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正常生活

这么多流水账，大约也看明白了，我和洪晃最愉快的相处方式都是这些吃喝玩乐的琐事，很像人们通常说的“酒r朋友”，不同的是，我们交换的是许多不实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诸如忘记身份，不装孙子种种。我们大多数的相聚发生在洪晃的餐桌上，看熟了她的聪明、幽默，甚至温柔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偶尔在公司看到洪晃小眼吧差也没有胡子还对别人吹胡子瞪眼，深感陌生。尽管我知道事后道歉是洪晃惯用的手段，或许统领一个公司需要一些非民主的方式，又或许我这个为了不被人管甘冒没饭吃的风险自我放逐十年的自由职业人，已经不能了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苦衷，但打一巴掌揉三揉不厌其烦地使用很容易失效，颐指气使被情绪支配也毕竟不是上乘的驭人之术。不愿在公司看到洪晃，在我的潜意识里，大约是回避有可能不喜欢的洪晃的一些方面，我知道面对朋友我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尤其是看重的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洪晃的朋友关系是不完整的。我们也曾试图扩展其他的关系，比如一度合作过，很失败，最终又都退回到原处。洪晃大概嫌我太死板，没有配合的机动和默契，而我不能容忍她为什么放着朋友的优惠不用，却用些旁门左道的歪招。或许，生活环境、教育背景乃致气质性格的不同，并非交友的大碍，但要超越不同的价值观亲密交往，恐怕只能退守到没有实用性质的酒r朋友的底线。然而，洪晃这个酒r朋友给我带来的放松、愉悦、舒服、亲密，还有相互欣赏的快感，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对此我心中充满温情和珍视。
顺便说一句，我见过的洪晃的朋友中，最喜欢刘索拉，聪明、幽默、率直、不装孙子，当可视为同类。六千多字，超额完成任务，可以交差了。
刘索拉和宁瀛
今年春节我去拍电影了。
开拍之前我以非常轻松的口气，满是“无所谓”和“凑热闹”的态度向每一个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宣布了这个消息，虽然我表面有点搞笑和瞎胡闹，可是我心里却非常严肃地意识到：也许，我离“出门就得戴墨镜”的生活不太远了。
在公司的年度总结会上，我已经心不在焉，只是在管理人员卡拉ok聚会时有意识地多唱了几首歌，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觉得这和我未来的职业可能有关。开拍的头一天我非常认真，按时来到现场，第一天只有我一个演员的戏，其他演员还在家里过春节。这是我和导演沟通的好机会，我为此在脑子里存了几个小帖子。
导演终于来了，看了我一眼，说：“来啦，别愣着，快去化妆。”
为了让非专业演员（就是我）更容易地找到戏的感觉，导演决定按照剧情顺序拍摄。第一场戏是我起床。我穿着舒服、宽松的睡衣躺在床上，傻呵呵地看着周围一堆人忙来忙去，这时，导演过来跟我说：“你闭上眼睛，找找感觉。这场戏很简单：你醒了，没睁眼，先摸一下身边，发现丈夫一夜没回家。”
“嗯。”我很乖地答应着，然后把眼睛闭上，开始蕴酿情绪。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声怒吼：“你怎么睡着了？！还打呼噜！”
★是点点介绍我认识的刘索拉，索拉介绍我认识的宁瀛，我们三个人第一次聚会到半夜一点多，第二次到凌晨4点，大概不到第五次就决定要作一个bitch
production，所有的事情我们三个bitch包了。
我本来以为就是这么一说，艺术上的很多事情，出点子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一旦到了执行的时候大家都打退堂鼓，太麻烦了。所以我参与的这种讨论大部分就都停留在想法阶段。我没有想到宁瀛是这么认真的人，做事特别麻利，在我们瞎胡闹到天亮以后没多长时间，她的故事梗概、拍摄计划、场地、人员就都搞定了。宁瀛作决定的速度和信心是我非常佩服的。我是那种优柔寡断，三分钟一个主意的人，大部分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宁瀛完全相反，我介绍她用我妈妈家作场地，她去看了一回就说史家胡同51号如果不拍电影就糟蹋了，然后就拍板定了。我和妈妈都被弄得措手不及，剧组是个有强大破坏能力的团体，我一不留神带回家了。
