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抗战

日军渡过汨罗江，在所经过村庄的墙壁上到处可见中文、日文标语：
“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湖南是倭寇的墓场！”
“湘北是日本鬼子的坟地！”
“强盗滚回你们的海岛去！”
1月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中国第20军、第58军、第78军等一面寻歼汨罗江以南残留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日军阵地实施袭击。至16日，基本上恢复了战前态势。日军第11军指挥所也撤回汉口。至此追击作战结束。
会战期间，日军第1飞行团动用侦察第44战队、战斗第54战队和独立第18中队五十余架飞机，支援其他地面部队作战，给中**队造成一定伤亡。
这时中国空军尚未恢复实力，作战飞机数量尚少。1月8日，当日军败退途中被围困于福临铺地区时，中国空军第2大队从成都起飞九架轰炸机，至长乐街轰炸，以切断日军退路，配合围歼作战。返航途中遭到日军第54战队八架战斗机攻击。第2大队边战边退，击落日军战斗机一架，击伤两架。
第2大队也损失轰炸机两架，但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战斗机的成功战例。





中华大抗战 第316章 中国军队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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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长沙会战，从1941年12月24日开始至1942年1月16日结束。
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九战区发表战绩：这次会战日军伤亡56,944人，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支、轻重机枪115挺、山炮11门、无线电台九部及其他用品若干；中**队伤亡官兵29,217人。
而日方战史上的统计数字：日军战死1,591人（内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军官241人），打死军马1,120匹，打伤646匹。
1月22日，薛岳致电蒋介石：“渝委员长蒋：谨将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伤亡列呈如下，此数仅系敌遗尸、被俘及各部目睹者，至其阵亡及重伤官兵自行焚化，则遍地皆是，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者，无从调查统计，均不在此数之内；敌重伤23,003人，阵亡33,941人，合计共伤亡遗尸为56,944人。职薛岳。长沙。”
1月24日，薛岳再电蒋介石：“渝委员长蒋：第三次长沙会战，据各部实报解俘虏及战利品如下：俘虏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139名，步骑枪1,122支、轻机枪101挺、重机枪13挺、手枪九支、掷弹筒20个、山炮11门、无线电台九部、军马268匹、机密文件168件。待各部报解齐后，再行呈报。职薛岳。长沙。”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这时日本南方军，正以破竹之势在太平洋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第14军于1942年1月2日，攻占美军防守的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第25军于1月11日，攻占英军防守的马来亚首府吉隆坡；第16军同日，攻占荷军防守的东印度群岛的婆罗洲。
但日军第11军在长沙却遭到惨败。以往日军作战，不论胜败，总是设法将阵亡官兵尸体抢回带走，或焚烧后带回骨灰；情况特别危急时，也尽量将尸体掩埋。而这次会战，从长沙城郊到汨罗江畔，日军遗弃大量尸体，可见其败逃仓皇。
中**队长沙会战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民抗战必胜信心，对提高反法西斯战争盟军士气，对支援美、英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也有一定作用。
这次大战获胜的主要原因是第九战区作战指导正确。针对日军惯用的“钻隙战术”悬军深入、速战速决、后续力量极为薄弱、后方联络线过长等特点，始终按照“天炉战”要领指导作战。据战区战报记载，天炉战具体内容是：
“挺进兵团”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担任敌占区内主要交通、通信之破坏及敌援军之阻击；“警备兵团”担任第一线（即绪战地第一网形阵地带）之作战，敌进犯时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尾击兵团；“尾击兵团”待敌通过第一线阵地后，衔尾猛攻，参加决战，力止敌军筑路、截击敌辎重，断敌补给，击敌后援。
“诱击兵团”占领绪战地第二、第三网形阵地带，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侧击兵团；“侧击兵团”位置于决战地左（右）前方，适时侧击敌军；“守备兵团”先担任决战地之守备，待敌攻势顿挫，断行反击；“预备兵团”占领决战地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扩大战果；或依情况占领预备阵地，收容决战地部队，转移作战。
这实质上是利用多层次工事，以运动防御逐次抵抗，诱敌深入；以坚强的阵地防御战阻敌于预设地域，尔后集中兵力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围歼敌人。它的中心思想与**一再指出的“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的精神是基本符合的。
第九战区防守新墙河南和汨罗江南的第一、二线部队，能够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给予日军以一定程度的迟滞和消耗；守备长沙的部队能够坚守核心阵地，以不怕牺牲的顽强抗击，将日军主力抑留于预定决战地区四昼夜，争取了外线部队合围日军的必要时间，这也是这次会战获胜的重要原因。
