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我舅舅被枪毙了，他被枪毙我没有一点同情和悲伤，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作为亲戚，他见死不救，没有人伦；作为官员，他腐败堕落，逆了天理国法。如果他真的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和信仰，我愿意对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尊重，然而他并非如此。
后来我从耿伟强父亲耿天龙那里了解到，我舅舅郑天良索贿受贿的数字是四百一十四万，比胡长青还少几十万块钱，情妇也没有七八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整个作案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内完成的，是属于腐败分子当中起步晚进步快的一类。
耿天龙住在县城护城河边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站在楼上可以俯视河边的绿柳如烟和两岸拥挤的店铺和人声鼎沸，这位退休的商业局长说他喜欢看到商业繁荣的景象，就像一个赌徒一辈子都希望听到麻将声一样。
楼下的院子里栽种着各种花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龙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开始的，身边花坛里的菊花在阳光下弥漫起稠密的金黄色的浓香，头顶上葡萄架上挂着两只鸟笼，笼中鹦鹉和八哥情绪活跃，很显然它们对笼中不劳而获的生活相当满意。
老人很客气，泡了一壶上等的“碧螺春”，还给我递上了一支软壳“中华”烟，耿天龙置身于鸟语花香中，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楼房还是小强为我盖的，当了一辈子领导，最后还得靠儿子。”他说耿伟强的公司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人也长年在江浙一带做生意，几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我从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身上，很难看出我舅舅说的“要让他后半辈子在牢里看春节晚会”的迹象。这位商业局长差点被当年分管工业和商贸的副县长郑天良送进监狱，耿天龙被迫提前退休，退休后上下级相见形同路人。不过，在我舅舅郑天良最后的岁月里，两人关系却重新改善，舅舅时常到耿天龙家来串门子，并称耿天龙“耿老”。
耿天龙已经七十一岁了，他对我说：“我比你舅舅大整整二十岁，他称我耿老也不算过分。现在党中央都提倡尊重老同志嘛！”
耿天龙似乎急于想向我证明什么，他说：“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多大的罪过，无外乎就是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多批了一点，说老实话都是县里的领导来找我的，我能得罪起谁？我给他弄了一台平价彩电，他死活不要，还要处理我。耿伟强跟你是同学，你知道的，成绩一直不好，不像你们有出息，都考上学校了。我提供方便让他做一点生意，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可有人打我的小报告，郑县长就要把我往牢里送。中央领导的子女们都当上领导了，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家庭影响，培养出了领导才能；我一辈子都是搞商业的，儿子做点小生意，也算是家庭熏陶的结果吧。这又有什么呢！”
我不希望耿天龙过分地为自己开脱，就殷勤地给耿天龙的杯子里加满茶水，说：“您还是说说我舅舅吧！”
耿天龙银白色的头发在秋风中乱了，他有些痛心疾首了：“这两年你舅舅倒是偶尔到我这儿来坐，谈谈工作上的事，不过，我根本没想到他捅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他咕噜噜将茶杯里的水全都倒进了喉咙里，寂寞的老人开始了他对我舅舅漫长的叙述。
他的第一句话是：“凭心而论，我觉得你舅舅还算是个正派人。但他这两年经常来向我道歉，我就有些糊涂了。”
一九七九年朝阳公社的土地全都分给了农民，春节一过，二十九岁半的朝阳公社党委书记郑天良坐不住了，年初六就召开党委会，他在春寒料峭的天气里拼命地喝水抽烟，嗓门大，喉咙粗，一条腿还跷在椅子上，完全没有了当年温文尔雅的迹象。他捋





放下武器 第 3 部分
