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第二年，郑天良再也找不到黄以恒要钱了，他向新县长谈到实验区的事，赵县长说：“实验区的事要重新论证，另外投资规模是不是要这么大，我还要跟黄市长交换一下意见，但一期工程一定要完成，不然投资就浪费了。”
他找乔岸书记，乔岸书记也说：“王桥集那个地方地理位置从地图上看是很优越，但到实地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在三省交界，但离外省的几个核心城市太远，所以在运输上会加大成本，形不成优势，我们当初在决策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倒希望你在常委会上能把实验区的事讲透讲准，争取形成投资的一致意见，如果确实很有前景，我们会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
郑天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敲不开主人门的乞丐，诚心想讨饭，但没门。
黄以恒也来县里视察过几次工作，郑天良就像在救自己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儿子，希望能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黄以恒对他说：“我马上召集你们县委县政府全体同志开会，重新论证，我当然也不能保证自己当初的决策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建实验区是市里的意见，也经过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讨论后才决定上马的。我作为共产党员，还是有勇气面对失误的，你也不要怕，实验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我历来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不过，无论如何，一期工程必须建成，我这次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一期的五十万投资立即到位。”
郑天良发现黄以恒的这些话，等于已经为实验区在致悼词，而且悼词的内容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他所能做的工作看来就是准备后事和为实验区立一个一分为二的墓碑。
黄以恒召集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黄以恒强调指出了如何发展县城商业与工业区的完善和市场开拓等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郑天良也掏出本子记得一丝不苟。最后，黄以恒才说：“乔书记、赵县长，你们看什么时候能将实验区一期还差的五十万元给老郑拨过去？”赵县长说：“我们很快就会拨过去的。”黄以恒说：“我要的是时间表，很快是多长时间，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答复？”赵县长放下手中的笔说：“黄市长，明天，不，今天下午就拨过去。”黄以恒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实验区当时是市里决定的，也是我们一致讨论后决策的。所以我对实验区要有个表态，一是大方向没错，二是规模与发展前景可以重新论证，三是一期工程今年必须完工，四是老郑在实验区是做出贡献的。这一点我在离开合安前没来得及讲，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
钱当然很快就到了，但实验区的建设与灭亡是同时进行的。郑天良不能让手下的人泄气，所以他总是斗志昂扬地在检查交易市场的粉刷与装修，到处招商拉客户，他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亲人，瞒着病情，装得无事一样，这倒不是存心欺骗，而是妄想着出现奇迹，比如说是误诊或病灶自动消除。他仍幻想着有朝一日黄市长坚持实验区全面上马。
一九九一年底，实验区一期工程完工，入住商户不到百分之四十，交易额比一个普通的农贸市场大不了多少，三条通往外省的公路只修了土路基，睛天满路灰，雨天一路泥，交通影响了交易，但县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因为工业区资金仍然缺口很大，几个开工的企业设备改造和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只有啤酒厂是死保的企业，所有的贷款全用于啤酒厂上规模。
一九九二年虽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王桥集实验区终因一期工程建成后交易量太小，二期便不再投入，市里决定撤销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原实验区仍恢复为王桥集乡。交易市场由王桥集乡政府管理。
