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在行动

乡政府门前这堆肥是必不可少的，且体积要大，质量要好，要突出姚乡长八小时以外的辛勤奉献。可各户把土堆、石块早用得干干净净，连一片闲杂石片都找不到了，眼看晚上八点多了，乡政府的头头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两名女干部见领导急得那个样子，竟掉下泪来。姚乡长一咬牙命令把刚起了半截的乡政府院套扒掉砌成粪堆，又与粮库的头头商量把仓储玉米装袋偷偷运到乡政府门口。最后从外村运来上好的牛马肥压在砖石和粮食上边，粪堆总算做成了。
第二天的现场会准时召开，皆大欢喜。都说杏树乡的做法好，全民动员，积肥还田，造福后代，永续发展。会议结束时，一位抓了三十多年农业生产的老县长拉住姚乡长的手久久不放，连续说了四五个“好好好”才依依惜别。半个月后姚乡长就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变成了乡党委书记。大个子也由学校调到乡党办做了宣传干事，转过年就成了党委宣传委员。
大个干瞪着喝红的眼睛长长地舒一口气，突然又想起什么，就掀起瘦小的p股附着徐胖子的耳朵说：“拆墙和拉粮做农家肥事是我跟你闹着玩瞎说的，可别当真。听说有人还反映到上边去了，都是瞎扯，传出去我就废了！”徐胖子就显出醉熏熏的样子：“扯蛋，都是瞎扯蛋，酒后哪有真话。”大个子就搂住徐胖子的粗腰拥了拥：“老弟真是讲究！”
往往有这样的规律，喝酒越喝越兴奋的人，往往也是越容易失控的人，大个子一喝酒当属此类人物。当他和徐胖子一人又吃了半只猪耳朵，一人又喝了二两“红高粱”时，一说话就嘻嘻笑起来，叫人看着就有些发毛。忽然就站起来，手朝窗外一指：看见门口那块“乡镇企业亿元乡”的牌子吧？就我们这穷乡，乡办企业别说亿元，累折腰筋能达到五十万是一大关了。前年姚书记见全县有五个乡报了亿元乡，心里就怪痒痒的，连着开了两次几乎通宵的党委会，说杏树乡不拿下亿元乡的牌子他晚上睡不着觉，委员们都不作声，觉得姚书记是在说梦话。他就开了个党委扩大会议，我们是小乡，一共才六个村，就把六个村书记都扩大进来了。真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六个村书记六个干儿子每人报了五十万元的产值。姚书记嫌少，给每人又加了五十万，再抽干骨髓也挤不出来了。姚书记就生气了，“摊派，每个村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三十万，乡企办再承担二百万（其中酒厂承担一百万），剩下的二十万我自己想办法！”弄得六个村书记都耷拉着脑袋回去想产值，各村想来想去把小j、小鸭，刚挖好的鱼塘都打进了产值，有个村书记一时糊涂，把儿媳刚生的孩子也打成二千元的产值记在账上。一时间村里就流传出“猫产值”、“狗产值”、“小孩产值”的笑话。更多的是望风捕影往上凑，因为姚书记有话，你怎么凑我不管，凑不够数我不答应。姚书记这二十万只好在乡大院里打主意，每个乡干部摊派二千元，办法自己想；二号车拉脚要挣十万（拉他都拉不过来）；最后把来乡招待所投宿的汽车也打进了产值，最终凑够了二十万元的产值。听说秋后税务部门要根据上报的产值来收税，到时候该有戏唱了。
徐胖子看看桌上的酒已经罂尽，就撅p股去床底又摸出两瓶“红高粱”。除给大个子和自己斟满两个二两半的杯子，对嘴把剩下的半瓶吹下去。大个子用发直的眼睛望着徐胖子，连连叫好：“海量，真是海量！我讲到哪了？”
“说了半天，报道的‘新’还没讲完，还有‘高度’和‘深度’呢？”徐胖子一提头，大个子又来了精神：“对对，还有高度和深度，其实也都是吹，像我们这山区，养牛的确是长项，可做梦也达不到人均二十头啊。为了凑这个数，让县里在这开现场会露露脸，把各村的牛都赶到一个村，老百姓不干，就下死命令：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怎么干的问题，要把它看成是‘爱我河山’的具体表现，并许愿每牵一头牛可顶一个义务工，再不够数就去外乡租牛，租一头牛半天十元钱，怕记混了对不上号就在牛角根上用油笔小心地写上户主名字，现场会一散就去找牛角根念名，户主听到名字就去牵牛，没牵到牛的就等着念名字，念到名字的……”大个子说一说变成了车咕噜话，眼皮也抬不起来了，可还是说得饶有兴致：“高度，深度……纯粹是吹牛x，为了上报办夜校的镜头，人员不够，把聋哑人，傻子都混在里边充数，摄像机刚端起来，有个傻子突然站起来往外跑，旁边看着的人就说他积极性太高了要发言，马上又给按坐……”他实在说不清了，就勉强抬一抬眼皮，脑袋一耷拉就趴在桌子上了。
宁长推门进来，示意他把大个子放在床上休息，满意地拍了拍了胖子的p股，同时批评他喝酒太多，见他还想把剩下的半瓶也收拾掉，就夺过瓶子塞上盖子，塞进床底下。