寒料峭的天气里拼命地喝水抽烟，嗓门大，喉咙粗，一条腿还跷在椅子上，完全没有了当年温文尔雅的迹象。他捋起袖子，烂毛衣袖口里就露出了一截灰蓝色的毛线，如同从袖子里钻出了一条误入歧途的蚯蚓，他敲着桌子说：“田全分完了，农民有粮食吃了，但他们在填饱肚子后，就开始搞封建迷信，我老家的乡亲吵着要修玄慧寺，过年的时候，玄慧寺烧香拜佛的赶集一样，乌烟瘴气，算命打卦的神汉巫婆们全都翻身了。”所有的党委成员们都还沉浸在过年酒r的氛围中，对郑书记的话并没有多少热情，郑天良见大家没反应就有些生气，大过年的，他不好发作，就压抑着情绪说：“当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过，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应当给老百姓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农民的小农意识太强了，有了饭吃，就不思进取了，整天打麻将赌钱。”郑天良说了这句话后又用锥子一样的目光锥了副书记郭诚一眼：“我说老郭，你怎么也带头打起了麻将，像话吗？五十八岁就革命意志消退了。要是再有人反映你打麻将，我没权处理你，但我可以建议县委撤了你。”
郑天良还是发了脾气，郭诚副书记低着头不敢支声，他眼睛看着脚上的一双新的猪皮皮鞋。其他党委委员们就都面面相觑，抽烟喝茶的动作有些生硬。郑天良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而是要让他们富起来，怎么富？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们不想办法，不出点子，还要我们干什么？种水稻种小麦，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了，饿不死，但富不起来，江苏的华西大队是怎么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办工业！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没有人再说这是资本主义了。正月十五后，我们带各个大队的书记们去华西大队参观。我就不相信，人家的卵子比我们脑袋大。”
骟牛卵子出身的郑天良还是三句不离老本行地说出了一句粗话。
散会后，做记录的党委秘书黄以恒跑到郑天良的单身宿舍，他动作熟练地给郑天良递烟点火：“郑书记，你说的话完全正确，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屋里很冷，黄以恒的鼻子冻得红红的，嘴不停地往手上哈着热气。
郑天良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将火钵往黄以恒的面前挪了挪，说：“小黄呀，你不要把我的话看得跟邓小平一样伟大。我只是觉得我们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黄以恒又将火钵推到郑天良的脚下：“郑书记，我认为公社农机厂还是要把拖拉机造起来，你又是这方面的专家。一年只要造个三五百台，肯定全国闻名。”
郑天良笑了：“小黄呀，你给我出什么馊主意，我是学机械的还不知道，就凭这几把钳子锤子就能把拖拉机造出来了，你还要让我像刘明理一样再出洋相呀？”
六年前，朝阳公社农机厂为了向国庆献礼，在公社书记刘明理的亲自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始挑战。他们要土法上马地在公社农机厂造手扶拖拉机，从上海买了一些拖拉机零件回来后，刘明理将全公社有名的打铁的、补锅的还有一些木匠集中起来造拖拉机，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十台手扶拖拉机拼装完成，摇把一气猛摇，果然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刘明理激动得毫不含蓄地蹦了起来，眼睛里的泪水居然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十台拖拉机开出厂门在公社的小街上转了一圈，除了撞毁一个烧饼铺子，撞伤一头拉着车的驴外，基本上没出什么大问题，刘明理说主要是拖拉机手技术不行，要立即强化训练。公社小街一泡n能n三圈，手扶拖拉机潜伏的危机当然也就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国庆那天，县里的广播提前播送了朝阳公社造出拖拉机的新闻，全县为之震动，县委会门前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大幅标语上写着“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的英雄”，“人定胜天”、“让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见鬼去吧”等鼓劲和骂人的口号。朝阳公社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可县委会门前等着开庆祝会的人到十一点钟还不见拖拉机的影子，打电话去朝阳公社询问，说早上八点半就出发了。原来，十台披红戴绿的手扶拖拉机很不争气，有三台在开了两公里后水箱发烫，不加水发动机有爆炸的危险，于是一字排停下，加水。开了三公里后，又有两台突然熄火，再开一公里，又有一台油箱漏油，不动了，修了好半天，死活摇不响。一路上损兵折将，有的只好就半途而废就地咽气。刘明理急得满头大汗，发狠要将技术负责人枪毙掉，负责人是全公社最优秀的铁匠，他哭丧着脸喊：“刘书记，我不是存心破坏的。”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只有三台手扶拖拉机跌跌撞撞地开到了县委门前，像从战场上跑回来的逃兵一样狼狈不堪，其中还有一台在距离县委会庆祝现场一百二十米的地方熄火，众人七手八脚地将这台拖拉机推到了主席台下。事后，县委书记一气之下将刘明理撤了。从此刘明理就从本县政坛上消失了，现在，已经从县政府食堂炊事班退休后的刘明理在县城东门护城河边开了一个小饭铺，卖牛r面、馄饨兼营啤酒和仿冒的儿童玩具枪。
