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

“北京的局面要变了。乱起来对咱们也不是坏事。”严复不是个坏人，也绝非对待敌人有什么妇人之仁的“好人”。北京因为立宪的事情发生了变化，朝局混乱，对待安徽革命的反应自然会慢很多。
“汉阳那边的事情就拜托严复同志您了。”陈克笑道。
“我会早去早回。我上次去看的时候，汉阳的废铁堆积如山。想来汉阳那边也希望早点脱手才对。”
哈哈笑声中，一行人就此握手告别。看严复他们走了，徐电急忙赶过来拦住陈克，“陈主席，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请求恢复工作。”
陈克上下打量了徐电一番，看徐电再也没有怨怼的表情，是真的恢复了生气，他才说道：“恢复工作是可以，不过你要先给我写一份检查出来。写完之后，你要在党会上宣读。得让大家认可才行。”
电立刻答道。
“你给我记清楚，你作为司法部门的负责人，你的工作是要和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而不是和同志们讲条件，要待遇。明白了么？”
徐电站的笔挺，大声答道：“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写检查。”
“去吧！”陈克命令道。
徐电的检查在党会上得到了通过，大家对徐电居然敢要挟陈克的勇气其实还是挺钦佩的。陈克一开始只是停了徐电的司法工作职务，而没有把徐电给彻底停职，然后发配去养猪。大家觉得陈克主席的脾气也实在是太好了。
但是那些能够理解政治的同志却能理解到陈克的心意，陈克不仅仅是要敲打徐电，而且陈克要通过徐电的这份检查表达两个态度，“第一，任何事情都不能当作对党指手画脚的理由。第二，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司法公正。”因为在徐电念完了检查之后，陈克亲自表示，维护司法公正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且试图干涉司法公正的力量绝对不仅仅来自外部，历史证明，更多试图干涉公正的力量都是来自内部。陈克认为，人民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制度中，司法公正绝对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徐电重新恢复了司法工作。参加了会议的林深河也确定了一件事，身为公检法三头目之一的自己，不久之后就绝对会升官的。如果陈克不是为了开销玩笑的话，司法体系很快就要扩大组织规模。自己的机会终于要来了。
果然如同林深河所料，两天后，建立公检法机构的草案正式公布。徐电成为法院系统的负责人，公安系统由戴恩泽负责。而检察院系统暂时没有委派专门负责人，林深河身为公安系统的副手，暂时负责检察院的起诉工作。根据地的司法体系初步搭起了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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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黎明 新开始(四)
在严复向陈克提及袁世凯邀请的时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既没因为心灵感应而打喷嚏，也没有突然感觉一阵凉意。相反，袁世凯看着纸上写着陈克的名字，只觉得一阵怒意带来的火热感从心头生气。
1906年，为了避免各种对自己的政治攻击，袁世凯主动交出了兵权，让陆军部直接统辖北洋军的一、散、五、六各镇。此举算是一种表示忠诚的态度。所以不久前镇压庞梓“造反”军事行动他只是派了德州的骑兵营。而这次军事行动却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庞梓的部队居然拥有了包括机枪在内的重武器，德州的骑兵营此战下来伤亡了四十余人。不仅如此，庞梓的部队虽然被打垮，但是庞梓本人却逃窜的无影无踪，还是从战场上逃走的。“景廷宾余孽”居然没有能够彻底剿灭。
更糟糕的是，这支新军当中，包括副头领在内的两名军官居然在战斗之后被刺杀了。据说刺杀他们的是一个当地端茶送水的老头子。这种种事情都让袁世凯很不高兴。而且这也给了``袁世凯的政敌们一个绝佳的借口。当时就有人质疑袁世凯治军不严，新军不堪一战。更糟糕的是，邢台距离北京距离并不远，有人唆使下头的监察御史以新军“杀良冒功”为名，极力弹劾新军。
这里头的证据还真的不是捏造的，新军为了报复自己的指挥官被刺杀，将高家寨剩余的几个“村民”抓起来杀了。而这几个“村民”其实都是本地地主，因为放不下家业才没有离开。他们也有些官府背景，这一状告上来，弄得袁世凯很是被动。
袁世凯本来就觉得这次剿匪行动很是糟糕，他精于行伍，一看提上来报告就知道遇到了很不一般的土匪。庞梓倒是真的是官逼民反的典型。所以庞梓的手下战斗力反倒不算很差。一方面是对新军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政敌的厌恶。两种情绪结合起来，加上王士珍亲自去邢台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提上来之后，袁世凯终于有些恼怒了。
“那个陈文青居然和庞梓有牵连？”袁世凯问。
“是的。我在庞梓家抄出了一些信件。不仅仅是庞梓，武星辰、柴庆国这些景廷宾余孽都和陈克有干系。我特地拿了当年的画影图形让乡间的人辨认了。那些乡间的人认出了这几个人。他们和陈克前年都在庞梓家待过。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人，就是华兴会的陈天华不仅陪着陈克在京城待了几个月，他在庞梓那里一直待到新军去剿灭庞梓前才逃走。”乡下很少有外地人去，庄户人家对这些外人都记得很清楚。一桩桩一件件，王士珍调查的相当清楚。
“严几道居然推荐了一个乱党给我们？怪不得那陈克不肯求到我门上来做个官。”袁世凯说到这里已经相当的懊恼。
对这个评价，王士珍也没有插话。他从一开始就觉得陈克这人很不对头，别人见了袁世凯都是削尖了脑袋去谋个差事。而袁世凯对于这些“晚辈”也是很照顾的，只要肯听话，能吃苦，这差事从来不会少了的。而陈克竟然没有一点这种态度，不仅如此，陈克固然恪守了晚辈的礼节，却有一种下意识里头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风骨。原本王士珍还觉得陈克不过是少年心性，不知天高地厚。现在看来，陈克从一开始就没有拿袁世凯当自己人。
“陈克办的蜂窝煤场自从被善耆弄垮之后，那里头的人居然都去了上海。我已经发信给上海那边，上海回过来的信也很不了的。一年前上海大闹会审公廨的事情，一个叫做黄埔书社的民间团体脱不了干系。这个黄埔书社就是陈克创立的。”
听完这些，袁世凯干脆把面前的报告推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能让聘卿如此重视，看来陈克绝对是个乱党了。他现在在何处呢？”
