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抗战

4月下旬，孝感空军基地一架战斗机试飞中，偶然发现一架日军侦察机在低空飞行，基地指挥部闻报即令追击，务必将敌机击落。中国空军试飞机奉命追击，终将敌机击落。
指挥部接到捷报，当即驱车前往敌机坠落地点。从敌机残骸处发现日机驾驶员所佩戴的金质领章，证明是一个高级军官亲自前来侦察。在死者一本日记中得悉一重要情报：4月29日，是日本帝国天皇生日，谓之“天长节”。日本军阀为了讨好天皇，决定在这一天对武汉三镇进行轰炸，用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来为天皇“祝寿”，足见其惨无人道！该侦察机就是为这个目的，前来为这次大轰炸预先侦察，选定轰炸目标的。
空军指挥部将此情报立即上报，最高统帅部当即命令空军做好迎战准备。空军接到命令，各基地都积极准备，一部分苏联空军志愿队员也奋勇参加备战。
4月29日上午，日军果然按计划飞来轰炸。敌机尚未到达武汉上空，空军已得到准确情报，各基地警报一响，战斗机群立即升空迎战。最高当局命令空军在每次起飞执行任务时，必须在武汉三镇上空低飞盘旋一周，以让武汉市民得以目睹，受到鼓舞。这一次出动几十架飞机，更要向市民大展空军雄风了。
空军的有利地势是高度，居高临下为优势。然而当中国飞机在三镇上空盘旋时，敌机已经临空。中国飞机再升高为时已晚。敌机以优势对中国飞机攻击，刚开始便击中两架。苏联飞行员经验较丰富、技巧较高明。迅速摆脱敌机追逐，升高以掩护中国飞行员冲出敌围，形势极快有了改变。日机多为轰炸机灵活性差，中国50多架战斗机迅速将敌机包围。敌我飞机100余架在武汉上空展开激战。
壮观的场面引得无数市民走出防空洞，站在街道或爬上房顶观看，高大建筑物上站满了人。市民都为空军飞行员英勇歼敌而拍手欢呼。
这一次空战约30分钟，共击落敌机23架，受伤多架。中国飞机损失五架。
激战中，中国空军飞行员陈怀民的飞机中弹起火后，却不及时跳伞求生，而是驾机向敌机撞去，与敌机同归而尽。中国空军飞行员英勇无畏的精神，震撼了日军。
这次空战给日军沉重打击，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不敢再飞到武汉三镇肆孽，对稳定民心起了极大作用。





中华大抗战 第228章 军情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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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同时也决定实施武汉会战，不仅令陆军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要“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要将武汉会战的实施也考虑进去”，而且令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于5月间陆续向驻华日军舰队增兵。
徐州会战后期，华北日军第14师团土肥原部，于5月11日在菏泽以北地区强行登陆。
5月14日攻占菏泽后，即向陇海路进发，企图截断陇海路，阻止中**队东进增援，并向兰封（今兰考）发起攻击。蒋介石即令第27军军长桂永清率李良荣第46师及邱清泉第200师到兰封防守，又命宋希濂第71军向兰封与考城间的红庙附近集结，攻击敌之侧背。
5月20日，日军到达内黄、仪封、野鸭岗、楚庄砦及附近地区。蒋介石命令前线所有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围歼土肥原师团。
薛岳向前线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定于21日发动进攻。中**队已对日军形成半包围态势，却因桂永清和邱清泉过分轻敌而无充分准备，导致歼敌计划落空。桂永清命令第88师师长龙慕韩率部防守兰封，虽经一夜奋力抵抗，最终放弃兰封突围，退至开封休整。
兰封失守，薛岳大怒，当即向蒋介石控告桂永清贻误战机，请于严惩。但因桂永清和邱清泉都是留德学军事的，很受蒋介石器重，何应钦和陈诚都予力保，说兰封失守之责应由龙慕韩承担，蒋介石即批示将桂永清撤职查办，龙慕韩贻误战机，着即枪决。
兰封失陷，蒋介石与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等均大为震惊。惟恐日军长驱直入，西取开封、郑州，以致影响整个战局，便急调在西安至潼关一带的第17军胡宗南部，星夜兼程开至开封。程潜在开封临时指挥所，制定围歼土肥原师团的作战计划。
5月24日，第71军接到向兰封攻击的命令。25日，宋希濂部署由第87师攻击兰封城东北面，第88师攻击城西南面。27日，第71军克复兰封；第64军也克复罗王车站。两军正准备乘胜分兵协同友军围歼土肥原部时，奉命驻守归德（今商丘）的黄杰第8军，对于日军增援之敌未作努力抵抗而撤退，致使归德失陷，影响整个战局。