据日军战史载：这次“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情况下进行的”，中**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30万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于1月15日撤回到原驻防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中华大抗战 第317章 欢庆祝捷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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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5日，军委会政治部电令第10军军长李玉堂：“长沙守城战场按原样放置，不准清理，以备国内及友邦人士视察。”当日，军司令部通知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柳谢春：“不准清理战场，已经收容的就收容，尚未收容的暂不要动。市民暂不回城。”
5日、6日两天，各师官兵休息。许多下级军官到各师部请求：“收容烈士，入土为安。”7日上午，军长李玉堂亲自电话通知各师长：“午饭后全体集合收容烈士，动员已返城的和城郊百姓协助。”从1月15日起，一具具尸体被脱衣、洗净，伤口处用新纱布、绷带包扎，穿戴新军衣、军帽，军衔级别上加一等。新褥子铺在棺内，遗体入棺后，新被子盖在胸前。
1月18日，重庆军委会新闻处举行记者会。
记者问：“长沙会战告捷，委员长可否谈谈此刻心情？”
蒋介石说：“此役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本人与全**民同样深感欣喜。倭寇在深陷中国之巨大泥淖不能自拔之际，发动称雄世界之太平洋战争，无异饮鸩止渴。中国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前途和世界恢复和平充满信心。”
记者问：“据悉此次军事行动，自始至终在最高军事当局直接指挥之下，作为最高统帅，请问您对此次作战的军事指导有何评价？”
蒋介石说：“军事当局，将此次作战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役自始至终，重庆方面都有直接报告和具体指导。在谋略方面，此次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法。特别要指出的是湖南方面战区长官和各部将领指挥有方，更赖官兵忠勇效命，加之地方民众大力支援战争，我军歼敌建功，大挫倭寇嚣张气焰，故本人以为此役乃‘七.七’事变以来，军事当局之大兵团作战最得意之作。”
记者问：“请您谈谈此次大捷，对同盟国作战全局有何影响？”
蒋介石说：“德、意、日图谋称雄世界固然是痴人说梦，但并非说轴心国倚仗先进武器并穷兵黩武不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浩劫惨祸。中国民众历经四年半艰苦卓绝之战争，也是对世界和平之巨大贡献。此当同盟各国战争初期失利之际，军事当局在长沙获得如此空前之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亦可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之决心和实力。”
1月18日夜，第九战区长官部接到重庆委员长侍从室电话通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及侍从室人员等一行15人，将来南岳参加战区庆功暨作战总结活动。
薛岳接此通知后连夜召开战区、省政府联席会议，部署相关事宜。战区参谋处连夜赶写作战总结、汇报稿，组织未参战部队成立参谋旅行团视察战场，接待各方来访，介绍战况，简直比战时还忙。
国内外对这次长沙会战胜利反应热烈：
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值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新华日报》对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有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
《东南日报》指出：“我们将来的艰苦，固然还是方兴未艾，但我们倘能以‘战长沙’的勇敢精神，去从事每一场大战，则我们最后胜利必能提早到来。”
长沙第九战区长官部大门口，拥满了来自各县乡的民间鼓乐队吹吹打打，燃放鞭炮。一辆辆马车上满载着活的猪、羊、鸡和宰好的大砣肉块，整坛的酒和新鲜蔬菜，前来犒劳军队。几位军官满面春风地站在大门口，一面不住地拱手道谢，一面安排士兵将马车带往分驻在各处的部队营地。
1月22日，军委会发表任职命令：
原第4军军长欧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原第10军军长李玉堂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原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任第10军军长；
原第59师师长张德能任第4军军长；
原预备第10师副师长孙明瑾任该师师长；
原预备第10师28团团长葛先才任该师副师长。
1月24日，军委会再次发表任职命令：
第58军军长孙渡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该军军长由新10师师长鲁道源担任。
在南岳庆功会上，薛岳由蒋介石亲自佩戴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其他战绩显赫将士也荣获各等勋章奖励。
1月25日，第九战区在岳麓山下开阔地举行了祝捷庆功大会。
1月16日，阿南惟畿带领参谋人员由岳阳返回汉口。17日，第11军司令部设置灵堂，追念此次作战中阵亡的日军官兵。18日，日本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飞抵汉口参加作战总结，当日下午他参加了第11军追悼会。
畑俊六将此次作战总结上报大本营。
大本营以此总结报告为依据作出如下结论：“这次作战是以配合香港作战为动机而进行的。然而我军推进到汨罗江一线时，情报和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在重庆军节节退避时，我军完全跳入了事先设置的陷阱……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样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的战斗力量。
这次作战中，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名，战伤4,412名。这次以策应香港作战为目的的长沙作战的损失，竟为香港作战的2.5倍。”
（第五卷正文完）




中华大抗战 第318章 滇缅大抗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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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时间：1942年3月初至1945年3月30日。
