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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算是一种古代版的双赢吧，起码对于控制青森县的武士家族而言，有了源氏的保护，他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地盘会被其他武士家族入侵，谁要有这个胆子，不仅仅要承受当地“统治者”的反击，更要承受源氏的怒火，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地盘之争了，这分明就是在打源氏的脸！

    因为有了源氏的保护，所以他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生活，不用担心会被别人把地盘抢走。而源氏呢，有了这样的一个个小武士家族依附，每年上交的“保护费”就不在少数，事实上源氏也不用付出什么，他们只需要展现出自己的威严即可。

    这样的统治，连天皇都管不了，明面上青森是有扶桑朝廷的官员的，可这些官员根本就管不了事儿，甚至很多时候海市源氏派过去的，官员和武士家族沆瀣一气，天皇和朝廷对此毫无办法。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模式维持了扶桑国内的稳定，起码地方上有武士家族的存在，不会出什么大『乱』子。朝廷和天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于是不知不觉间，在青森，这样的统治模式已经维持了几十年。

    然而就在今天……这一切都土崩瓦解！

    当大批的海船出现在青森近海的时候，岸边的渔夫和农民都被吓傻了。

    话说梁山这一年的时间里可不是在这里混日子的，船队分成了两部分，李俊和阮氏三雄带着一部分，主要负责运送曹岩从各地收拢起来的好汉和士兵。另一边，穆家兄弟等人则开始在南方船舶业发达的地方招收船工，许以不低的工钱，将他们带到岛上，为梁山造船。当然懂得造船的人都知道，造船使用的木料必须是专门加工过的，绝不是说随便锯刀一棵大树切削成木板就能造船的，但是梁山为了保证短时间内有足够的船只可用，降低了对木材的需求，同时梁山人马也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等地加强劫掠，主要目标就是那些木料。

    朝廷对于梁山的这种劫掠方式其实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的，别说梁山目前使用的都是朝廷制式的战船，即便是普通舰船，朝廷也没有余力阻止。毕竟如今整个江南地区都糜烂不堪，朝廷必须派大量军队前往镇压，再加上梁山只是抢木头，连粮食都很少抢，在朝廷的眼中，粮食当然是最重要的。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中原地区永远是最重要的，只要梁山的目的不是中原，他们想要木头就随他们去吧。反正在当权者的眼中，海外都是蛮夷之地和化外之地，从古至今都不被看重，梁山如果愿意去这些地方折腾，当权者高兴还来不及呢。

    也因此，梁山在一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大量的工人和数不清的各种木料，这些木料不是每一块都适合用来做战船的，毕竟宋朝的造船业在古代华夏来说，也算得上是发达了，船只类型可不仅仅只有战船。

    华夏造船历史相当悠久，远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华夏造船技术就达到了一定水平，而且远航至南洋。

    到了宋代，造船技术站在世界之巅，并出现了很多造船中心，当时，不但官方造船，民间也造船。宋代的多款船型和造船技术，在世界造船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推动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造船技术，历史悠久。在原始社会，人类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我国宋代，江河汇通，水上交通发达，船运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北宋时期，水军基本成型，且配备了多种造型的战船，造船技术高超。

    宋代造船技术在当时领先世界，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从而推动了航海事业发展。宋代所造的船，船体巍峨高大、结构合理、装饰华美，并开始使用指南针导航。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汴河里行驶的有不同类型的船舶，其中有漕船、客船、货船、渔船等。客船在构造、形态上与货船的重大区别反映了北宋的造船水平。

    北宋时期，汴京城水运发达，河道交错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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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武士的雏形；解除禁令
    扶桑人是一个由通古斯人种和蒙古人种混杂起来的民族，后世在对扶桑人的骨骼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发现其中有蒙古利亚人种南支的成分搀杂。总的来说扶桑人是一种具有岛民特征的黄种人分支，其体格特征是:东亚通古斯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杂合体，具体的体貌特征是:身材矮小，肩窄，双腿短小呈纺锤型，x或o型腿很多，『臀』部宽大，面部比一般黄种人更加的扁平，要知道黄种人已经很扁平了；鼻梁不明显，有特殊的『臀』斑。成年男子的身高一般在1米55左右，成年女子身高1米50左右。再加上这个时代的扶桑人普遍营养不足，身高还要继续压缩几公分。

