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奇缘

    李德保行走在去洮南府的路上，不时看看自己腕上的“三道梁”手表，心想这下可以好好地找女人玩了。途径大兴当铺，他把这只手表押了。得到钱后就直奔洮南府翠花楼，并在那里狂嫖乱赌一宿。

    日本特务的爪牙遍布，很快消息就被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知道了，当即命令川岛芳子赶到齐齐哈尔，诱捕李德保。

    川岛芳子一身男装，只身来到洮南府，又直奔齐齐哈尔，找到了当铺那块“三道梁”手表。并查明押表的人叫李德保，是东北军兴安屯垦军三团的司务长。

    川岛芳子以女人为诱饵，将李德保骗到朝日旅馆，略施小计，失了魂的李德保不但交出了押表的当票，还详细说出了审讯处决中村的经过。

    川岛芳子在心里骂:“真是个贪财嫖赌的软骨头，”并把毒药当春药，给李德保喝了，直接解决了。

    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东北，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中村震太郎的手表便成了“突破口”，成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确凿“证据”。

    在“证据”到手后，日本方面便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

    同时，以“三道梁”手表为证据，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辽宁省省长臧式毅，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还致电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指示其在同中方交涉时需提出四项要求:一、由东北地方长官臧式毅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向关东军司令官以最严肃的形式道歉；二、对中村及井杉赔偿100442万日元；三、对屯垦军团长关玉衡以下责任者处以严刑；四、保证解除对日本人到洮南地区事实上之封锁。

    而日本关东军则从东京秘密调来了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重炮，对准了沈阳城墙。

    本庄繁、土肥、板垣、石原等日军将领的集会越来越频繁，他们商讨着如果开战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

    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犹豫不决，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石原分析道:“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是肯定的；蒋介石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肯定会袖手旁观。蒋介石喜欢打内战、排除异己。从几次军阀混战和‘剿共’就可以看出，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土肥则进一步说:“张学良最近鸦片烟瘾越来越严重，身体很虚弱。而他的部下，并不是都听他的命令，我已经联合一贯道，对东北军的部分高级将领进行了分化。东北军还存在一




第四十四章 贻误战机
    1931年9月18日晚，在夜幕的笼罩下，一队黑衣人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在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突然响起了爆炸声，一小段铁路应声而毁。

    爆炸后，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横尸现场。

    日本关东军以此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开始向中队驻地北大营发起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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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和枪炮响起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付办法。

    此刻，因伤寒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参加完英国公使馆的宴会后，又赶赴前门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不料途中忽有沈阳急电，少帅随即匆匆赶回医院。

    荣臻对事变过程的报告中说:“报告张副司令……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张学良指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得到张学良命令后，荣臻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第七旅王以哲旅长接到命令后，心里嘀咕着:“不抵抗，挺着死，真窝囊。”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还是服从命令，命令第七旅不抵抗，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很快，王以哲又接到报告，得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王以哲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我方均保持镇静。

    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左右的日军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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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城西门。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正带人疯狂进攻，他的面前。是公安总队的奋力抵抗。

    “这些支那警察，是人还是魔鬼！难道打不死吗！”多门二郎暴跳如雷！

    在关东军的疯狂进攻面前，黄显声率领公安局各分局、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抗击。无奈，警察队伍究竟不是正规军，人员、武器装备略逊一筹，最终无法抵抗关东军的嚣张气焰。不得已的情况下，黄显声下令退出沈阳。

    就在黄显声的警察队伍且战且退之时，冯翎岩和云妙灵被这边的枪炮声吸引，参加了战斗，并与黄显声的队伍同进退。

    当队伍退到安全地带时，冯翎岩心情沮丧地说:“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扎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因多次接到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不战而退。只有黄局长是好样的，在关东军的进攻面前，做了有效抵抗。”

    黄显声心不甘、情不愿地说:“这一仗打得真窝火，如果我是王以哲，我一定不执行张学良的命令，坚决抵抗到底。”

    云妙灵在旁接话说:“日本关东军寻机挑衅，派出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段柳条湖铁路。并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制服的尸体放在现场，诬陷中队破坏铁路，继而袭击东北军北大营。”

