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

这份诏书当然不是他做的，而是由宫内省的人代为起草，他本人只是誊抄了一遍而已。
从心里讲，他是不愿意写这样一份诏书的。
但是，他不能不写。
伊藤博文那天和他说的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如果日本不趁现在这个时候和乾国开战，打败乾国成为东亚霸主，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但日本真的能够打败乾国吗？
丰岛海战的结果，他已经知道了。
日本海军这个头开的不好，本来是去偷袭运兵船的，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损失了“筑紫”和“高雄”两艘老舰。
虽然这两艘军舰的损失对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影响很小，但对日本军民的士气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他手上的这张报纸就能看出来。
就在头版的“宣战诏书”后面，便是一幅名为“乾舰‘宁远’作战图”的日本式小画，作为“乾舰能战”警示。
虽然日本民众对政府发动对乾战争表现出了极为狂热的支持，但他们并不是完全相信能够战胜乾国。
这一次，日本真的能战胜乾国吗？明治天皇不止一次的在心里问自己。
一旦要是失败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陛下。”伊藤博文的声音将明治天皇的思绪拉了回来。
“噢，是伊藤卿啊。”明治天皇看了看应召前来的伊藤博文，点了点头，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并指了指对面的另一张椅子。
伊藤博文向明治天皇又鞠了一躬，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伊藤卿，你去见过伊东海军大臣了，他还是要引咎辞职么？”明治天皇问道。
在丰岛海战失败后，日本海军大臣伊东佑磨中将深切自责，当天便向媒体表示要引咎辞职，明治天皇闻讯后让伊藤博文前去劝说，现在他正等着伊藤博文的回答。
伊东佑磨和伊东佑亨兄弟都参加过苔湾之战，是日本海军资深的将领，为日本海军的发展出力不少，目前兄弟二人一个是海军大臣，一个是联合舰队司令，但在不久前接替夏本武扬出任海军大臣的伊东佑磨却因为一场小小的失利就要辞职，这仗还怎么打下去？
“伊东中将去意已决，无法挽留，臣以为，陛下是时候考虑接替他的人选了。”伊藤博文平静的回答道。
听了伊藤博文的回答，明治天皇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声。
伊藤博文当然明白天皇在担忧什么，但他现在，是无法将实情告诉天皇的。
他曾就战争前景征求过在日本颇孚人望的胜海舟，请求胜海舟能够担任日本海军大臣这一要职，但胜海舟明确的告诉他，日本海军战胜不了乾国海军，同时也坚决拒绝出任海军大臣。
而原来的海军大臣夏本武扬则在战前便以身体原因为由辞职，伊藤博文曾设法挽留，但夏本武扬坚辞而去，并且也对他说了和胜海舟类似的话。
这两位日本海军名宿竟然不约而同的都认为，日本无法战胜乾国！
可能是对伊藤博文心怀歉疚，胜海舟随后指示自己的学生伊东佑磨海军中将代他出任海军大臣，算是给了伊藤博文一个交待。
伊东佑磨出任海军大臣后，为日本海军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和他的老师胜海舟一样，也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不主张对乾国开战，是以丰岛海战失利后，他便第一时间表示要承担责任，辞去海军大臣职务。
在苦劝无果之后，伊藤博文明白，必须要换上一个对战争胜利有信心的人来担任海军大臣。
伊藤博文的海军大臣人选是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仁礼景范和海军少将山本权兵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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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章 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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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卫是乾国海军的重要屯泊基地，与作为维修保养基地的旅顺势同犄角，一起扼守着渤海门户。威海湾内水面开阔，湾口有刘公岛屏障，刘公岛南北各有水道进出，但是刘公岛南侧与威海湾陆地之间的海面过于开阔，防守不易。担心日本海军采用鱼雷艇编队，利用黑夜或雾天偷袭，丁禹廷率领舰队第一次东巡归来后，就立刻着手巩固威海基地防务。与天津、旅顺等地的机器局协商调集水雷各件，并在威海本地赶造挡雷链、木桩等，加强海湾口防御系统。孰料这些举措，竟被清流主战派视为怯懦行为，在身边清流人物有关丁禹廷“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的一片舆论喧哗中，年轻的光旭皇帝深受影响。
此前光旭皇帝受户部尚书翁叔平的挑唆和御史言官们的不断参劾，认为丁禹廷将海军的大量巡洋舰用于保护海上航线，专注于往来商船不受损失，“人皆谓海军专以保商船勿失，余皆非海军事”，有意分散海军兵力，“避战保船”，致使实力不及乾国的日本海军“公然出没大洋”，下旨斥责丁禹廷，要他把舰船集中起来，组成“大支游击之队”，寻找日本海军主力进行决战。