郑天良回到县城继续担任副县长一职，但他由于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回到县城的，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提拔，黄以恒指示一定要将郑天良同志安排好，所以官回原职也属理所当然。只是原分管的工业这一摊子现由田来有分管，而且工作卓有成效，当然也不好动他。所以乔岸就跟郑天良谈了一次，让他分管原来田来有的那一摊子，也就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一块。以后有机会再进行分工调整，希望郑天良能够把这一摊子抓起来。
郑天良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烟雾在郑天良的胡子的缝隙里缭绕，乔岸发现他的胡子长得快有寸长了，就对郑天良说：“老郑呀，回去把胡子剃干净了再来上班，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好像真的是打了败仗一样。”
郑天良心里有了一丝感动的情绪慢慢地滋生出来。
郑天良离开王桥集的那天，天很冷，当郑天良卷好铺盖上车的时候，天就开始下雪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将王桥集的许多人和事都掩埋了，郑天良的心回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淮海战役的战场，玄慧寺下面的一往无垠的雪野上，到处都是国民党战败的残兵败将，他们像兔子一样地逃命。后面的枪声不绝于耳。
郑天良一直没有对人讲过离开王桥集时的这种狼狈不堪的感受。但他直到临枪毙前的那一刻，他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一九九二年冬天的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17
我再次回到省城的时候，城市里的树全枯了，耳朵里灌满了冬天的风声，这个别人的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如果不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如果不是这里还有我没离掉婚的妻子在这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座城市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出去，这是一个让我输得精光的城市。
然而，我还是回来了。我想看看儿子，也幻想着妻子在我分别这么长时间后能够冲淡一些对我的仇恨，最终能像收留一个难民一样地接纳我。还有在合安期间写的几篇小稿子也该有些稿费进账了，我的冬天已处于食不裹腹的绝境。城郊结合部租的那间民房已经退掉了，我回到了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家，可一挨门框，韦秀就将我往外撵：“你还有脸回来，孩子的生活费一分钱也不付。出去！”韦秀几乎将我轰出门外，儿子看我回来了，他不说话，默默地跑过来，轻轻拽我的裤腿，像两个地下党正在危险的环境里接头。我一把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又亲，儿子的脸冰凉，我的心更凉。
韦秀站在y暗的屋里抹着眼泪，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脂粉和化妆品的痕迹，她靠打零工与儿子相依为命。三十岁的女人看上去比祥林嫂还要苍老，我是她生活中毫无保障的危险品，是她年轻岁月里的一道伤口。
如果我用十来年挣的十几万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而不是去开什么餐馆，一家人就会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如果我不跟那个叫张秋影的女人滚到一张床上去，即使餐馆倒了，韦秀也不会如此绝情。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来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上吊或服毒自杀，我没有勇气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韦秀的意识中也许还残留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感觉碎片，所以当我再次抱着儿子走进充满了腌咸菜味道的一间小屋时，她就没有再拿起菜刀和煤钎来轰我，她毕竟在我有钱的时候跟我一起享受过肯德基和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这些物质记忆应该可以瓦解她对我的部分仇恨。
这次回省城总共只拿到了四百多块钱稿费，我就像孔乙已买酒喝时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了三百块钱放在了桌上。然后将刚买的一小包饼干拆开来给儿子吃，儿子贪婪地两块两块地往嘴里塞，嘴巴鼓得像金鱼的肚子，嘴角上粘满了饼干碎屑，儿子专心致志咽饼干的表情让我手脚冰凉。我心里暗暗地发誓，有朝一日，我也要让自己的儿子吃上烤羊r串和炸j腿。
我对韦秀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写完了后可以挣四万块钱稿酬。等钱拿到手后，你就不要再去打零工了，再过几年，我们会买上自己的房子的。”
