。立秋前一天，为夏结束，为火绝日。

    凡遇到绝日，则表明五行缺项，做事是不宜的。因为五行不和，则难生。只有一种事例外，就是工作交接。新官上任和老官离任，绝日不妨。

    以四离日为例，如果说四绝是四季之终，则四离为四季之始，它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四天的前一天。这四天，也属于诸事不离。

    这种季节划分，在中原地区可以精确到日子甚至时辰，但在重庆山区，就无法按这样来套的。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更何况，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也就是说，不要说按经纬度来计算，各乡村的季节变化时点不同。就是按高度来说，在一座山上，季节变幻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时间和地点两维图像所产生的推理结论，根本无法适应这山区的三维地形，在判断时机上，产生了巨大的困难。这就是，重庆山区阴阳师难当的重要原因。

    气候多变，计划跟不上变化，所以，人就没有长远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反正不知道明天是天晴还是下雨。或许，这就是巴山人的缺点吧。但这缺点之中，又隐含着优点，就是抓紧时间，赶快把能够做的事情做完。勤劳，是真的。格局就不可能大了，因为长远的东西变数太多，不想那些，干就是了。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许是合理的。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怨天尤人，天意难测，从气候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平静地接受上天的安排，只作人事上的努力。所以，四川人，特别是重庆人，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因为他们知道，天命不可测，而人只要努力和勇气到位了，就是英雄了。

     



第三百八十六章 偶遇大学问
    外示儒术内用黄老，好像是一个定论，我并不这样认为。

    说古代帝王的统治之术，离不开儒家与道家，儒家是对老百姓的宣传，而道家，却是帝王内心的选择。

    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很像是一种道德要求。帝王，拿它来规范等级秩序与社会规则，有着使百姓均为顺民的意义。而道家的黄老之术，却深入帝王内心，以阴阳平衡来处理国事。

    看起来，这有点道理。儒家讲道德典范，当然，臣民们如果这样做，肯定好统治。况且，在儒家对国家治理最主要的经典《尚书》来说，也反映了治理模式和等级秩序。

    从管理学上来说，一个人如果大权独揽，那么，他所管理的对象，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人管理十人，就已经到精细化管理的极限了。从朝廷这个政府机构而言，帝王只需要管理最主要的十个诸侯，而每个诸侯也只不过管理十个郡县，以此类推。于是洪范中就有从都城向外五百里是一个管理层级，再向外五百里又是什么管理方式。这是适合分级管理分级指挥的道理的。

    所以，在管理模式上，儒家的思想，其实也是进入了帝王内部组织关系的。但是道家，更像是帝王的术。比如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明显是道家无为思想作指导。再比如，从理论上讲，皇帝是希望大臣同心同德来辅佐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于是，大部分皇帝，都希望在主要大臣中树立对立面，让他们两人争风吃醋，皇帝作为中间人，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在历代宫廷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两个刺头和打报告的小人，这种人不容于社会，但容于宫廷，因为，这种人正是皇帝需要的。他需要这种人夹杂在大臣中间，起一个鲶鱼效应，以使大臣们保持警惕和戒惧。这也是道家阴阳平衡之术。

    我在部队的时候，指导员说过一句话:“一个单位，总是先进，没有后进，也不行。”我当时不太理解他的意思，现在明白了。没有落后，先进显示不出来。没有先进，落后带动不了。在部队这个高度整齐划一的集体，都需要差别，更证明了阴阳平衡的重要。

    其中，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是汉武帝。他祖上是以道家无为思想发家的，文景之治，就是以不治而得到天下大治。积累出大量的财富和国力，此时，汉武帝的进取作为之心就来了。

    帝王也一样，有钱就烧包。

    他在政治上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因当然不仅仅是看到儒生对他山呼万岁，得到心灵刺激和心理满足而已。而是他想建功立业，成为圣人的体现。

    他独尊儒术，当然也就在成圣人的路上越走越远。从而违背了首家的基本政治思想:绝圣弃智，天下太平。

    当然，他的功绩很大，打败了匈奴。但是耗费也大，最后下罪已诏。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当国弱民贫、内忧外患时，总是首家人物来拯救国家，皇帝也尊崇道家思想，精兵简政的实践，让自己最终变得强大。

    但一旦强大了，儒家思想中想内圣外王的冲动，总是让皇帝们跃跃欲试，让历史又走入下一个轮回。但是儒家思想的作用，如果用来稳定社会关系，倒也起作用。但用来拯救万民百姓于水火，恐怕有点勉为其难。

    道家人物出来时，总是天下大乱时。比如诸葛亮，比如张良，比如刘伯温。儒家思想风行时，总是天下太平时。我不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究竟是什么。但我隐约觉得，得天下与坐天下，是不是逻辑不同。

    但仅用儒道两家来形容统治历史，太过简单草率。比如法家，几乎贯穿了中国二千年历史，写历史的书生大多是儒生，没有特意点明这一点。但我们看历史的人，不能被他们骗了。

    法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统治，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虽然因为焚书坑儒的行为，让天下的儒生骂了他几千年，但是，他所运用法家思想来统治国家，却被后代一直默默继承了几千年。

    比如郡县制，就打破了周代以来的分封制，中国以宗庙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就此没落了。孔子所提倡的宗庙，在后代，已经无法长久存在了。比如秦法典，从郭店楚简中的文字来看，事无巨细，均有法可依。从墓主人的笔记来看，当时执法，也很严格的。

    其实，纵观几千年历史，从始皇之后，基本没有朝代真正完全实行了孔子提出的治国思路，只不过是个道德宣传而已。如果你真这样做了，要么你是道德高尚，要么，不是假就是傻。

    法，是建立在对付小人的基础上的。而儒是建立在对付君子基础上的。而统治阶级所面对的人，大多是小人。所谓小人，不是指道德，只是指财产和地位以及在社会中的处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没有对利益关系调整的法律，说多少道德，也没多大作用。

    当然，最是小人的手段，莫过于兵家了。除了孙子兵法，有人把它当哲学来读，但其中的阴谋鬼诈，根本没道德可言。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也经常被朝廷使用。

    兔死狗烹，在历代开国王朝里，大杀功臣，都是惯例，也是兵家思想的运用。兵者，诡道也，如果没有阴谋，难道我打仗前，还要先通知你，我下一步该怎么打

    军事行动是政治局势发展的最终阶段，所以，所有政治，都有兵家的痕迹。谁说只有儒道

    但墨家却真正在帝王之术中绝迹了，那变成了民间最重要的宗教。小团体，讲义气，为兼爱而非攻，为探索而实验。试想，如果墨家进入政治领域，会产生两种效果。

    一是国家政治治理混乱，因为团体利益的争斗，会让国家处于动荡之中。二是科学精神的萌芽，因为朴素的探索和实践精神。

    在民间，墨家主要表现为民间团伙。比如哥老会的人，主要讲究的义气，比如梁山水浒的英雄，也是以同甘共苦为号召力的。

    平等与共享，这在等级社会是做不到的。

    但在重庆这个地方，等级制度无法明显固定的位置，却有它独特的墨家思想的遗留。也许棒棒和纤夫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墨家，但终究要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话。

    当人面对巨大的自然困难之时，团结就成为生存的需要，这种团结孕育出的平等思想，自然就体现出墨家所倡导的精神。

    之所以说这么多，原因还是与山区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有关，也与这里的草莽特点有关。

    目前，我一个人游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用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来观察社会和行人，总能够走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我决定，继续走走看看，融入某个团体和生活，来体会人世的精神气质，并以此了解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