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相信任何人

把我送到学校。化妆。我努力回想妈妈还做过些什么别的事情，不管什么事。结果依然一无所获。我只看见在微小零散的记忆之岛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空荡荡的鸿沟——那是多年的空白。
在厨房里我打开了柜子：里面有一包包意大利面，好几袋“arborio”牌大米，几罐芸豆罐头。这些东西我一样也不熟。我记得吃过涂奶酪的面包，袋装加热鱼类，盐腌牛肉三明治。我拿出一个标记着“鹰嘴豆”的罐头，还有一小袋叫“古斯古斯面”的东西。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更不用说怎么个煮法。那作为一个主妇，我怎么活下去呢？
我抬头望着本在离开之前给我看过的白板。白板呈现出某种脏兮兮的灰色，上面草草地涂过不少字，又被擦干净换上新字，改了又改，每次留下些淡淡的印记。我很好奇如果时间能够倒流，白板上曾经有过的字迹都能一层层重现的话，用这种办法深入我的过去，能够发现些什么？但我明白即使一切能够成真，结果也会是徒劳无功。我很确定找到的不过是些留言或者清单，不过写了些要买的东西、要干的活儿而已吧。
这真的就是我的生活吗？我想。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拿起记号笔在白板上加了一条。“为今晚出行收拾包裹？”算不上一条提示，不过是我自己写的。
我听见了一阵声音。一阵铃声，是从我的包里传来的。我打开包把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沙发上。钱包、几包纸巾、一些笔、一支口红、一块粉饼、一张买了两杯咖啡的收据。一本小巧玲珑的日记，封面上有花朵装饰，书脊上附了一支铅笔。
我找到了本提过的那种电话——个头很小，塑料质地，上面有个键盘，看上去挺像玩具。它正在响铃，屏幕一闪一闪的。我按了一个按钮，希望没有按错。
“喂？”我说。答话的不是本的声音。
“嘿。”手机里说，“克丽丝？请问是克丽丝·卢卡斯吗？”
我不想回答。我的姓氏听起来跟当初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一样陌生。我感觉刚刚坚定起来的信念再次烟消云散，像一股流沙。
“克丽丝？你在吗？”
会是谁呢？谁还会知道我在这儿、知道我是谁？我意识到对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我感觉惊恐涌上了心头，手指在那个可以结束通话的按钮上游移。
“克丽丝？是我，纳什医生。拜托请接电话。”
那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不过我还是说：“是谁？”
对方换了一种口气。松了口气？“我是纳什医生。”他说，“你的医生。”
又是一阵恐慌。“我的医生？”我重复道。我想补上一句我没有病，但现在甚至连这个我也不确信。我的思绪混乱极了。
“是的。”他说，“但是别担心，我们不过是一直在为你的记忆想办法。没什么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使用的时态——“一直在”——这么说，这也是个我记不起来的人？
“什么办法？”我说。
“我一直在试着帮你改善状况。”他说，“想找出你的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听起来很合理，不过我有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今天早上本离开之前没有提到这位医生？
“什么方式？”我说，“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我？”
“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见面。每周几次，或多或少。”
听起来不太可能。又一个经常见到的人，可是我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想说。你可能是任何人。
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假设对今早醒来睡在我身边的男人来说同样成立，结果发现他竟然是我的丈夫。
“我不记得。”最后我说。
他的语调缓和了下来：“别担心。我知道。”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了解情况的也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他解释说今天是我们约好的时间。
“今天？”我说。我一一回忆今天早上本提过的事，回忆了厨房白板上记着的所有事项。“不过我的丈夫根本没有提过。”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称呼醒来时躺在身边的男人。
电话里一阵沉默，接着纳什医生说：“我不确定本是不是知道我们在见面。”
我注意到他知道我丈夫的名字，但我回应道：“真好笑！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知道就会告诉我的！”
电话里传来了叹息声：“你一定要相信我。”他说，“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会解释一切。我们真的有了一些治疗的进展。”
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点？一想到要出门、本又不在身边、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跟谁在一起，我就吓坏了。
“对不起。”我说，“我做不到。”
“克丽丝。”他说，“这很重要。如果你看看你的日记，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你能看到日记吗？应该在你的包里。”
我拿起沙发上的花朵日记本，封面上金字印刷的年份让我无比震惊。2007年。比应有的时间晚了20年。
“我能看到。”
“看看今天的那一栏。”他说，“11月30日。你应该可以看见我们见面的预约？”