两次围歼计划失败，薛岳大怒，当即向蒋介石控告严办黄杰。何应钦先安抚薛岳，又向蒋介石力保黄杰，蒋介石便在薛岳报告上批了“着即撤职查办”。不久，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黄杰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
日军占领归德后，分兵两路西犯，一路沿铁路西进，一路攻击宁陵、睢县。薛岳令第64军及第71军等部，于民权、杞县、太康一线迎击西犯之敌。尽管形势已极为不利，薛岳仍不放弃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




中华大抗战 第229章 蒋介石作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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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临时办公的蒋介石，看到前线战局逆转，十分焦躁不安，便召见程潜和薛岳，询问他们对战局的看法。
薛岳说：“尽管两次围歼计划都没有实现，但土肥原师团并没有摆脱包围。以兵力而言，我方仍占优势，只要我军阻止敌人增援得力，仍有希望将土肥原部歼灭。”
蒋介石颇欣赏薛岳的积极态度，转而问程潜：“颁云（程潜字），你看伯陵（薛岳字）的意见如何？”
程潜苦笑道：“我们均有一举歼敌的迫切愿望；但是，作战不仅要运筹帷幄，指挥有方，而且也要依靠下面将士用命。”
言外之意，有些将领贪生怕死，作战不力。
蒋介石激动地说：“娘希匹！今后还要杀几个败类，以振我黄埔精神！”
程潜感叹道：“一些黄埔将领养娇了，没有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更没有身先士卒、马革裹尸的决心。这决不是‘杀几个人’可以扭转的。”
蒋介石听了程潜这番话，皱着眉头十分不悦。
薛岳便说：“从这次作战情况来看，大多数将领还是十分努力的。个别将领已经受到惩办，足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所以此时增调兵力，围歼土肥原师团尚不失时机。”
蒋介石转而看着程潜，要再听听他的意见。
程潜说：“归德失守后，日军分兵两路，其中一路沿陇海路两侧西进，已不单是援救土肥原师团，似有进犯平汉线许昌、郑州一线之企图。伯陵所言我军兵力上的优势，无非是从数量而言，但一些部队的士气和装备，是不可乐观的，时值雨季，进攻，转移，都会很困难。伯陵的意见是很积极的，但要考虑实际和不利因素，我也承认大多数将领作战很努力，将士也英勇，但突破一点即可影响全局。这在前线两次计划中已经出现。我们谁也不能料定，在此后作战中，就不再出现第二个黄杰、第二个桂永清。在战事不利时，如果再出现某部作战不力的现象，就难于弥补了。”
薛岳感到程潜所言看得深远，于是说：“程长官老谋深算，我不再坚持己见了。”
蒋介石见两人意见统一了，就更加忧虑，便说：“如果挡不住日军进攻，日军即可近窥武汉，形势就更糟了。你们有什么办法阻止日军控制平汉线？”
程潜说：“现在我军疲惫，需要整休，所以战力难以阻止敌人。”
他沉吟片刻，试探地问：“据说，陈果夫早些时候有一建议，不知委员长考虑过没有？”
蒋介石说：“是的，我考虑过了，但我一直希望，还是以军事解决为好。我在考虑，是否值得以政略的牺牲换取战略的需要？”
程潜很想说：“你为政略的需要，牺牲战略已非一次了，时值今日，怎么又考虑起政略和战略的问题了呢？”但没说出口。
薛岳沉不住气，说：“失兵者，乃凶器也，为战略需要，不该有过多考虑，至于说舆论，部下认为，也是罪在一时，功在千秋。”
蒋介石点点头，说：“好，好，再等等吧！我回武汉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然后决定行动。总之，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后，立即将进攻武汉和广州提上日程。
5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上海得到情报，说日军可能分三路进攻武汉：“华北军出信阳南下，华中军出六安、安庆西进，海军溯江而上”。
28日，又得到情报，说日军在徐州作战结束后，“无休息整理意，海军业已发动轰击我沿江阵地。沪军部谓半个月内可抵汉”。
29日，又得天津方面（日本特务机关）情报，说“日本大本营决定集结重兵，进攻武汉，日军即将开始对武汉攻略之外线作战”。
蒋介石听到这些消息，心情更加焦虑不安。