我这样说等于告诉她我不想离婚而且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韦秀的眼睛里放s出死里逃生的光辉来，她先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你要是把挣来的四万块钱全都交给我，我就不离婚了。”
我听了这话后有些气愤，就嘲讽地说了一句：“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有钱了，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你不觉得用钱来赎回自己失去尊严对你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交易？”
韦秀终于哭了起来，她抹着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我一个人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样总比出去卖y好。”
我听到这话心里一阵酸楚，自己的女人最起码在内心深处已经不止一次地认真思考过卖y的事了，我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嘲弄一个无辜女子，所有罪过都是我这个无能的丈夫造成的。我嘲弄了自己。
于是，我走过去抹去了韦秀眼角的泪水，她的泪水没有一点温度，就像她此刻的心情。我说：“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你，我会对你和儿子负责任的。”
韦秀软软地靠在我的胸前，像一团棉花，我感到了棉花的重量。
这天晚上，韦秀给我做了一顿萝卜排骨汤，一家三口喝着带有荤腥的骨头汤，竟吃得热血，儿子将骨头啃得一览无余，他的鼻涕非常坦率地拖进了碗里，碗里的热气袅袅如烟。
我住下了，我们在一张腿脚摇晃的床上重温了夫妻间已经陌生了的事情，竟也像喝骨头汤一样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找到书商姚遥的时候，姚遥对我前一阶段调查的内容毫无兴趣，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玻璃桌面：“我不知道你调查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对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郑天良以前就是雷锋张思德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读者要的是郑天良赤ll的堕落与y荡，而不需要你的考证与考据，这是一个功利化阅读的时代，人们读书就像手y一样，只要发泄，不需要其他意义。你懂吗？而我们这套书的名字叫《100　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写好郑天良关键是要写好他与女人的关系，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如果不能让读者感到刺激和放下书就想去嫖娼，我看你这本书也就pass掉算了。”
为了四万块钱的稿费和韦秀那张日益枯萎的脸，我不得不放弃尊严指着手里搜集到的一大包原始材料说：“姚经理，郑天良跟所有的贪官都一样，当然不会放过女人的，我之所以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主要是想寻找他堕落的某些结论之外的依据和原因，这也是新闻媒体上不可能披露出来的，应该有卖点。不过，我向你保证，这本书我要用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写他与女人的关系。”
姚遥非常蛮横地一挥手，做出一个果断否定的手势：“不行，必须要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我们出这套书的真正的目的然后才能动笔。”
我点头哈腰地连声说是，我感觉到自己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个不讨皇军喜欢的汉j一样，露一嘴歪牙，满脸可耻的笑容。为了不让韦秀卖y，我只好在精神上卖y了。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回到合安，我继续去了耿天龙家，老人对我倒是很欢迎，因为我陪他度过了死一般沉寂的晨昏，而且让他在回忆中一遍遍地重温旧梦，这无疑是在为一棵快要枯死的老树及时浇水。但当我问及郑天良与女人的关系时，他不情愿地说：“我对这些捕风捉影的事从来就不愿相信，而且法院并没有认定的我外甥女沈汇丽借郑天良的三百万是因为男女关系，这完全是诬陷。说郑天良贪污受贿我也想不通，你舅舅当年口袋里连五块钱都没装过，这个人怎么就成了一个贪财的人，我想这里面名堂大着呢。但我不想说得太多。”
耿天龙对郑天良有怨气，但没有仇恨，他想用他的一脸老人斑掩盖起历史真相，但我跟耿天龙的认识恰恰相反，我说：“现在的克隆技术已经表明，当羊的身上被注入了狼的基因后，羊比狼更加凶狠。”