我不明白时间怎么可能会是11月——明天就12月了——但我还是匆忙翻页（日记的纸张跟面巾纸一样薄），直到翻到今天的日期。两页日记中间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11月30日——与纳什医生会面”，字迹我辨认不出来；下面还有一行字，“不要告诉本。”我不知道本是不是已经读过了，他会查我的东西吗？
我觉得他一定没有读过。其他日期上是空白一片，没有生日，没有夜生活，没有派对。这真的是我生活的写照吗？
“好吧。”我说。他解释说会来接我，而且他知道我住的地方，过一个小时会到。
“不过我的丈夫——”我说。
“没关系。他下班的时候我们早回来了，我保证。相信我。”
壁炉上的时钟到点报了时，我望了它一眼。这是一个装在木盒子里的老式大钟，边上一圈刻着罗马数字。时间显示是11点半。钟旁是一把用来上发条的银钥匙，我想本一定每天早上都会按例上好发条。大钟似乎老得足以称上古董，我有点好奇这样一座钟是怎么来的。可能它并没有什么传奇故事，至少应该和我们无关，也许是某次我们在商店或是市场上看到了它，而我们中的某一个又恰巧喜欢它而已。也许是本，我想。我觉得我不喜欢它。
我只去跟他见这一次面，我想。然后今晚本回家的时候，我会向他坦白。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瞒着他这种事情。在完全依赖他的时候，我不能这么做。
不过纳什医生的声音奇怪地耳熟。跟本不一样，他似乎并不完全像一个陌生人，我发现相信自己以前认识他几乎比相信认识我的丈夫要容易。
治疗已经有进展了，他说。我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样的进展。
“好吧。”我说，“你过来吧。”
[1]据传说，伦敦伏尾区有不少灵异事件。——译者注
*****
纳什医生到达后建议我们去喝杯咖啡。“你渴吗？”他问，“我觉得开老远的路去诊所没什么意思，反正今天我主要是想和你谈谈。”
我点点头答应了。他到的时候我正在卧室里，看着来客停好车锁上，理顺了头发，整理了外套，拿起公文包。不是他，我想——来客正向一辆货车上卸货的技术工点点头。可是那个人走上了通向我家的台阶。他看上去很年轻——对一个医生来说太年轻了——而且，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他会有什么样的穿着，但至少不是他身上穿的这套运动夹克加灰色灯芯绒裤子。
“这条街走到头是个公园。”他说，“我想那里有个咖啡厅。我们可以去那里吗？”
于是我们一起往外走。外面寒气刺骨，我用围巾裹紧了脖子。我很高兴包里有本给的手提电话，也很高兴纳什医生没有执意要开车去某地。我心里有点信任这个人，可是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要比前一个大得多——提醒我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一个陌生人。
我是个成年人，却也是个受过创伤的女人。这个人很容易就能把我带到某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他想借此做什么。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没有抵抗力。
我们走到了街上，等着过马路。没有人说话，沉默让人感觉压抑。我本来打算等到坐定后再问他的，却发现自己已经开了口。“你是个什么医生？”我问，“是做什么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扭头看着我：“我是一个神经心理医生。”他说。他在微笑。我想是不是每次见面时我都问他相同的问题。“我专攻脑部活动失调的患者，尤其对一些新兴的功能性神经影像技术感兴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记忆的过程和功能。一些这方面的文献里提到了你的情况，然后我追查到了你。不算太难。”
一辆汽车绕过街角转到这条街，朝着我们驶来。“文献？”我有点儿疑惑。
“是的，有几个关于你的病例研究。我联系上了你回家住之前给你做治疗的地方。”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找我？”
他笑了：“因为我以为可以帮上忙。我已经跟患有类似问题的病人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相信他们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但要比通常做法——也就是每周一小时的治疗——投入更多的时间。关于如何真正地改善情况我有一些想法，希望能作些尝试。”他停了下来，“再加上我一直在写一篇研究你的论文。一本权威着作，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他笑了起来，但一发现我没有附和他，立刻收住了声。他清了清嗓子：“你的情况很不寻常。我相信比起已知的记忆运作的方式，在你身上我可以有很多新发现。”
我们穿过马路，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流。我感觉越来越焦虑和紧张。大脑失调。研究。追查到你。我试着呼吸、放松，却发现自己做不到。现在有两个我在同一个躯壳里；一个是47岁的女人，冷静而礼貌，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另一个则只有20多岁，正在大声尖叫。我无法确定哪个才是我，但我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远处的车流和公园里小孩的嬉闹声，因此我猜一定是前者。
走到街道的另一边时，我停下脚步：“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我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醒来，可是显然我住在那儿；躺在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旁边，结果他说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你似乎比我自己还了解我。”