1938年6月1日，日军攻陷睢县，迫近杞县、兰封，另一路日军由毫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逐步形成对中**队在开封、兰封之间的主力部队包围态势。蒋介石决定放弃对土肥原师团的围歼，命第32军派一部队守备开封，阻敌西进，并掩护主力部队绕向平汉路以西撤退。各部队撤至郑州及以南地区，程潜和薛岳前往观察，不免相对摇头叹息。
程潜说：“伯陵，看来这些部队若不经过一段时间休整、补充，继续强逼他们再去抗击武装到牙齿的日军，那真是拿他们去当炮灰，太残忍了！”
薛岳点点头说：“长官说得对，但大敌当前，我们总不能束手待擒啊！”
程潜说：“我想，还是把真实情况向委座报告，请他决断吧。”
薛岳略加思索说：“长官放心，现在军情紧急，不能再顾及委座是否高兴了。”
程潜点点头说：“好，既然所见略同，那我们就去向委座报告吧。”
其实对部队撤退时混乱，蒋介石已听过多次报告了。
蒋介石听了程潜、薛岳两人的报告，说道：“我知道，各部队需要休整，我们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部队，更重要的是远水不救近火，日军不会等我们将援军从别的战场调来后，再发动进攻。看来在短时间内，战局的颓势非战力所能挽回。其实，关于采取非常手段，亦非陈果夫一人提出建议，我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报告约有十多份。最近辞修还转来，炮兵第16团团长王若卿一份报告建议。非我无决断，总以为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能采用非常手段，我一直在等待有所转机，结果却是如此！”
程潜、薛岳看到蒋介石表情十分痛苦，却不知如何劝慰。
蒋介石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必须争取充分时间，一方面是让各部队稍事休整补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重新部署兵力，修订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好吧，我马上回武汉召集一次会议做出决定，你们同时做好准备，待命实施！”
当天，蒋介石即回到武汉。




中华大抗战 第230章 已到最后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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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在武汉军委会会议厅，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国民党高级将领几十人聚集一堂。蒋介石在侍从官簇拥下走进会议厅，全体立即起立敬礼。蒋介石在首席坐定，环视众将领，然后点点头说：“大家请坐吧。”
众将领正襟危坐，目不旁视。蒋介石开始讲话。
他说：“我刚从前线回来。你们大概想不到，前线一些将领的仗是怎么打的吧？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有的将领胆子比兔子还小，把日军看成不可冒犯的天神，临战前战战兢兢，不知所措，一接触便望风而逃，甚至丢下部队于不顾，哪有一点为将的风度？简直不配当军人！这种将领，不仅是黄埔军人中的败类，军人的耻辱，也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在郑州时，我对程颁云和薛伯陵说了，一定要杀几个，已经杀了几个，今后还要再杀几个。不如此，不足以振奋军纪和士气；不如此，不足以告诫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百姓用血汗钱养活军队，就为了保卫疆土，保证和平与安宁。在此国家遭受日军侵略之时，正是我们军人效命疆场之日。每一个军人，都应该以必死的决心，去抗击来犯之敌，与阵地共存亡。军人死在战场，死得其所，死得光荣，国家民族永远不会忘记死难烈士，烈士永远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共山河不朽，与日月争光！但那临阵脱逃而受军法处以极刑的，也将遗臭万年！这些道理很通俗，人人皆知。我不懂，为什么就有这样一些人，置荣辱于不顾，苟且偷生，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做那人类所不齿之事！”
会场很安静，将领们静静地听着，细细地体味着。
蒋介石继续说：“在处理一些贻误战机事件中，不断有人向我讲情，说什么‘给党国保留有用之材，令其戴罪立功’等等。是的，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先总理创办黄埔军校，就为了造就军事人才，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足见有贤愚不等。军人的实践是战争，那些不合格的，就在实践中被淘汰。今天我正告诸位，此后不必再为那些不争气的东西讲情了，否则这类人更有所恃，贻误战机之事更会多起来，我们损失就会更大了。
