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海洋

当然，这也是之前的发展规律。
第三代战斗机与第四代战斗机中，都是重型战斗机司职制空，轻型与中型战斗机以多用途为主。
受此影响，f-x项目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重型战斗机。
六年之后，洛马与诺思罗普公司获得了第一阶段竞标胜利，分别从美国空军获得了一百四十亿美元的前期研发经费，洛马公司的方案被赋予yf-42的代号，诺思罗普公司的方案则被赋予yf-44的代号（yf-43原本是留给波音公司的，结果波音公司在第一阶段竞标中败下阵来）。
最初的时候，洛马公司的呼声最高。
原因很简单，美国空军的两种第四代战斗机都来自洛马公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机设计与制造企业。此外，洛马公司的设计方案最为平衡，也最具有可行性，实现的难度最低。
结果，二零二九年初，美国国防部宣布诺思罗普公司获得了工程阶段的合同。
相对而言，诺思罗普公司的设计更加超前，应用了大量新技术，在工程阶段肯定存在难以预料的风险。
因为洛马公司不服，上诉到国会，要求国防部重新审议竞标合同，所以直到二零三零年初，经过重新审议之后，国会才批准了国防部的项目合同，正式确认诺思罗普公司为f-x项目的最终承包商。
必须承认，洛马公司输得并不冤。
三十多年前，yf-22能够击败yf-23，赢得美国空军的青睐，主要是yf-22采用了大量成熟技术，在设计上相对保守，工程难度较低，可以有效控制制造成本。随后yf-35击败了yf-36也是同一原因。美国空军在这个时候选择保守策略，主要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要知道，f-22项目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的时候，前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不再需要为世界大战做准备。以美国的技术实力，基础技术较差的f-22仍然能在二十年内领先于所有对手。
到了二零三零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归根结底，美国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从根本上讲，美国实施f-x项目，正是因为以j-20为代表的第四代战斗机，已经对美军的f-22a与f-35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军无法确保夺取制空权，急需一种能够压倒所有对手的先进战斗机。在f-x项目启动的时候，中国空军也启动了j-x项目，几乎与美国同时研制第五代战斗机。
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没有时间上的优势了。
为了确保性能上的优势，美国空军自然会提出高标准，也就必须在第五代战斗机上采用大量新技术。
这次，诺思罗普公司把准了脉，而洛马公司则棋差一着。
另外，诺思罗普公司胜出还有一个原因。
从一开始，f-x项目就由空军牵头，海军配合。也就是说，这种战斗机不但要满足空军的需求，还要满足海军的需求。
万幸的是，在经过几年的争论之后，空军与海军统一了口径，都以制空为主。
虽然战术指标相差不大，但是舰载战斗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要想完全满足海军的需求，必须采用新技术。
可以说，美国海军在f-x项目上发挥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如果由空军选择的话，结果很有可能是洛马的yf-42取胜，因为空军更想用同样的投入购买更多的战斗机。
当然，洛马公司也没有一败涂地。
二零三零年底，在yf-44正式升级为f-44之后，美国国会再出出台禁售令，明确规定暂时不出售f-44、及其相关技术。
结果，期盼得到先进战斗机的国家，只能另谋出路。
这其中，自然包括日本。
要知道，日本空军的主力仍然是f-22j。虽然从二零二五年开始，日本空军就利用美国提供的技术，把所有f-22j升级到第四批次，随后日本还获得了f-22a火控系统的代码，开始自行改进火控系统，但是再怎么改，f-22仍然是f-22，就像f-15怎么改也不可能与f-22匹敌一样。
更要命的是，日本海军的主力战斗机是f-35cj。
可以说，日本比美国更加迫切的需要第五代制空战斗机，因为中国空军的j-20与j-22系列战斗机，以及中国海军的j-25系列战斗机，已经在各方面压倒了日本的f-22j与f-35cj战斗机。
在买不到f-44的情况下，日本只能盯上yf-42。
二零三一年初，日本三菱重工就与洛马公司合作，不但拿到了yf-42的设计图，还出资四百六十亿美元，与洛马公司合作完成yf-42的后期开发工作，并且做出承诺，只要能在二零三五年之前实现量产，日本空军至少将采购四百八十架，日本海军也将采购二百四十架舰载型，其中半数由洛马公司生产。
毫无疑问，洛马公司因祸得福。
要知道，f-44项目的工程阶段至少要持续到二零三五年底，而且美国空军只出资三百二十亿美元，诺思罗普公司得自筹近两百亿美元的工程研发经费，最终量产后，也不见得能够获得海外订单。
只是，f-42的到来，不见得能够使日本掌握制空权。。.。





燃烧的海洋 第四十三章 格斗战斗机
.第四十三章格斗战斗机
相对而言，中国在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上，走的弯路比美国少得多。
原因只有一个：中国研制第五代战斗机的起步时间比美国晚得多。在美国已经走了足够多弯路的情况下，中国空军与海军足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在启动第五代战斗机项目的时候找准了方向。
从时间上讲，中国空军在二零二零年前后才启动j-x项目。
与美国空军一样，最初的时候，中国空军也把j-x项目当做重型战斗机，没有考虑使其轻型化。
到了二零二二年左右，中国海军加入了j-x项目。
原因与美国一样：开发新式战斗机的费用高得吓人，没有任何理由分别为空军与海军各自研发一种性能相似、战术要求相当的重型战斗机。只有把两个项目统一起来，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出成本优势。
问题是，海军加入后，对j-x项目提出了一个空军在当时无法接受的要求：轻型化。
海军提出这个要求的目的非常单纯：提高航母的载机数量，增强舰载战斗机的出动率。