他点了点头，动作很慢：“你有失忆症。”他说着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你得健忘症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新的记忆在你这里存不下来，所以整个成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你记不起多少。每天你醒来时都像一个年轻女人，甚至有时候你睡醒后跟小孩差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当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时，情况听上去似乎更糟了。一个医生的话。“那这是真的了？”我看着他。
“恐怕事实就是这样了。”他说，“你家里的那个人是你的丈夫。本。你嫁给他已经很多年了，早在你得上失忆症之前。”我点点头。“我们继续走吧？”
我答应了，我们走进了公园。公园外侧环绕着一条小路，附近有个儿童游乐场，挨着一间小屋，我看到人们不停地端着一碟碟零食从那里涌出来。我们向小屋走去，纳什医生去点饮料，我则坐到一张缺口的“福米加”桌子旁。
他端着两只装满浓咖啡的塑料杯回来了，给我的是黑咖啡，他的则加了牛奶。他从桌上取了一些糖给自己添上，没有问我要不要。正是这个举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让我相信我们曾经见过面。他抬起头来问我怎么伤到了额头。
“什么？——”刚开始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接着我记起了早上看到的淤痕。脸上化的妆显然没有盖住它。“那个吗？”我说，“我不清楚。没什么大不了，真的。不疼。”
他没有回答，搅着咖啡。
“你说我刚刚好转一些，本就接手照顾我了？”我说。
他抬起了头。“是的。刚开始你的病情非常严重，需要全天候护理。在情况开始改善以后本才能独自照看你，不过那也几乎跟一份全职工作差不多。”
这么说我此刻的所感所想已经是改善以后的情况。我很高兴记不起状态更糟时的事情。
“他一定非常爱我。”我与其是说给纳什听，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
他点点头，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们都小口地喝着饮料。“是的。我想他一定是。”他说。
我笑了笑，低下头看着自己握住热饮料杯的手，看着结婚金戒，短短的指甲，看着我礼貌地交叠着的双腿。我认不出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我丈夫会不知道我跟你见面的事？”我说。
他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我实话实说。”他说着握起了两只手，身体向前靠，“刚开始是我让你不要告诉本我们见面的事情。”
一阵恐慌立刻席卷了我，但他看起来不像不可信赖的人。
“说下去。”我说。我希望相信他能帮助我。
“过去有几个人——一些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之类——联系过你和本，想对你开展治疗。但他一直非常不愿意让你去见这些专业人士。他说得很明白，你以前已经经历过长时间的治疗，在他看来那没有什么帮助，只会让你更难过。他当然不会让你——也不让他自己——再经历更多让人难过的治疗。
当然，他并不希望鼓动我抱有虚假的希望。“所以你说服我瞒着他让你治疗？”我问。
“是的，我的确是先联系上本的。我们通了电话。我甚至提出跟他见面以便解释我能够帮上什么忙，但他拒绝了，所以我直接与你取得了联系。”
又是一阵恐慌，却不清楚缘由。“怎么联系上我的？”我问。
他低头看着他的饮料：“我去找你了，一直等到你从屋里出来，然后作了自我介绍。”
“于是我就答应接受你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
“不，刚开始你没有答应。我不得不说服你相信我。我提议我们应该见一次面，进行一次治疗。如果有必要的话，别让本知道。我说我会向你解释为什么要你来见我，还有我可以帮上什么忙。”
“然后我同意了……”
他抬起头。“是的。”他说，“我告诉你第一次会面之后是否告诉本完全由你来决定，不过如果你决定不告诉他，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确保你还记得我们定下的日期，以及其他事情。”
“我选择不告诉他。”
“是的，没错。你已经表示过想等治疗有进展以后再告诉他，你觉得这样更好。”
“那我们有吗？”
“什么？”
“有进展吗？”
他又喝了一口，才把咖啡杯放回桌上。“有。我确信我们有了一些改善。尽管准确地量化进展有点困难，但是过去几个星期里你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记忆——就我们所知的情况来说，有许多回忆的片段都是你第一次想起来的，而且有些事实被记起的频率提高了，以前你不怎么记得住。比如有几次你醒来记得自己已经结了婚。而且——”
他停了下来。“而且什么？”我问。
“而且，嗯，我觉得，你越来越独立了。”
“独立？”
“是的。你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本，或者依赖我。”
就是这一点，我想。这就是他谈到的进展。独立。也许他的意思是我可以不需要陪伴，独自一个人去商店或图书馆，尽管现在我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不管怎么样，治疗进展还没有大到足以让我在丈夫面前自豪地欢欣雀跃——甚至通常我醒来时都记不起我还有个丈夫。
“没有别的进展了？”
“这很重要。”他说，“不要小看这一点，克丽丝。”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喝了一小口饮料环顾着咖啡厅。咖啡厅里空荡荡的。后面的小厨房中有人说话，一只壶里烧着水，不时发出沸腾的嘎嘎声，远处玩耍的孩子们在吵闹。很难相信这个地方离我家如此之近，我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曾经到过这里。
“你说我们已经开始治疗好几个星期了。”我继续问纳什医生，“那我们一直在做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治疗的情况吗？任何事情都行？”
“不。”我说，“什么也不记得。对我来说，今天我是第一次见你。”