耿天龙抚摸着黄昏里的鸟笼，然后对着笼中的鹦鹉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接着鹦鹉学舌，很是没趣。见耿天龙死活不愿讲我舅舅郑天良男女关系的事，而且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冷漠，我就走了，而且不打算再来找他调查什么了。这个起初让我感到很随和的老人这一刻让我反感，因为郑天良的腐败堕落与女人有着因果关系，这不是写书挣钱的需要，而是我调查中不可回避的内容，我相信检察院的举证，而不相信耿天龙的掩饰。这个老人如果还在台上的话，我相信他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这不是我不尊重老人，而是这个老人不尊重事实，我敢保证，许多退下来的老人中，他们的老人斑后面隐藏的不仅是衰老的年龄还有见不得人的罪恶。
我独自一人走在县政府宿舍区院子里，寂静的水泥路两边的法国泡桐树l露着被歪曲了的枝干光秃秃地站在风中，如同一些守灵的老人循规蹈矩地站在冬天清淡的阳光下，此前飘落的树叶以及我舅舅在这条路上踩过十几年的脚印一起下落不明了，舅舅家的房子依然还缩在西边的角落里，敲门进去的时候，舅妈周玉英一见是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舅舅，没了”。我看见舅妈的头发已经花白，枯涩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的手在冬天青筋暴跳，血管里流淌着掺进了盐酸和耻辱的血y。
院子里的冬青树依然青翠，这是一种坚守贞c的树。只是梅花树已经枯死，而月季花、海棠等花木一律赤l枝条，死活不明。一些空d的坛子罐子东倒西歪地分布在各个角落里，还有碎砖、破塑料袋穿c其间，院子里的景象无比荒凉。舅舅被枪毙后，舅妈仍住在这个院子里，她每天倚在门边晒太阳，从早坐到晚，她在回忆中还原舅舅郑天良的形象，然后就六神无主地流着眼泪。
舅舅家的格局与我十二年前的记忆惊人一致，除了多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外，看不出任何变化，陈旧的家具以及四处弥漫着腌菜的味道。我看到木质的椅子上多了两个布垫，墙壁的颜色呈暗黄色，灯泡上还缠了一些蛛网，在灯泡下方的方桌上，我舅舅的骨灰盒放在当中，骨灰盒是暗红色梨花木的，中间部分嵌着舅舅年轻时的一张黑白半身照片，舅舅以平面的方式贴在骨灰盒上朝气蓬勃，脸上挂着年轻的微笑和欲盖弥彰的自负，舅妈在骨灰盒前摆了一个小香炉，一柱檀香燃起缕缕清烟。





放下武器 第 13 部分
聪闳计鹇坡魄逖獭n艺驹诰司说墓腔y星埃肫鹆斯墼蒲陶飧龀捎铩?br /
舅舅的家如同一个废弃的破庙，这里面的陈设和布局使我无法将这个空间和一个受贿索贿四百多万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空间里住的是一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海瑞包公，确实，我舅舅在“双规”一个月前当选为“全省十佳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想不通的是，一个月前舅舅是人民满意的，一个月后人民就不满意了，进去了，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不过，胡长青的“三讲”评定也是很优秀的，后来也枪毙了，这样一想，也就容易想通了。
我问舅妈表妹郑清扬到哪里去了，她说表妹郑清扬一直不知道舅舅的事，她在深圳打工。
舅妈周玉英跟我讲起了舅舅最后几年的事情，她只是陈述，而不分析原因。
转眼六年就过去了，六年是一个时间长度，又可以是一个性质概念，比如说六年可以打两次解放战争，但只花三年就已经改变了政权性质。六年中合安县许多人出生了，又有许多人死掉了；许多人清醒了，又有许多人糊涂了；许多人提拨了，又有许多人下台了。许多人当中的郑天良一如既往地当着他的副县长，这个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的副县长除了不停地要钱救济残疾人花钱让老干部们下棋打牌旅游外，不可能挣一分钱，因此他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地占着一个位子，在政府副县长中像一个摆设，甚至还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六年中，从王桥集经济实验区落荒而逃的郑天良在县里生活得非常低调，开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孤独地抽烟，在县里重大决策时，各位县长书记们高谈阔论畅所欲言，郑天良目光总是紧紧盯住墙上的一只木质挂钟，他发现这只钟越来越老了，平均每年以慢二十分钟的速度老化，每次开会前秘书们总要站到椅子上将钟调准，他觉得自己就是走得很不准确的老钟。会议结束前，县长书记总是很客气地问郑天良：“老郑，你还有什么意见？”这句话很有点对家里来了客人的礼貌成分在里面，郑天良声音苍白地说一句：“我没意见。”其实有意见也没什么意义，郑天良知道没有人会把他的意见作为意见来看待的。不过，这些年，郑天良闲暇的时间多了，社会上的朋友倒是结交了不少。失意的人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当官是暂时的，朋友是永远的”。郑天良在朋友面前找到了随心所欲的感觉，这种感觉类似于丧家之犬重回家园般地温暖和亲切。
这时，已是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个黄昏。
郑天良从“桑塔纳”轿车里走出来的时候，“红磨坊”的迎宾小姐就看到了头发梳向脑后、肚子微微向前挺起、身穿“梦特娇”t　恤的郑天良副县长，郑天良的车是贴着“红磨坊”门前的迎宾小姐停下来的，所以他一下车就直接踏进了开着空调的“红磨坊”大厅。
