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金赛则是从动物学和人类女性与雌性动物比较的角度对手y行为加以论证的：“雌性家鼠、灰鼠（栗鼠）、兔、豪猪、松鼠、雪貂、马、牛、象、狗、拂拂、猿、黑猩猩，都经常从事自我刺激。这说明，人类女性自我刺激生殖器，是一种与所有哺r动物共享的能力，而且也都同样少于该物种的雄性。不过，人类女性比任何动物更多地懂得如何在自我刺激中达到性高c，因此人类女性确实由此达到性高c的比例，就比任何动物都高得多，接近百分之百。这一点，正是人类女性与任何雌性动物的根本区别。据金赛调查，在所有性行为类型中，女性最经常地通过自我刺激达到性高c。在自我刺激的总次数中，女性能达到性高c的比例在95％以上。（金赛，第34一36页）现代医学认为，不仅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说明手y是罪恶和不成熟的行为，而且有很多证据表明，手y至少是无害的。到了60年代，手y更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著作中被高度评价为获得性释放的最有效手段。有些医生把z慰视为缓解性需求和性紧张的健康方法来加以提倡；更有性治疗家指导求治者通过z慰来体验快感，学习获得性高c的过程。现代西方医学已经公认：手y是一个积极的、促进性行为发展的因素。它通常能增加身体的舒适感，使性的快感和性幻想的内容融为一体。它坚定了女性应有的观念：女性性反应是正常的，自然的，令人愉快的。（拉里亚等，第65页）
手y对于女权主义的意义非同小可。著名的妇女研究者《海特报告》一书的作者希尔。海特就曾主张，妇女应该独立地获得性的满足。她的调查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即，只有很少女人在日常的性生活中达到性高c，而通常大多数女人都是通过自我性刺激的手段达到性高c的。一位女权主义者甚至声称：“妇女发现了手y方法，这真是太棒了，因为这样她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摆脱男人了。”（转引自詹达等，第57、67页）关于手y行为的发生率，在40年代的美国，据金赛的数据，92％的男性和58％的女性有手y行为；据1974年的调查，94％的男性和63％的女性有过手y行为；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比率继续上升：约四分之三的青春期女孩z慰，另外还有10％在20岁以后发生z慰。最新数据表明，成年人中无论男女，z慰的发生率都在90％以上。
根据金赛的调查，女性手y的频率有赖于女性的身心状况，因此它是测定她对性活动的兴趣程度的最好办法。它比用异性性活动来测定更好，因为后者更经常是由男性发起的，不足以测定女性的主动发起能力和性兴趣。在手y人口中，每周平均数为2。4次，频率随年龄递减。据统计，女性的手y频率为：单身女子中平均每周0。3一0。4次；在婚女子中平均每周0。2次（每月1次）。（哈斯等，第143页；凯查杜里安，第363页）上述统计数字表明，手y是人类性活动的重要方式。然而，还是有相当比例的女性拒绝手y。根据金赛的说法：我们调查的女性中，有许多人从未自我刺激过，其中44％说是因为自己认为它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显然，许多这样的女性的性反应能力极差，因此才觉得遵守道德戒律轻而易举。从未自我刺激过的女性中，81％说是由于自己没有感到对它有什么需求；从未有过此类行为的女性中，还有28％是因为她们不知道女性也能自我刺激。（金赛，第49页）在行为之外，仍有许多人在观念上不能接受手y，或认为对手y比对性j更羞于启齿。21岁的美国人有五分之一拒绝回答关于初次手y的年龄。在1967年一项全美调查中，那些承认自己有过手y经历的大学生（在男生中占82％，女生中占33％）被询问，是否对这种行为怀有犯罪感、焦虑感。男女两性中各有三分之二的人承认有过这种感觉，其中有40％的人想过手y是错误的、不道德的；
有10％的人想过自己的学习能力会受影响；20％的想过自己的身体健康会受影响；40％至50％想过这是不成熟的表现；10％至20％想过自己日后的性能力会受到不利影响。（盖格农，第139页）由此可见，人们对手y行为的看法有多么混乱，又对此怀有多么强烈的犯罪感。