“抱歉我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说过了，有时候你会有记忆闪现，似乎在某些日子里你比其他时间记得的东西要多。”
“我不明白。”我说，“我根本不记得曾经见过你，不记得昨天、前天，或者去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可我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些事。我的童年。我的母亲。我记得我还在上大学。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的一切通通都被抹得干干净净，这些旧的记忆却保留了下来？”
我提问时他一直在点头。我相信他以前也听过同样的问题。也许我每周都问同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每次都要把相同的谈话重复一遍。
“记忆是很复杂的。”他说，“人类有一种短期记忆，可以将事实和信息存储一分钟左右，还有一种长期记忆，其中可以存储大量的信息，并将其保留一段似乎是无限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功能似乎由大脑的不同部位分管，中间由某些神经连接起来。大脑中还有一部分似乎负责记录短期、瞬间的记忆，将它们转化成长期记忆，以便在很久以后回忆。”
他说得快速流畅，好像胸有成竹。我猜自己也曾经是这副模样：自信十足。
“失忆症主要有两种类型。”他说，“最常见的是患者不能记起发生过的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越受影响。举个例子，如果患者出了一场车祸，他们可能不记得出了事故，或者不记得出车祸前的几天或几个星期，但——比方说——对车祸前6个月之前发生的一切却记得清清楚楚。”
我点点头：“另一种情况呢？”
“另一种比较罕见。”他说，“有时候短期存储的记忆无法转化成长期储存的记忆，发生这种情况的人只能活在当下，只能回忆起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忆也只能保持很短一段时间。”
他停下不说话了，仿佛在等我说些什么，仿佛我们两人各有各的台词，经常排练这段谈话。
“两种情况我都有？”我说，“丧失了过去的记忆，加上无法建立新的记忆？”
他清了清嗓子：“是的，很不幸。这不常见，但也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你的情况不平常的地方在于你失忆的模式。总的来说，你对幼儿以后的时段没有任何连续的记忆，但你处理新记忆的方式我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房间过两分钟再回来，大多数患近事失忆症[2]的人会完全不记得跟我见过面，至少肯定是记不起今天见过面的。但你似乎记得一大段的时间——长达24小时——然后你会忘掉整段记忆。这很少见。说实话如果考虑到我们所认为的记忆运作方式，你这种情况完全说不通。它说明你完全能够将短期存储转变成长期储存，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存不下它们。”
也许我过的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但至少其碎片大得足以让我保持一种独立的表象。我猜这意味着我很幸运。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会这样？”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房间变得非常安静。空气似乎僵止了，黏黏稠稠的。当他开口时，声音似乎从墙上弹了回来。“很多原因可能会导致记忆障碍。”他说，“不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疾病，外伤，药物，都有可能。障碍的确切性质似乎有所不同，取决于大脑受影响的部位。”
“没错。”我说，“那么我的情况是属于哪一种？”
他凝视了我一会儿：“本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回想着我们在卧室里的谈话。一次意外，他是那么说的。一场严重的事故。
“他没有确切地告诉我原因。”我说，“反正没说什么具体的，只说我出了一次意外。”
“是的。”他说着伸手去拿放在桌子下的包，“你的失忆症是由精神创伤引起的。这是真的，至少部分是这样。”他打开包，拿出一本册子。刚开始我好奇他是否要查询他的笔记，可是他把册子从桌上递给了我。“我想你该拿着它。”他说，“它会解释一切，比我解释得好——特别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你的现在状况，这一点——但也提到了其他的东西。”
我把册子接过来。册子是棕色的，皮革封面，用一条橡皮圈紧紧地扎了起来。我取下橡皮圈随意翻开一页。纸张质地厚实，隐隐有暗纹，还有红色镶边，纸上布满了密密的字迹。“这是什么？”我问。
“是一本日志。”他说，“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你一直在上面作记录。”
我很震惊：“一本日志？”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在他那儿。
“是的，上面记录了我们最近一直在做些什么。我想请你留着它。我们已经作了不少努力，试图找出你的记忆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我觉得如果你将我们的活动记录下来，可能会有些帮助。”
我看着面前的册子：“所以我写了这个？”
“是的。我告诉你乐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很多失忆症患者尝试过类似的事情，但通常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有用，因为患者的记忆窗口期非常短。不过你可以把有些东西记住整整一天，所以我觉得你完全应该在每天晚上随手记些日志。我认为它可以帮助你将每天的记忆串联起来。另外我还觉得记忆也许像一块肌肉，可以通过锻炼来加强。”
“这么说治疗期间你一直在读我的日志？”
“不。”他说，“日志是你私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