    黄显声听闻说:“日本人每次挑起事端时，都使用如此伎俩。‘皇姑屯爆炸’、‘中村路事件’、还有这次的‘九一八’，只是以前虽然造势，但最终阴谋没有得逞。但是，这次是真正动手了，打得东北军措手不及。张学良还等着国际‘九国公约’来协调解决呢！”

    “唉！真是贻误战机啊！如今，东北军的飞机、坦克、大炮、兵工厂，悉数落入日军的手里，苦日子还在后头呢！”冯翎岩很是无奈。

    “可不是吗如此精锐的武器装备，自己不用，拱手让人，真是



第四十五章 义愤填膺
    在“九一八”日本关东军的坦克、大炮攻击下，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终因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

    黄显声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冯翎岩和云妙灵也和黄显声的警察队伍一道，撤退到锦州。

    在锦州休整期间，黄显声一方面等待各路公安干警的到来；另一方面则开始做下一步的规划。他准备以全辽宁省的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

    “九一八”前夕，黄显声去北平面见张学良，发现张学良被病痛折磨，有不抵抗的倾向。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支队伍不仅积极抵抗了日军的进攻，尤其宝贵的是:这批枪支成了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这期间，冯翎岩、云妙灵与黄显声经常在一起，探讨“九一八”失利的原因，三个人对张学良的不抵抗都义愤填膺，大有不吐不快之势。

    冯翎岩很纳闷地问:“我记得显声兄曾经去北平面见张学良，报告了日军试图侵略东北的野心，但好像没有结果”

    黄显声闻听，气不打一处来，他气愤地说:“别提了，我去了北平协和医院，那时的张学良伤寒加毒瘾，身体很虚弱。我的话刚说到要害处，就被张学良的情人秘书赵四小姐截断，紧接着就让我离开病房。”

    云妙灵听到赵四小姐阻拦，接下去说:“看来这位赵四小姐对张学良还是很痴情、很维护的。只是国难当头，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如此紧要关头，怎么能让日本关东军有恃无恐呢”

    黄显声听闻，吃惊的眼睛看向云妙灵说:“你说得对，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更何况是掌握着东北命运的少帅。他的身体固然重要，但是在那样的时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对他的身体并没有影响。”

    这时，冯翎岩接话说:“做决定对他的身体是没有大的影响，问题在于他生病的时候，他的悲观情绪占据了上风。你们想想，两年前中东路冲突败给俄国，对张学良的影响有多大可以说，之前那个自信满满的张学良在中东路失败后，就被改变了。此时又遇到他虚弱的身体，更是一点自信也没有。”

    “你的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只是苦了30万东北军和东北的3千万同胞，他一个人不作为，要这么多人家破人亡，实在令人心痛难忍。”说完这话，黄显声无奈地蹲到地上。

    云妙灵这时继续道:“不止是张学良有责任，蒋介石也脱不了干系。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时，东北军主力正在关内支持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东三省驻兵减弱、防务空虚、张学良对与日作战更全无信心。他致电外交部次长王家桢时言:‘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冯翎岩接话道:“他们的目的就是不给日军动武的口实。然而，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也都明白，日本离动武也就只有一个口实的距离。但口实你可以不给，不代表对方不能制造。‘九一八’事变正是关东军栽赃嫁祸制造口实发动的。而第一时间未能知悉对手制造了口实的张学良，依旧坚持‘力避冲突’，不给口实的原则，自然就留下了‘不抵抗’的骂名。”

    黄显声的心里难过极了，在这种悲痛的情



第四十六章 江桥告急
    1931年10月22日，马占山针对日军集结重兵妄图侵占黑龙江省，发表宣言:“值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净土……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

    关东军在张海鹏叛军失败之后即准备直接出兵，认为中队破坏嫩江桥是最好的借口，遂以洮昂路的修建有日本投资为理由，决定以第2师团第16联队的步、炮各1个大队和1个工兵中队组成嫩江支队，在独立飞行第8中队协助下，以武力掩护修桥，来挑起事端，发动进攻。

    马占山在听取谢珂等将领关于江桥作战情况的报告后，立即调整了部署:委朴炳珊为省城警备司令，以加强省城防卫；任王南屏为黑河警备司令，将东北屯垦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营编为步兵第1旅，开驻大兴以南布防。其中骑兵到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向警戒。至1931年10月29日，基本完成了从江桥到榆树屯和昂昂溪的以铁路为轴线，纵深约40公里、宽约10公里的三道防御阻击阵地布置。

