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爽新人生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存在着若干个文明与科学的中心。以这些中心为内核，出现了若干文化地理板块，叫做“文化圈”，即由主要文化特质相同或相近、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群体共同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地区间“文化位势差”的存在，导致先进文化自然向相对落后的一方传播，落后文化一方主动地汲纳、消化先进文化。前者称为“内核文化”、“原型文化”和“辐射文化”，后者称为“外缘文化”、“变型文化”和“受容文化”。两者的统一，就形成了文化圈。

    所谓东亚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华夏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文言文、华夏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道教、汉化佛教。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因此才会在东亚地区，以华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圈。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华夏的汉服，在传入到南鲜和扶桑后，就分别形成了韩服与和服两种不同的服饰。

    中华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区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其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中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相当久远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东亚诸国，产生出巨大的文化辐射力。

    中华疆域相对封闭的格局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独立发生、发展的地理前提。这使中华文化较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前后递进，绵延不绝，也使华夏人染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痼疾。近代以后，国人逐渐走出闭塞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总算是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核心是中华哲学。

    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名、阴阳、纵横百家争鸣。秦代尚法家，又盛行神仙之术。

    汉初，道学盛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成为国策，后来汉武帝时儒学开始盛行，并逐渐定于一尊。六朝隋唐时，道儒释并举，有时释道居先。

    宋以后理学对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曾长期起支配作用。理学以儒为表，释道为里，熔三者于一炉。

    近代以后，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华夏传统文化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学、儒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道的结合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中华古代思想家重视人的问题，认为人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点，即人性，人性也就是道德性。老子认为人要返回自然，如“婴儿”一般，而孔子把人性解释为“仁”，孟子解释为“仁、义、礼、智”，荀子解释为“义”。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认为人不尚贤;而儒家强调人的终极目的或人的价值就在于道德人格的自我实践，并从个人道德扩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上榜那些一切的一切，其实都似有似无若即若离的影响着整个东亚文化圈。

    华夏、南鲜、扶桑，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中华文化对南鲜和扶桑都有很大的影响。近代以来，扶桑经济率先发展，在错误的扩张政策主导下，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侵华战争，三国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1965年6月，南鲜和扶桑邦交正常化。1972年，中日也实现邦交正常化。1992年，中韩建交。三国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世界经济的繁荣都有很大贡献。

    这种影响，在文化领域尤其明显，就好比说扶桑的漫画界，大拿无数，经典层出不穷，但仔细解读的话，这些经典作品里，似有似无的，其实都存在着华夏文化的影子。

    南鲜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各种行为举止，也都充斥着华夏的影子，所以说，卡梅隆让杨明珏研究两国电影，绝对是没有错的，因为三者，本就是一体的。只不过华夏是本体，扶桑和南鲜是分出去的枝杈。

    现在也该聊聊南鲜的电影了。

    伴随韩剧和整容，韩流“入侵”华夏已经好多年了。几年后，“撞脸小沈阳”的都教授几乎在我们的电视、网络、公车站盘踞了一整年。而几年前，一部《我的野蛮女友》让我国普通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南鲜电影的超高人气。

    从数据到口碑，似乎一切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只有498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近年来在电影及其产业上的发展如此令人瞩目，他们赢得来自本土观众的好评和票房，他们在开放的电影市场里依然能够自信地匹敌好莱坞大片，他们还尝试撬开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多消费者的钱袋和金口。然而，每一部“千万观影人次”的影片都不是轻易完成的，它背后是南鲜的百年电影史。同样是百余年影史，同样正飞速发展，也许简单审视一番南鲜电影发展历程，我们也能受到些许启发，进而更准确地看清楚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南鲜电影，始于1903年。

    1903年，从法国进口的纪录片《电影放映机》在南鲜放映，电影正式进入南鲜。1910年，朝鲜被扶桑占领，电影、报纸等开始被严格控制，这导致南鲜和朝鲜电影的诞生要相对晚于其他国家。1919年10月27日，金陶山和民族资本家朴胜弼合拍的《义理的复仇》上映。这是第一部由南鲜人自己独立拍摄的影片，标志着南鲜本土电影正式诞生。1926年，25岁的罗云奎执导的《阿里郎》上映。这部洋溢着南鲜民族特色的里程碑式作品，开启了南鲜的默片时代。在该片的带动下，从1926年到1930年，南鲜拍摄了许多隐晦表达抗日情绪的默片电影，这段时期被称为南鲜电影的“第一次黄金时期”。

    1930年起，扶桑人对南鲜影片再度加大审查力度，南鲜电影创作量从每年10多部锐减到2或3部，市场则由扶桑和欧美电影占领。1935年，南鲜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春香传》上映，然而很快便进入了漫长的朝鲜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由于战火影响，南鲜电影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总的来说，诞生在战争年代的南鲜电影，产业发展极其缓慢，未曾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作为殖民地，南鲜本土电影在内容创作上被严格地控制和限制；其他外国影片也要经过审查筛选才能进入，多数被用来作为殖民者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改造的工具。

