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

严复已经躲在军管的江南制造局里面一个多月不敢出门了，与马相伯先生谈过几次之后，严复连马相伯的宴请都不敢参与。被马相伯堵门堵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不停的向严复报信，严复也只能乖乖的出来请马相伯进江南制造局讲话。
“几道，我这是开了个恶例，心中十分不安。”马相伯先生先向严复道歉。
马相伯是蔡元培的老师，老师给弟子出面这有什么好说呢？严复笑道：“相伯先生，您有什么要说的不妨一次说完，但是我的态度早已经确定，法院怎么判，那就怎么执行。”
--“几道，这次的事情我还想是请你与文青说项一下。孑民的确命人杀了不少人，但是他毕竟没有亲自杀过人，就是把他判处个终身监禁又能如何？北洋王士珍和你们打了那么多仗，你们不也把他给放了。为了对孑民要如此刻薄？”马相伯说道。
严复不敢见这帮文人，就怕这种纠缠。王士珍在山东的确造下好大的血债，但是那是满清集团的政治措施，王士珍不是出于个人目的制造出血案来邀功请赏。虽然事实很残酷，可是残酷的实施就在于王士珍是满清统治阶级的一个成员，他自然要维护满清统制集团的利益。这是政治集团的问题，而不是王士珍的个人问题。面对直接的挑战，王士珍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决定。要是以同伙等同罪名去追究责任的话，满清集团个个都该死，个个都该杀。同理可证，412反革命屠杀中，所有北洋的与光复会的参与者，也都该统统处死。
提出没有亲手杀人的人就不该处死的观点，严复并不清楚马相伯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只是他很清楚一件事，若是没有蔡元培的策划，那些具体执行者们是吃饱了撑的跑去浙西实施大屠杀？
不清楚马相伯的想法，严复却清楚文人们的想法。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从不亲自动手，他们都是指挥别人动手。成功了的话，功劳自然是指挥者的。一旦出了问题，那文人就认为执行者才是有罪的。敢像谭嗣同那样有机会跑路而不跑，就是以血来证明自己追求的正义性，这种文人从来都是少数中的少数。
“相伯先生，这是一件刑事案，有人杀人……”严复只能用这么再普通不过的解释来应对马相伯。
但是马相伯却打断了严复的话，“几道，我不求说孑民无罪。毕竟死了这么多人，不仅你们人民党刊载了公审，参加公审的外国报纸也都刊载了审判。证据都在那里摆着，我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你们也说孑民参与谋划了浙西的事情，却没说孑民亲自杀了谁。一定要说，孑民的生死就在你们手中。”
严复叹了口气，上几次他就是和马相伯在这件事情上怎么都谈不拢，最后弄得严复不想再见马相伯，这次还是如此，严复耐着性子说道：“相伯先生，我们判断任何事情从来不是以个人好恶为基准，实事求是乃是人民党判断事情的唯一标准。”
马相伯听严复说了几次这种事情，他也知道严复不可能在这方面做出任何让步。也叹口气，马相伯说道：“几道，说来十几年前还是我请你收陈克为弟子的。我已经老了，这十几年的事情大抵记不清楚，偏偏那时候的事情却是历历在目。不知几道还能否记得我当年说的话？”
听马相伯提起往事，严复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对马相伯所说的对这十几年的感触，严复深有同感。对严复来说，十二年的时光转瞬即逝，真的是弹指一瞬间。但是严复清楚的记得，十几年前的那天，马相伯病了，严复就坐在马相伯病榻的外屋第一次看到的陈克的书。两人交谈的时候，马相伯请严复收陈克做弟子，那时候马相伯说：“此书必然大行天下，作者所述之理。就算不是天道至理，却也绝非异端邪说。青年们读了，从者必众。几道，著书之人天纵奇才，若是你愿意，我倒想让你收了他做弟子。若是无人管教，此人只怕会祸乱天下。”
那时候严复是很惊异马相伯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会对陈克如此重视，若不是有马相伯的这个请求，严复只怕就会与陈克失之交臂，至少严复很有可能不会收陈克作为弟子。
回想过去，严复脸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他实际参加陈克主持的革命工作也有十年，这十年中严复干了无数的工作，每天为了眼前的局面以及中国的未来操心，哪里有时间搞什么回忆当初。现在严复突然觉得有些明白了马相伯当初请求的原因。