黄以恒见郑天良不同意造拖拉机，就连连说：“郑书记批评得对，确实科技应该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跟不上去，不过搞工业这条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郑天良点点头表示同意黄以恒的看法。黄以恒问：“郑书记，中午要不要食堂加一个红烧猪蹄，你最喜欢吃的，我已经让万师傅做了。”
郑天良说随便吃一点吧，有什么吃什么，不要搞什么特殊，下不为例。黄以恒说，下次我一定严格按照郑书记的指示办。郑天良说：“你让万师傅加了红烧猪蹄，我的菜票不够了，你卖两块五毛钱给我吧。”黄以恒说：“红烧猪蹄的钱就从公社的办公费里冲吧。”郑天良眼睛一竖：“小黄，你这是什么意思？”黄以恒小心地说：“初八才正式上班，我的意思是这就算加班补助。”郑天良问：“你说应该给你发多少补助费？”黄以恒愣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从华西大队回来的路上，各大队书记们羡慕嫉妒得直流口水：“乖乖，华西的大队干部们抽的全是带把的烟，我们这里连买都买不到。他们简直是地主，我们是贫雇农。”“他们是解放后，我们是解放前。”这时有人说：“你们这么说，不就是认定郑书记让我们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吗？完全是现行反革命说的话。”火车上大家上纲上线了起来，郑天良迷迷糊糊中睁开眼说：“不要怕揭短，如果我还是让朝阳公社的老百姓一边喝稀粥一边打麻将，这跟解放前确实也差不了多少，看看老百姓的土屋吧，再看看多少社员家里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还有三个大队至今没通电。这他妈的叫什么日子！”
郑天良这样一说，也没人敢再发表议论了。
回来后，党委会开了三天三夜。像华西大队那样办大工厂是不可能的，没有钱，买不来设备，即使有钱，也没有技术。第三天晚上郑天良熬红了眼最后在党委会上拍板，制定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由小到大，由农而工”的发展纲要，会议决定将已经关门的公社农机厂改成“铁器加工厂”，现在分田到户后，镰刀、锄头、铁锹、犁铧的需求量遽增，把那些当年报废的拖拉机、c秧机还有一些锈铜烂铁一锅熬了，集中全公社最优秀的铁匠造镰刀锄头。再建一个粮食加工厂、棉花加工厂。三天党委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全公社发动种菜，种蔬菜的收入是种粮食的六七倍，朝阳公社在县城边上，要发动农民种五千亩蔬菜，一千亩供应县城，剩余的销往南京、扬州、上海、杭州等地，乡党委成员倾巢出动，全都到南京、扬州和苏南去跑国营蔬菜公司，用最低价格争取让他们来上门收购。
郑天良宣布了这些宏伟计划后，情绪激动地说：“两年之内，朝阳公社必须全面消灭土屋草房，社员住不上瓦房，我们这些人就是饭桶！”
一夜潇潇春雨，第二天柳树上就绽出鹅黄的苞蕊，池塘里也注满了春水，雏鸭们在水里自由地扎着猛子，柔软而温暖的风掠过返青的麦苗和人们干裂了一冬的脸，这时候，春天就已经正式抵达这片贫穷而不甘寂寞的土地。这时候，公社党委会制定的朝阳公社发展规划已经全面启动，铁器厂冒出了一股股赚钱的黑烟，粮食加工厂、棉花加工厂昼夜机器轰鸣。那是一个只要敢干，白痴也能赚钱的年代。不到三十岁的郑天良站在铁水奔流和机器飞转的场景中，一遍遍地体味着“三十而立”的深刻内涵。
4
郑天良带着黄以恒去苏南几个城市跑蔬菜公司，可所有的蔬菜公司的领导们都说路太远了，郑天良说我们的价格比你们这里要低百分之三十，如果你们上门去收购，保证要比这里低一半价格，讲得那有些国营领导烦了，就毫不客气地对郑天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没看到我正在看报纸吗？告诉你，你再便宜我也不要。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不是投机倒把分子。”
晚上回到潮湿而充满霉味的小旅馆，郑天良情绪有些低落，这个在朝阳公社呼风唤雨的书记在这里就像叫花子一样被人侮辱，但他在脸上并不会表现出来，他对黄以恒说：“小黄呀，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太穷了，人穷是没有什么尊严的。”小黄就连连点头说：“郑书记分析得对，我们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不会被人欺侮。”小黄给郑天良端来了一盆洗脚水：“郑书记，跑一天了，你泡泡脚吧！”郑天良说：“你洗吧，我自己去打水，白天我们已经被人当洗脚水泼了，我们再也不能让洗脚水来伤害自己。”说着就端着盆下楼了，一席话，说得黄以恒鼻子发酸。
