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但是荀景猷接着就提到了“秦当雄”三字，倒不禁吓了裴该一大跳。他心说此言只有梁芬跟我提起过，我从来也未曾向外人透露过啊究竟是谁把这条谶谣传到长安来的这传播速度还挺快的嘛……

    询问荀崧，荀崧说此谶于文约你返归之前，便已然在关中地区布散开来了，但再深究，所传布的却只有前两句:“一日堕，易车驾；一日升，秦当雄。”至于后两句“相背者违，著衣者乖”，却连荀景猷都没有听说过。

    这就很明显啦，此谶是被人剪裁之后，方始传入关中的。

    裴该乃问荀崧:“在大人看来，此谶若为人造，究竟是何人所为哪”

    荀崧双眼微微一眯，反问道:“得非家叔父或道玄之谋乎”

    裴该摇摇头:“不会。”

    想当日梁芬也怀疑此谶为荀党所制，希望裴该委员彻查，被裴该婉拒了。其实倘若裴该本人也怀疑荀组、荀邃他们，是必定会一回长安，就吩咐裴诜去暗中探查谶谣源头的；但他本不作此想，所以为了朝廷的和睦，不别起纷争，便不宜多事啦。

    为什么呢因为这则谶谣所指太过明显，其言又故意曲折，水平不高，就仿佛一个小孩子特意模仿大人笔迹似的。从来谶谣嘛，就是要云山雾罩，不明所指，唯有高人才能解得出来，而即便高人，那在事前也确定不了，如此方能为有心人所利用。

    好比说“代汉者，当涂高”，此谣后汉初年即有，但代汉的究竟是指公孙，还是指袁，没人能够说得清楚。直到曹操肇建魏国，才终于有“高人”恍然大悟——“当涂高者，实为当途高也，所指魏阙也！”

    再好比说那则“天子何所在，近在豆田中”，王浚借此以杀霍原。在裴该想来，如果光从文意上去考究，若指姓名，说不定是指个姓窦的或者姓田的，更为靠谱；若指地名，可以应合的那就更多了。

    而且这两条谶谣含义虽然晦暗不明，文辞却都浅显，容易为愚夫所传唱，从而逐渐扩散开来。再如“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甊”，一听就知道非中原人语，是江左那票混蛋所制……

    但如今这则谶谣，前两句很浅显，点到即止，却偏偏莫名其妙地画蛇添了后两句，好象生怕人不明白，而非要直指“裴”姓不可。过犹不及，这水平就次了不是一星半点啦。

    荀党都是些什么人多为中州大姓出身，要说治国之才可能挑不出几个来，若论文章诗赋，其才几占天下之半，他们怎么可能造出这么低水平的谶谣来呢说出去都丢人啊！所以裴该从一开始，就从没有怀疑过荀组等人。

    至于是依附荀党的小人所制，那更不可能了，这么不流畅不通俗的段子，若无大v做推手，肯定是上不了热搜的。

    所以八成是石赵政权所造。张孟孙必定不屑于玩儿这种小花样，至于程子远、徐季武那票俗吏，倒估计就是这种水平了。只是考虑到此前那则“二鸟落，一日升，其夭于止者赢，骨肉相似者胜”来，裴该又有些难以确定……那则谶谣的水平要高得多啊，裴该曾疑是裴宪、荀绰等人所造，那为什么这回石勒或者程遐不去找那票文学之士，而偏要自己个儿瞎搞呢

    当下即将自己的疑惑，向荀崧合盘道出。荀景猷不禁抚然，说:“文约心思甚密，我竟虑不及此……”想了一想，就问:“会不会是武昌所制啊”

    可能敌视裴该，想要离间晋之君臣的，还有巴氐和江南。巴氐不用考虑，那全是一票大老粗，范长生又已经死了，估计他们连这造谶的计谋都想不出来；至于江左，司马睿是个忠厚人，刁协、刘隗又执其政，必不为此——至于王导、庾亮等人，那也是有学问的，不至于拿出这么低水平的答卷来。

    那么就只有武昌的王敦了。王处仲本身也是个学问人，但在琅琊王氏内部却并还算不上佼佼者，属于有可能脑袋一昏就写错答案的。再者说了，其专任钱凤，那就是一无学俗吏啊，还喜欢炫耀，说不定就是钱凤出的主意，王敦一迷糊便通过了……

    裴该笑笑:“王处仲尚在壮年，不至于如此昏聩吧。”随即摆手，说多猜无益啊，咱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大人之教，该领受了，当如何做，且容我仔细思量。”

    新设机构之事，不是一拍脑门儿就能决定的。再者说了，你先得有人，才能设立机构，如今麾下杰才，多半都已经塞进十二部里去了，我上哪儿再去找丈人你所说的“智谋之士”哪咱们只好先存着这个心，然后耐心访察和等待。