第二天早上，姚书记和往常一样，照样过来看看他们，寒暄一阵。宁长就半真半假地表示对联络员不太满意，不是不配合工作就是靠不住时间，像文教助理小王，来不到半天面都见不着了，就显出一脸的不屑。姚书记歪一歪头，满口答应：“明天尽快让小王过来。”
第二天小王还是没有来，派来一位姓马的组织委员。几天后又相继派出两个联络员，其中还有前边提到的副书记老米，都在跟宁长他们兜圈子。他就觉得再通过联络员来帮助查案已无实际意义，就想起了一直没露面的马乡长。问了几个人都说病了，具体情况不详。通过高禹知道文教助理小王已被派到村里修整公路，和他们见面很难，硬见面效果也不会很好。但小王给高禹捎话说，应尽快找到马乡长，他知道很多事，也肯说。又告诉马乡长可能在哪，可能不在哪，一定能在哪等等。
第二十二章　评话杏树乡补遗
“干什么？领导干部没长手啊，家里一点p活你也去，他（她）也去，乱蝇蝇地像干什么？咱们先说安民告示：以后有事到单位谈，家里一律不接待；
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
齐永田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
宁长他们从乡政府出来，对外公开说是回城里休息几天，实际他们找马乡长去了。
在一个晴朗的初秋的上午，他们按照乡文教助理小王指定的具体方位，在外乡的一个叫土崖子村里找到了马乡长。马乡长看上去确实有病，脸色也不好看，但一提起姚书记，就很激动，直言不讳。他说他有意躲出来，就看他们找不找他。他说头几次调查组每回来都说要找他好好谈谈，最终都没找他，就以为宁长和他们也不会有啥两样，干脆借病躲出来，免得一些事还躲三躲四地背着他。他说姚书记根本就不像个共产党的书记，除了以上反映的问题，他说姚书记在用人上的违法乱纪问题尤其突出。像选乡长、副乡长自不必说，就是各科室的股长、副股长都要他亲自拍板，否则自食苦果。去年秋天他外出一个月还未回来，有一个股的副股长突然撒手西归，又值该股业务旺季，股长多次找在家主持工作的马乡长，希望尽快选派一名副股长协助他工作，否则将影响全乡的整体工作。马乡长经认真考虑，主持召开了党委会议，一致通过该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补任为该股的副股长，工作起来确实胜任，全股上下得心应手。
姚书记回来后颇有微辞，先后三次去该股抽查工作，终于发现该股在该副股长卫生分担区内按规定多栽了五棵j冠花，少栽了五棵月季花。姚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在大会上明确表态：千里之堤，溃于蚁x，事虽小，反映了我们的机关干部，甚至是中层领导干部与党委不能保持一致，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臭皮匠，只有自己是诸葛亮，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此事在连续讲了半小时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北京长途，才使讲话中途夭折。否则还说不上会借题发挥多久。会后好心的同志就劝这位副股长赶紧找姚书记陪个礼，最好买点东西看看外出刚回来的姚书记，偏偏这位副股长属死脑筋一类人物，认为自己无大毛病。姚书记是无限上纲，j蛋里挑骨头。不能给他养成这个坏毛病，况且领导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以教育为主，说过拉倒，哪有那么小肚j肠，不吃人饭的。结果三天后该副股长给解除了职务，从外股调进一个女同志接替了该职。尽管该股后来的工作每况愈下，姚书记的态度仍十分坚定：在用人问题上还是要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要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人选准了，没有钱可以想办法挣到钱，没有产值可以创造条件创造产值。如果人选错了，有了……据说该女同志谋到该职。是在未失身的情况下按规定（不成文的）给姚书记交了足额的c心费才谋得的。据说这里要当什么干部，整到什么级别都是有一定额度的，此额度虽无明文规定，拟谋职的人都能十分认真地履行，非常信誉地遵守。如当副股长，应花八百——一千五百元；股长为一千五百——三千元；好的站所长为三千——五千元；副乡长为一万元等等。凡有点条件又能交到此额度的都能如愿以偿。