因为不敢确定，严复忍不住问道：“相伯先生，您当年就怕文青对文人下手不成？”
马相伯见严复已经记起了往事，他叹息着说道：“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文青能有今天的功业，我那时只是觉得文青当时所说的道理极为霸道。他说的固然对，却毫无慈悲怜悯之心。用着儒家的道理，行的全都是法家的作派。外儒内法，行的定然是苛政。文青要走的是救国的大道，我的能耐根本帮不上他什么，这才请几道你去当文青的老师。”
“那相伯先生现在是想让我站在文人这边了？”严复问。
听了严复的话，马相伯先生的脸色更难看起来。这些日子以来，围绕着对蔡元培的事情反复思索，马相伯想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坚决反对对蔡元培实施死刑。文人为什么一定要讲秦始皇“焚书坑儒”？陈克在《中国文化传承与唯物主义的兴起》这套书中有过记述，当年秦始皇焚烧的书大多数是巫医与神怪的书，坑的也大多数是方士。对应人民党的做法，那就是严厉打击封建会道门。
文人们根本没有为方士叫屈的打算，他们抨击秦始皇的目的就是反对秦始皇推行的那套法家的治国政策。为了抨击秦始皇法家治国的理念，文人们甚至歪曲事实，混淆视听。
马相伯并不想在蔡元培这件事上歪曲事实，因为这事实根本是藏不住的。浙西的百姓都在，人证物证俱全。蔡元培自己对自己所干的事情也供认不讳。
陈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真的是个“知行合一”的家伙。马相伯极为关注陈克在浙西的审判，加上周树人创作的一系列戏剧作品在各地公演。经过仔细对照，马相伯在陈克的书中都找到了对应的内容。
秦律规定了一套诉讼制度，公室告与非公室告。人民党就有刑事的公诉人与民事的举证申诉体系。
秦国审判机关为中央、郡、县三级。人民党有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分别。
在秦国中央，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廷尉审理全国案件。御史大夫和监察御史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人民党完全照抄，有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制度与区别。周树人的戏剧里面在这些方面是极力强调的。
在细节上，在秦国，诉讼可以由受害人提起，也可以由国家官吏提起。审讯时一般不主张刑讯逼供，重视现场勘验和搜集证据，实行“爰书”报告制度，判决后准许上诉。
甚至连秦国法庭审判过程中，“在犯人发表陈词的时候，哪怕是法官明知犯人是在说谎，也不能打断犯人陈述”的要求都毫无二致的被贯彻了。
不管你想什么，只管你干了什么。干了什么之后，触犯了法律就得承担起责任来。
陈克所赞美《秦法》的存在，“秦朝定罪量刑的原则有：确定刑事责任能力；区分故意与过失；区分犯罪后果轻重；共同犯罪和累犯加重处罚；诬告反坐；教唆犯加重；自首减轻处罚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秦法之前，中国是礼治时代。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这是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个古典文明时代最大的骄傲，最大的文明创造。”
然而在文人们看来，这根本不是“最大的骄傲，最大的文明创造”，这是严刑酷法，这是泯灭人性。
马相伯对浙西百姓的遭遇当然是深感同情的，他认为浙西百姓即便是行事过激，也不到死罪的地步。同样，马相伯认为人民党不管蔡元培有什么想法，甚至有什么苦衷。只是以参与412大屠杀中为由判处蔡元培死刑，同样有失公允。若是没有北洋袁世凯的煽动，若是没有冯国璋的支持与篡夺，若是没有地方上的地主士绅拿着鸡毛当令箭，大肆利用蔡元培发动的“清党”命令来清除异己。浙西也绝对不可能杀成那个样子。
在这些方面，人民党甚至在法庭的审判过程中调查的很清楚。所以马相伯很不理解，既然人民党不愿意冤枉蔡元培，为什么人民党就不能因为蔡元培的苦衷而放过蔡元培一马？
所以马相伯不能不怀疑人民党坚定的态度背后的理由。难道是因为蔡元培公开反对过人民党么？难道是因为蔡元培公开抨击公开指责过人民党的各种政治纲领么？难道是因为这些，人民党就要借了人民的名义砍了蔡元培的脑袋作为警示？