不管怎么说，航母的机库容量非常有限，战斗机做得越小，搭载数量就越多。更重要的是，电磁弹射器可以调整能量，因此在弹射较轻的战斗机时，输出功率较小，也就能提高弹射效率。
问题是，空军不存在这些问题。
如此严重的分歧，几乎使空军与海军分道扬镳。
比如在二零二三年，海军就提出在尽量利用基础技术的情况下，单独研制一种中型舰载制空战斗机。
为此，海军在当年投入了四十亿元的启动资金。
所幸的是，第一次印度洋战争，改变了空军的观点。
在这场战争中，中型的j-25成功的击败了印度空军的f-22i，证明在制空作战中，特别是在以格斗为主的空战中，中型战斗机不但不比重型战斗机差，而且具有更大的战术灵活性与战场适应性。
在此之后，j-x项目被定性为一种正常作战重量不超过二十四吨、最大作战重量不超过二十八吨的中型战斗机。
虽然从重量上看，j-x的标准已经超过了初期的f-15，比f-22a差不了多少，但是横向对比就能发现，j-x绝对是中型战斗机，因为美国的f-x项目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正常作战重量定为三十二吨。
限制作战重量之后，j-x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制空战斗机。
虽然在招标阶段，空军与海军都明确提出，必须采用模块化设计，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更换任务模块，执行各类作战任务，但是空军与海军也明确要求，j-x的标准作战任务就是制空。
到二零二九年，成飞在竞争中胜出后，获得了工程研发合同。
随后，j-x项目被正式命名为j-30与j-32。
当然，这是新的命名规范。按照总参谋部出台的战斗机命名原则，所有以制空任务为主的战斗机都采用双数编号，以多用途为主的战斗机则采用单数编号，空军与海军交替使用对应编号。
与f-44相比，j-30的最大特点就在重量上。
事实上，这也是非常无奈的选择。
原因很简单，虽然决定战斗机重量的是任务需求，但是在考虑任务需求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动力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说得直接一点，即便是军方，也要根据动力系统来确定任务需求。
如果把j-30定性为一种正常作战重量在三十吨左右的重型战斗机，至少需要配备两台推力为两百千牛的高性能涡扇发动机，才能在机动性上与f-44抗衡（f-44的动力是两台最大加力推力为二百四十千牛的涡扇发动机），而在二零二七年，也就是j-30项目的初期招标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国的航空企业只能提供加力推力为一百八十千牛，推重比为十四左右的涡扇发动机。
可以说，动力系统存在的缺陷，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在j-20时代，中国战斗机就缺乏高性能发动机，到了j-22与j-25时代，好不容易追上了美国，结果到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上马的时候，美国又领先了一大步，率先制造出推力在两百四十千牛以上、推重比超过十五的涡轮风扇发动机，而且有望在二零四五年，研制出推力在三百千牛以上、推重比达到二十的高性能发动机。在这个时候，中国能拿得出手的都是中等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而且推重比都偏低。
俗话说，有多大的力量办多大的事。
在发动机推力上不去的情况下，降低战斗机重量，成为唯一选择。
如果说发动机的最大推力直接决定了战斗机的作战重量，那么发动机的推重比就决定了战斗机的作战用途。
美国在拥有推重比高达十五、推力高达二百四十千牛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的情况下，也把f-44定性为重型制空战斗机，中国只能用推重比十四、推力一百八十千牛的发动机，自然也只能把重点放在制空上。
单纯从设计指标来看，j-30与f-44的制空作战能力相差不大。
相对而言，f-44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在不降低机动性能的情况下，携带更多弹药，具有更强的持续作战能力。
只是在现代化空战中，特别是在格斗空战中，弹药多寡并非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在制约战斗机格斗性能的因素中，最大的短板不是战斗机的机动性能，而是飞行员的承受能力。
理论上讲，如果没有飞行员，无人战斗机的机动过载可以做到跟格斗导弹一样高。
通过抗荷服，中国空军率先把战斗机的机动过载提高到了十二g，到二零三零年左右又进一步提高到了十五g。受材料等技术限制，十五g基本上是抗荷服的极限了，如果要继续提高过载，只能在飞行员身上下功夫。
当时，成飞率先提出“抗荷座舱”概念。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通过全密封增压式座舱，取代抗荷服，更大限度的提高飞行员短时抵抗高过载的能力。
问题是，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
以二零三零年左右的技术，“抗荷座舱”至少会使战斗机增重二百五十公斤，而且成本高得吓人，比如必须用整体弹射逃生系统取代弹射座椅，因此不管是战斗机性能、还是制造成本都无法承受。
最终，中国与美国都在飞行员身上做文章。
当时，中国采用的办法是通过药物刺激，在短时内提高飞行员的抗荷能力，并且使其整合到抗荷服中。在二零三一年的测试中，这套系统曾经使飞行员在二十g的过载下坚持了十五秒。
美国的做法更加直接：为飞行员提供用于抵抗高过载的生命维持系统。
核心是一套心脏助力器，即通过增强飞行员的心脏功能，在高过载的情况下仍然能让血液进入大脑。
与抗荷服结合使用，也能使飞行员在短时内的抗过载能力达到二十g。
可以说，二十g是第五代战斗机格斗机动性能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第五代战斗机的主要性能指标。
这样一来，空战武器成了新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空对空导弹、特别是格斗导弹的最大机动过载必须达到战斗机的…五倍才有可能击落战斗机，而在实战中，往往需要达到战斗机的五倍，才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击落战斗机。比如在第四代战斗机的机动过载普遍为九g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第四代格斗导弹的机动过载都在四十五g以上。