作战地域：滇西、缅北地区。
参战兵力：中国第5、第6、第66军、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和第8军，共约26万人。日本第15集团军的第18、第33、第55和第56师团，共约9.5万人。
指挥官：入缅援英作战：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前为卫立煌由杜聿明代理）。英驻缅第1军团军团长史林（又译斯立丹、斯列姆）。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前)、索二登(后)、副总指挥副总指挥郑洞国。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由卫立煌代理）。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后由黄杰代理），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美空军第14航空队总指挥陈纳德。日本驻缅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
作战经过：入缅援英作战：1943年3月至8月。缅北滇西反攻作战：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
作战结果：日军失败，伤亡4.8万人；中**队胜利，伤亡6.7万人。
作战意义：滇缅大抗战是抗战以来，中**队在正面战场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滇缅大抗战的胜利，不仅打通了战略运输线中印公路，使中国正面战场的补给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更重要的是，重振因豫鄂桂会战失败而损害的民心和士气，鼓舞了全**民抗战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有力地支援了英军在因帕尔的作战，为盟军在缅甸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罗卓英，国民党高级将领。1924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了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并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日军撤离上海后，赴第三战区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镇守武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1942年4月，率远征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1943年3月，晋升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罗卓英奉命回粤，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杜聿明，陕西米脂人。国民党高级将领。1924年入黄埔军校。曾参加过北伐。1939年底，率部在广西昆仑关，全歼日军第5师团第12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1942年3月，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率部赴缅甸对日军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等职。1949年1月，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淮海战役中被俘，所部被歼。1959年12月获特赦。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军第52军2师师长、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第8军军长，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中国远征军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曾参加中国远征军作战、昆仑关会战等。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职。1948年10月率部在长春投诚。
孙立人，安徽省舒城人。1923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等职。1937年任财政部税务总队某团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任财政部缉私总队长。1942任新编第38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援英对日作战。曾获得著名的仁安羌大捷，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约7,000余人，被英国王乔治六世授予帝国司令勋章一枚。1943年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1945年打通中印公路，取得远征作战的最后胜利。
维维尔，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法国、土耳其、巴勒斯坦作战。战后进行战术研究工作。1939年驻远东英国武装部队司令，驻巴基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指挥部队与意大利军在东非作战。后来在希腊和利比亚等地战败后，被任命为驻印度英军总司令。1942年起，先后任东南盟军总司令、驻印度和缅甸盟军总司令。1943年6月至1947年2月，任印度总督。1950年5月逝世于伦敦。
马歇尔，美国陆军五星上将。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至1927年，曾在驻华美军第15步兵团服役。1927年至1932年，任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陆军副参谋长。1939年9月任陆军参谋长，兼驻缅甸美国陆军参谋长。1944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1945年退役后，任美国驻中国特使，参与国共两党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1947年至1949年任国务卿，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计划。