在美国，手y行为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上过大学的、中产阶级的人中，手y更为常见；而在未上过大学的、下层社会的人中，手y比较少见；此外，在有过自我刺激的女性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达到性高c的也就越多。形成这种区别有这样几种原因：首先，社会上层阶级女性的首次性j经验一般都发生得较晚，所以只好以手y方式满足性欲。例如，在16至21岁期间，82％进过大学的女性没有性行为，而相比之下，没上过大学的女性则只有62％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其次，手y的一大特点是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伴有幻想，而对性幻想的爱好是中产阶级的特点；第三，对手y行为的禁忌在上层社会并不十分严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在性态度上更为开放，这种情况不同于下层社会。（詹达等，第101、103页）本次调查中也发现了以下一些与手y有关的因素：第一，手y和性j的关系。
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在对待手y和性j（不一定仅限于婚内性关系）这二者的看法上，往往存在着一种反比的关系，即，越是对手y持正面评价的女性，越不喜欢性j；反之亦然，越不喜欢性j关系的，越容易对手y作出正面评价。二者或一因一果，或互为因果。也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喜欢“正常”的性行为方式和男女情爱的人是一类；喜欢手y同不喜欢男女情爱的是另一类人。例如，一位尽管有过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但行为方式“正常”的女性，就表达过她对手y的反感，她说：“我知道有手y这件事，那叫什么事呀，那不是太降低人格了吗？我男友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自己解脱有什么不好？可我宁肯忍着也不愿做这种事，忍着忍着就没有感觉了。”一位在性欲难以解决时宁愿去找陌生人作一夜夫妻也不愿z慰的女性说：“我觉得手y对身心不好，不可取，不应该做。”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现象：在我的调查对象中，那些倾向于性自由（有同不只一个性伴性j的经历，性关系比较随便）并不同程度上有实践的女性往往都较反对手y，认为不可取；而那些在与男性的性关系上比较拘谨的女性却更能容忍和更倾向于经历手y。
第二，手y与教育程度的关系。从调查中似乎可隐隐看出对手y的看法和行为同教育程度的差别有关：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容忍手y，有这种行为的也更多；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对手y的看法更严厉些，也较少有手y行为。对这一相关因素的解释大致应当与前引以西方人为对象的研究结果相仿。
第十八章　避孕与人工流产
在被调查的女性中，绝大多数有过避孕与人工流产的经历，在她们的经历中，有许多男权的伤害，有很多女人的牺牲，有许多r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磨难。
避孕实践在避孕问题上，男权主义表现得最突出：许多男人不愿为减轻女人巨大的痛苦而稍稍损害自己的快感；不愿为减低女性怀孕的危险而令自己有一点轻微的不便。一位离婚母亲说：“我做过五次人流，因为他欲望很高，不愿避孕。最后一次流产后我上了环。”
“我一共流过三次产。他不愿用避孕套，愿寻求最大的快乐。所以我们极少用避孕套，就靠安全期避孕，三次都是因为这个怀的孕。去流产特别难过，刮得轻了刮不干净，重了痛苦得要命。”
“他不在乎女人怀孕是什么感觉。我第一次怀孕根本不知道。有一次干了点重活就自然流产了。我去厕所，掉下一大块血，我才知道我怀孕流产了。后来我在一年内又有两次人工流产。到第三次流产我才知道要避孕。过去我们只用安全期避孕法。安全期内体内s精，安全期外体外s精。我做人流做怕了，我对他说，你要是不戴避孕套，咱们以后就别做了。后来他才接受。”
另一位女性是因为丈夫“不会用避孕套”不得不去戴环，她说，“以前?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第 7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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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女性是因为丈夫“不会用避孕套”不得不去戴环，她说，“以前吃了一年多避孕药，吃了药常觉得恶心。丈夫不会用避孕套，生孩子之后做过三次人工流产，所以还是得上环。”