如此一来，在第五代战斗机的机动过载能够达到二十g的情况下，第五代格斗导弹的机动过载就得达到一百g。
从理论上讲，任何依靠气动面控制的飞行体都不可能达到一百g的过载。
也就是说，格斗导弹必须采用矢量推力控制技术。
虽然矢量推力控制技术不是什么难题，早被第四代战斗机普遍采用，在第四代格斗导弹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随着机动性能提高，导弹的弹体强度也得提高，而一百g的过载要求已经超过了现有材料的极限。
说得直接一点，在保证其他性能不降低的情况下，很难用现有的材料制造出过载高达一百g的格斗导弹。
美国最先研制第五代格斗导弹，而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把最大射程减少到五公里，不然就得投入巨资研制新材料，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能在什么时候拿出成果，也就无法保证第五代格斗导弹与第五代战斗机同时服役。
中国的理论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事实上，在格斗导弹的最大射程仅有五公里，而实际射程肯定不足两公里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要知道，第四代格斗导弹的最大射程普遍在二十公里以上。
只有达到这个级别，才能保证对五公里内的敌机进行尾追攻击。
结果就是，在第五代战斗机上，中国与美国都高度重视早已被人认为是鸡肋的航炮，而且均把重点放在了电磁速射炮上。只是战斗机不是战舰，能源系统不可能做得很大，也就极大的限制了电磁速射炮的作战应用。
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中美的第五代战斗机都以格斗性能为主。
受此影响，第五代战斗机又被称为“格斗战斗机”。。.。




燃烧的海洋 第四十四章 理想主义
.第四十四章理想主义
花了几天时间，牧浩洋对中日军力对比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从根本上讲，中国军队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海军上，中国拥有性能先进，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的舰载战斗机，而日本的f-35cj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中就已证明，绝对不是合格的制空战斗机。在空军上，中国空军的优势更明显，不管是j-20的高度改进型，还是j-22的后期型号，都优于日本空军的战斗机。此外，在作战系统上，中国空军与海军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说得直接一点，中国军队早已实现装备国产化，而日本还在为此奋斗。
战争期间，中国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产效率决定装备生产速度，而日本必须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与f-35cj的发动机只在日本进行组装，国产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关键设备需要从美国进攻。只要进攻渠道、也就是海运与空运被切断，日本连一架先进战斗机都造不出来。
在全面战争中，日本遭到战略封锁只是迟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黄峙博的建议，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对日作战总体战略计划报告”，并且将副本递交给了黎平寇与黄瀚林，正式提出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必须承认，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黄峙博。
在他提交这份报告之前，黎平寇刚刚在东京吃了闭门羹。
七月底，在当选下一届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务访问。
事实上，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外交活动。
黎平寇主动放下身段，去东京会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谋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国家元首的时候，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开局。
为此，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黎平寇主动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在东海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被迫接受中国提出的划界标准，即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为经济专属区边界，但是在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即在东海中线到大陆架自然延伸线之间为中性区，中日双方都不能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必须在商议之后共同进行开采。
黎平寇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建议，摆明了是给日本一个台阶下。