索拉的风格和宁瀛完全不一样，她没有任何计划、秩序，只有用不完的、上好的灵感。我没有见过任何艺术家比她的感觉更加到位，其数量、质量和速度都是惊人的。看她发挥的时候，我有被一架b…52轰炸的感觉，灵感劈头盖脸就过来了，让你无法躲藏她的智慧。我向来认为我是个聪明人，别人说什么我都接得上茬，只是到索拉这儿我有点紧张，她太快了。不管在生活还是艺术上，索拉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她把自己的艺术灵感可以毫无保留地为朋友的项目全部奉献出来。我参加过一些策划会或者类似的艺术家聚会，大部分人都是有保留地参加，他们都很在乎自己的灵感，怕别人偷自己的创意，特别是朋友。索拉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对于她来讲，这不是奉献，这就是她的生活。
拍摄的准备工作似乎很顺利，而最后碰到的难题是演员自己。宁瀛的理念我能够理解，她认为40多岁中国女人的经历是这个世界找不到的，因为她们在前半生感受了别的国家几百年的变迁，电影的故事梗概不过是个骨头架子，而其血r是我们四个人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这是个难题，什么时候我们是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是角色，两者如何吻合，这种技巧对于专业和非专业都是挑战，不管谁都会有心理障碍。我们的一些伤感和困惑正是我们想隐瞒和忘却的，在摄像机前面演自己和脱光了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暴露的是躯体，另一个是灵魂。
拍电影不好玩儿
“你头再抬一点。”导演说。
“这样吗？”拉拉毫无感觉地摆了一个姿势。
“不行！你给你自己脸上找点光！”
拉拉随便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脑袋又往影子里面钻了两寸，然后嘻皮笑脸地看着导演说：“是这儿吗？”
导演几乎绝望地离开监视荧屏，深呼吸、咳嗽、叹气、想办法、用意大利文骂娘。
拉拉一点不明白导演为什么着急，调皮地小声问：“她怎么了？我做错啦？她干吗不拍了？”
导演忽然转身，冲着拉拉说：“你说，你觉得你想摆什么样的姿势？”
“这样好看吗？”拉拉懒洋洋地作了个幽灵般的动作，然后说：“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状态的。”
导演看了看她，看了看摄像机，又看了看她：“那行，你就在这儿。”然后对剧组人员说：“换机位，调灯光。”马上，屋子里的人都动起来，导演也去帮忙调光。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小声聊天，不知道谁又说了个笑话，拉拉笑得前仰后歪，正在这时候，导演回来了，机位刚挪好，灯光刚调完，拉拉却在大摇大摆地笑着。
“我x你大爷的，索拉刘，你他妈怎么又动了！！！”
拍电影是工作，真的不好玩。宁瀛来回地告诉我们，电影就是把生活解构了，变成技术上可以处理的镜头。我也发现演电影和话剧是两码事，电影就是无数次的排练，对演员来讲话剧最终总有两个钟头是完全属于演员的，而电影是属于导演的。由此推测，演床上戏可能是最痛苦的工作，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享受。
电影拒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几乎有意识地三个多星期不来往，我们需要缓一下，特别是宁瀛和索拉之间。她们俩从互相欣赏到互相折腾、争持，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友情。不见面是非常明智的。我自己是最怕这种友情被破坏了，和朋友合作不成功的y影永远让我难受。她们两个是我认识最杰出的两个女艺术家，我和她们在一起高兴，我怕以后就没以前那么好玩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朋友给我开了一个惊喜派对，我看见索拉和宁瀛又像原来一样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这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刘索拉说洪晃（一）
