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放肆！”
郑孝胥等遗老怒斥道。
溥伟哈哈大笑：“就你这窝囊样子，还想当皇帝？不如换哥哥我来做吧。”
溥仪的脸色阴晴不定，怒视溥伟片刻，突然宣布说：“退朝！”
“退朝啰！”溥伟幸灾乐祸地笑道。
当晚，溥仪把郑孝胥等几个“忠臣”，叫到自己卧室里秘密商议，急不可耐地讨论新任皇后的人选。
溥仪心里很急啊，即便是做傀儡皇帝，他也是有竞争对手的。
比如那个嚣张跋扈的溥伟，此人是道光皇帝的曾孙，一战期间便跟日本人合谋复辟。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溥伟立即跑到沈阳投靠日本人，并担任“四民维持会”会长，得到日本人帮忙建立“明光帝国”的承诺，甚至还穿着“王服”祭拜先祖皇陵。
溥仪现在最忌惮的就是溥伟，生怕对方抢了自己儿皇帝的宝座。所以说婉容很重要呢，一个被皇后单方面离婚的皇帝，实在太丢脸了，完全可以成为溥伟攻击他的借口。
周赫煊把婉容泡走，实在是给溥仪搞出了大麻烦，有许多遗老遗少都倾向于支持溥伟。
跟国党那边一样，沈阳的前清皇族也在内斗，两帮人攒着劲要拥立不同的傀儡皇帝。





民国之文豪崛起 448【义勇军出征】
时间轴进入1932年1月。
川岛芳子去了上海，正在准备策划“一二八事变”。
周赫煊没打算提醒上海方面，因为即便没有“一二八”，也可能冒出个“一二九”。反正日本人就是要在上海挑事，搞得越大越好，把列强的注意力从东北吸引到上海。
即便有周赫煊提醒，上海方面也难以应付，最后轰轰烈烈闹一场，继而不了了之。
上海的情况暂且不提，东北那边，土肥原贤二已经卸任沈阳伪市长职务，即将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他的目标是对付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
关东军虽然已经占领黑龙江的大部分城镇，但义勇军的反抗却很激烈，分别有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等部，其中以马占山实力最大、名头最响。
马占山的本职是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自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中宣布：“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
马占山的口号喊得横向力，并且跟日寇血战三天两夜，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因此受到鼓舞，自发组织慰问团、后援会，给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捐款捐物，更有许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组建“援马抗日团”参加抗战。
张学良见马占山影响力极大，不仅默认了马占山自领的职务，还派人秘密支持马占山的抗日活动。
只可惜，土肥原贤二到达黑龙江后，很快便利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利诱等手段，把马占山弄得进退两难。
马占山手下并没有奉军精锐，都是些地方守备团、屯垦兵和警察部队。面对土肥原贤二的威逼利诱，以及义勇军内部军心不稳，马占山很快就投降了，并亲自出任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
历史上的盖棺评价，把马占山此举定义为诈降，咱们就不去推翻这个结论了。
但不可否认，马占山的诈降举动带来极坏的影响，因为他属于积极抗日的招牌。这块招牌一倒，瞬间就使得许多义勇军部队跟着投降，也极大的打击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即便以后马占山继续扯旗抗日，也无法弥补诈降带来的恶劣影响。
再说锦州那边，1932年元旦，关东军从三面向锦州发动总攻，坚守两个月的张学良终于扛不住了。
已经下野的常凯申，多次密电张学良严守。顾维钧等老友，一天连发数封电报，求情张学良不要放弃锦州。可惜大势已去……
张学良已经无力再打回沈阳，继续抵抗也只是徒增伤亡而已，他力排众议地放弃锦州，把部队全部撤回山海关内，此举标志着东北全部沦陷。
东北沦陷！
这个消息仿佛一道惊雷，在神州大地轰然炸响，全各国地的游行和请愿活动层出不穷，有血性的汉子干脆自发跑到东北去抗日。
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呵呵，自常凯申宣布下野后，已经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担任政府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张继担任立法院长，伍朝枢担任司法院长，戴传贤担任考试院长，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
这些人“合议”主持国家大事，然而除了争吵以外，根本议不出什么真正的决策。
更何况，常凯申也不是吃素的。他虽然已经宣布下野，却提前在军队和要害部门布置了亲信，中央军只有常凯申自己才能调动。
常凯申这次以退为进的手段很高明，以前他被扣上“不抵抗”的屎盆子，根本就百口莫辩，成为各派势力攻击的焦点。现在他一下野，那些派系势力就立刻混战起来。
陈济棠倡议“西南五省大团结”；何成濬发起“九省联防”；张学良跟阎锡山、冯玉祥讲和，暗中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党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
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孙科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亲蒋派趁机提出“迎回常凯申”的议案，并立即得到通过。
南京国民政府连忙给常凯申发去邀请，希望总司令能够赶快回来领导国家。
常凯申扭扭捏捏就是不表态，嘿，你们要我走就走，你们要我回就回？等着吧，老子还没休息够呢——他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利。
……
冯庸大学，北平临时校址。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就在今天誓师出征！