“现在不知所踪。上海那边的消息说，很可能是陈克劫了会审公廨案子里头被抓的人，然后这些人都跑的不知踪影。有说他去广东的，有说他去日本的，还有说他去了安徽的。倒是说法都不可信。”
“安徽不是在闹灾么？若是陈克真的那么不得了，想来这些日子也该有消息了。”袁世凯笑着说道。
“是。若是陈克真的在造反，现在早该有消息了。既然安徽没有传来消息，他应该没有去安徽。”王士珍很赞同袁世凯的判断，“不过此人的书近些日子以来很是流行，北京、上海、广州都有了大量的翻印。袁公若是以后遇到此人，决不可不防。”
袁世凯已经收住了笑意，正色说道：“聘卿马上就要去出任江北提督，等你上任之后好好查查此人。我前些日子写信给严几道，让他带着陈克进京。想来严几道是不敢来见我了，聘卿路过上海的时候，不妨去见见他，听听严几道对此事有何交代。”
王士珍点头称是，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他更关心当前的事情，“袁公，此次剿匪是您亲自下的手令。所以那些御使才会如此卖力的拿此事做文章。我觉得不妨把此事交给陆军部处理好了。您就不要再插手此事。不然的话，您处理的重了，德州新军那边觉得受了委屈，您处理的轻了，御使们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袁世凯本来不愿意轻易放手此事，但是王士珍说的很有道理，这件事既然闹起来，而且本来也摆明了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无论袁世凯怎么处理，都不会有好结果。而且如果袁世凯一味的斗下去，反倒显得他不肯放手兵权。北洋新军早就被认为是袁世凯的私兵，连慈禧都已经有了隐隐的不满之意，在这件事上暂时退却，也倒是个保身的妙招。
“就按聘卿所言。”袁世凯终于表示同意。
1906年的满清朝廷也可谓大动作不断，自从戊戌变法之后，慈禧杀了六君子，囚禁了光绪。但是对于新政却没有丝毫放松。这个老妇人深知自己犯了大错，知道自己只要一放了大权，立刻就是身死。为了能够稳定朝局，她倒是以自己的见识去努力经营国家。对于新政，慈禧的感觉是绝对不能停下。这不仅仅是据说新政能够富国强兵，而且朝廷里头的那些还算是有活力的王公大臣们都很是支持新政。哪怕是因为这点，慈禧也不能放弃新政。
袁世凯在讨论怎么给剿匪案子收尾的时候，肃亲王善耆正在拜见慈禧。善耆人很是爽朗，长脸，留着八字胡，看着很是威风。慈禧对肃亲王善耆并不是很喜欢。这源自一件事。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对此，慈禧太后不但未加赞赏，反而说：“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监督啊！”
慈禧这个人性别是个女人，心理上也有着女性特有的那种圆润。她懂得该下手的时候就要下手，这仅仅是宫廷里头必须掌握的一项本能而已。但是政治家需要那种恢弘大度，那种能够兼收并容的气魄，慈禧并没有。她能忍耐，却不能接受。对慈禧来说，运用各种关系才是她擅长的，至于开创某种政治局面，并且全心全意的培养、发展，这并非慈禧擅长的。这个深宫中的老太太并没有这种能力。肃亲王善耆看似清廉的作风，却会给后来的人引发争执的借口，正如慈禧说的，“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监督啊！”后面的人若是继续给自己捞，他们的政敌肯定要拿善耆的做法做例子，来弹劾后继者。那只会引发各种争执。但是崇文门监督却是该捞还得捞。与其这样，既不能把清廉的模式继续下去，又让人借着清廉的借口来引发事端。慈禧并不认为这样是正确的做法。
所以慈禧并不喜欢那种激进的政治理念，激进的东西很容易就失去控制，当年她曾经让光绪掌权，甚至容忍了光绪的种种激进措施。其结果竟然是光绪准备派兵进京干掉慈禧以及后党。这件事对慈禧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太后，现在立宪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朝廷里面不少人认为立宪应该缓行，却是大错。凡是行大事，就要一往无前，这样即便有了争执，再争吵也都是争吵这些事情办得好坏，却不会改变大事的方向。若是缓行，结果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拿出来。这大事反倒办不下去。”善耆努力的劝说着慈禧。
慈禧静静的听着，心里头却忍不住想道，善耆难道没想到自己担任崇文门监督的教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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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黎明 未完，莫看
肃亲王善耆其实是知道慈禧并不怎么喜欢自己，但是他对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见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尽可能的说服慈禧尽快推行新政。
“太后，现在天下之议都是要求立宪。而且朝廷也有这个打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该尽快颁布立宪。奴才知道太后担心推行过快，总是有各种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画脚。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画脚呢？尽快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我们有准备，那些希望立宪的人没有准备，立宪之后各个要害部门都可由咱们自己人把持。既然立宪，那就要选举。这选举是有规矩的，四年一选也好，五年一选也好，咱们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但是至少咱们占了大义的名分，又占了实权，又有立宪的制度。咱们可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若是缓缓图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宪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结，反倒是夜长梦多。”[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慈禧静静的听着肃亲王的陈述，这种“激进”的[方式让慈禧极不喜欢。慈禧希望的是能够先收服了人心，通过权术先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宪政。这其实也是满清贵族们最习惯的方法。