刚到美国时我曾听说过洪晃，但是一直不认识。在一个杂志上见到她的照片，笑得特开心，过得挺得意，是党培养的红色留美学生。对于我这种自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破落户来说，一看到她那得意模样我就翻页，内容不要读。后来回国后通过点点才见到洪晃，一见面，被她的大笑大骂声吸引：笑骂中缠着自嘲和嘲讽，中、英、法文齐上的独角戏表演，笑起来眼睛和嘴巴都齐向脸部中央的那个大鼻头聚去，难怪她在任何照片上都止不住不笑。北京胡同里的粗话她能连串地往外喷，正喷着一个北京大妞的爱情故事，突然主人公用伦敦英文说起话来，故事一下就转出去半个地球，登时显得矜持保守，还带了些英国的冷幽默；正听得出神，她又换成了法文，马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狐媚子。一个故事她能讲出几国的花儿来。怎能不使听者动情。她怎么没去演喜剧？！幕布拉开，台中央放一把椅子，让她就坐在椅子上，大说特说，台下的观众全能被吸引住，比那些毫无语言游戏的庸俗喜剧好看得多。我马上开始煽动她去演喜剧，说一部有文化的喜剧是提高观众文明教养的教科书！后来我见到宁瀛，又开始煽动她，鼓吹洪晃表演才能，乃致宁瀛举机，这是后话。我甚至于曾希望能煽动出一个电视频道来由洪晃主持。能陶醉于女人的才能中，赛观花赏月。聪明的女人真正是世间的尤物！
洪晃喜欢拿她的私生活当笑料。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忙着处理两个关系的交叉，不可开交，但并不隐讳，每次见到朋友，都笑着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不轨无德之人。我周围的朋友各色都有，对爱情关系的处理也各有千秋。人们习惯了面对隐晦，而不习惯于迎面的坦诚。对于洪晃的开诚布公，很多人都需要至少一秒钟的愣神儿，然后或称道或谴责或沉默或羡慕。她其实是一个喜欢挑战和挑逗的人，所以在她的杂志里常会有一些挑战和挑逗性的文章或照片。但那些杂志毕竟要顺从市场，所以她的“二挑”才能不能完全发挥在工作里。我记得有一次她把她的那种挑逗性放在一些时装和化装照片里，马上被杂志社的编辑们给否决了。现在市场还是喜欢无挑战式的挑逗，或无挑逗的挑战，二者不能共存。洪晃只好把她那种“二挑”兼备的才能肆无忌惮发挥到私生活里去。经商和演奏古典音乐倒有共同之处，就是每个人要在一个集体中担任小螺丝钉，与集体一起转动，否则乐曲就散架。这使古典音乐家处理私生活和摇滚音乐家很不一样。音乐会下面的古典音乐家常更不拘小节和反叛，更喜欢放浪不羁，主要是因为在台上没得发挥够，顾忌太多，又要看谱子又要看指挥，还不能越位。而摇滚音乐家在台上狂轰滥炸，下了台后筋疲力尽，私生活倒简单朴素，一个老婆两个孩儿，图个安稳。洪晃的过剩精力似乎不能只在商业场中发挥完，她需要刺激性的浪漫生活来使她睡觉安稳。
我们只有过一次工作合作，就是为卡迪亚举办情人节演唱会。为了使这个音乐会合乎一般情人们的胃口，洪晃和我每天在曼哈顿与北京之间沟通。我的音乐大多数都不够通俗，现在的音乐更是弯弯绕儿。我们决定把我以前的那些老歌拿出来唱。为了转录那些老磁带来听，我把两个磁带录放机都搞坏了，可见那些磁带已经老得长牙了。我回到北京前，洪晃已经基本把前期的工作都做完了。我到了北京就开始排练，洪晃来“审查”节目，每听一首就在旁边作揖，说千万口下留情，别太复杂。我只要一张嘴要加花变奏，她就作揖。她生怕观众听不懂我的音乐，卡迪亚那边也给了她压力，怕我是个没人缘儿的怪物。可怜的洪晃夹在我和卡迪亚的中间，希望大家都高兴。我必须说，在组织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她显示出一个出色的演出制作人的本能，有专业代理人那种精确和敬业精神。据说在演出前的一天，她还和主办者抗争了一夜，才争得我的舞台不被广告遮盖住。除了敬业，我想这还有哥们儿义气在里面，否则她不值得这么为我争执。到了关键时刻，她的北京胡同大院的大妞作风就占了主位，白在美国学了这么多年功利主义。临了，我终于上台，发现台后墙壁的铁板把声音反弹回来，音响师因此不能调高麦克风，台上的乐手们全都听不见互相的演奏，我必须在台上来回走动才能听见他们都在干什么。音乐会后记者朋友们来向我祝贺，天生的悲观性格使我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怨音响，说他妈的这种音响真是要了我的命！过了很久以后，和洪晃聊天，她开玩笑地说曾为了我说的那句话大哭了一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笑话还是真话。我知道我出口伤人，但不知道她那么“痞”的人也会被我伤害！