洗完了脚，坐在床上抽闷烟。这时四人间的通铺上又来了一位浙江的推销尼龙袜子的推销员，大家交流了一番后，那位瘦得像猴一样的推销员说：“你们这样推销肯定不行，应该给人家领导送一点礼，你看外国电影里去朋友家参加晚会都要送点花或玩具什么的，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了，国营公司的生意又不是领导自己家里的生意，要不要你的货无所谓的。”黄以恒说：“请这位同志帮我们想想办法吧！”瘦猴说：“你们送一点紧俏的土特产品去。”郑天良说：“人家都是党的干部，怎么可能要呢，再说我们这样做不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了吗？”瘦猴说：“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前些年你不小心说‘买一张毛主席像吧’，这就是现行反革命了，而现在看来，你花钱换东西就是买，一点也没错。我说送土特产是加深革命感情，你非要说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嘴长在你脸上，我也没办法。”黄以恒说：“郑书记，明天你在旅馆歇着，我来去。”
第二天晚上，黄以恒眉飞色舞地回到小旅馆，他对郑天良说：“郑书记，谈成了，蔬菜公司领导说保证收购十卡车十二万斤茄子、青椒和卷心菜，人家还给了我一支带把子的香烟，我不抽，给你！大前门的。”郑天良拍着黄以恒的肩膀：“好小子，有你的！怎么谈成的？”黄以恒说：“郑书记，我送了十斤麻油，二十斤花生。”
郑天良不支声了。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嘴里咕哝着：“这是怎么回事呢？”黄以恒安慰他说：“郑书记，你不要想得太多，权且当着我们这些乡下人到城里来走亲戚送一点土特产吧。”郑天良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半个小时后，他突然冒出一句：“蔬菜公司领导不是党员吧？”黄以恒说：“肯定不是党员，党员领导怎么能接受土特产呢。”郑天良点点头表示肯定。晚上房间里有一只蚊子在春夏之交提前苏醒了，嗡嗡地叫着。郑天良一夜都被一只蚊子牢牢控制着，没睡。
从其他各地回来的党委委员们都有了好消息，但每人都在出差费外花了一百多块请客送礼的钱，好在郑书记不批条子，此事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地报了。后来郑天良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他觉得来客商的时候，在饭店请客吃饭是可以的，因为人家帮你的忙，这等于是给人家面子，但参加陪同的公社干部一定要交伙食费，不低于在食堂的吃饭标准，四毛钱。再后来，县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在公社食堂吃饭，也没领导像以前一样主动交伙食费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里领导来了就从公社食堂转移到街上饭店里去吃饭喝酒，郑天良也渐渐习惯了，他觉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肯定是不会要人家交伙食费的。这很正常。但郑天良有一点在党委会上卡得很死，任何党委成员参加陪同必须交伙食费，任何人都不允许接受外面的礼品，一旦发现，党纪处分，决不轻饶。他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还有三个大队至今连电灯都没有，想起来让人寒心，我们如果胡吃海喝，受人钱物，那真是罪该万死。”
郑天良最初对黄以恒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他认为小黄年纪轻、脑子灵、反应快，做事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全，党委其他成员都很喜欢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其实黄以恒比郑天良只小三岁，这一年二十七岁。他是去年秋天从县委办公室派下来锻炼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朝阳公社推行和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如果将个人的田地收归集体肯定是有难度的，但要是将集体的田分给个人却是很容易的，有的生产队半天就全分完了，还有的队在接到上级政策后，连夜就将生产队的田分个一干二净。分不分田的难度主要在不种田的人那里，所以黄以恒到朝阳公社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公社党委秘书老吴去年得癌症死了，郑天良就让黄以恒暂时顶替一下。黄以恒在县委办只是个副股级干部，公社党委秘书是正股级，所以郑天良也没有明确小黄的职务，但大家都叫他黄秘书。黄以恒在县委办是秘书干事，干的就是送送简报、安排车辆、打水扫地等杂事，所以他在朝阳公社党委秘书这个角色中轻车熟路应付自如。小黄是下放知青推荐到省财经学校学习一年后分到县委办的，在领导们身边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郑天良有一次在开完党委会后当着全体党委委员的面开玩笑说：“小黄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一个公社书记。”黄以恒很不好意思地说：“郑书记，你可不要抬举我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你的经验和水平，哪能当公社书记呢。”大家都说：“小黄同志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补了一句：“不像我，我这个人就不谦虚。”