操场上，由两百多名大学师生组成的义勇军，正整整齐齐的站着等待训话。
周赫煊看着那些可爱的师生，内心颇为不忍，他是不赞成学生老师去抗日的，因为太浪费人才了。可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又正是当下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也必须有这种人去坚持抗日。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总司令，也是周赫煊的老熟人——侯七，侯忠国。
当初周赫煊被褚玉凤的人刺杀，还是侯忠国帮忙逮住暗杀者。之后他一直在冯庸大学担任军事教官，教授步***击和刺杀课程，这些学生都是侯忠国教出来的。
“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张司令已经弃守锦州了，东北的黑土地完全被日寇占领，”冯庸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但是，还有人在抵抗，还有人在关外跟小日本血战！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的丁超、李杜、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的唐聚五、黄显声、张宗周。还有很多很多热血汉子，咱们东北的纯爷们，正在撸着袖子跟小日本拼命。我们不能坐视不理，这条命就算豁出去，也要跟小日本鬼子拼了！”
“拼了！”
“拼了！”
台下师生纷纷怒吼起来。
周赫煊却在跟侯七悄悄说话：“候兄，你手里头人少，满打满算也就200来号，千万不要跟关东军硬碰硬。”
“我晓得，”侯七哈哈笑道，“周先生，你可别忘了，咱以前是干啥买卖的？马匪的本事就是来去如风，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钻林子逃跑，我还能干折本买卖？”
周赫煊嘱咐说：“候兄，我希望你能把部队打散，七个人一组，分头去投奔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义勇军最缺的就是后勤补给，关内捐赠的财物很难运到，而你手底下的师生正好有这个长处。他们已经把《七人背》教材背熟了，也动手做过许多实验。只要有他们，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就能源源不断的获得手榴弹！”
侯七叹气说：“我尽量吧，但现在东北太乱了，分不清哪些是真心抗日，哪些是想要投敌的汉奸。”
周赫煊对此也很无奈，东北如今的状况，怎么说呢？有点像晚清日俄战争的时候。
各地的义勇军虽然都高喊抗日口号，但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还有很多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义勇军各部之间互相火拼都实属常见。
张作霖给东北人做出个很坏的榜样，现在有好些义勇军领袖，都想复制张作霖的成功之路，想要趁乱坐上东北王的宝座。




民国之文豪崛起 449【饭桶胡适先生的努力】
张学良跟周赫煊之间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从锦州战场回来以后，张学良就没有再见过周赫煊，两人甚至互不通信，就像彼此根本不认识一般。
“张学良此人，误国甚矣！”
这是胡适来天津拜访周赫煊，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九一八事变”对胡适刺激很大，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写关于东北的文章，并第一个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九一八”的观点。
“九一八”的第二天下午，胡适就写了一首诗：“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安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这首诗写的是刘永福、唐景崧等人，当年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率众拒日保台的事迹。他把当日的台湾，比作今日的东北，怀念刘永福这样的抗日志士，又恨自己书生无用，不能提刀驱赶日寇。
胡适如今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他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是邻居。 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则住在4号。
“可恨啊，可恨，”胡适痛心地说，“日人欲侵略我东北土地，其狼子野心早就暴露无遗。可上至南京政府，下至奉系军阀，都忙于内斗争地盘，竟把广袤的黑土地让于日人！”
正如胡适所言，不仅是周赫煊这个穿越者，当时好多国人都看到了日本对东北的威胁，却只能眼睁睁的目睹局势恶化。
胡适有个朋友叫丁文江，是北大的地质学教授。
丁文江早在1927年，就给胡适写信，说他最近在研究日本问题，深切地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就在九一八爆发前夕，胡适和丁文江还同游半个月，多次提到日本的侵华野心。
周赫煊无奈地说：“就像甲午海战一样，国人的心要被彻底刺痛，才能奋发图强。”
胡适苦笑道：“我们以前喊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现在国难当头，学术和科学都不顶屁用。在君兄（丁文江）前两日自嘲，说知识分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言语虽粗鄙，但说的却是实话。”
“饭桶也是有些用处的。”周赫煊安慰道。
胡适说：“我这个饭桶，最近也在苦思自己的作用。最后发现很无奈，顶多站出来喊几声口号，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周赫煊说：“口号也需要有人喊。声音大了，才能震耳发聩，国家和人民才能团结起来。”
“我也是这个想法，”胡适说明来意，“我们不仅要喊口号，还要喊得有策略性，喊得有学术性。我跟几个朋友，准备创办一本《独立评论》杂志，专门讨论国家和世界局势，以开国人耳目眼界。明诚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还请加入进来！”