当然，英勇作战者还是大多数，否则我们就没有淞沪抗战三个月，台儿庄大捷等等的战绩。就目前来说，自去年12月13日失陷南京，到我们主动放弃徐州，在津浦线上，我们与万恶的日寇周旋了整整五个月，不仅消耗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而且也确实达到我们的战略目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为我军的休整、补充及部署赢得了可贵的时间，对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也十分有利。这些辉煌的战绩，就是我们的英勇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蒋介石顿了顿，继续说：“现在，平汉线方面战事十分紧张，日寇企图攻占郑州和开封，倘若郑州和开封有失，日寇就可以近窥我武汉了。武汉居长江上游，为全国之中。保卫武汉，外可控制东南和华北之敌，内可保持与西北之联络，进可徐图光复失土，退有西南做后盾。武汉又为全国交通总枢，东、南、北战场之桥梁，兵员粮弹之接应，指挥运用之灵活，均有赖坚守武汉。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我**事、政治、文化之中心，其得失足以影响抗战前途，甚至国际局势；武汉又是辛亥革命中心重镇，中华民国诞生圣地，无数革命先烈为光复武汉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岂可轻易拱手让人！
我们判断，日寇今后侵袭路线有三：一是沿陇海线西进图取郑州，以断我平汉线之联络，同时安阳方面之敌沿平汉线，以夹击黄河北岸之我军；二是由合肥以六安、潢川趋信阳，以图截断平汉线，再转南下进逼武汉；三是沿长江北岸，经大别山脉南麓，由安庆、太湖、宿松、黄梅与海军协同而合攻武汉。这就是当前的形势，我们死守武汉，日寇拼命要攻占武汉！”
蒋介石沉默片刻，语气缓和地说：“现在第一战区部队，为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只能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撤退。看来开封亦将不保！日寇夹击武汉势态已形成，但我们必须粉碎敌人的这一企图，在南面战场布置重兵防守，北面要防止日寇沿平汉线南下。困难是很多的，我们的弱点，在放弃徐州以后的各战役已经暴露出来了，而日寇的机械化优势也体现出来了。在这样情况下，要阻遏敌人之进攻，非另想办法不可！只要能阻遏敌人，将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武汉的安危，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武汉。为了保卫武汉，我们不仅调集了几乎是全部兵力，而且，在财政极端困难情况下，拿出大量黄金，从海外购买了飞机100余架，轻、重榴弹炮，野炮和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等100余门，用于这次保卫战。这就表明，我们的决心虽天崩地裂也不动摇！”
蒋介石提高语调说：“自淞沪抗战以来，有人说我们付出了太大代价。是的，我们的牺牲的确是很大的，我曾经说过：和平未到绝望阶段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现在，和平已经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只好牺牲到底！用最大的牺牲去换取最后的胜利！”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蒋介石再次停顿片刻，说：“前两天，我在郑州前线，与第一战区长官部将领研究对敌作战计划，大家一致认为，以现在敌我态势而言，既要避免与日寇在豫东平原决战，又要阻止日寇由津浦路西进，惟一的办法，便是利用黄河伏汛期，打开河堤，造成平汉路地区泛滥，效当年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战术！”
众将领听了为之一惊。会场陷入沉默。
蒋介石问：“大家对这个决定，有没有不同意见？”
众将领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蒋介石说：“没有，很好！我们是军人，而且是指挥官，作战之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胜利！为取得胜利，我们不择手段。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打仗就要死人。如果我们计较牺牲，就无法取得胜利，用牺牲换取胜利，用胜利制止战争。所以牺牲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是无可厚非的。当然，老百姓会有非议，因为他们不会认识到牺牲的价值。