    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终于正式结束，南鲜局势趋向稳定，政府开始制订政策刺激电影产业。1954年，李承晚政府颁发“国产电影入场税免税措施”，对影院放映国产电影免收营业税，这是南鲜最早的电影振兴政策。1959年，政府又颁发“国产电影制作奖励补偿措施”，对在电影节上获奖以及观众反响很好的优秀国产电影的制作公司奖励一定数量的外国电影进口权。

    一方面是战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另一方面是政府相关政策刺激，由此55到59年间，南鲜电影产量迅速增加。由此可见，政策对电影产业的影响有多大。

    然而从1960年起，南鲜政府对进口电影就开始直接施行管制，不需要再对国产电影免税激励，因此“国产电影入场税免税措施”被取消。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政变，上台后以铁腕统治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电影业当然也不例外。

    1962年，南鲜颁布第一部《电影法》，将电影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由国家主导进行产业化，并在1963、1966、1970年对其进行了3次修订。电影法及其前3次修订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对电影的管制，而这直接导致了南鲜电影产业链的重组和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并刺激了南鲜国产影片制作量的快速增加——当然，质量并没有像数量那样飞升。

    总而言之，战争结束后，南鲜电影在内容创作方面的审查更加严格，只不过这一次的审查不来自殖民者和侵略者，而是来自本国政府。在电影产业方面，政府倒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促进产业发展，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由于60年代时电视剧还不发达，娱乐手段相当单一，看电影成为民众主要的娱乐活动。从1961年到1969年，银幕数从302块增长到659块，人均观影次数从2.3次增长到5.6次，平均票价则从0.58美元增长到1.04美元。总而言之，尽管现实依然困难重重，但南鲜电影还是迎来了全面复苏，也正是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南鲜电影的“第二次黄金时期”。

    南鲜电影发展到今天的振兴状态，走过了漫长的历史。1900年初，南鲜电影主要以短片的形式上映，相应的短片影院也随之形成。在这以后的50-60年代，以申星一、严莺兰等年轻影星为代表的“赤脚青春”等红极一时的影片，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直到进入70年代，电视走入寻常家庭，电影业正式进入衰退期。但这一时期仍出现了“星星的故乡”、“冬女”等描绘年轻人爱情故事的畅销电影。

    但不管怎么说，经过“第二次黄金时期”而艰难复苏起来的南鲜电影在70年代遭遇巨大困难。不仅要应对电视机疯狂抢夺观众，还要在军人独裁政权的强制干预下寻找一线生机。被政府控制的电影公司之间缺乏积极竞争，制作国产片只是为了获得外国片进口配额，这导致很多影片沦为迎合政府的宣传片或低级趣味闹剧。短短6年，人均观影次数便从5.3次锐减到1.8次，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危机。

    一直到80年代开始，南鲜社会终于开始迎来民主自由化，呼吁放开电影管制的声音越来越高。1984年，《电影法》实施第5次修订，广受诟病的特惠性垄断结构终于被打破，电影市场彻底开放，独立制片和小制片公司获得发展机会，电影制作量开始稳步增加。自此，南鲜电影产业由垄断结构转为自由竞争。1986年，《电影法》实施第6次修订。这次修订案的意义更加重大：电影“审查制”终于被废除，电影工作者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创作自由。在自由贸易大势和美国通商压力之下，南鲜政府决定对外国彻底开放电影市场，取消“进口配额制”，电影进口完全自由化，并且允许外国电影公司在南鲜直接发行电影。同时取消的还有“国产电影制作奖励补偿措施”，不过，针对院线和影院的“一年至少放映国产片146天”的“银幕配额制”仍保留着，作为仅剩的国产片保护政策。

    总之，南鲜电影自此正式进入开放时代。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南鲜电影业开始复兴。国际电影节上接连获奖，南鲜电影的国际声誉得到提升。林权泽导演的《The Suppogate Womb》获第4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裴镛均导演的“Why Has Bodhi-Dharma Left for the East？”获第42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等。90年代林权泽导演的《西便制》又获第1届沪上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

    90年代以后，南鲜电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经典频出，在全球电影市场上疯狂拿奖，这才是南鲜电影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期，是南鲜电影发展的最高峰。

    甚至一直到今天，南鲜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上，也是有着一席之地的。甚至可以说，论质量，南鲜电影是完全不亚于扶桑电影的，扶桑电影擅长合家欢类型，擅长搞动画电影，画面华丽剧情紧凑；而南鲜电影呢，真实和有深度，直言不讳的表达社会问题，有关法律政府方面更是各种抨击，有着最宽容的尺度，当然了，也更容易让观者感到压抑。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有志于成为知名导演的杨明珏，双方都有她需要学习和可以学习的东西，但如何学习，怎么才能学以致用，这个，可就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课题了。