有的女性为了照顾男方而不用避孕套：“刚结婚时是我吃避孕药，我的一个女朋友告诉我，一开始别让男的用避孕套，会影响快感。结婚半年后改用避孕套，还有一段时间试用体外s精和安全期。快感起码有20一30％被担心怀孕干扰了，就是戴套也担心会破。生完孩子以后戴上环，可一个月后复检时，发现避孕环已经脱落了。”
也确有女性是不喜欢避孕套的，一位知识女性说：“结婚第一天我吃的是避孕药，防止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怀孕。刚结婚那段时间用过避孕套，他和我都不舒服。本来还有点热情，一戴就没有了。”
一位女性讲了自己的避孕史：“刚结婚的时候不用避孕，生了孩子以后，有两年时间是我吃避孕药。只用过一次避孕套，我感觉太涩，不舒服。后来整个单位所有妇女都让做长效措施，就都上了环。更年期之后zg萎缩就不用避孕了。”
男性在避孕问题上的自我牺牲最能引起女性的好感：“他在性问题上是比较自律的，他也不是性欲很强的人。我们用安全期法，可是只有月经完了以后第五天才完全不避孕，其他时间全用体外排精法。他在这方面品德很高尚。”
一位处于男爱女、女不爱男的关系中的女性说：“他把我偶像化了，我的话就是圣旨。他特别认真避孕，我们用避孕套，有时根本不用我说，他就先做好了。他挺心疼我的。”
“我们是用安全期避孕和体外排精。我没有流过产。有一段带过环，效果不好，后来就摘了。”
“我们用的方法是避孕套和体外s精，没吃过药。第一次怀孕是因为完全不懂，那时我们正在旅游，玩得太高兴了。有时分开一段时间，重聚时玩得忘我，就忘掉避孕。我的经验是来完例假时特别容易怀孕，安全期不安全。”
“我结婚六年一直用避孕套和避孕膜，六年间一直没做过人工流产。”
“我们的避孕方式主要是体外s精和安全期。”
一位在性上非常开放、毫无心理负担的女性说：“我们的避孕方法是体外s精，既没吃过药，也没用过避孕套，没有失败过。”
一位女性这样评价自己使用过的避孕方法：“避孕套容易失误，带环有异物感。”
婚前人工流产婚前人工流产与婚后人工流产的感觉很不同，尤其在风气开化和医院对流产处置方法改变之前，婚前人工流产的精神压力要大得多。
一位在文化革命期间婚前怀孕的女性回忆了她的惊险经历：“23岁时我怀孕了，从怀孕到做手术引产是四个半月。当时我想过避孕，但因为没结婚没法去问人，怕万一别人问我一句答不上来。我不懂也不敢去医院，怕人不给做手术还问三问四，也怕传出来不好做人。我一开始就自己又揉又捶地瞎折腾，弄得出了血，可孩子还是不掉。后来我又从书上看到一种中药能打胎，就买这种药喝，喝了还是没见效。这时我又听说有一种叫凤仙花籽的药能打胎，又吃了好多，孩子还是不出来。后来我折腾得心慌，反应不对劲，只好去看妇产科。人家把保卫科的叫来，把事情弄清楚才给我做了引产。”
一位知识女性这样回忆了自己的人工流产史：“第一次做人流我几乎没有r体的疼痛感觉，只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到医院时我戴个大口罩，把自己打扮得特别老，编了假名字和假单位，做的时候一心想着快点完事，所以根本没觉得疼。做半截医生才发现我还戴着口罩，生气他说，你戴口罩，万一窒息算谁的责任？吓得我赶快摘了口罩。好不容易做完了，医生让我在外面躺二十分钟再走，我一分钟也没敢多呆，一跳下床就往楼下跑。我一共做过四次人流，从第二次开始就觉得疼了，而且一次比一次疼，因为精神压力越来越轻，就越来越觉出疼来了。以前要问单位、结婚没有，现在也不问了。”
“我的第一次性经历与众不同，那是在粉碎了”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俩都喝醉了，我那次就没挡住他。他没进去，可是j子爬进去了，我就怀孕了。我妈跟我讲过，我们家的人有特别容易怀孕的遗传。我那时也不懂得吃避孕药。怀孕之后，我特别不高兴，觉得丢人，他也吓得够呛。我去偷偷地做手术，他在外面等着我，挺负责任的，我一直念他这点好。结果我的处女膜是让大夫的‘鸭子嘴’（一种扩张yd的器械）捅破的。还记得大夫说过：怎么跟没同过房似的。”
“我那年25岁，他岁数小，我们没法结婚。婚前怀了孕不敢和人说。他陪我去打胎。我那次怀的是双胞胎，做了两次才做干净。”
一位单身女性有过四次怀孕和流产的经历：“那次怀孕前，有人告我做完那事洗洗就行了，可后来忽然不来例假了，一检查是怀孕了。最后那次是因为太相信安全期了，俩人兴致起来时瞎折腾，有点忘乎所以了。不是每回都戴避孕套，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戴的，所以又怀了一次孕。”