    再无别事，荀崧便又关照了几句相关猫儿的婚事后，辞了出去。裴该重新拾起案上文卷，却发现根本就读不进去，忍不住释卷而手按脑侧，凝神细思——他还在想那则谶谣之事。

    这则谶谣传入关中，其用意恐怕与在洛阳传布大相径庭，必然是另外一票人所推动的——多半就是裴嶷！不过叔父虽然不以学问见长，终究家学渊源，水平不低啊，知道把后面的蛇足给铲了去，光传前面两句。只是由此思路发散，裴该猛然间想到:原谶会不会也是自己人所造的呢！

    谁能肯定，原谶一定是想构陷自己，与裴嶷传布新谶于关中，用意不同啊倘真如此，那么其人也便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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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该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才终于把案上那些文卷消去了大半，剩下的按照一般进度，逐日处理便可。可是他才刚缓过一口气来，裴诜便来禀报，说江东乱起……

    最先传到长安的情报，是说丹阳王下令于丹阳国内释放僮客，随即吴兴周、沈两家豪门便即掀起反旗，丹阳王急召武昌的镇南将军王敦率兵往救建康。裴该得报，当即一语道破:“此必王处仲所设谋，欲要挟丹阳王也！”

    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王敦第一次起兵谋反，就是剑指刁协、刘隗，其契机也正是释僮之政；再加上沈充那不是王敦的亲信么则其造反而无王敦授意谁信哪！想不到历史进程虽然大改，该发生的还是一样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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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日心说
    济阳外黄的虞姓，也勉强算是世家名门，据称乃是东汉名将虞诩之后——虞胤即出其族。这会稽余姚也有虞氏，裴该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再一想，东吴名臣虞翻是哪儿人来着貌似就是会稽吧……

    这位虞仲宁既非大姓，又为庶民，理论上是应该挡驾的——不是裴该瞧不起寒门，而是如今的寒门子弟大多水平有限，但数量却数倍于世家子，倘若都跑来求见，他实在应接不暇啊——不知道为什么摆在最上面哪

    以问裴服，裴服拱手禀报说:“为其身携王中郎之书信也。”

    裴该一听，哦，是王子赐推荐的人，那确实不便挡驾，即命召虞喜入堂相见。

    时候不大，虞仲宁躬身而入，裴该定睛一瞧，此人三四十岁年纪，穿着虽然蔽旧，却颇整洁，相貌虽然普通，倒也精神，尤其眸子甚正，一瞧就不似王贡那般奸猾之徒……先就有了几分好感。于是主动站起身来行礼，然后摆手请其坐下。

    裴该就是这脾气，不管对方身份有多低，只要不是绝对瞧不上眼的，那么既然肯与之相见，我就得和和气气的，不可展露倨傲之态——关键前世鼻孔朝天的领导见得太多了，他乃时刻警醒自己，别一不小心也变成那路货色。

    虞喜自别王贡，一路从青州而至关中，一方面为了躲开兖州北部的战场，所以绕了远；另方面他也没有迫切会见裴该的想法，途中几乎每行三百里，就要停留几天观察星象，所以拖拖拉拉的，三日前方才抵达长安。先找地方安顿好了，便持名刺和王贡手书，来拜裴该。

    等到入了堂一瞧，大司马竟然主动站起身来，向自己行礼，倒吓了虞喜一大跳。他虽然曾被举为贤良，还被征召为博士，但因为不肯赴任，至今仍为布衣庶民，就从来没啥当官儿的当面执礼如此之恭过。诸葛恢为会稽郡守，强召其担任功曹，那也是派人登门，间接下的命令；虞仲宁有时候也在想，倘若诸葛道明亲驾草庐来辟，自己还会不会一口回绝他呢我这人心肠终究很软啊……

    谁想到了长安大司马府上，王贡的书信还没递上去，大司马就能起身相迎——难道曾经听说过我的名字吗然我本无远名，又好天文而久弃经典，大司马北人也，听说过我的可能性本就很低，因为闻名遂导致态度有所不同，那就更不靠谱了。

    赶紧跪拜，施以大礼，然后侧身坐下，这才就袖中抽出王贡的书信来，双手呈递上去。裴熊恰在裴该身边，就充了侍从之任，接过书信，转交给裴该。裴该展开来一目十行，不禁暗惊。

    王贡信上把虞喜夸得跟朵花儿似的，说此人虽然醉心于观星，而不喜俗务，却于天下大势，每多真知灼见，就连我也经常要向他请教，受益良多。他希望裴该可以录用虞喜，必能有所补益；但同时也说了，虞喜无宦意，倘若坚决不允，明公可以请他在关中观星为辞，尽量挽留，作为布衣之交。

    王贡只是随口一提，并没有重点说明虞喜观星的喜好，及其成就——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啊——裴该见了，却不禁略有所思。于是卷上书信，抬起头来，朝虞喜笑笑，问他:“仲宁自青州千里而至长安，为王子赐传书，辛苦了。”