基于这些顾虑，马相伯才出手试图营救蔡元培。人民党到现在为止所建立的功业是不容否认的，然而人民党所表现的冷酷无情毫无优容之心的举动让马相伯很担心。这样一个完全由年轻人所组成的强大政治力量会不会一路奔上秦国的老路。马相伯相信，如果事情真的如此发展，那不仅是人民党的悲剧，不仅仅是马相伯相当赞赏的陈克的悲剧，不仅仅是加入了人民党的那些复旦公学学子们的悲剧，更是天下文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的悲剧。
当年马相伯只是对陈克有种说不出的警觉感，那时候陈克只是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请求严复收陈克当弟子的时候，马相伯更多是想帮陈克一把。没有想着在人民党里面先布下什么棋子。更不用说严复绝非是那种给别人当棋子的人物。
现在，马相伯发现他除了能够找严复帮忙之外，竟然没有其他门路可找。听到严复那句“那相伯先生现在是想让我站在文人这边了？”，马相伯觉得心里面一阵冰凉。这话的意思竟然是严复也认为蔡元培该杀。
马相伯正色说道：“几道，孑民的过失若是让他以死相赎也不过分。若是不存慈悲怜悯之心，只是一味行苛政，这就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这就是前车之鉴啊！”
“一味行苛政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严复忍不住大笑起来。虽然陈克从来不自诩历史学家，但是陈克爱讲些历史。还把讲述的历史与人民党的现实相结合。
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首先是内部秩序的崩坏，李斯参与赵高的谋逆行为，篡改遗照，扶植胡亥，杀死扶苏与蒙恬。然后又是对自家兄弟大肆屠杀。在这番胡作非为之后，整个秦朝的内部秩序荡然无存。这是陈克反复强调组织纪律的原因。想攻破坚固的堡垒，要么是这些堡垒脚下的基石变成了沙砾，这个堡垒轰然倒塌。要么就是堡垒内部大乱斗，导致内部一片混乱。秦国的崩溃的确与秦国制度不完善有关，严酷的秩序也的确导致了内部乱斗的扩大化。但是严复已经很明白，马相伯所说的秦国残酷法律和秦国崩溃之间的关系并非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站在文人立场上的态度。
马相伯看到严复大笑到眼泪都差点笑出来，忍不住有些气恼的问道：“几道为何发笑？”
严复好不容易收起笑声，“相伯先生，我实在是没有看出来我们人民党到底用了什么严刑酷法。”
马相伯大声说道：“我看你们这次公开的名单，杀人数以万计。哪朝哪代见杀人有这杀法的？”
严复严肃的反问道：“相伯先生，你既然关注此事。你觉得这里面哪个人是罪不至死的？你若是发现了就可以提出申诉，我们人民党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冤假错案。这种心情我们只怕比您还强烈些。子曰：民无信不立。我们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我们最怕的就是冤假错案。”
见严复态度如此强硬，马相伯也有些来气，“几道，我不是说你们要行冤狱。对文青和你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我说的是你们所制定和执行的法律太过于苛刻！”
即便马相伯明确表示“信得过陈克与严复的人品”，但是这种善意并没有让严复觉得开心。相反，严复已经明白自己和马相伯已经没什么好说了。这种善意下所表达的是马相伯对人民党基本理念的反对。斟酌了一下用词，严复缓缓说道：“相伯先生，我们人民党也相信人品这一说，但是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标准是实事求是，是看这人干了什么。您相信我和文青的人品，这是您对我们的肯定，我很感动。但是若我与文青犯法，我们也得伏法。”
这下马相伯彻底变了脸色，“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杀孑民不可了？”
严复的脸色也变得极为无奈，“相伯先生，我们没有一定要杀谁的意思。若是相伯先生相信我和文青的人品，就请你相信这点。我们对孑民绝无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是他自己欠下了人民的血债，人民要他偿还。杀人是要偿命的。相伯先生你总不会反对杀人偿命的道理吧？”
马相伯好歹也是个大学问家，即便认为蔡元培不该死，但是他也没办法说出杀人可以不用偿命的道理。