其实洪晃的外表和她内心几乎是南北东西之差。我们看到的洪晃是整天在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拉广告谈生意。去年上海那边的办公室出了事，她一个人赶过去挽救僵局。似乎她干的都是需要体力和胆力的事。拉钱拉出来了惯性，她说话喜欢摆出经商架势，动辄谈市场价值观，加之爱嚷嚷，谁都不能想像她其实不是一个算计之人。与其说她是商业脑袋，不如说她是专业脑袋。她是“专业”的奴隶，只要她答应下来的事情，就敬业，无论商还是文。这是我同她一起做宁瀛电影得出来的印象。一但答应的事情，绝不反悔，也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和角色，这种素质是任何事业的最佳搭档。这是一种没有目的性只有专业性的人格，当她走出商业场回家后，就专心一致地做饭，谈情说爱。也是敬业。
洪晃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而重感情。人们看到她追求某种成功时不过是敬业而已，她必须百分之百忠实于她的搭档。她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用不着我写，这种背景和经历不仅使她一生下来就已经拥有许多人要奋斗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但也使她比很多人更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使她会感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虚浮的功名，而是真正的感情。她不会像艺术家那样去宣泄情感，而是很固执地去寻找，很固执地去保护它。她是独生子，在得到所有的宠爱之余还有对长辈的义务。而长辈们已经被社会给予的各种评价而变成了社会公众形象，家长的社会形象会使孩子产生很多问号。在得宠和尽孝之余，怎么才能从那些问号中寻找和保护那些最基本的家庭感情？这些都会使洪晃对感情，对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加之从小就学会应付社交场合使她不会轻易地喜怒形于色，但心底对感情的重视会使她毅然抛弃或选择一种感情方式或一个感情对象，毫不以社会意义为标准，比很多人要固执得多。
刘索拉说洪晃（二）
我所熟悉的洪晃私生活，当然是她和杨小平的关系。不知道这是否应该在此议论，仅摘一段我最近为小平的室内建筑设计所写的一篇速写来展示一下小平的风采：小平喜欢充当工人的角色，而不当艺术家。他的人生观是活得随意，不刻意追求，只要能伸展，地方大，当拣破烂儿的也行。他说：“有时候，能在废墟里找到很漂亮的东西，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我没有什么钱，但是喜欢好看的东西，所以得去找，其实穷人买东西自有自己的乐处。”（此话摘自某杂志对小平的采访，我怀疑这原话被编辑过了，不像小平的平日口气，文气了。）不过他爱捡破烂儿是真的，还喜欢去拆迁的地方买古董，回来擦洗。破烂儿，古董，加上他的新设计，“五步宽，六步深算是一间房”的农民盖房法则，中国硬木茶几配上西洋大软沙发，壁炉烧得热烘烘，在其中舒服成一团，有吃饱喝足脱鞋上炕之感。
……他的建筑没有什么刻意的建筑追求，只是追求天下所有可以信手拈来的舒服。从农民家买来的喂猪食的石槽子在院子里变成装饰，果树，葫芦架，开放式厨房，法式木餐桌，欧式粗木房梁，建在房间里的四合院月亮门，仿清代雕木门窗……所有舒服都建立于对舒服的精确感，而不是在重复建筑和装饰风格。
小平在他新重建的厂房里画了一组油画，泼油彩而成。虽然是泼出来的，油彩的颜色搭配，色调处理，颜色之间的运用，画面的结构都有自己的规律。很像他的建筑和装饰，不结构的结构，顺手拈来，却顺理成章。他还喜欢做“玩具”，一不小心就可以管它们叫“雕塑”。“玩儿”，是小平的创作基点。
小平在众多人前不爱说话，偶尔和人交谈，总喜欢把话头一拧，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他为人重情感，轻功利，和洪晃受的教育正相反，连汉语拼音都没学完。
洪晃和小平的关系暴露出她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这个经历多次感情风波，仍充满孩子气的“女强人”追求的是一种朴素、诚实和热情、完全放松而有童心的爱情关系。小平喜欢雕塑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人儿，小人儿们显示出洪晃和小平之间那种嬉闹、亲昵、无所谓的大孩子气生活。多年前他们曾一起照过一个合影，充满公社社员结婚照的风采。