《独立评论》属于30年代非常出名的政论性杂志，主编胡适、丁文江和蒋廷黻都是义务担任，不拿任何工资报酬。这本杂志存在了五年，期间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在开阔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为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中蒋廷黻还因为在《独立评论》写文章，被常凯申三次召见，最后受邀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周赫煊当即答应道：“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论文章，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
“如此，谢过了，”胡适高兴地说，“有明诚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
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既不敢对日宣战，也不敢跟日本谈判，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
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即便日本内阁反悔，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
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后来经过仔细考虑，又决定不延期。胡适认为，“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
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根本翻不了天，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不过会议期间，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
对于张学良，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适，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良久动笔写下标题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菊与刀》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
既然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几年下来，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




民国之文豪崛起 450【文章】
东北腥风血雨，关内争斗不休，奉化乡下却犹如世外桃源。
下野回老家的常凯申，似乎完全不理会国际国内的纷争，整天游山玩水过得好不快活。他在1月1号的日记里写道：下午与妻及大伟往奉化城北游行，天朗气清，颇得一时之乐。又在1月2号的日记里写道：上午祭慈神后与妻等往游妙高台、雪窦寺。下午下山游仰止桥中山亭观瀑……
只在1月上旬，常凯申就外出游弋了五次，期间总结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全部都记录到日记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常凯申跟外界彻底隔离，他甚至把部分侍从室搬到了溪口老家。
侍从室，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再过几年，常凯申的侍从室就能让人闻风色变。
常凯申此人嗜权如命，大小权利都要一把抓，遇事喜欢独断专行，谁来劝都没用。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
用陈布雷的原话来讲：（常凯申）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都要亲自处理。
这种如同皇帝的独裁统治，就需要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谋划，为他控制人事和收集情报，还要为他提供安全警卫保障，于是“常凯申侍从室”诞生了。
“常凯申侍从室”是一个畸形怪物，从3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太上皇。有点像雍正的军机处，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谕旨的形式对各部门和各地官员发布命令。
清晨，农家小院。
常凯申正在陪大病初愈的宋美龄散步，侍从副官李大伟默默跟随，周围还站着一些负责安全的侍卫。
在院子里走了几圈，常凯申坐在石凳上，说道：“今天有什么消息？”
李大伟立刻拿出一封电报函：“苏联再次提出，希望能够用大公子换回牛兰。”
“大公子”就是常凯申的儿子尼古拉同志，如今在莫斯科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老师。而“牛兰”本名雅各布·鲁德尼克，则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站的创立者，前不久刚被国党抓捕关押。
苏联用常凯申的儿子换回共产国际中国总联络人，这对双方来说都似乎是划算的买卖。
常凯申拿着电报看了片刻，吩咐道：“不予理会。”
“是。”李大伟立即记录“圣谕”。
常凯申想起那个不省心的儿子，心中颇为感慨，闭眼道：“继续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文件：“南京政府那边，第五次发电邀请总座回宁主持大局。”
“不急，慢慢来，时机还未到。”常凯申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电报说：“东北密电，溥仪已经选出了新的皇后人选，很可能下个月就登基称帝。土肥原贤二已经担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黑龙江的马占山，有投降日寇的倾向。”