严复继续正色说道：“相伯先生，我们们相识以来，我真的很珍惜咱们之间的情谊。所以我就直言了，若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还请您担待。现在肯定有人觉得我们想杀孑民，是因为孑民骂过我们。我得向您说，这不是事实。不用说远的地方，就在这个上海骂过我们的人到底有多少，您应该很清楚。我们把他们抓起来杀了么？我们把他们抓起来了么？没有啊！您也举了王士珍的例子，他岂止骂过我们，他还带兵来和我们打过仗呢。他还杀过我们的战士呢。但是我们杀他了么？没有啊！打仗各为其主，上了战场的就是知道我们有可能会被敌人打死，我们因此报仇了么？没有啊！我们人民党没有我们自己的私仇，骂过我们算什么？只要不触犯法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正当的言论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人民党通过法律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但是我们保护的权力是不包含杀人的。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理解这点。”
马相伯感受到了严复的诚恳与无奈，他很了解严复，严复从来不是一个热衷于给自己辩护的人，严复个性中甚至极度缺乏给自己的行为的态度。能让严复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不过严复的话深深的刺激了马相伯，在这番话中，严复要表达的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国法无情”！
若是在满清时代，有人提出这等观点，并且尝试着去真正执行。马相伯会觉得天下恢复了朗朗乾坤。但是听到马相伯十分欣赏信赖的严复说出此话，马相伯却感到了一种寒意，那仿佛是晴朗的冬日夜晚，观赏明月时感受到的几乎能冻死人的寒意。好不容易压制住心中的不安，马相伯问道：“几道，我知道你不肯为此事见我。所以今天我如此无礼的要见你，其实也只是想最后和你说一次此事。我想问你，可有法子饶孑民一命？”
严复微微摇了摇头，脸上都是遗憾的神色，“法律不容亵渎。”





赤色黎明 193章 蝴蝶的翅膀（十）
“冯主任，你果然要发这篇文章么？”沈曾植一进冯煦家的客厅，就冷着脸瞅着冯煦说道。天气不错，阳光从三楼阳台直射进客厅，把客厅里面照的亮堂堂的。加上屋里面的煤炉上接着的烟囱均匀的释放着的热量，尽管冷着脸，舒适的温暖仍旧让沈曾植的脸色看上去好了很多。
冯煦当然知道沈曾植这个“冯主任”的称呼里面颇具恶意，自打安徽教育学院从凤台县迁到了安庆之后，一度是“前清罪官收容所”的文史馆也迁到了安庆。随着人民党的解放区越来越大，对前清官员的高压态度也放松了。现在的文史馆也就是少数真的喜欢文史工作的人，以及实在不愿意出去找普通工作，或者找不到差事的家伙们混饭吃的地方。
沈曾植是安徽文史馆的副馆长，虽然冯煦几次建议沈曾植出任安徽省图书馆的馆长，而且沈曾植也“兼任”了图书馆副馆长一职。不过沈曾植偏偏还是要把自己的单位定在文史馆里面。沈曾植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一个亡国老囚，还有什么[资格挑挑捡捡的？”
人民党不愿和沈曾植一般见识，加上沈曾植倒也聪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说一句关于政治的话。也就是几个和沈曾植关系很好的人才听沈曾植自比过遗老，人民党在安徽搞过多次宪法普及工作，“言论自由”这一条大家都学习过。哪怕冯煦公开这么宣称，也不符合入罪的条件。既然人民党如此优容言论，大家当然不更愿意在背后嚼舌头了。
沈曾植在图书馆工作着实卖力，人民党攻克了北京之后，沈曾植还去参加了国家大图书馆索引编撰工作。回来之后还是真心赞扬了人民党对图书工作的重视，认为国家大图书馆以及各地图书馆的确是真正尊重文化。
冯煦知道人民党是坚决主张“物勒工名”的方法，所有图书索引上都有编撰者的姓名。沈曾植此时不认为这是代表了“不信任”，反倒因为自己名列其上而觉得有些洋洋自得呢。
“沈老弟，你先坐会儿，让我把这份住房调查表填完。”冯煦带着沈曾植回到书房，坐下后说道。冯煦没什么积蓄，被俘之后也就认命了。重获自由之后，他把自己的家产都给卖了，所得的钱大部分分给家人。只给自己留了点钱在安庆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有六十几平方。人民党正在解放区大兴土木搞基础建设，每个人都要申报自己的财产情况。冯煦正在填写的就是标准的房产登记表。