中华大抗战 第319章 中英共防滇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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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早在1940年就开始酝酿结盟。这年9月，日军入侵越南，不仅严重威胁中国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的安全，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英国为了摆脱困境，于10月间重新开放封锁已三个月的滇缅公路，酝酿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为保持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畅通，中国政府也迫切希望与英国在军事上合作。
1941年2月，英方邀请“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三国作了三个月考察，编写了30万言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考察团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切断，而是配合其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体规划；一旦日军与英国开战，势必先击败英军进而侵占马来亚和缅甸。这样，日军既击败了英军、夺占了英国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与盟国的联系有四条通道：东边的香港，南边的桂越铁路，西北的新疆，以及西南的滇缅公路。1940年香港与越南相继被日军攻陷，东边和南边两条通道被切断；蒋介石担心苏联在运进军火时赤化中国，而停用了西北运输线。因此，从仰光出海的滇缅路，便成为中国最后一条国际运输线。
但是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从1940年7月起封闭了滇缅路，阻止了美援物资通过滇缅路运入中国。同年9月，日军攻下越南，威胁英属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利益受到重大损害，因而恼羞成怒，这才重新开放滇缅路。
根据租借法，美国援华抗战物资，在缅甸仰光上岸后，通过滇缅路运往昆明、重庆。中国政府为保持滇缅公路畅通则积极进行入缅准备。
1941年下半年间，将正在贵州安顺、盘县整训的第5军调至云南昆明，担任该地区防务；将正在贵州兴仁、兴义整训的第6军调至云南开远附近，并令其第93师第277团（刘观隆支队）进驻车里、佛里地区，对越南、缅甸方面警戒。此后，又在云南重新组建第66军。
军事委员会准备将来令在云南的这三个军先行入缅甸；还在昆明设立了军委会驻滇参谋团，积极筹划入缅和负责协调中、英共同作战等事宜。
1941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请求中国派军队入缅布防。军委会于11日向第5军、第6军先下达了动员令。
16日，第5军将防务交第71军后开赴祥云、大理、保山地区集结；第6军向保山、芒市（潞西）集结，编组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长官（因卫立煌未到职，由杜聿明代理），准备入缅甸援英。同时令第6军第93师开赴车里，令刘观隆支队准备首先进入缅甸景栋、孟祥地区。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会议，英国驻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美**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及陆军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参加。
中方向韦维尔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八万人入缅甸作战。”但韦维尔以运输不便为借口予以拒绝，中**委会遂下达暂不入缅的命令，正准备进入缅境的远征军停留在滇缅公路附近。
三国会议决定中英联合防卫滇缅公路，12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并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英三**事会议，加强对日作战协同，结成三**事同盟。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相邻，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北同印度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总面积约为67万平方公里。
除南部濒临印度洋的部分地带外，东部、北部及西部国境都是山岳、高原地带。地势北高南低，中央部分为平原。缅甸有三条大山脉，均为南北走向。西部为阿拉干山脉，中部为高黎贡山脉，东部为怒山余脉。三条山脉之间，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两江均发源于中国云南省，两江之间还有锡当河。
英国于1824年、1852年和1885年三次入侵缅甸，使其沦为英国殖民地。
缅甸与中国云南间筑有滇缅公路，是中国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开辟的一条重要国际交通干线，它东起昆明，西至缅甸境内的腊戍，与仰光至曼德勒铁路连结。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为确保侵占的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各重要战略要点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重要战略资源地，准备侵入缅甸，认为“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据点，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具有对中国方面来说切断援蒋公路，对印度方面来说，促进其脱离英国的重大战略意义”。
日军第15军占领泰国后即作进攻缅甸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