一定要说慈禧守旧，其实也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举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发动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却没有人亡政息。因为新政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慈禧允许和支持的。光绪当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许，才能执掌新政权柄的。但是光绪却在那帮激进者的煽动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帝党想从后党那里争权，甚至搞到了准备干掉慈禧，强行夺取政权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绪与其说是对新政的仇恨，还不如说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现在肃亲王善耆又准备来这么一次，慈禧打心里头就反对。但是她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进行反对，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慈禧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释。解释就代表了关注，对方往往不会真的去在意慈禧话里头的反对，而是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说服慈禧。
另一个让慈禧不说话，要给肃亲王留个面子的原因则是，肃亲王善耆这个人在满清里头也是一个另类。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继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头青，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可能混到现在的地位。历史上汪精卫刺杀满清亲王，事情泄露之后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卫。而汪精卫与善耆交谈之后，对这位时人眼中“干练、开明以及为人豪爽、性格诙谐”的亲王也很是钦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组建伪南京政府，就准备委任善耆的儿子担任“驻日大使”。
见慈禧完全听不进去自己的劝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后，慈禧极其轻微的松了口气。每次和这些人打交道都让慈禧感到一种非常的不开心。别的宫女太监都没有看出来，只有大太监李莲英极为默契的端了杯茶献了上来。慈禧喝了一口，却问道：“可有岑春煊的折子？”
肃亲王善耆其实是知道慈禧并不怎么喜欢自己，但是他对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见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尽可能的说服慈禧尽快推行新政。
“太后，现在天下之议都是要求立宪。而且朝廷也有这个打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该尽快颁布立宪。奴才知道太后担心推行过快，总是有各种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画脚。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画脚呢？尽快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我们有准备，那些希望立宪的人没有准备，立宪之后各个要害部门都可由咱们自己人把持。既然立宪，那就要选举。这选举是有规矩的，四年一选也好，五年一选也好，咱们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但是至少咱们占了大义的名分，又占了实权，又有立宪的制度。咱们可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若是缓缓图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宪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结，反倒是夜长梦多。”
慈禧静静的听着肃亲王的陈述，这种“激进”的方式让慈禧极不喜欢。慈禧希望的是能够先收服了人心，通过权术先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宪政。这其实也是满清贵族们最习惯的方法。一定要说慈禧守旧，其实也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举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发动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却没有人亡政息。因为新政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慈禧允许和支持的。光绪当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许，才能执掌新政权柄的。但是光绪却在那帮激进者的煽动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帝党想从后党那里争权，甚至搞到了准备干掉慈禧，强行夺取政权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绪与其说是对新政的仇恨，还不如说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现在肃亲王善耆又准备来这么一次，慈禧打心里头就反对。但是她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进行反对，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慈禧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释。解释就代表了关注，对方往往不会真的去在意慈禧话里头的反对，而是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说服慈禧。
另一个让慈禧不说话，要给肃亲王留个面子的原因则是，肃亲王善耆这个人在满清里头也是一个另类。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