    而中原地区呢说实话，这个时代的华夏人身高也未见得有多高，普通成年男子也就160多厘米的样子，女子甚至还不到160厘米，可即便如此，论人均身高，也已经碾压了扶桑人。而跟随梁山上岛出海的人，除了好汉，就是士兵，在普通华夏人之中这些人都算得上是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之辈了，面对扶桑人的时候，那更是绝对优势的身高。

    高大的船，配合高大的人，当战船出现在青森海边的时候，陆地上的扶桑人被吓傻了，有那反应快的，连忙跑回去统治这里的守护者——也就是那些小家族的武士。

    武士，如果是在华夏的话，一般指的是古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中的的特殊阶层，或归入小贵族。当时的士分为两种:武士和文士，文士出智武士出力，但两者在精神上有同样的追求目标，一样遵循智信仁义，对于自身的尊严与道德要求很高，“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便是出自于该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先周时期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地方财富积累，地方诸侯实力增强，中央集权被削弱，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地方诸侯在相互争夺自己利益相互战争的同时，形成了各个集团，注意笼络人才招揽门客，如“智囊团”之“谋士”，和一批武艺高强的武力集团“武士”。较着名的有燕太子丹雇佣武士行刺秦王，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文物中也有大量以武士为题材的造型，如“武士俑”。

    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来看的话，武士其实指的是石器时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步兵，装备有石斧和棍棒。

    最早出现的部队事实上都只是城市中的居民，装备上随手可得的任何能当作武器的东西罢了。虽然将这些民兵转换成武士，价格非常的低廉，但当然他们也就无法和有组织的军队匹敌了。武士通常是在更强悍的兵种训练完成前的一个过渡兵种，或者是在城市的援兵尚未到达前，提供一种暂时『性』的防卫武力。毕竟在这种极度危急的状况下，能有一些武士支援防卫总比什么防御都没有要来得好。

    而在扶桑呢，武士同样指的是一个社会阶级，一般指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

    武士的雏形其实就是在扶桑平安时代律令体制下产生的武官，最初是扶桑恒武天皇为了巩固政权而设立的。在平安时代以前，除了奴隶，所有的的壮丁都有责任和义务成为被天皇募兵的对象。然而这些士兵必须自己补给和养活自己，很多人因此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选择在当地定居。人们可以通过交重税来免除兵役，这种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士兵在扶桑统称为防人。由于防人士兵的不正规『性』，而且又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在平安时代初期被恒武天皇所废止，这种形式的士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士。

    平安时代早期，恒武天皇想要在北本州岛巩固和扩张自己的统治范围。

    天皇所派遣的针对本州北部土着的讨伐军缺乏士气和纪律，很难在战场上取胜。于是恒武天皇开始向地方豪族求助，提出将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给任何替代自己讨伐北本州的地方势力。这些弓马娴熟的地方豪族很快成为了天皇用来剿灭反抗力量的工具。

    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

    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

    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扶桑的特权统治阶级。

    直到12世纪末，武士首领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创立镰仓幕府，统帅天下军政，标志着武士时代的来临。尔后的军事领袖多半袭用“征夷大将军”之官位，实施统治。由1192年开始，大部分幕府势力握有日本实际政权，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江户幕府交出政权给天皇为止。

    扶桑武士理论上也必须是文武双全的人，除了要擅长剑道、马术、『射』箭等武艺，也须读书、习汉文、练书法、做文章；尤其兵法、韬略更是所须精通。品行、『操』守、勇气也都是被评鉴的范围，武士的道德被称为武士道。武士小学年纪就需现场参观死刑的执行，甚至上战场作战，扶桑战国时代，失去君主的武士会变成浪人。

    扶桑武士的思想核心自然是“武士道”，对于这个词，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没错，在经过数十年的反侵略斗争之后，这个词对于华夏人来说称得上臭名昭着。

     