对于皇帝没脑子的指责和命令，丁禹廷只能苦笑。
护航本来就是海军的重要职责，海上航线是大乾帝国的生命线，南方的粮食有三分之一是经铁路运到北方，而三分之二是需要商船从海上运输的，一旦海上航线被日军截断，断了粮的北方会发生什么情况，不用说都知道。
而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清流们竟然能做到让皇帝视而不见！
面对这样的一个黑锅，丁禹廷根本无法和皇帝强辩，好在现下代理主持海部的庆郡王宜邝帮丁禹廷顶了回去，宜邝上奏称“海道为朝廷财赋所自，万不能有失，海军护航为第一要务，非以浪战为能”，“若弃护航而专攻敌，海道为敌所断，朝廷粮饷无着，谁任其咎？”这才让清流们暂时闭了嘴，不敢就海军护航“保船”一事再做诘难，但对丁禹廷“避战”的指责却一直没有中断。
3月12日，朝廷就丁禹廷出巡无功一事正式电诘李绍泉。同日，李绍泉一面下令丁禹廷率领舰队再次出巡，一面以前次丁禹廷急速返回威海，是为布置防务为由向朝廷做出解释。朝廷则顺势抓住丁禹廷布置威海防务一事大做文章，于次日严词斥责“前据电称：丁禹廷寻日船不遇，折回威海，布置防务。威海僻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借此为藏身之固？”并命令李绍泉立刻调查丁禹廷“有无畏葸纵敌情事”，如有则应尽快撤换。
乾国海军于3月20日出发的这次东巡，目的地从上次的汉江口外，改到了朝鲜北部的大同江一带。而出巡的真实用意也与一直以来的普遍理解有所不同，海军的这次行动，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搜寻歼击弱势日本军舰，实际是为了配合陆军增援平壤，屏护濒海地域的安全，防止日本军队乘间从海上登陆抢占平壤，是一次海陆协同行动，因而这次历时两天的东巡在歼除日舰方面依然没有任何战果。此举随即又引起了清流主战派新一轮的攻击“近日参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清政府高层中清流派甚嚣尘上的局面由此可以见一斑。远处天津的李绍泉无法直接参与辩论，只能通过奏章、电报等书面形式为属下解释，李绍泉明白丁禹廷是因为执行自己和宜邝的指令，以保船为先，避免与优势敌军交战，但在暗涌四伏、政敌如林的官场上，他也只得顺势一面向朝廷解释，一面将责任归结给丁禹廷，严词斥责以作应付，要求他“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
作为李绍泉的嫡系部下，丁禹廷深知朝廷中清流主战派势力的强大，以及老上司此时所处地位的为难，也明白那些汹汹而来的指责，表面说的是自己，实际的用意是逼李绍泉交出海军。但那些措辞激烈，乃至言语刻薄的人身攻击，难免不会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负面影响。3月2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屿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这样的表露：“在海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得有四十艘，看似众多，而海疆万里，海口星罗棋布，战事一起，处处须得遮防，现又停购船械多年，势力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如此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丰，再冀筹添，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既有面对汹汹议论的悲愤，也颇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奈。一个国家的前敌海军将领，在大战临头，外敌叩门之际，却遭到了最高权力阶层的猜忌、拆台，乃至无理的诽谤谩骂，而这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只是批评者们想借此更换海军提督，夺取被洋务派控制的海军力量，架空削弱洋务派首领李绍泉的实力。一场本应同仇敌忾的对外反侵略战争，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派系争斗内耗的舞台。
受到李绍泉“斥责”后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国海军各舰管带，以及洋员顾问，在刘公岛海军公所内召开机密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为了安排好后路的防御工作，使主力舰队能够解放出来，根据宜邝和李绍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龙威”、“平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天津大沽口，协助陆军防御，巩固渤海湾内的防务，“保京畿无虞”，又派“龙武”、“清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上海，确保长江口的安全，然后调集“扬威”、“扬武”、“超勇”、“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旧式装甲巡洋舰和“济远”、“抚远”、“致远”、“靖远”、“海容”、“海琛”、“海筹”、“海煦”等大批巡洋舰专门组成护航舰队，为商船队护航，他本人于次日率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宁远”及鱼雷巡洋舰“建骥”、“建勋”、“建业”、“建中”、“建鸿”、“建鹄”、鱼雷炮舰“建威”、“建安”、“海鲲”、“海鹏”共15艘军舰以及“福龙”、“福虎”2艘鱼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斩获，以消弭清流主战派的口实。