也有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当领导的，这人叫孙文修，身材魁梧，一表人才，脑袋长得比园艺师修剪得还齐整。就是整天惦记着领导给他压担子当个股长副股长什么的。可他一无靠山，二无金钱，就是有点现钱，他那个病包子媳妇（当初也只长了个衣服架子）也是有一分钱等着花两分钱的角色，他只能靠自己。于是他有事无事常在姚书记家里，壶里没水去灶前烧水，院子里有草毛毛就拿条帚去扫院子，煤堆冻了就拿铁镐去刨煤，和煤、生炉子、剁j食、剖鱼腹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服务系列，实在没事就拿着苍蝇拍子里外屋撵着打苍蝇，赶蚊子。天下雨了，他拿自己的伞悄悄送到姚书记办公室；天下雪了，他夹着大衣悄悄走到姚书记身边。结果眼看着股里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姚书记也没有点头的意思。他的修养就在于不急躁，不泄气，一天到晚只要有时间仍长在姚书记家里，该干啥照干不误，一点焦灼和期待的征兆都看不出来。好像这是一种本份，一种神圣的义务，以至有一天晚上姚书记在家里坐着坐着突然感到闹心，到卫生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也没来由地屋里屋外直打转转。后来孩子提醒他们；孙叔叔晚上没有来。两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心情也很快平静下来。原来那天晚上孙文修媳妇病重，他正陪着打点滴呢。终于在四年后，姚书记第二个孩子也已三岁，于晓梅连块n布都没捞着洗，说句难以启齿的话，她的血裤衩都是孙文修一点一点给搓净的。但姚书记歪着头，在屋子里犹犹豫豫地转游了半个小时，最后咬咬牙，还是没有启齿。最后于晓梅在一次与胡厂长外出回来借着酒力，终于忍不住了：“姚长生，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什么大不了的，差多少钱，我给行不行，不就一个破股长么，非得死人咋的？”姚书记咬咬牙，惨白的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润：“明天吧”。
“xx股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明天顶个p用，你也别拖了，他也不嫌寒掺了，当个股长助理还不行么？”
“废话，咱们要干就是一把的，什么助里（理）助外的！”
“那董股长往哪搁？”
“下去，愿干啥干啥，党委书记要这点权威都没有还干啥劲！”
孙文修这个1。5o米的中专毕业生，竟“咯”一声跪在地上双泪长流，拽都拽不起来。听说他上任后干得还真不错，其中有两项突击性工作在省里还拿了第一名呢。于是有人就说，前门上来的不一定都是英才，后门上来的也不一定都是蠢才，关键在机遇、本事和事业心上。
齐永田就不行，他属于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又不想走正道那种人。他也知道自己一拍脑袋穷得p股直冒灰，干活又舍不得出气力的角色，就劝老婆没事常去姚书记家转转，干点零活啥的。结果那几天于晓梅真没在家，她也真去了。可不到半小时就让姚书记给轰出来了，且在机关会上讲道：“干什么？领导干部没长手啊，家里一点p活你也去，他（她）也去，乱蝇蝇地像干什么？咱们先说个安民告示：以后有事到单位谈，家里一律不接待；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大个子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报道，寄到省报还给刊发了，姚书记也为此风光了好一阵子。齐永田并不这么看，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咬咬牙趁侄女婿外出不在家，央侄女到乡卫生院去护理一下姚书记（姚因打麻将时间过长住进了乡卫生院；于晓梅与胡魁外出没在家）。侄女从小失去双亲，是老齐一手拉扯大的，对老齐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这件事却很不情愿。情急下老齐像孙文修及一些膝盖骨质松软的男人一样，竟也“咚”地给侄女跪了下去，难得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了下来。侄女在流了比叔叔更多的眼泪之后，毅然去了卫生院。结果姚书记出院第二天，齐永田就当上了x股第一副股长。