902.联合报告
    四爷爷算是暂时安顿下来了。

    虽然期间颇有些波折，但总算，之前还疯狂反对的几个儿女，这一次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也是，如果只是四爷爷的话，别说住在这里一段时间了，就是往后半辈子都住这儿，只要爷爷愿意，他们就没话可说。他们反对的，是爷爷之前那种大包干的态度，周家现在是红火了不假，可归根结底，还是周方远一手带出来的，这个过程里，那边你的所谓家人们啊，可是半点功劳都没有的，现在享福了，大家都过来了，凭啥啊？

    而且最根本的，还是爷爷那个想法不靠谱，毕竟人老了，身体普遍不行了，免疫力啊身体机能啊全部退化，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的，你要管，管得过来吗？而且好吧，就算你管得过来，前面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管谁不管谁？是针对特殊疾病？还是什么病都管？如果什么病都管，那么问题来了，有人人家没有病，就想着和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了？是不是一笔花销？不同意？你还是不是个人？

    如果只是针对部分疾病，那么问题又来了，什么时候心脏疾病就比我们内脏疾病高级了？你要说心梗脑梗致死，那我肝胆癌症不服！另外照顾人群是也是个问题，爷爷的计划是所有一代目，也就是和他同辈的那些他管起来。二代们呢，也就是周方远爸爸这一辈就不管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周方远的大伯，也就是大爷爷家的大儿子，老周家旅居北桐这一支真正的长子长孙，大伯的年龄，和小爷爷比都相差不多，只差了三岁……别太夸张，只要大伯稍微不那么重视身体，可能就会比小爷爷更早垮掉。

    到时候爷爷管不管？

    如果大爷爷求上门呢？亲哥哥的请求，目的是照顾亲侄子……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想要拒绝都不太可能。

    要真是这样，那乐子可大了，后面保证各种牛鬼蛇神都要来沾点便宜。补给沾？那不行，人家就问呀，凭啥给他不给俺。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是这些人真正需要的，人家只要问出问题。不管你是怎么回答的，什么时候回答的，立刻就会有无数个版本的故事开始迅速流传。

    什么老周家为富不仁啊，什么老周家欺凌弱小啊，老周家同室操戈啊，老周家内乱啊……

    原本的一桩好事，最后沦为闹剧。

    什么？说胡话的人不要脸吗？额呵呵，人家自打张开嘴要好处的时候，那脸就已经早都没有了。

    老爷子人情往来也一辈子了，不至于说连这点东西都看不懂，他老人家呀，纯粹就是懒得去想了，想要任性一把了，结果这个苗头才刚刚探出来，就让周爸他们兄妹死人联手给压制了下去。老爷子想要任性不要紧，但这一大家子人现在就指着这些大大小小的摊吃饭呢，可不能让老爷子一个任性就全给毁掉啊。

    关于养老社区的事情，远方集团已经报上去了，直接将计划书递给了市高官和市长这两位本地的父母官，虽说书记管党政，可你真要把人家给忘了或者绕开，那才是傻了呢。

    计划书很详细，里面有概念图，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个养老社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个什么流程。

    合作伙伴也名字都出现在了计划书里，一方面证明这个计划不是拍脑门子的计划，另一方面也是让市府的两位当家看到远方集团在这个计划背后花的时间和精力。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计划书的后面，有十几页的，详详细细的列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数字。这些数字，都是远方集团收集起来的，关于北桐市，以及国内几个主要宜居城市的，在各个方面的数据对比。

    没有什么，比直接上数据更有说服力。

    宜居城市是指对城市适宜居住程度的综合评价。

    宜居城市其特征是：环境优美，社会安全，文明进步，生活舒适，经济和谐，美誉度高。

    宜居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的产物，是指宜居性比较强的城市，是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住地。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了城市应当是适宜居住的人类居住地的概念。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成为21世纪新的城市观。

    从城市发展进程的历程看，城市发展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几个阶段。在由低到高的进化过程中，随城市的拓展和经济的迅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城市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空间紧张、生态质量下降等一系列伴随而生的城市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生存状态的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且总体上需求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这个必然的进化趋势导致人们越来越关心人居环境及自身的生存状态。

    发达国家对宜居城市建设是以早期的人居环境关注为标志的，1976年，联合国召开了首届人居大会，提出“以持续发展的方式提供住房、基础设施服务”，相继成立了联合国人居委员会和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

    1989年开始创立全球最高规格的“联合国人居环境奖”。1996年提出“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两个发展主题。相关的“联合国人居中心”、“联合国人居委员会”“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等机构使这些概念在实践中逐步展开。我国也在2000年在建设部主持下设立了“华夏人居环境奖”。

    随着人居环境与住区问题的研究，人们关注的角度和问题的深度、广度都在不断发展，包括城市环境、资源、生态、安全等内容逐步进入研究领域。“宜居城市”的概念走入人们的视野。

    宜居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人居环境问题是在面临城市居住拥挤、秩序混乱、质量下降等问题时提出的，因此，起初对人居环境的认识是比较具体而微观的，如关注居住区、邻里环境、居住建设项目等，而后，这个概念在学者们的关注下不断发展，具有了更为广泛而宏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