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

不过到了6月15日，沉默了五天的鬼子突然就有了动作，没有宣战就直接向远东地区的红军发动了攻击……





天兵在1917 156 远东战场（1）
日本人是卑鄙无耻下流的结合体，这个观点不是李晓峰下的，而是希特勒下的，原因很简单，一向只有他阴别人，不可能被别人阴的元首这回上了日本人的恶当！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之前的三国轴心条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将同时从西线、东线以及黑海方向夹击苏联，将同时向苏联宣战。而到了6月10日，德国和意大利一本正经的对苏宣战，并发动了全面的攻势，可是日本人却在东方掉了链子。
直到在6月15日那一天，日本关东军才向东北抗日同盟军控制的兴安省以及张鼓峰和哈巴罗夫斯克方向发动了攻击，但并没有向苏联宣战！
可能有同志要犯糊涂了，日本人都发动攻击了，怎么会没有宣战呢？别犯晕，这还真是可能的，或者说，这是鬼子跟国民政府学坏了。从1931年鬼子占领东北，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府向日本宣战了吗？答案是没有，直到1942年，鬼子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干爹向日本宣战之后，国府才勃然大怒：“竟敢打老子的干爹，这必须宣战！”
可见“爱民如子”的蒋委员长爱民是假，心疼干爹才是真的。也就是说，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2年12月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国军和鬼子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既不宣战也不和平，天知道这究竟算什么。
当然有智慧的人都能看出国府这是给自己留后路，这就是打着蛇鼠两端的主意。
而鬼子这回依葫芦画瓢，其实未尝不是和蒋委员长同样的心态，首先，鬼子内部对北上还是南下素来有争议，两派各持一词，谁也不服谁，哪怕是被德意盟友在欧洲的丰功伟绩激励了，鬼子也不敢轻言开战；其次，之前跟苏联的几次交手，确实打疼了鬼子，他们领教到了苏联红军的厉害，知道对方不是软柿子，不好随便拿捏；最后，鬼子其实有一种坐看的心里，如果德国人能像收拾波兰和法国一样砍瓜切菜的就解决苏联，那他们自然要赶紧跟进抢地皮，反之，如果德国人进展不太顺利，那不如维持现状保持克制。
不过三国轴心还是要维持的，不然对德国和意大利没办法交代，思来想去，鬼子就学了国府的招数，开战归开战，但是先不忙着宣战，万一进展不顺利，大不了学之前哈拉哈河和张鼓峰的解决办法抽身退出来，就当是一次局部的武装冲突去打。
不得不说，鬼子的这一招还挺灵的，他们不首先宣战，苏联因为西线的压力，没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甚至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都乐意看到像之前的哈拉哈河和张鼓峰冲突一样，被红军教训完了的鬼子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灰溜溜的滚回去。这样苏联可以避免两线作战，一心一意的收拾德国佬。
甚至希特勒都没办法跟日本人较真，虽说鬼子没有宣战，但人家也确实开打了，多少算是将红军远东地区的军队吸引住了，虽然这种压力有点小，但总比没有强吧？
基于这种情况，德国人也只能不断通过外交领域喊话，督促日本尽快向苏联宣战，甚至德国人还暗示只要日本愿意立刻向苏联宣战，他们可以帮着做国民政府的工作，避免日本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
日本人对后一条建议倒是相当有兴趣，他们早就厌烦了在中 国战场上投入重兵，讨厌中 国人始终不肯认输投降。如果德国能帮忙解套，他们自然很高兴。至于对苏宣战，鬼子表示不着急。
不光是鬼子觉得可以待价而沽，连带着国民政府也觉得自己身价倍涨，他们觉得现在苏联的压力很大，恐怕非常希望他们能继续拖住鬼子，这就是说他们可以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了！
充当驻华大使的崔可夫立刻就察觉到了重庆方面的心态变化，而这种变化让他觉得万分的恶心，明明同心协力共同对付日本人符合中苏双方的利益，是合则两利的好事。可国民政府却借此作为要挟，似乎是吃定了苏联一样。
