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

街上的店铺全都黑沉沉地，惟有一家新开的木器店，虽然拉上了铁栅栏，橱窗里还是灯火辉煌，两个伙计立在一张镜面油漆大床的两边，拉开了鹅黄锦缎绣花床罩，整顿里面的两只并排的枕头。难得让人看见的——专门摆样的一张床，原来也有铺床叠被的时候。
南宫幌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
忘不了的画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果庚的《永远不再》。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静静听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雾一般地往上喷，有升华的感觉，而对于这健壮的，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切都完了。女人的脸大而粗俗，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的，于我们颇为熟悉。身子是木头的金棕色。棕黑的沙发，却画得像古铜，沙发套子上现出青白的小花，罗甸样地半透明。嵌在暗铜背景里的户外天气则是彩色玻璃，蓝天，红蓝的树，情侣，石栏杆上站着童话里的稚拙的大鸟。玻璃，铜，与木，三种不同的质地似乎包括了人手扪得到的世界的全部，而这是切实的，像这女人。想必她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虽然她睡的是文明的沙发，枕的是柠檬黄花布的荷叶边枕头，这里面有一种最原始的悲怆。不像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棕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仿佛有面镜子把户外的阳光迷离地反映到脸上来，一晃一晃。
美国的一个不甚著名的女画家所作的《感恩节》，那却是绝对属于现代文明的。画的是一家人忙碌地庆祝感恩节，从电灶里拖出火鸡，桌上有布丁，小孩在桌肚下乱钻。粉红脸，花衣服的主妇捧着大叠杯盘往饭厅里走，厨房砖地是青灰的大方块，青灰的空气里有许多人来回跑，一阵风来，一阵风去。大约是美国小城市里的小康之家，才做了礼拜回来，照他们垦荒的祖先当初的习惯感谢上帝给他们一年的好收成，到家全都饿了，忙着预备这一顿特别丰盛的午餐。但虽是这样积极的全家福，到底和从前不同，也不知为什么，没那么简单了。
这些人尽管吃喝说笑，脚下仿佛穿着雨中踩湿的鞋袜，寒冷，粘搭搭。活泼唧溜的动作里有一种酸惨的铁腥气，使人想起下雨天走得飞快的电车的脊梁，黑漆的，打湿了，变了很淡的钢蓝色。
叫做《明天与明天》的一张画，也是美国的，画一个妓女，在很高的一层楼上租有一间房间，阳台上望得见许多别的摩天楼。她手扶着门向外看去，只见她的背影，披着黄头发，绸子浴衣是陈年血迹的淡紫红，罪恶的颜色，然而代替罪恶，这里只有平板的疲乏。明天与明天——丝袜溜下去，臃肿地堆在脚踝上；旁边有白铁床的一角，邋遢的枕头，床单，而阳台之外是高天大房子，黯淡而又白浩浩，时间的重压，一天沉似一天。
画娼妓，没有比这再深刻了。此外还记得林风眠的一张。
中国的洋画家，过去我只喜欢一个林风眠。他那些宝蓝衫子的安南缅甸人像，是有着极圆熟的图案美的。比较回味深长的却是一张着色不多的，在中国的一个小城，土墙下站着个黑衣女子，背后跟着鸨妇。因为大部分用的是淡墨，虽没下雨而像是下雨，在寒雨中更觉得人的温暖。女人不时髦，面目也不清楚，但是对于普通男子，单只觉得这女人是有可能性的，对她就有点特殊的感情，像孟丽君对于她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一样的，仿佛有一种微妙的牵挂。林风眠这张画是从普通男子的观点去看妓女的，如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可是并无恶意。普通女人对于娼妓的观感则比较复杂，除了恨与看不起，还又羡慕着，尤其是上等妇女，有着太多的闲空与太少的男子，因之往往幻想妓女的生活为浪漫的。那样的女人大约要被卖到三等窑子里去才知道其中的甘苦。
日本美女画中有著名的《青楼十二时》，画出艺妓每天二十四个钟点内的生活。这里的画家的态度很难得到我们的了解，那奇异的尊重与郑重。中国的确也有苏小小董小宛之流，从粉头群里跳出来，自处甚高，但是在中国这是个性的突出，而在日本就成了一种制度——在日本，什么都会成为一种制度的。艺妓是循规蹈矩训练出来的大众情人，最轻飘的小动作里也有传统习惯的重量，没有半点游移。《青楼十二时》里我只记得丑时的一张，深宵的女人换上家用的木屐，一只手捉住胸前的轻花衣服，防它滑下肩来，一只手握着一炷香，香头飘出细细的烟。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画得比她小许多。
她立在那里，像是太高，低垂的颈子太细，太长，还没踏到木屋上的小白脚又小得不合适，然而她确实知道她是被爱着的，虽然那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因为心定，夜显得更静了，也更悠久。
这样地把妓女来理想化了，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日本人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不然我们再也不能懂得谷崎润一郎在“神与人之间”里为什么以一个艺妓来代表他的“圣洁的madonna”。
说到欧洲的圣母，从前没有电影明星的时候，她是唯一的大众情人，历代的大美术家都替她画过像。其中有这样的画题：“有着无瑕的子宫的圣母”。从前的oomphgirl等于现在的wombgirl。但现代的文明人到底拘谨得多，绝对不会那么公然地以“无瑕的子宫”为号召了。