这都是说说而已的玩笑话，当然谁也不会当真。
真正让郑天良对黄以恒痛下杀手的是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黄擅自将公社的唯一一辆吉普车开跑了。
这辆从部队淘汰下来的破军用吉普四处漏风，还经常坏，修理费高，汽油又紧张，郑天良对党委成员们说：“到每个大队去一律骑自行车，除非到县里有急事用一下，谁都不准动。”郑天良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所以这辆半残废的吉普车停在公社大院子里就像一个人嘴里装了一颗漂亮而不中用的假牙。
郑天良要求党委全体委员们在秋收的时候全部到各大队蹲点，检查落实蔬菜收购工作，晚上就住在社员家里。公社只留黄以恒一个人值班。他对黄以恒说，这几天可能南京、扬州、上海的蔬菜公司要来人提前看货，吉普车原地待命准备接待，人一刻也不能离岗，车谁也不准动。黄以恒说我一定按郑书记的指示办。
秋天的萝卜、土豆、黄芽菜、豇豆全都要上市，郑天良看着堆成山的蔬菜，脑子里一直晃动着瓦房、电灯、收音机的形象，这是他建功立业的重要证据。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烧饭的万师傅骑着自行车丧家之犬一样地一头大汗地冲到正在红光大队菜地里的郑天良面前：“郑书记，南京蔬菜公司来人了，下午三点半坐车到县城，他们打电话叫我们到县城接一下，下午在六点之前要我们派车安排他们到两个大队看菜，当晚他们还要坐车回去。”
郑天良说：“我马上回去，赶紧让黄秘书开车去接站！”
万师傅抹着一头冷汗说：“吃过中饭后，黄秘书把车开走了，他叫我帮他看电话，县里有事就通知你。”
“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反正走得很急的样子。”
郑天良急得狠狠地跺了一脚，一棵卷心菜在他脚下烂了。
回到公社党委办公室，郑天良打电话问县委办，县委办说小黄没回县里，也没见到车。等到郑天良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汽车站时，南京的两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经站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郑天良跑到县委请求借一辆汽车用一下，县委办的主任老姜说：“县里总共只有三辆车，全都下去了。我打个电话，你到县商业局去借一辆‘拉达’车吧！”商业局长是耿天龙，耿天龙非常爽快，他说：“郑书记出马，立即派车！”郑天良满头大汗地还不忘说了一句：“汽油费我来付。”事隔二十多年后，耿天龙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记忆犹新，他说：“郑天良是用袖子擦额头的汗，郑天良年轻的时候，艰苦朴素，干劲很足。”
等到郑天良带着“拉达”车赶到车站时，已是黄昏日落，县城里弥漫着浓浓的暮霭和烧晚饭的蜂窝煤烟，南京蔬菜公司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打电话来说，时间等不及了，第二天他们还要去苏北调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万斤蔬菜收购计划泡汤了。郑天良带着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对方说菜已经调齐了，不需要了。虽然春天订下了一百万斤的收购计划，但由于那时候没有合同，都是靠口头信用，而且人家确实也是讲信用的，人来了，你不安排看货，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毁约和打官司一说，更不会有什么赔偿。
郑天良气得在乡政府大院子里骂骂咧咧，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一样，在办公室里烦燥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地上的灰尘飘浮在秋天的光线下，像一桶面粉被泼翻了。南京的收购计划占全公社的三分之一，这差不多半边天就蹋下来了。
黄以恒第二天早上才将吉普车开回了公社大院，郑天良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想把我们往火炕里推呀！我开除你党籍，开除你公职！”
黄以恒低着头：“郑书记，我错了。”
郑天良指着黄以恒的鼻子：“不是你错了，而是我错了，我瞎了眼让你在公社看家。”
黄以恒的检查交待中说他母亲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将车子开回去送母亲到扬州住院的，没来得及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