这让崔可夫万分恼火，在国民政府最艰难的时候，苏联可是很痛快的伸出了援助之手，而此时，苏联遇到了麻烦，曾经被救济的对象反而还借此敲竹杠，真心是不可忍受。
最近几天，西线上进展不顺利，基辅和敖德萨压力又非常的大，托洛茨基几乎就没合过眼，此时他两眼通红，脸颊上更是胡子拉碴，只听得他很是焦虑地问道：“国民政府是什么意思？”
李维诺夫回答道：“根据崔可夫同志的反映，国民政府希望我们成倍的加强援助他们，同时断绝给土共的援助。甚至希望我们通过共 产国际直接解散土共……”
“真是混帐！”托洛茨基不禁怒骂了一声，在他看来这种要求太过于无耻了，“这是觉得我们苏联好欺负是吧！”
何尝不是呢？反正国民政府想要投降想要同鬼子和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对老蒋来说，尽全力同鬼子死磕非他所愿也，他更希望借着抗日削弱地方上的杂牌部队，最好是鬼子将这些讨厌的家伙全部消灭干净才好。反正他抱定了一点，不管是英美还是苏联都不会容许日本人过于猖獗的，笑到最后的绝对不是鬼子，而他只需要跟最后的胜利者站在一条战壕里，随便做做样子然后迎接胜利。到时候他是既有面子又保住了里子，多美好啊！
问题是，老蒋忘记了一点，这个天下就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没有不干活吃白饭的可能。不付出努力就想收获胜利，没有这种美事！
“必须警告重庆，必须让他们明白一点，日本人占据了他们的半壁江山，该着急的是他们，而不是苏联！”乌利茨基气咻咻地说道。
不过托洛茨基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他问道：“那怎么警告才能达成这一目的呢？直接中断援助？”
乌利茨基倒向直接点头称是，但是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却道：“这么做不妥，可能真的会将国民政府推向日本那一边。万一他们真的妥协了，日本人可以从抽调大量的兵力前往东北，那时候远东方面的压力就大了！”
“那你们的意思是，答应他们的条件？”乌利茨基火了。
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对视了苦笑道：“当然不能……”
当然不能的后面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因为“当然不能”却没有太好的办法，就算老托和小斯表示不接受老蒋的讹诈，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得出他们更倾向于和稀泥。
而李晓峰却是对此腻味无比，为了大局对土耳其忍气吞声，现在又要对恶心人不偿命的老蒋忍气吞声，这么下去，苏联还算个什么战斗民族？对于这些敲竹杠的混蛋，就不能过于的怀柔，得让他们知道苏联不好惹，惹火了苏联直接就会掀桌子。
所以他断然说道：“我看中断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就是非常必要的，从1939年以来，他们拿了我们援助的军火和资金，却一味避战，一门心思的排除异己。这样一伙人就是纯粹的流氓，对流氓客气，就是纵容他们更加流氓。我认为必须针锋相对的打掉他们的气焰，嫌援助少，那就别要。他们不要，有的是愿意抗日的中 国人要……我认为苏联的援助应该更多的倾向于那些乐于也一贯积极抗日的势力，比如说土共。这些年他们在敌后进行的游击战打得有声有色，给鬼子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援助他们，更有意义！”
李晓峰算是把不少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讲了出来，比如说伏龙芝，比如说捷尔任斯基，比如说古比雪夫。捷尔任斯基第一个表示赞同，从布柳赫尔和崔可夫那里了解了中 国的真实情况，以及刮民党的腐败之后，铁面人是强烈地反对将苏联宝贵的财富送给一群敲骨吸髓的食人魔。
“这是对苏联人民和渴望自由的中 国人民的犯罪，苏联政府正在援助一个极端腐败的军阀头子，这是耻辱！”
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又对视了一眼，其实他们也对老蒋和刮民党没有任何好感，只不过他们觉得应该先顾全大局，这个时候需要忍耐！