    原宁安公安总队长刘万魁率所部1000余人，于15日在宁安以西接受整编，整编为自卫军第五独立团。

    1931年11月2日，本庄繁令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马占山军在1931年11月3日正午前必须自嫩江铁桥后撤至10公里以外地区，在日军修桥完竣之前不得进入该地区；如不接受上述要求，则日军将使用武力。马占山决定对日军修桥不予干涉，但如进攻中队，则采取自卫措施。

    北平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命令马占山，不要同日军发生武装冲突。可身为军人，不战而把大好江山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作法，令马占山万万不能接受。

    1931年11月4日上午，日嫩江支队先遣中队在飞机掩护下从江桥车站北进，通过嫩江桥后向大兴车站以南的中队阵地进攻。

    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张竞渡部共2700人奋起迎击，将敌击退。下午，日军集中兵力约4000余人，由滨本大佐指挥，在飞机坦克和重炮掩护下向江桥发动进攻。日军先突入江桥左翼阵地，继而向江桥正面大兴线主阵地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日军一度突入我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日军不支遂撤向江岸，遭到预伏在芦苇中的中队截击。

    此时，日军援军赶到，在立足未稳之际又被守军骑兵夹击，被迫退回。战到20时，日军败退遣尸400余具。当日夜，日军连续炮击后乘船百只偷袭，待船近北岸时，潜伏在芦苇内的中队突然开火，日军死伤落水者众，余皆退回。此日中队伤亡300余人，日伪军伤亡1000余人。日军集中兵力，在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进攻，均被守军击退。日军低飞投弹的飞行员大针新一郎中尉亦被击伤。

    消息传到锦州，黄显声、冯翎岩、云妙灵及撤退到锦州的队伍无不欢欣鼓舞。

    兴奋之余，黄显声充满了忧虑:“日本军擅长打硬仗，如果后续没有救援，马占山部很难长久。”

    冯翎岩也说:“是的，假如日军不断增援，而东北军没有后续措施，则难以为继。”

    黄显声叹口气说:“锦州的东北军现在数量倒不少，只是大都是从沈阳退下来的，手里只有轻武器。如果要援助，必须张少帅下令，同时调拨重型武器。”

    冯翎岩也是忧心忡忡:“锦州距离江桥比较远，东北军的飞机又被日军缴获，坐失之前的战机，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云妙灵这时突然说:“到齐齐哈尔路途比较远，增援不容易。那锦州的部队距离沈阳很近，可以想办法去沈阳打击一下日军，策应马占山部。”

    一句话提醒了黄显声，黄显声说:“那我向张少帅请示，看是否可行。”

    冯翎岩和云妙灵则不愿耽搁，直接辞行，回沈阳探听情报去了。

    1931年11月5日上午，日军集中全力再次发动进攻，战斗极为激烈。上午6时，日军以数十门大炮对守军阵地炮击。7时，日伪军8000余人在大炮和飞机掩护下，日军从中路、伪军从左右两路渡江。当船到江心时，中队猛烈还击，日伪军虽伤亡很大仍挣扎强渡。10时，日军占领江岸第一线阵地，守军分撤至左右两翼阵地，日军继而向第二道防线大兴阵地猛攻，遭到守军顽强抗击。

    中午，马占山赶到前线指挥吴德霖团和徐宝珍团从正面反攻，急调骑兵第1旅萨布力团从两翼包抄日军。从15时血战到日暮。日本人承认:“中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

    当日夜，日军第29联队的1个大队前来增援，到达后立即发动进攻，但很快亦被马占山军所包围。本庄繁再急调第16联队的1个步兵大队和3个炮兵中队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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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撤离锦州
    江桥之战，虽败犹荣。黄显声对马占山由衷地钦佩，他觉得马占山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

    对于张学良，则是再一次失望。在江桥大战期间，黄显声建议张学良，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攻打沈阳，声援马占山部。张学良当即拒绝，他认为部队抵抗日军，则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不仅如此，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队伍，张学良也拒绝给予正规番号。他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一律不得使用原来东北军的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等名义。

    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