在我的一部音乐作品里描写的是杨贵妃醉酒后的千媚百态。在现在这个时代，女人不用醉酒就有千媚百态生出来，使情人误入歧途。很多女人喜欢在关键时刻装淑女，到了家里就露出母夜叉或榆木脑袋活僵尸的本相来。女人常常是掩盖本相的高手，男人刚绕了一个弯儿，女人已经绕了十个，绕完了马上装单纯。见多了这种女人，就觉得洪晃更可贵。这位大妞死活不会装嫩，反而是要在公众面前扯开大嘴，骂骂咧咧，刁言浪语，吓死良家男子，母夜叉也收兵。她只要一见人，就来疯，扫s般的语言，冒失的举止，搅得人犯心脏病，不知她是哪路神仙。正转脑筋琢磨，她已经回家换成另一个人。另外那个洪晃是有着懒散、性感、撒娇、易被感动的、昏天黑地的浪漫情结……
洪晃虽是做服装杂志的，但她并不注意穿衣服，还很为不修边幅而得意。她的着衣风格杂乱无章，有时是北京式的混不论；有时是美国式的大汗衫加运动装；有时也穿些欧洲人喜欢的异国情调中式小衫；有时突然穿上性感的欧洲时装，居然有了些颓废气；最糟的是她的女商人形象，把自己装在套装里，好像吃错了药，得了痴呆症。好在无论她穿什么，征服别人的都是靠那个飞快转动的脑瓜子和那个很灵敏的舌头。
洪晃拼命推销化妆品，自己坚决反对化妆。她一化妆就过敏。我们在一起拍“电影”——或说“电影”“拍”我们的时候，她必须每天化很浓的妆，脸上起了一层疙瘩。她那种化过浓妆的样儿，像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明星，有了种严谨规矩的刻薄样儿，没了她的气质。也许是看惯了她脸上的那个大圆鼻头儿，如果它突然变成细长的，就不是洪晃了。每天随着大圆鼻头被化妆师画成细长之后，洪晃就没了，电影里的洪晃说不出笑话来，就是因为大圆鼻头没了。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大圆鼻头，没了它，洪晃就不是洪晃而是什么梅啦娟啦之类的人物。大圆鼻头在脸的中央决定着她的命运和内心，她耸耸鼻子，就有笑话要冒出来；绷绷面孔，鼻头就像一个图腾。人的鼻头是为人排解一切灾难的中心控制台，怎么可以把它的周围画上黑影以改变它的形象呢？以后再有化妆师要给洪晃化妆，千万记住别把她的鼻头变形，你把它变成细长，洪晃的思维就会跟着变形，我们就会丢了一个聪明女子。这世上美女万千，尤其是在有了普及化妆品的时代，制造美女是很容易的。但是聪明女人是制造不出来的，而是世间奇物之一。保护聪明女子的办法之一，就是保护她们的天然。
说了半天，都是闲话。有一次，洪晃病了，在饭桌上突然虚脱，我把她送回家，然后给小平打电话。小平在乡下，一路赶回来，又遇上大雾，路不好走，他心急，求我把洪晃送医院。说着，小平大哭。这边，洪晃没有小平又死不去医院……后来两人对着电话哭说爱情，酸不忍听。我想起在我生病的时候，我先生最爱说的话：这回又装什么呢？就急着打电话呵斥他要向小平学习。我又把此事宣扬出去，惹得所有女人都去质问丈夫，闹了半天，小平的态度是女人们的共同追求。但反过来想，洪晃肯定不是那种爱生事的女人，难得一病当然能得到小平拼命的关注。要是她没事就以病威吓，那小平肯定宁可去雕塑小人儿。当然啦，我也不是那种没事就装病的人，但比起洪晃来，肯定还是少了几分朴实。有时一个人闹病太频繁，并掺杂着情绪波动，不能不使人怀疑有隐藏的威胁他人的动机。而洪晃，傻大姐一个，病了就是病了，和心理学没有关系。似乎她平时健壮如牛，如果说病了就是真有病了。有这种傻大妞，固然就有痴二哥。
洪晃一次自言自语：等我退休，第一件事就是去旅游和写作。去什么地方？好像她说是尼泊尔之类的地方。
左写她像个嬉皮，右写她像个嬉皮，别让她把我给骗了，她就是个嬉皮！
正写到这儿，一个女朋友穿着一个没裤裆的长筒袜来找我，说是今年的流行款式。我笑着说这是做a专用袜，不是公司经理袜，再说她的裤衩也没穿对地方。她哇哇大叫着把袜子脱下来，说关于袜子的学问完全没有，为什么时装杂志上没有说明？为什么时装杂志上没有说明？问洪晃。
字数够了，打住。
写在后面
字数没到，也打住，话说完了。
写回忆的东西跟去看心理医生的感觉差不多，哭哭笑笑的。我每次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听一盘lenard
cohen的音乐。他的一首歌词放在这里结尾最合适：已经没有勇气站在我应该站的立场上
已经没有性情去帮谁一把忙但不知什么驱使我大声说：但愿有一天，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因为有无数财富抛弃的人因为我还有残余的信仰我不得不大声说：但愿有一天，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我知道我和你有个约会，宝贝在百货商店前的广场上但是我没兴趣再去采购采购这老一套我要大声地嚷嚷：但愿有一天，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