欧洲各国的圣母，不论是荷兰的，丝丝缕缕披着稀薄的金色头发，面容长而冷削，金的，玉的，寂寞的，像玛琳黛德丽；还是意大利的，农田里的，摆水果摊子的典型，重重的青黑的眉眼，多肉，多娇；还是德国的，像是给男人打怕了的，凸出了浅蓝的大眼睛，于惊恐中生出德国人特别喜欢的那种活泼妩媚；美的标准不同，但是宗教画家所要表现的总是一个天真的乡下姑娘，极度谦卑，然而因为天降大任在身，又有一种新的尊贵，双手捧了皇儿，将来要以他的血来救世界，她把他献给世界。画家无法表现小儿的威权智慧，往往把他画成了一个满身横肉的，老气的婴孩。有时候他身上覆了轻纱，母亲揭开纱，像是卖弄地揭开了贵重礼物的盒盖。
有时候她也是逗着他玩，或是温柔地凝视着怀中的他，可是旁边总仿佛有无数眼睁睁的看戏的。
单只为这缘故我也比较喜欢日本画里的《山姥与金太郎》，大约是民间传说，不清楚两人是否母子关系，金太郎也许是个英雄，被山灵抚养大的。山姥披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丰肥的长脸，眼睛是妖淫的，又带着点潇潇的笑，像是想得很远很远；她把头低着，头发横飞出去，就像有狂风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吹得往一边倒。也许因为倾侧的姿势，她的乳在颈项底下就开始了，长长地下垂，是所谓“口袋奶”。蟹壳脸的小孩金太郎偎在她胸脯上，圆睁怪眼，有时候也顽皮地用手去捻她的乳头，而她只是不介意地潇潇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拨浪鼓逗着他，眼色里说不出是诱惑，是卑贱，是涵容笼罩，而胸前的黄黑的小孩于强凶霸道之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这里有母子，也有男女的基本关系。因为只有一男一女，没人在旁看戏，所以是正大的，觉得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
由此我又想到拉斐尔最驰名的圣母像，thesemadon－na，抱着孩子出现在云端，脚下有天使与下跪的丝徒。这里的圣母最可爱的一点是她的神情，介于惊骇与矜持之间，那骤然的辉煌。一个低三下四的村姑，蓦地被提拔到皇后的身份，她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她的天真，平凡，被抬举之后要努力保持她的平凡，所以要做戏了。就像在美国，各大商家选举出一个典型的“普通人”，用他做广告：“普通人先生”爱吸xx牌香烟，用xx牌剃刀，穿xx牌雨衣，赞成罗斯福，反对女人太短的短裤。举世瞩目之下，普通人能够普通到几时？这里有一种寻常中的反常。而山姥看似妖异，其实是近人情的。
超写实派的梦一样的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无名的作品，一个女人睡倒在沙漠里，有着埃及人的宽黄脸，细瘦玲珑的手与脚；穿着最简单的麻袋样的袍子，白底红条。四周是无垠的沙；沙上的天，虽然夜深了还是淡淡的蓝，闪着金的沙质。一只黄狮子走来闻闻她，她头边搁着乳白的瓶，想是汲水去，中途累倒了。一层沙，一层天，人身上压着大自然的重量，沉重清净的睡，一点梦也不做，而狮子咻咻地来嗅了。
题名作《夜的处女》的一张，也有同样的清新的恐怖气息。四个巨人，上半身是犹太脸的少女，披着长发，四人面对面站立，突出的大眼睛静静地互相看着，在商量一些什么。
脚下的圆白的石块在月光中个个分明，远处有砖墙，穹门下恍惚看见小小的一个男子的黑影，像是生魂出窍——就是他做了这梦。
中国人画油画，因为是中国人，仿佛有便宜可占，借着参用中国固有作风的藉口，就不尊重西洋画的基本条件。不取巧呢，往往就被西方学院派的传统拘束住了。最近看到胡金人先生的画，那却是例外。最使人吃惊的是一张白玉兰，土瓶里插着银白的花，长圆的瓣子，半透明，然而又肉嘟嘟，这样那样伸展出去，非那么长着不可的样子；贪欢的花，要什么，就要定了，然而那贪欲之中有嬉笑，所以能够被原谅，如同青春。玉兰丛里夹着一枝迎春藤，放烟火似地一路爆出小金花。连那棕色茶几也画得有感情，温顺的小长方，承受着上面热闹的一切。
另有较大的一张，也有白玉兰，薄而亮，像玉又像水晶，像杨贵妃牙痛起来含在嘴里的玉鱼的凉味。迎春花强韧的线条开张努合，它对于生命的控制是从容而又霸道的。
两张画的背景都是火柴盒反面的紫蓝色。很少看见那颜色被运用得这么好的。叫做《暮春》的一幅画里，阴阴的下午的天又是那闷蓝。公园里，大堆地拥着绿树，小路上两个女人急急走着，被可怕的不知什么所追逐，将要走到更可怕的地方去。女人的背影是肥重的，摇摆着大屁股，可是那俗气只有更增加了恐怖的普照。
文明人的驯良，守法之中，时而也会发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怯怯的荒寒。《秋山》又是恐怖的，淡蓝的天，低黄的夕照，两棵细高的白树，软而长的枝条，鳗鱼似地在空中游，互相绞搭。两个女人缩着脖子挨得紧紧地急走，已经有冬意了。
《夏之湖滨》，有女人坐在水边，蓝天白云，白绿的大树在热风里摇着，响亮的蝉——什么都全了，此外好像还多了一点什么，仿佛树荫里应当有个音乐茶座，内地初流行的歌，和着水声蝉声沙沙而来，粗俗宏大的。
《老女仆》脚边放着炭钵子，她弯腰伸手向火，膝盖上铺着一条白毛毡，更托出了那双手的重拙辛苦。她戴着绒线帽，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微笑着，非常满意于一切。这是她最享受的一刹那，因之更觉得惨了。
有一张静物，淡紫褐的背景上零零落落布置着乳白的瓶罐，刀，荸荠，慈姑，紫菜苔，篮，抹布。那样的无章法的章法，油画里很少见，只有十七世纪中国的绸缎瓷器最初传入西方的时候，英国的宫廷画家曾经刻意模仿中国人画“岁朝清供”的作风，白纸上一样一样物件分得开开地。这里的中国气却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画面上紫色的小浓块，显得丰富新鲜，使人幻想到“流着乳与蜜的国土”里，晴天的早饭。