虽然在二零三二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原油与天然气进口国，但是中国在可控聚变反应堆领域掌握着最尖端的技术，而且有望在二零三五年建造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也就有望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之内，使聚变核能成为主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即便在此之前，中国也有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国内的电力消耗中，百分之七十五由火电站提供。更重要的是，在中南半岛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南海问题，国内的原油与天然气产量正在逐年提高。即便在总体能源需求上，中国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但是至少可以确保在战争时期有足够的油气供应。
与之相比，日本的处境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就算日本在可控聚变技术上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可是至少比中国差十年，能在二零四五年建成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就很不错了。在此之前，日本的国内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与裂变电站。前者主要来自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而后者非常不安全，特别易遭到地震与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
从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来看，日本远远超过了中国。
根据日本官方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数据，日本的石油有百分之八十八来自海外，天然气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说得直接一点，日本极易遭到战争封锁。
即便在和平时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能对日本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比如在中南半岛战争期间，国际油价在一周之内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四，当年日本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萎缩了百分之一点二。随后美国加快了对伊朗的围剿，再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期内大幅度上涨，日本因此平白无故的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增加了近百万个失业者，国民经济遭到重创。
如果能够开采东海中性海域的油气资源，日本获得的好处明显大于中国。
可惜的是，日本首相没有领情，反而在黎平寇离开东京之后宣称，他拒绝中国总理是为了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严格说来，日本首相说得没错。
如果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议，从东海获得了大量油气资源，日本肯定会因此减少原油与天然气的进口量，加大对东海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结果就是，如果中日交恶，中国可以轻而易举的切断日本的能源供应。
黎平寇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肯定考虑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黎平寇此举的真正目的，除了缓和中日关系之外，还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拉拢日本。
如果中日能够结成同盟，那么最大的获益者就不是日本了。
要知道，中国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真正的敌人。
从历史上就看得出来，只要中国强大了，不管用什么办法，日本最终都将成为中国的朋友，甚至是中国的学徒。
更重要的是，从傅秀波开始，就没有哪个领导人把日本看成最终对手。
这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乃至整个领导集团的最高目标都是实现民族复兴，即使中华民族登上民族之林的巅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条道路上，日本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障碍，却不是最终归宿。说得直接一些，中国必须战胜、或者笼络日本，但决不会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战略上讲，拉拢日本肯定比战胜日本更划算。
哪怕存在一些风险，也能在短期内获得不少好处。
问题是，黎平寇长期主导国务院的工作，而且在杜小蕾出任外长之后，一直把重点放在国内建设上，因此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黎平寇把经济放在了首要位置上，或多或少的忽略了政治与外交因素。
从经济上讲，黎平寇此举肯定有很大的诱惑力。
说得简单一些，如果日本不能在十年之内解决能源问题，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可控聚变时代，日本将首先在经济上战败。在国家间的全面对抗中，经济战败的危害远远超过军事，日本必然因此失去未来。
可惜的是，在政治与外交上，日本绝对不会接受黎平寇的提议。
要知道，东海战争之后，以中岛俊夫为守的“将领政客”一直把“报仇雪耻”当成政治资本。十多年过来，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中国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而且把中国视为必须击败的敌人。
在此情况下，日本首相肯定不会自毁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