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很忙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

    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r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n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n秋之用；不学n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文学

    南宋文学相应带动北方的发展。这在小说和诗文评方面较为明显，因为小说和诗文评的政治n相对较弱，读者面较广。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道夷坚志“自丁志后，曾更续否”（宾退录卷八）。由此可见夷坚志在北方的巨大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坚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在北方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传入北方，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诗歌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出丝毫诚斋体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体的写景之作。随着金王朝国势的r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和张镃。该诗意思是说，徐似道和张镃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黄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体。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体的迹象，说明诚斋体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诚斋体之外，陆游的诗歌也很可能传入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与元好问并列，称“天放奇葩角两雄”，但除钱钟书谈艺录拈出他们两句相似的诗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直接的文献可以证明元好问读过陆诗，或受到陆诗的影响。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n特别强的陆游诗歌不可能为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总体来看，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朝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绘画

    此时期艺术风格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承袭古老的传统。山水画仍是此时期重要的绘画类别，山水画家有马远、夏圭，他们所描绘的是地方山水，飘渺柔和的景致，与北宋山水画家所画的险峻山水景致形成对比。此派画风出自宋高宗的画院，一般称“马夏”，与此时期禅僧生动自然的草草逸笔亦形成强烈对比。

    瓦舍

    瓦舍，宋代勾栏兴盛一时的民间艺术演出场所“勾栏瓦舍”，是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南宋临安的瓦舍数量据各种史籍记载，共有24座，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个勾栏的娱乐场所。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

    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上一直演到晚上，从n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东京梦华录中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rr如是。”可以想见，当年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粗算一下，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

    古词

    词体由于自身n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 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流传较广。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n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结论。

    史学方面，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传入北方，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各有专长，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在诗中说：“伤哉绝笔大事记，读经未了已亡身。”（滏水文集卷九和杨尚书之美韵）。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鉴学发展很快，出现了元好问所说的“武臣宿将讲说记诵”的热门现象，随之还出现了陆氏通鉴详节、集诸家通鉴节要等通鉴学著作。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sè作用。

    南宋的灭亡，以及游牧民族对南宋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n打击，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从此逐渐转向衰弱，并最终没落于世界主流舞台之后。

    南宋与金国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类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sè。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科技

    指南针

    指南针在宋代航海交通上已经普遍使用。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用于航海，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火药技术

    唐末时期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èn 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造船行业

    南宋地处江南，交通运输多用船只，因而造船业较为发达。泉州、广州等地都是当时的造船中心，能制造大型海船。

    制瓷行业

    许多官窑随着一起迁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内司官窑设于临安凤凰山下。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销售各地，所烧瓷器极其n美，有“饶玉”之称。

    印刷造纸

    南宋时期由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印刷业和造纸业都很兴盛。当时官府、民间都从事书籍印刷。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所出版的图书，称“监本”，印刷技术颇高。四川和福建亦有不少书坊。造纸方面，在纸的品种和质量都有显著的进步，成都、临安、徽州、池州、平江、建阳等地都是纸的产地。

    社会

    农民

    两宋时期，租佃制普遍发展。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 地离土离乡，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商人

    宋前历朝一直奉行“重农轻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n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市民

    为了适应工商业的发展，两宋王朝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3]。而南宋时期实行的募兵制，遵从人们服役的自愿选择，有效地保障了城乡劳动力稳定和社会安定。

    社会氛围

    南宋社会的奢侈之风，既是官僚地主腐朽本质的集中反映，也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缩影。而南宋朝廷官府倡导善举、关注民生、同情民苦，也是客观事实。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先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换、世俗等级界限的松动，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体现在科举取士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官民身份可以相互转化。

    一是“荒政”制度。由朝廷官府向灾民无偿提供或借贷提供钱粮物，将灾民暂时迁移到丰收地区或动员富豪平价售粮，并且在各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以解决暂时的粮食短缺问题。二是“养恤”制度。在临安等城市中，朝廷官府设立了不同的养恤机构。有赈济流落街头的老弱病残乞的福田院，有收养孤寡贫穷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有收养并医治孤寡贫病不能自存者的安济院，有收养社会弃子弃婴的慈幼局等。三是“义庄”制度。义庄主要由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凭其秩禄买田置办用于出租。租金用来赈养族人的生活。义庄的设置在一定范围内保障了族人的经济生活，辅助了官方的社会保障。南宋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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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武周"
    武周（690年－705年），是武则天建立的王朝。+乡+村+小+说+网 手*机* annas．r唐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九r，武则天废黜唐睿宗李旦称帝，袭用周朝国号，改国号为周，定都神都（洛阳），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普遍承认的女皇帝，前后掌权40多年。武则天是该朝代唯一的皇帝。武周仍然袭用唐制，武则天既是两个唐朝皇帝的生母，又在死前被迫恢复唐朝，故历史上一般不把武周视为单独的朝代，惯例上把武周计入唐朝，武周时代计入唐朝统治年数。

    简介

    武周（690年－705年），是武则天建立的王朝，史称武周。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普遍承认的女皇帝，前后掌权40多年。武则天是该朝代唯一的皇帝。

    武周仍然袭用唐制，武则天既是两个唐朝皇帝的生母，死前又恢复唐朝，故此历史上一般不把武周视为单独的朝代，惯例上把武周计入唐朝帝系，武周时期计入唐朝统治年数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r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sè。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r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政治

    善言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ān，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sè。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