还有《南京山里的秋》，一条小路，银溪样地流去，两棵小白树，生出许多黄枝子，各各抖着，仿佛天刚亮。稍远还有两棵树，一个蓝色，一个棕色，潦草像中国画，只是没有格式。看风景的人像是远道而来，喘息未定，蓝糊的远山也波动不定。因为那倏忽之感，又像是鸡初叫，席子嫌冷了的时候的迢遥的梦。
（一九四四年九月）
谈　跳　舞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从前大概有过，在古装话剧电影里看到，是把雍容揖让的两只大袖子徐徐伸出去，向左比一比，向右比一比；古时的舞女也带着古圣贤风度，虽然单调一点，而且根据唐诗，“舞低杨柳楼心月”，似乎是较泼辣的姿态，把月亮都扫下来了，可是实在年代久远，“大垂手”
“小垂手”究竟是怎样的步骤，无法考查了，凭空也揣拟不出来。明朝清朝虽然还是笼统地歌舞并称，舞已经只剩下戏剧里的身段手势。就连在从前有舞的时候，大家也不过看看表演而已，并不参加。所以这些年来，中国虽有无数的人辛苦做事，为动作而动作，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却是没有的。（除非在背人的地方，所以春宫画特别多。）浩浩荡荡的国土，而没有山水欢呼拍手的气象，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有点可怕的。中国女人的腰与屁股所以生得特别低，背影望过去，站着也像坐着。
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普遍地跳着社交舞了。有人认为不正当，也有人为它辩护，说是艺术，如果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自己存心不良。其实就普通的社交舞来说，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份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
装扮得很像样的人，在像样的地方出现，看见同类，也被看见，这就是社交。话说多了怕露出破绽，一直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哈哈哈”的部分实在是颇为吃力的；为了要避免交换思想，所以要造出各种谈话的替代品，例如“手谈”。跳舞是“脚谈”，本来比麻将扑克只有好，因为比较基本，是最无伤的两性接触。但是里面艺术的成份，如果有的话，只是反面的：跳舞跳得好的人没有恶劣重拙的姿态，不踩对方的脚尖，如此而已。什么都讲究一个“写意相”，所以我们的文明变得很淡薄。
外国的老式跳舞，也还不是这样的，有深艳的感情，契诃夫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是我所看见的写跳舞最好的文章：“她又和一个高大的军官跳波兰舞；他动得很慢，仿佛是着了衣服的死尸，缩着肩和胸，很疲倦地踏着脚。——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颈子鼓动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拨地燃起火来，她的动作是热情的，他渐渐地不行了，举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国王一样。
“看的人齐声喝采：”好呀！好呀！‘“但是，渐渐的那高大的军官也兴奋起来了；他慢慢地活泼起来，为她的美丽所克服，跳得异常轻快，而她呢，只是移动她的肩部，狡狯地看着他，仿佛现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隶。”
现在的探戈，情调和这略有点相像，可是到底不同。探戈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
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累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鲜红的阔腰带，毒药，匕首，抛一朵玫瑰花给斗牛的英雄——没有罗曼斯，只有罗曼斯的规矩。这夸大，残酷，黑地飞金的民族，当初的发财，因为太突兀，本就有噩梦的阴惨离奇，现在的穷也是穷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绝望。他们的跳舞带一点凄凉的酒意，可是心里发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动还是有许多虚文，许多讲究。永远是循规蹈矩地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淫荡。
这种罗嗦，现代人是并不喜欢的，因此探戈不甚流行，舞场里不过偶然请两个专家来表演一下，以资点缀。
美国有一阵子举国若狂跳着　jitterbugs（翻译出来这种舞可以叫做“惊蛰”），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拼命踢跳，跳到筋疲力尽为止。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可是头脑简单不一定是稚气。孩子的跳舞并不是这样的，倒近于伊莎多娜。邓肯提倡的自由式，如果有格律，也是比较悠悠然的。