马玉山是个无能的家伙，他一天总嘟啃着个猪肚子脸，一副哭叽叽的熊样子。他不仅没钱，又不屑想去姚书记家里找零活干，又连个对象还没选中，亲戚朋友里也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女人，可他也想让组织上给自己压副担子。就三天两头往姚书记家送东酉，品种还说得过去，大多是绿色食品。什么一筐鲜豆角，半盆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半编织袋子黑龙江土豆，两个嫩角瓜等等。有一次抓了几只蛤蟆，老娘也正有病，就说：“玉山哪。给妈切两个土豆一块炖了吧，妈正想吃点有籽的蛤螟。”他想了想，最终摇摇头，“妈，你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就瞅老娘不注意，用布袋提着蛤蟆哭叽叽地来到姚书记家里。“大姐（乡里的很多人，含比于晓梅大很多年岁的男女同志往往都这样称呼她），刚从d里抠里出来的，满肚子籽，老肥了。”于晓梅就笑吟吟地接过蛤蟆，还照他那黑乎乎的猪肚子脸上捏一把，也没捏笑，只短时间地把肌r给捏松懈了。一出大门，他可是用力地蹦了两个高儿，还自己对自己做了个鬼脸儿。可那几只蛤蟆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他进屋二十分钟之前，有人从山里给姚书记捎来半编织袋个个拳头大的黄肚蛤蟆，个个油乎乎的，肚子胀鼓鼓的，于晓梅觉得这几只小蛤蟆和那些放在一起怎么也不伦不类，她又没养成轻易把东西转送给别人的习惯，就偷偷地把那几只蛤蟆放掉了。也许，那几只田蛙现正在繁儿育女，已培育出一代代无数的田蛙儿子孙子了，若让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于晓梅或许能获奖呢。后来送的时间长了，就放松了礼品的质量，如豆角，不是蔫叽叽的，就是带老皮的；黄瓜不是软塌塌的，就是半老株黄的水黄瓜；有时别人送的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已装满了专用的大水缸，他偏偏不在哪条小河沟子里抓了十几条带死不活的小鲫鱼、小泥鳅、小老头什么的。气得于晓梅就点着姚书记的鼻子质问：“你们那xx股的王股长还没死么？快给他整个角色儿吧，我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一个星期后，马玉山就当上了xx股的第三副股长的股长助理。听说现在时兴的局长助理，乡长助理什么的都是从杏树乡的股长助理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不然哪来这么多“助理”呢。
最具戏剧性的要属禹臣当副乡长的曲折经历……。
马乡长说得很激动，那顶他长年都舍不得摘下的前进帽子也摘下来扔在茶几上，一会又戴上去，一会又……突然就住了嘴，睁大眼睛从窗玻璃向院子里看着。宁长他们也跟着往院子里看。院子里来了三个人，穿得很破烂，马乡长外甥女将他们拦在门口，他们却执意要进来。其中一个穿着破帆布上衣的背剪着手的矮个子，宁长一眼就认出是柳树村的黄书记，一脸横r的戴着破草帽子的高个子是治保主任李鸣，李鸣身后那个穿破花布衫的女人就是李鸣的相好。李鸣作着揖，死乞百赖地要进屋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逢巡，“求求了，进屋给口饭吧……”可能是窗玻璃的折s作用，他们并没有看见屋子里的人。马乡长就摆摆手，示意宁长他们进里屋先坐，自己就迎出去。
宁长看得很清楚，他们三个见了马乡长先是一愣，随后就一脸尴尬，齐声说：“马乡长……”都低了头。马乡长显出同样的激昂，“黄永富、李鸣，你们也不用跟我装神弄鬼，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我马志纲从来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官，说话办事不避人，不怕人，共产党的天下胡作非为早晚吃不了得兜着走。现在全国反腐败这么紧你们也清楚，自己做好做歹自己最清楚，老百姓最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都到了这种地步，还甘心做（狗）腿子，跟着瞎嗡嗡，自己着量办吧！”他一摔门就进了屋子。
黄书记、李鸣等在院子里不知所措地站了站，对着屋里说一声：“马乡长，没啥事我们就走了。”就灰溜溜地走出院子。
马乡长在屋子里坐下起来好多次，一顶帽子也戴上摘下好多次，“他们这是侦察我，也不光侦察我……”沉思一会，摆摆手，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禹臣出生山东，为人耿直、正派，在杏树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每当关键时刻，都有人说别急，快了快了，耐心等吧。结果苦苦干了二十多年，好歹在一个当副县长的同学在离任前给他说句话，才由全乡也许是全县最老资格的助理选进了乡党委班子成员。还是个纪检副书记。是个好事不沾边，坏事落不下，有能耐的不想干，没能耐的干不了的得罪人差事。他回头一看，已经四十大几了，和他一起参加工作最次的都熬到了副乡长，再不提任，过两年有人提携也过了年龄。他倒不是非要当官，在乡下?