今天大家对这个提议不置可否，大概就是因为害怕事后的非议。好，这个责任由我来负。我并非不怕负责，但是，责任总归要有人负的，与其由怕负责任的人去负，不如由我负。是非曲直一时不明，终有明白之日，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我决定，6月4日，在中牟县掘堤放水，视情况再做进一步决定！……”




中华大抗战 第231章 采用非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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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林蔚等继续商讨“决堤阻敌”事宜。
蒋介石说：“这件事，我考虑很久了，直到返回武汉前，我还希望转机能出现，而不使用这一办法。但是，我看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几乎溃不成伍，决不能指望再用这些部队阻挡日军的进攻。如果再抽调部队，不仅有困难，而且远水不救近火，日军是不会等待我们重新部署好兵力再进攻的，所以我才下了决心。”
白崇禧和陈诚都默默无言。
何应钦却附和道：“委员长的决心下得对，完全符合我们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
蒋介石说：“有几件电报信件，让林主任拿给你们看看。”
侍从室主任林蔚从公文夹里将几件电报、信件递给何应钦，然后传阅。有陈果夫4月13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件，熊式辉转呈蒋介石的密电，豫西师管区司令部刘仲元、谢承杰给蒋介石的密电，黄新吾、罗仁卿给蒋介石的信件等。
几人传阅了电报信件，却各有感想：白崇禧认为，是蒋介石在拉出几个“垫背的”，不相信此举能置敌于死地。陈诚认为，此举虽延缓敌之进攻，但以如此大的牺牲换取战略上的“时间”是否值得。何应钦却不考虑此举之得失，便连声称“好”，并说了句：“英雄所见略同！”表示他也原有此设想的。白崇禧和陈诚却沉默而不置可否。
蒋介石示意林蔚将电报信件收好，然后说：“我所以叫你们看这些信、电，并不是有推卸责任之意图，只不过希望你们理解，我虽早已收到这么多人的建议，却迟至今日才实施，实在是万不得已了。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此举便能给予敌人有多么重大的杀伤，因为日寇有海、空优势，对于处境艰难的部队，会派出海、空军援救。我们采用此种手段，却要使几个乃至十几个县顷刻成为泽国，几十万老百姓将受害。”
蒋介石沉默片刻说：“可惜有胆识的将领太少了！好，我已在会上公开说了：责任由我来负。现在就剩下具体实施的问题了。你们总可以发表意见了吧？”
白崇禧说：“依我看，责任应该由日本人来负才对！”
别人不解白崇禧的语意，略加回味，不禁相视微笑。
何应钦高兴地说：“健生兄，果然不愧人称‘小诸葛’，的确是高见！这责任完全应该由日寇来负，日寇若不紧逼，我们何至于出此下策？……”
白崇禧干咳了两声，打断何应钦的话。
何应钦看见蒋介石又皱起眉头，才悟到失言：“下策”二字冒犯了蒋介石，于是尴尬地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委员长刚才说得好，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被日寇逼出来的办法，自然应由日寇来负责。健生兄，你看具体办法如何呢？”
白崇禧说：“辞修是政治部部长，主管宣传，舆论导向。到时候中央社发消息，指责日寇轰炸、炮击造成决堤。辞修不妨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统一口径，并组织外国记者前往实地观察，这样国内外舆论一致声讨。日寇本性凶残，世人所知，必能相信此举是日寇所为！”
“妙极了！”何应钦忍不住欢呼起来：“此一举两得，健生兄神机妙算！”
蒋介石微笑道：“好，就这么办：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实施决堤计划，限三日内必须完成，不得违限；由政治部负责发布消息，组织中外记者实地采访。”
陈诚说：“报告委座，在命令第一战区实施计划时，要注意两点：一疏散、安置老百姓，河南省政府应有切实准备和善后计划；二对实施计划的部队要讲明情况，做好准备，以免记者采访时发生不愉快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