可是古比雪夫和伏龙芝都表示已经无法忍耐了，古比雪夫说道：“安德烈同志说得很对，我们的忍耐只能助长刮民党的嚣张气焰，只会让他们以为可以予取予求。这是极端错误的，苏联应该清楚的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什么是坚决不可接受的，应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伏龙芝也补充道：“根据我从布柳赫尔和崔可夫同志那里获得的情报看，刮民党军队战斗力十分堪忧，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相当一部分军官想的不是保家卫国，而是大发国难财，甚至还搞出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闹剧。这样的军队能为苏联红军分担多少压力是值得怀疑的，政 治局确实应该考虑挑选更合适的伙伴，至少不能将所有的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这下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就有压力，因为绝大多数政 治局委员都表示很难继续信任刮民党，也坚决拒绝他们的讹诈，哪怕是他们也得考虑集体的意志。
很快他们只能表示让步：“那就让崔可夫同志去向重庆方面表明苏联政府的态度，敦促他们真正的履行责任和义务吧！”
不过李晓峰依然不喜欢这个表态，他立刻说道：“这还不够，我们应该立刻派遣要员前往延安，同土共进行接触，一方面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土共在抗日问题上给重庆方面施加压力！”
斟酌了一番之后，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勉强同意了李晓峰的建议，在散会之后，以政 治局的名义给崔可夫发电，让他正面同重庆交涉，另一方面也请他去通知土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公，做好两党高级首脑接触的前期准备工作。
那么老蒋对此是个什么态度呢？实话实说，态度是相当的恶劣，你还别说蒋委员长对日本人狠不起来，对自己的盟友那真心是“气壮山河”，历史上对于敢直言国民党问题的史迪威，老蒋是没好脸子的，一再地要求将其撤换。换句话说，老蒋是吃硬不吃软。
这一次，当崔可夫表达了苏联政府的高度不满之后，老蒋反而愤怒了，同崔可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而崔可夫在会谈结束之后，也直言不讳地告诉莫斯科：“蒋某人不会是苏联的战友！”
在崔可夫下了这个结论之后，李晓峰再次提出，应该增强对土共的援助，和不靠谱的刮民党相比，土共毕竟是自己人。不过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依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认为在中 国问题上不能过于草率，必须要给刮民党足够的耐心，在他们的建议下，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紧急访问华夏，试图最后一次做刮民党的工作。
多年以后李维诺夫回忆起这次出访的经历时说道：“那不是一次愉快的履行，抵达重庆之初，我就能察觉盘踞在重庆的这个政权暮气沉沉，亲自接触过刮民党的大员之后，我愈发地对这个政权没有信心，直到同蒋会面之后，我的所有信心都不复存在了……”
李维诺夫在重庆逗留了五天，期间这位外交家按照托洛茨基的吩咐，尽一切可能让国民政府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切实履行抗战义务，但很可惜，他的努力是足篮打水。重庆方面对于抗战兴趣不大，他们更想要的是军火和经济援助，以及打击土共。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刮民党并不是我们要找的战友和伙伴，”李晓峰在政 治局会议上说道，“从本质上说这个政权只是想不劳而获，只想要好处而不想履行义务，同他们合作的效率十分低下，是时候选择真正可靠的伙伴了！”
这一次连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都不谈什么大局了，谁让刮民党根本就不在意什么大局呢？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焦点从该不该继续深入的满足刮民党的需求，转变为，怎么样才能让土共的抗日武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很多，”伏龙芝首先发言，他说道：“我们同延安方面并不直接接壤，不太可能从陆地上直接给予军事援助。而空运的消耗和运力又相当有限，而且延安方面也没有大型机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援助延安的问题。”