婚后人工流产婚后人工流产比婚前人工流产给女性的精神压力要小得多，但由于夫妻感情不同，也会有相当不同的感觉——感情好的觉得可以承受，甚至没什么反感；感情不好的就会觉得特别痛苦、委屈。
一位幸福的母亲说：“我做过几次人流之后就决定要了。怀孕是我一生最漂亮、最容光焕发的时候。”
一位对丈夫仍有感情的离婚女性说：“我流过四次产，第一次是因为有风疹，怕影响孩子，必须做，就做了；第二次是因为孩子在肚里死了；第三次是避孕失败；生过孩子这次是因为安全期没算好。我每次流产，他都陪我去。我还记得有一次下着大雪，他给我做的排骨，那么大老远骑着车冒着雪给我送去，给我印象挺深的。”
不少女性对意外怀孕非常恐惧，甚至感到愤怒。有一位与丈夫感情不好的女性这样讲到自己去做人工流产时的心情：“那次是我月经以后第三天，他高度兴奋，结果我就怀了孕。我感到很生气，心情特别不好。一个是觉得挺麻烦的，再一个是因为我这人挺传统的，觉得不好意思，怕别人说我性欲强，不理智。我认为对性欲，男女都应有理智，能够驾驭它。堕胎不是好事，名声也不是好名声，低层次的人才爱闹这种事，出了这事听去好像文化不高似的，会被人看作没有抑制力，没有节制。”
一位离婚女性说：“结婚半年以后就不对头了，我没想过要孩子，所以特别怨恨他，我不相信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感觉就像天打五雷轰一样。我一把抓过化验单，转身就跑。回家把化验单往床上一扔，意思是说，瞧你干的好事。
他都吓傻了，根本就没敢说要这个孩子。他妈在这事上很通情达理，没有干涉。
我去做人流时都快三个月了。据说是双胞胎。我不觉得可惜，主要是跟他感情不好。他对我特别好，投入的是全部的感情，我对他几乎没什么感情，觉得他不是个成熟的男人。我怀孕后他特别害怕。他说，我也没干什么，怎么就把你弄成这个样了？“
有些女性抱怨男性对自己做人工流产不关心：“人说流产应该像养小月似的，可我做人流时爱人也不陪我，还是情人陪我去的。流产疼得要命。”
“我一共做过四次人工流产，避孕环没起作用。我们俩既没蜜月，也没爱抚。”
从调查结果来看，男女关系中的男权模式与避孕方法有直接的联系——那些没有男女平等观念的人会认为，避孕只是女方的责任，有的男人为了自己的快感不惜让女人付出身心痛苦的代价，这一点在避孕套的使用上最为明显。此外，调查还表明，夫妻感情不好和女性对流产的厌恶是互为因果的——由于夫妻感情不好和男人的自私、不照顾女方身心痛苦，使女性对怀孕流产产生强烈的厌恶心理；
女性对怀孕流产的厌恶又反转过来恶化了夫妻感情。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恶性循环，成为导致婚姻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东欧国家所经历的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混乱和社会变动当中，在新的社会规范重新确立之时，人工流产竟然在几乎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关注点。尤其在波兰，人工流产在政治上显示出其特殊的重要性。
对于想进入国家领导层的人来说，反对人工堕胎成为“政治上正确”的标志，因为对他们来说，得到天主教会的政治支持至关重要。提交政府讨论的首部人工堕胎法案以妇女实行堕胎为有罪，并建议处两年监禁。虽然最后批准的法案对堕胎不判徒刑，但仍暗示堕胎有罪。这一法律其实与民意相左：1992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与1990年8月相比，对人工堕胎权利的支持率增加了24个百分点，而反对者所占比例下降了20个百分点；1992年底对1112位波兰妇女代表的调查也表明，多达78％的人认为应该允许人工堕胎，只有不足20％的人认为应当禁止堕胎。
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威胁要在东部施行对人工堕胎的限制（东部过去的法律是：应要求而施行的人工流产在怀孕12个星期以内是合法的），以使之更加符合西方的思路，在那里，除非医生会诊确认必须采取人工堕胎以避免严重后果，否则即为非法。由女权运动评论家发起的保卫现行法律的一系列示威活动，使在东部推行限制堕胎的努力受到了成功的抵制。（watson，1993年）基督教在避孕问题上一直态度严厉，认为避孕阻断了生命孕育的自然过程，因而是一种严重的罪恶。幸亏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戒律，世俗文化也不认为避孕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否则计划生育将遇到更大的阻力。也许中国对避孕的这一观念的形成并非侥幸——中国文化本来就十分强调生育的价值，如果再加上避孕禁忌，恐怕人口爆炸发生得还要早得多；西方女人对生育一直抱有矛盾心理，怕影响自己的体形，怕加重生活的负担，怕损害与丈夫情人的感情；如果没有避孕禁忌，人口会更早掉到更替水平以下。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中，生育观念与避孕禁忌是互为因果的。