带着老花镜仔细研读了表格上的内容，冯煦用钢笔把表填完。这才转头问沈曾植，“沈老弟，你填完了么？”
沈曾植是个书法家，收入远较冯煦，他买了一套三室两厅两卫的公寓，价格足足是冯煦的两倍以上。听冯煦这么问，沈曾植冷笑一声，“我怎么敢不填，人民党杀自家人都毫不手软，对我又如何会放过。”
冯煦知道沈曾植说的是人民党近期的“三反工作”。仅仅反贪污这一项，就杀了好几个官员，入狱的官员更多，整个政府里面为之震动。
但这些明显不是沈曾植找冯煦要谈的东西，沈曾植指的是冯煦最近为了参加文化斗争而写的一篇名叫《上下小析》的文章。文章里面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与“惟上智下愚不移”这两句话展开陈述，认为先秦前血缘宗亲社会的刑礼观上看，远古时代，社会的所有成员，为了本血缘宗亲的兴旺发达，子孙繁衍，都要严守人所共循的礼制刑法，谁也不能特珠。尧舜时，舜让鲧治理水患，鲧没有治好，鲧就受到了死刑处分。舜让位于禹后，禹对于执法刑父的皋陶不但重用，而且友情胜旧。当时刑礼保持公正与威严，即便是首领也不例外。所以“上下”不是强调歧视与差别，而是强调上下一致。
沈曾植虽然在行政能力上远不如冯煦，但是做学问上，特别是在考证上的确有自己的优势。听冯煦这么一问，沈曾植答道：“梦华兄，所谓的那些原始社会，都是陈克一人臆想出来的。没有考证的证据，我们怎能作准？而且你的解释固然能说的通，又怎能确定的确是先人的本意？”
“我等都是儒门子弟，儒家能存在两千年，就是因为两千年来儒家所说的皆为有用。曲解先圣言论的事情可不是只出过一次两次，至于那些腐儒们，全盘曲解的更是数不胜数。更何况我这可未必是曲解。”冯煦声音不大，但是态度却极为坚定。
这次沈曾植倒是没有与冯煦争执，他拉了把椅子坐下陷入了沉思。
冯煦像是自顾自的说了起来，“若是那帮搞西学的人拿出的东西能与陈克拿出的一样，我们自然没什么可说，乖乖低头认输就好。沈老弟你也是当世大儒，难道蔡元培的学识就在你之上？他除了能够借了些洋人的言语，他自己倒是独创了什么？”
冯煦嘴里说话的时候手上也没有挺着，他剥了个蜜桔递给沈曾植。蜜桔在火炉边放了一阵，沈曾植拿在手中还是热乎乎的。掰下几瓣放进嘴里，实在是满嘴甘甜。
“却不知梦华兄到底是如何打算？”沈曾植缓缓说道。
“人民党现在的理论支柱乃是科学与民主，这自然科学咱们也不懂，所以就不要完全插嘴了。”冯煦自己又取了一个蜜桔慢慢的剥着皮说道。
“什么叫做不要完全插嘴？”沈曾植为人比较倔强，或者说是比较直，对于冯煦所说的东西很是不解。
“咱们不懂自然科学，但是咱们可是读过论语。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冯煦解释完之后，自己也吃了几瓣剥好的蜜桔。蜜桔是湖北产的，由江上的轮船运到了长江沿岸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销量很是不错。
沈曾植这下有点明白冯煦的意思了，他整个人看着也激动起来，“人民党爱说实事求是，这词不也是儒家门徒先说出来的么？”
见沈曾植终于上了道，冯煦连连点头，“正是如此。其实陈克所说，又有多少不是我儒家早已说过的东西。既然遇此绝大的机会，我等何不为儒家正本清源？而且沈老弟，你也当过学政，难道你就喜欢腐儒不成？借陈克一句话，把他们开除出儒家队伍么！”
一提起陈克，沈曾植就来了气。自打被陈克“坑了一把”，参与到《慈禧的这一生》写作队伍之后，沈曾植对陈克就再也没有丝毫好感。他又是冷笑一声，“梦华兄，那陈克所说的是要平等，我儒家讲的可是三纲五常……”
“孔圣人说过三纲五常？”冯煦打断了沈曾植的话，“我倒是读过礼记里面写，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沈曾植知道这是《礼记》里面孔子讲“大同”的一段话，大意是，人们珍惜劳动产品，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不会将它据为己有；人们在共同劳动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为耻，都能尽全力地工作，却没有“多得”的念头。
即便沈曾植博闻强记，也是今天听了冯煦的话才想起孔子还有过这样的著述。但是仔细一品问道，竟然与人民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些类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