“红磨坊”是县城东郊僻静处的一个酒楼，酒楼原来是县食品厂的三层楼的车间，食品厂倒闭后，现“合和酱菜有限集团公司”总裁赵全福就租用了厂房开了酒楼，由于合和集团总部还在马坝乡，所以租用县城食品厂这幢楼开酒楼主要是用来接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各地客商。一楼是大厅和十二个包厢，二楼是客房，三楼是桑拿中心和娱乐中心。这个酒楼实际上是合和集团的内部招待所，从来不对外营业。赵全福现在的年销售收入早已超过一个亿，是合安县第一利税大户，也是县里唯一的一个亿元企业，而且在三年前已经买断了“合和”商标，成为一个完全的私营企业。改革就是这么无情地将一切的虚幻的荣誉和光辉冲刷干净了，几年前合安县“五八十”工程中的七大亿元企业有的还没建成就垮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苟延残喘奄奄待毙，它们将在合安县志中永垂不朽，并成为合安人民群众记忆中的一个神话。
赵全福的女秘书于文红在大厅里迎接郑天良，她一上来就挽住郑天良的胳膊说：“郑县长今天真的好潇洒哟！”郑天良感觉到了于文红细腻的臂膀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暗示，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地开了一句玩笑说：“我在赵总的面前哪里还敢潇洒。”于文红用胳膊调戏了一下郑天良：“我就认为你最潇洒嘛！”
郑天良跟于文红相互姿势暧昧地上了二楼，赵全福在楼上一个装修豪华的套间里等郑天良，赵全福上来拉住郑天良的手说：“老板，你发福的速度太快了，爬两层楼头上都出汗了。”他对于文红说：“你快去让楼下送一盆冰西瓜来！”
于文红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闪了出去。赵全福对郑天良说：“文红很听话，就是花钱太厉害，刚去了新马泰港，又要我陪她去夏威夷，哪有时间。”郑天良说：“你让她一个人去不就得了嘛。”赵全福将嘴凑到郑天良的耳朵边，悄悄地说：“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放在外面谁敢放心呀！除非你大老板陪他去，钱由我来出。”郑天良笑了起来：“你想腐蚀我呀？”说完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于文红原来是苏州一家娱乐城的坐台小姐，赵全福在苏州出差时在包厢里认识的，一来二去，两人都说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走到了一起，于是就聘为女秘书。而于文红说女秘书如今在社会上已经臭名昭著，声名狼藉，所以就让赵全福任命她为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其实于文红除了陪客人喝酒和陪赵全福睡觉外，实际上是助理不了什么的。因此尽管于文红名片上打上了“总裁助理”，但在人们心目中她仍然是女秘书，赵全福这样的人出门在外如果没有女秘书是很让人看不起的，所以带她出差的时候，经常脱口而出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女秘书”，弄得很尊严的于文红跟他吵了好几次。赵全福只好将她按在床上向她道歉。
于文红端着西瓜进来了，这时郑天良就看到了于文红的手指上、手腕上、颈脖上、耳朵上挂满了丁丁当当的金饰，嘴唇涂得猩红像刚吃了生r似的，眼圈蓝得有些过分，全身上下洋溢着俗不可耐的气息。只是那挑逗的眼神使任何正常的男人都无法控制住自己黄色的想象。
晚上吃饭的时候，赵全福问郑天良要不要将于江海和沈一飞叫过来，郑天良说不用了。沈一飞现在是县轻工局副局长，虽说他原来是黄以恒的驾驶员，但由于跟郑天良在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患难与共了两年，所以在撤销实验区后，沈一飞找到郑天良请他帮助安排，郑天良让他去找黄以恒副市长，而黄以恒说县里的事他不便c手，沈汇丽就请郑天良吃了一次饭求他看在当年帮实验区贷款的份上帮沈一飞一把，郑天良找到乔岸书记，据理力争说：“如果不安排好沈一飞，就是对实验区进行了全盘否定，就是对实验区的干部不负责任。”乔岸终于同意让沈一飞平调到县轻工局当副局长，所以县城舆论界都说沈一飞成了郑天良的人了，他们之间走动当然也就多了一些。于江海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只是在城市拆迁完成后，再也无事可做了，赵全福让他到酱菜厂当业务员，他留恋国家干部的身份，死活不去，黄以恒当然不会为这个副股级干部说什么话的，他就眼泪鼻涕一把地找到郑天良，求老领导收留他，于是郑天良就将于江海调到自己分管的民政局，先是当普通老百姓，直到最近才给他任命了一个副股长。郑天良内心里对于江海有不可饶恕的怨恨，他之所以收留他，一是证明这个自己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也许还有用得着的时候。所以郑天良对于江海总是很贴心的样子，但外界的人并不知道郑天良对沈一飞的真实态度，他压住于江海不提拨正股长，人们更多认为郑天良历来是一个正派的人，从不以权谋私。这一口碑在一九九八年夏天仍然坚如磐石。
赵全福又问郑天良：“沈汇丽最近从深圳回来了，要不要把她叫过来。”
郑天良沉默了一下，说：“我看这就不必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