反贪局在行动 第 1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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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个月后他当了个副乡长助理，而将一个比他小五岁的于全拽上去当了副乡长。理由是禹臣年龄偏大，进党委时间偏短。可于全虽然年龄偏小，连党委还没进呢；说是选举吧，上边圈定的人选也没有他；乡里选举吧，姚书记同意的基本就是定局了……后来听说他和于全都各给姚书记送了一万元，使姚书记在定夺时好长时间拿不准主意，最后发现禹臣的钱一是比较破旧，二是每张票子面额较小，一万元的票子几乎装了半背兜子。而于全的票子张张百元，且都没有拆封。这说明什么？读者一看自明，说明于全的钱冲，而禹臣就后劲不足，再要有个往来用项就不一定拿得出了。所以姚书记最终选择了于全而放弃了禹臣。但副乡长助理也是个职务，再使使劲就是副乡长，还不用县里常委会讨论，乡党委会一通过就算完事，这样钱返不返也两说了，毕竟有了安排呀。所以禹臣老母亲过生日那天，姚书记当众给禹臣点了一千元贺礼，弄得在场人都很眼热，都说姚书记讲究，跟这样的领导干值个儿。禹臣心里一直不平，一是九千元买个“助理”，算什么干部；二是“助理”总不牢靠，说不准哪一下得罪了山神土地一股风给吹下来，九千元就打了水漂儿，既没人“助”，也没人“理”了。
于是在下一次选举前，他把老婆一夏天卖冰果和做小工铮的一千五百元和给老母亲买棺材的一千元钱一把都揣进衣兜里。老婆抱住他的大腿苦苦哀求：“九千元的血汗才买个助理，这些钱扔进去再没个响儿……小贵也马上毕业了，安排工作不得花钱么……”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
母亲也从屋里蹒跚着走出来：“儿呀，当不当官都是前世命定，要真能当官妈就不买棺材也认了。可你媳妇，那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才挣来的血汗钱，你看这天眼看‘大雪’了，她还穿着黄胶鞋，一双十多元的布棉鞋都舍不得买，整不好可做孽呀！”婆媳俩哭作一团。禹臣眼噙热泪，一字一句：“娘，小贵他妈，你们放心，准行。咱不像于全那样，说当上领导半年就回本了，咱要争口气，凭咱的本事，你儿子，你丈夫，差啥不行！咱也不是官迷，杏树乡的老百姓够苦了，咱要当了官，保证让老百姓过上抬头日子。”一扭身就消失在屋外的黑暗里。他早有打算，他已办了人寿保险，一旦失败，他要果断地走那条路，也要给老娘和老婆孩子留个过河钱。据说他当时已写了遗嘱，谁也没看见，凭他的为人，他的决心，遗嘱本身就能把姚书记送进去！
结果一个月后，禹臣由副乡长助理当上了名正言顺的副乡长，姚书记在向他祝贺时趁没人注意还拍了拍他的肩膀：“真看不出，老禹有‘内秀’啊！”这个“内秀”指的啥，他没有去想，只勉强地笑一下，大有拼死吃河豚的气势。他现在外出考察项目一直没有回来，回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知马乡长这“好手”指的啥）。于全却以干部异地交流为名，给调到外乡当了副乡长。这也许是对他比禹臣少拿一千五百元的回报吧。
马乡长又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部新闻和问题，要看细节就得到反贪局去查访了。
五天后宁长他们又返回了杏树乡政府，同时反贪局的一位副局长也随队坐阵来了。马乡长已于宁长他们返乡的前两天就回到乡里上斑，公开表示支持宁长他们的查案工作。接着是乡里的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多数人很快倒向马乡长一边，有的直接找宁长反映问题，有的公开找姚书记对质，弄得姚书记三天后就住进了卫生院。宁长那惟一的一只右眼也熬得烂桃儿似的，远看像一只红红的警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