常凯申眼睛猛地睁开：“致电张汉卿，让他稳住马占山。马占山是东北抗日的旗帜，这面旗帜倒不得。”
李大伟陆陆续续又汇报了一些消息，最后拿出一叠报纸和杂志，供常凯申独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找，抽出《独立评论》说：“这是什么杂志？以前都没见过。”
李大伟解释道：“这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新创的杂志，昨天从上海送来的，听说颇受政界和知识分子青睐。”
“咦，居然有周明诚的文章！”常凯申迅速浏览目录，翻到周赫煊的文章那页。
只见文章写道——
“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均是其国家、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与所处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政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对此的一个典型解释案例……古代的日本政治，长期处于权力与权威分离的二元状态，但又与现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日本古代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在天皇朝廷与摄政、院政二元对立共存，后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精神权威与幕府的二元对立共存。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由古代单一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发展为多重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的精神权威，与下级武士改革派操控的政治权力二元共存，中期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元老权力的二元共存，现在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军部权力的二元对立共存……”
“日本内阁的行政权，与军部的由‘统帅权独立’宪法原则形成的军令权并立存在。军部的军令权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比内阁的行政权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军部的优势存在，不仅在于军部拥有直接和天皇对话的权力，同时‘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和军部对陆海军大臣的推荐权，更形成了军部对内阁的强势地位。日本内阁在与军部的斗争中，还要受到枢密院的掣肘，因此显得更加弱势。”
“政令与军令分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是立宪天皇制的最大隐患。从根本上讲，军令也是政令的一部分，正常的国家应该实现军政统一。”
“在日本的立宪天皇制下，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显性权力’，以及宪法没有规定的‘隐性权力’，实际上也处于二元对立中。首相元老推荐制、重臣会议和内阁陆海军大臣军部推荐制超然存在，明治宪法虽然形成了多元权力系统和横向、纵向的复合制衡机制，但实际运作中往往制而不衡。”
“以上这些，都酿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对日本内阁的全面压倒性胜利。因此，中国想要利用内阁扼制关东军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也是完全不可取的！日本内阁就是一尊泥菩萨，他自保都难，又如何能帮助中国？”
常凯申把这些内容读完，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对日本政治权力体系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
周赫煊在讲完日本的二元政治后，又用台湾和朝鲜做例子，分析日本人在东北可能实行的日化统治。他呼吁，除了在战场上要抗日，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要抗日。如果东北短期内无法收回，那就要做好长远打算，不能让东北的下一代成为满脑子日本思想的“归化民”。
周赫煊在文章里的原话，是这样对沦陷区的东北同胞说的：“抗日不一定要提枪杀鬼子，每一位父亲，每一位母亲，应该告诉你们的孩子，他是中国人！每一位知识分子，你们在日寇铁蹄下艰难生活，不一定要与日寇刺刀见红，但应该时时刻刻不忘传播中华文化和思想！这也是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抗日！日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精神，只要心是中国心，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
常凯申再翻阅其他人的文章，比较之后说：“还是周明诚看得明白，既知日本事，也知中国事。他清楚东北一时难以收回，已经在做长远打算了，不像其他人整天闹着逼中央抗日。此人实为国之干才，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李大伟提醒道：“总座，周明诚好像跟张汉卿闹翻了。”
“闹翻了也不能用，看他写的文章，这个人路线有些偏左。《大国崛起》我也看过，他对苏联的发展非常看好，可别是个隐藏的赤党。”常凯申连连摇头道。
李大伟说：“那倒不至于吧。”
常凯申想了想，说道：“等我这次复出，再把他招来详细聊聊。”




民国之文豪崛起 451【闲谈】
北平，太太家的客厅。
丁文江举着本《独立评论》，拍手赞道：“周先生这句话说得好！日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精神，只要心是中国心，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叹息说：“话讲得虽好，却不能改变东北沦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