第十九章　生育
生育是夫妻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女人一生中的大事。然而，在女性的心目中，生育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把生育列为自己人生目的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有的只是把它当成难以回避的责任；还有人不愿生育。由于生育给女人带来巨大的r体痛苦，女人生育时特别需要男人的体贴和关爱，如果男人自私冷淡，经历生育痛苦的女人会比平时感觉强烈得多，甚至会造成对婚姻关系、夫妻感情的致命伤害。
生育的原因一位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女性这样讲到自己生育的原因：“人要超越死亡。西方人在宗教里寻求永生，中国人从生孩子寻求永生。我们夫妻俩的才华都糟蹋了，我们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在孩子身上了。”
有的女人是为了弥补与丈夫感情的不足才决定要孩子的：“我知道自己不爱他，听说孩子可以弥补感情的不足，就生了孩子。带孩子真是累极了。每天我哄孩子睡了，他就等在旁边过性生活，真是地狱一般的生活。”
一位儿子已自杀死去的离婚母亲说：“孩子是我生命的延续，孩子是我的作品，孩子死了，我的生命就枯萎了。”
一位婚姻发生危机的女性承认，孩子在她婚姻中的份量远远超过夫妻性a：“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性占三分之一，孩子占三分之二。我对孩子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她前几天摔伤了一次，我的心都碎了。”
一位在很年轻时被人诱j失身的女性说：“我本来很可能不会享受性的快乐，但会结婚生子，会做个贤妻良母的。是那个男人把这一切都弄歪了。人在艰难困苦当中奔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有个孩子，生活就有了个目标。”
一位生育过程很痛苦的女性表示，尽管如此，她还想再生一个孩子。她说：“预产期那天我还上了班，上到五点，后来就开始阵痛，我赶紧去医院，平常走五分钟的路，那次走了半个钟头才走到。到了医院，发现宫口已经开了七指了。我生这个女儿时胎盘断了，刮了一夜，刮了之后又缝，一直折腾到早上六七点钟。生了这孩子之后我真不想再要了。可是女儿长大以后，我又觉得孩于太孤单，想再生一个。我爱人是想要男孩，我倒无所谓。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就要两个。”
不想生育的原因一位做过多次人流的中年离婚女性说：“我过去没有要孩子，以后也不想要孩子，主要是生孩子怕疼，不想承受这个痛苦；另外也没有精力抚养孩子。”
一位没生过孩子而且基本上决定不要孩子的女性略带惋惜地说：“我现在想体验一下怀孕和分娩的感觉，可是要养孩子我想最多养到三岁，再大了我就受不了了。要上幼儿园，要教育他，这就太麻烦了。”
“我第一次怀孕时不想要孩子，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原来不打算要孩子，没想要过，也没认真想过这件事。怀孕后我哭了一场，写信告诉了妈妈，妈妈回信说：既来之，则安之。”
“我生过一个女孩。其实当时我不想要孩子，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孩子就要优生。怀孕后我心情很不好。我妈妈不同意我做人流，我就生了。这个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玻当时面临一个做不做手术的问题。如果不会留下后遗症就做，会留后遗症就不必做了。医院认为没必要做这个手术，结果就没做，孩子只活了三个月。这事对我打击挺大的。”
有一位单身女性说：“我想做个独身母亲，好有个精神寄托，但担心养不起。自己做不到，让孩子受罪，要是那样的话，自己就太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