从意图上看，仍然并不想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发生交锋，而是想集中己方优势力量，寻机歼除弱势的敌方舰船，以达到逐步削弱日本海军的目的。鉴于日军兵锋向平壤、大同江一线推进，日本联合舰队军舰也屡有出没，乾国舰队于4月1日抵达大同江口外海，但并未发现日舰踪影，2日派出“建威”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同江内仔细侦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乾国舰队主力军舰驶出威海基地的次日，4月1日清晨，威海湾内警讯大作，海湾外竟出现了29艘白色的日本军舰！
如同乾国海军出巡其实并不是主要为了寻歼日本军舰一样，日本联合舰队在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行动，也并不像日本民众想像的那么如狼似虎，意气风发。自丰岛海战偷袭乾国运兵船失败后，担心乾国舰队大队会出海决战复仇，日本联合舰队采取的却是一种略似乾国的守势战略，整个舰队主力收缩在朝鲜仁川一带沿海，来往于朝日之间，忙于充当陆军运兵船的护卫而已，并不敢轻易北进与乾国舰队主力接触，这也是乾国舰队几次出巡没有遇到日本军舰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久以后，日本海军的战略突然发生了转变。频繁在烟台、威海两地间活动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递交了战争以来的第11号报告，在这份主要针对海军战略的报告内，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乾国海军的情况，判断乾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献策日本联合舰队应该立刻放弃株守朝鲜近海的思想，改为“突入渤海海口，以试乾国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和这份报告提出的作战思想异常巧合的是，3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召集全舰队舰长会议，布置了攻击乾国海军基地威海的计划。21日上午，由“小鹰”、“第七号”、“第十二号”、“第十三号”、“第二十二号”、“第二十三号”等6艘鱼雷艇，以及“快风丸”号鱼雷艇供应舰组成的鱼雷艇部队率先从朝鲜大东河口锚地出发，高速驶向威海。“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山城”、“扶桑”、“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武藏”、“金刚”、“高雄”、“大和”、“葛城”、“天龙”、“赤城”、“大岛”、“爱宕”、“亩傍”、“摩耶”、“鸟海”等本队、第一、第二、第三游击队22艘军舰随后跟进，整个联合舰队几乎倾巢出动。
21日午夜，联合舰队先头的鱼雷艇部队因为航速较高，首先到达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头附近海域，随后隐蔽向威海湾东口航进，意图潜入威海湾，利用黑夜掩护，向港内的乾国舰队发起偷袭。6艘鱼雷艇航行到扼守在威海湾东口海中的日岛附近时，被乾国海军的巡逻小艇发现，港内警报大作，火箭冲天，日岛、刘公岛、威海南帮炮台乃至蚊子船，以及因为锅炉存在故障，留守在港内的“超勇”号装甲巡洋舰纷纷鸣响大炮，开火射击，乾国海军的枕戈待旦由此可见一斑。在乾国海陆的炮火声中，日本鱼雷艇队认为已经失去偷袭的条件，担心遭到损失，返航退往位于北纬35度51分，东经126度91分的隔音岛锚地。
在鱼雷艇队之后出发的联合舰队大队军舰，继之于10日清晨到达。“松岛”等本队及第一游击队主力军舰停泊在外海待机，而由“金刚”、“大和”等第二、第三游击队的二线军舰以单纵队向威海湾东口进攻，意在以二线的军舰作饵，将乾国海军主力诱出威海湾后进行突击，上午7时零3分，日本舰队与威海海岸炮台开始交火，由于发现威海港内没有乾国海军主力踪影，只看到“超勇”和几艘蚊子船，炮战至上午9时30分左右，日本舰队撤退，双方射击时距离过远，均未有大的损失。
日本联合舰队因为乾国海军主力不在威海基地，并未达到最初引诱乾国舰队出港，进行主力决战的目标，于是重新退回执行护送陆军登陆朝鲜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竟然出现到了威海湾外，在乾国政府高层中枢引起一片哗然，清流们自然而然将此事归结为丁禹廷无能，断定海军前一日的出巡是为了躲避日本舰队，有关日舰在旅顺、山海关，甚至大沽口出没的谣言也随之四起，越传越奇，一时间整个乾国沿海草木皆兵，朝廷为之震动，严令海军立刻返回，拱卫京畿门户。4月2日，正在海洋岛一带巡弋的乾国舰队主力接到了由海关巡洋舰“金龙”号送到的李绍泉电令，于3日清早6时回到威海，经过紧张的补给工作，15舰2艇于4日再次启航，在丁禹廷统率下开始丰岛海战以来的第4次出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