288.《三字经》与“全民教育”
    有了董平这位军团长的带头，后续的工作就更好办了。

    额外说一句，作为第五军团的军团长，他本应该在后方维持梁岛稳定和安全的，最起码梁岛要驻扎一个军团，否则不能保证会不会遇到以外，只靠海警和陆警难免还有些不够看，毕竟这两支部队刚刚成立没多久，训练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直接参战的标准。

    可是董平是个耐不住『性』子的，曹岩明明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的第五军团在梁岛驻扎，同时加强训练。结果他却一个人跑了出来，曹岩教训了他一顿，发了他两年的薪俸，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毕竟梁岛现在确实没什么危险，不过后面曹岩还有惩罚计划，无论如何，也要把董平的『性』子稍微磨平一些才行。

    董平当然不在乎这些薪俸，反正他作为军团长，吃喝穿戴样样不愁，现在连老婆都有了，就更加不会因为薪俸的事情而发愁了。

    集体相亲虽然重要，但也只是冬日的调剂品罢了，曹岩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立刻整顿如今的扶桑，所有占领区都进行改革。军事方面直接进行管制，每天进入夜间之后，是不允许任何人出门的，但凡出门就直接当反叛论处，根本不给辩解的机会直接处死，杀死几百人之后，其他的扶桑人立刻不敢在大半夜出门了。然后是加强教育，吴用等人的教育部，目前已经培养出了第一批教师，虽然水平并不高，但教导一下简单的文字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普通民众懂得识字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

    为了尽可能强化中华文化在周边各国的影响，曹岩已经对造纸术和印刷术进行了改良。

    造纸术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北宋时期的纸张已经很不错了，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纸张的质量还略差。曹岩让梁山的工匠对现有的造纸器械进行了改进，一千常用的麦秆和芦苇、树皮等材料已经被摒弃，目前梁山造纸，已经全部开始使用木料。木料的纤维更粗，制造的纸张质量也更好。同时纸张里加入了胶和增白剂等东西，都是尽可能找的纯天然产物，保证纸张的洁白程度和柔韧『性』都有不小的提升。

    印刷术方面，就有些搞头了。

    印刷术是华夏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社会的需要。直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178年，才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唐朝，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

    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于是北宋发明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改进雕版印刷这些缺点。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毕升的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

    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

    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

    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甚至就连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宋朝毕昇的活字印刷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的发明，可以说是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面，古代华夏的平民发明家毕昇的功绩不可磨灭的。可是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人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昇创造活字印刷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着名科学家沈括的名着《梦溪笔谈》里。1965年出土一件印本残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有关专家考证认定为是毕昇之后大约50年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本，应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版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泥印还是有问题，那就是活字的强度不够，使用过几次之后，活字就容易变形，容易损毁，所以曹岩直接就让梁山的工匠用铅来制造活字。铅活字印刷术，这又是好几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新技术，在印刷技术上没什么变化，但却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活字的强度就有了保证，铅活字用个上百次甚至是几百次都毫无问题。

    有了纸，有了印刷术，扶桑这边的墨不太好，但没关系，能印刷就行。

    大批量印刷出各种教材，全部免费投放到了扶桑各地，而且曹岩要求扶桑上下搞免费蒙学，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这属于强制的行政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

    至于说传授内容，考虑到扶桑人和大陆人还不一样，他们所传承的毕竟不是汉家正统，所以曹岩直接把“三百千”拿出来作为教材。

    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简称，在古代，这三本书就是儿童蒙学最主要的读物。

    这其中，《千字文》是最早成书的，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即公元502到549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就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

    除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千字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诸多常识，用四字韵语写出，很适于儿童诵读，后来就成了华夏古代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宋明以后直至清末，《千字文》与《三字经》、《百家姓》一起，构成了我国人民最基础的“三、百、千”启蒙读物。旧有打油诗云:“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说得就是这个。事实上，不仅汉民族用作儿童启蒙教材，一些兄弟民族也使用，甚至传到了扶桑。

    可惜扶桑的当权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并没有下令将《千字文》的内容传播下去，最多是私底下有些传播，但却并没有完全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