印度有一种癫狂的舞，也与这个不同，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早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丝丝壮大的厚叶子水草。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搬到我们宿舍里来歇夏。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园，水门汀道，围着铁栏杆，常常铁栏杆外只有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我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弯眉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这碟子和一双红骨筷，我记得很清楚，看到眼前这些孩子的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漠漠的悲哀。她们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仿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她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同样的一张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和吉卜赛人到树林里去。”
最快乐的时候也还是不准，不准，一百个不准。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啪啪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俄国女孩纳塔丽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大家笑着喊：“纳塔丽亚，把耳朵动给我们看！”
纳塔丽亚的耳朵会动。她和她姊妹玛丽亚都是孤儿，给个美国太太拣去，养到五六岁，大人回国去，又把她们丢给此地的修道院。在美国人家里似乎是非常享福的，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落到这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许做声，从腥气的玻璃杯里喝水，面包上敷一层极薄的淡红果酱，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全班緺款下跪做祷告。纳塔丽亚苍白的小长脸上，绿眼睛狭窄地一笑，显得很惫赖。像普通的烂污的俄国女人，她脾气好而邋遢，常常挨打。
她姊姊玛丽亚比较懂事，对上头人知道恭顺，可是大蓝眼睛里也会露出钝钝的恨毒。玛丽亚生着美丽的小凸脸，才来的时候，听说有一头的金黄鬈发，垂到脚跟，修道院的尼僧因为梳洗起来太麻烦，给她剪了去。
有一次我们宿舍里来过贼，第二天早上发现了，女孩们兴奋地楼上楼下跑，整个的暑假没有这么自由快乐过。她们拥到我房门口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希望，仿佛应当看见个空房间。我很不安地说没丢什么。
还有个暹罗女孩子玛德莲，家在盘谷，会跳他们家乡祭神的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庙宇里的舞者都是她那样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尖尖的棕黄脸刷上白粉，脸是死的，然而下面的腰腿手臂各有各的独立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活得不可能，各自归荣耀给它的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除开这些孩子，我们自己的女同学，马来亚来的华侨，大都经过修道院教育。淡黑脸，略有点刨牙的金桃是娇生惯养的，在修道院只读过半年书，吃不了苦。金桃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道：“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美丽。
那边的女人穿洋装或是短袄长裤，逢到喜庆大典才穿旗袍。城中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和其他富户的姑娘每晚在戏园子里遇见，看见小姊妹穿着洋装，嘴里并不做声，急忙在开演前赶回家去换了洋装再来。她生活里的马来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
从另一个市镇来的有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做月女，那却是非常秀丽的，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第一次见到她，她刚到香港，在宿舍的浴室里洗了澡出来，痱子粉喷香，新换上白底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银十字架，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说：“这里真好。在我们那边的修道院里读书的时候，洗澡是大家一同洗的，一个水门汀的大池子，每人发给一件白罩衫穿着洗澡。那罩衫的式样”她掩着脸吃吃笑起来，仿佛是难以形容的。“你没看见过那样子——背后开条缝，宽大得像蚊帐。人站在水里，把罩衫搂到膝盖上，偷偷地在罩衫底下擦肥皂。真是”她脸上时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表情，她那清秀的小小的凤眼也起了红锈。她又说到那修道院，园子里生着七八丈高的笔直的椰子树，马来小孩很快地盘呀盘，就爬到顶上采果子了，简直是猴子。不知为什么，就说到这些事她脸上也带着羞耻伤恸不能相信的神气。
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住不了多时，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