    虞喜回答说:“吾好观星，乃望遍行天下，观各处星空之微差，此行虽行千里而所获颇丰，不敢言辛苦二字。”他这是特意说明，我不是为了见你而来的，即便为王贡送信，也属顺手之举，我一门心思都在天象上，实在无益于治国安邦，你可千万别起意录用我——估计王贡信上，就是向你推荐我来着，你可别信。

    裴该便问:“子赐信中云，仲宁通经典，曾释《毛诗略》，注《孝经》，更为《志林》三十篇，不知何故而释儒经，转观天象啊”你是纯粹的爱好呢，还是真打算钻研天文呢

    这一问倒是正搔到了虞喜的痒处，当即回复道:“吾读古志书，知汉初沿用古六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后制《太初历》，实测之，则以牵牛西斗宿之间建冬至。于此西移之事，刘子骏（刘歆）含糊其辞，不知其解。吾因此疑惑，乃自观星，求其根源，于今已十有四岁矣。”

    ——我都抛下儒经十四年之久了，你可千万别把我当颗菜啊！

    实话说虞喜的话，裴该根本就有听没有懂，只得假模假式捻捻胡须，若有所思，并且顺口问道:“然而，不知仲宁十四年观星，可得其缘由否”

    虞喜回答说:“为天自为天，而岁自为岁也，冬至一周岁，实较日行一周天为短，是故冬至日才每岁西移——吾乃名之为‘岁差’。”

    其实这就是虞喜发现了恒星年和回归年的不同，裴该虽然也明白其间差异，却并未能直接对应上虞喜这番话，他只是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词汇——岁差。你说啥，“岁差”是你发明……不对，发现，这词儿是你生造的那看起来这位虞仲宁挺有两把刷子的嘛。

    想了一想，便即问道:“今世沿用魏之《景初历》，其颁行至今，将近百年矣，而我于关中劝农，却觉四时未必俱准，难道是‘岁差’的原因吗卿可有计算岁差大小呢”

    虞喜点头道:“吾据《尧典》所记，知其时冬至日短星昴，而今实测，在东壁中，二千七百年间，其退五十余度，乃因此核算，应为五十岁余退一度也。”

    什么“日短星昴”，什么“在东壁中”，裴该完全的一头雾水，但他大致听明白了，虞喜是根据古书上对当时冬至日星象的记载，推算出来，“岁差”为五十年退一度，听起来蛮靠谱的。但问题是，先不提《尧典》是不是真是上古的资料，帝尧即有其人，具体生活在哪个年代，就连后世都没能考证出来，则今儒的话完全不可信啊！

    数式再对，这参数不靠谱，能够得出哪怕接近正确的答案来么

    干脆先不理会星象了，乃笼而统之地问虞喜:“则卿以为，何者为地，何者为天，日月星辰，俱在何处啊”你要是跟我说天圆地方，那马上就可以滚蛋了。

    虞喜闻言，略略愣了一下，便即回答道:“在我以为，汉张平子（张衡）之‘浑天说’，及秘书郄萌所传‘宣夜说’，近乎于善。盖天高而至于无穷，地深而不可测量，无所谓方圆。至于日月星辰，光耀布列于虚无之中，各自运行，犹如江海之有潮汐。”

    裴该笑问道:“按张平子‘浑天说’，云‘天如鸡子，而地如鸡中黄’——既为鸡中黄，自当为卵形，我常有不解，大地如何类卵卿可能为我解惑么”

    虞喜想了一想，回答说



第六章、大司马之心
    裴该想命虞喜修订历法，虞喜却以此事并非行台所可擅为来推拒，对此，裴该笑笑说:“行台自无修历之权，但国家并不禁私人制历啊。倘若卿能修订旧历，甚至于更制新历，于关中指导农时，试之可用，我自然会奏明天子，用卿之历。”顿了一顿，又说:“况且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

    所谓“正朔”就是“正统”的意思，用以彰显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据儒家的研究——其实是附会——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换言之，就是重订历法。

    据说，夏朝用夏历，建寅——也就是说以一月为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商朝用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作为岁首；周朝用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作为岁首。

    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簒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彻底打垮王学吗

    以裴大司马如今的权柄，他一旦站出来说王肃所言不对，咱们就应当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会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的——尤其是国家几至倾覆，倘若把这责任推到已死的王肃身上，是他妄揣经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无谋，那多简单方便、喜闻乐见啊——则我新制的历法不就能够颁行天下了么“岁差”之说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藏，而将成为学者们的通论啊！

    想到这里，当即俯首，说:“倘若关中实无可修历法之人，喜愿领受大司马之命。”

    裴该终于说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实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历法，也在两可之间——终究《景初历》用了还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起码还能再顺利运行个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见到一名科学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资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