顿了顿，伏龙芝继续介绍道：“军 委和总 参谋部经过讨论，暂时得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通过新疆的盛世才取道甘肃、宁夏进入陕西，另一个是直接打通内蒙通道，修筑一条战时公路通往陕西。这两个方案中，第一个容易实现，但是潜在的风险很大，盛世才并不可靠，而且甘肃、宁夏又是西北三马的地盘，甚至可以预见刮民党的中央军也会想方设法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至于第二个方案，需要向内蒙方向发动进攻，而伊尔库茨克地区我军兵力有限，哪怕有蒙古军队配合，也显得过于薄弱。尤其要考虑到日军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援助土共，很有可能会引起规模大持续性很强的战斗……”
伏龙芝的意思很清楚，援助土共并不简单，不管哪一种方案都有大问题。尤其是第二种方案，在苏联兵力本来就吃紧的伊尔库茨克军区，这么搞风险很大。尤其是外蒙古在这一片黄沙漫漫，要想穿越沙漠修建和维护一条公路难度很大。
经过一番讨论，政 治局还是通过了第二个方案，不过同时也决定，修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时间。而因为刮民党的不可靠，为了给中 国战场上的日军施加压力，就必须要八路军和新四军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再多搞几次类似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不过从1940年发动百团大战之后，土共一度相当的艰难，这简直是强人所难了。
“加强空运，尽可能多运送一些武器和物资。”这就是政 治局的决定，当然，这仅仅是联共（布）的决定，具体能不能开展，还要看土共的意思。不过在这一点上，土共确实比刮民党积极，虽然表示困难相当大，但是愿意配合苏联老大哥。
这样的表态让托洛茨基非常高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果然还是只有自己的同志，只有无产阶 级的革命同志才能靠得住！”
当然，老托也是个厚道人，土共给面子，他也不会坑兄弟，从7月份开始，利用空运向延安输送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专门用于打碉堡的“重武器”，因为根据百团大战的经验，八路军的攻坚能力有限，迫切地需要能够摧毁碉堡的轻型火炮……




天兵在1917 157 远东战场（2）
马特维.库利科夫对延安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因为这个小城太落后了，真心是要啥没啥，如此土鳖的去处，竟然是土共的核心所在，可想而知土共所领导的军队该有多落后了。
库利科夫对中国军队并不陌生，从1939年开始，他就担任了布柳赫尔元帅的助手，是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团的副团长之一。在中国的这两年多里，他已经充分见识过中国军队的落后了，用他的话说，中国的军队不管是组织机构还是兵员素质或者装备水平还停留在1900年的水准上。
而抵达延安之后，库利科夫再次刷低了中国军队的平均素质，当发觉绝大部分八路军和新四军都缺枪少弹，甚至吃饱肚子都比较困难的时候。他只能说这支军队恐怕还达不到普法战争时的欧洲主要军事强国的平均水平了。
从延安到太行山，库利科夫详细考察了近一个月之后，提交给军 委的报告中是这么说的：八路军装备落后，相当一部分部队连人手一只步枪都做不到，作战部队人均只能分到五发子弹，面对不甚坚固的日军粗制滥造的碉堡都缺乏办法……让人乐观的是其士气和斗志远远超过刮民党中 央军及其他军阀部队，战士们普遍渴望战斗，不怕牺牲，哪怕只有大刀长矛一类的冷兵器，也敢于机动灵活的打击和骚扰日寇。
库利科夫认为八路军跟刮民党军队完全不同，虽然指战员普遍文化素质不高，也不能完全理解马 克 思主义的理论，但已经可以将其称之为无产阶 级的革命战士了。他建议军 委应该加强对土共的援助，让土共在对日战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军 委对库利科夫的意见高度重视，也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很快就开始大量的提供武器弹药，仅在1941年8月就支援了两万只步枪，两百万发子弹。为了让八路军在1941年9月发动更大规模的破袭作战，更是支援了100门轻步兵炮。
说起这些轻步兵炮就相当有意思，在红军中步兵炮这一武器已经基本被淘汰了，红军中连级支援武器是60毫米迫击炮或者40毫米榴弹发射器，营一级装备82毫米迫击炮和100毫米无后坐力炮，团一级装备76毫米榴弹炮和120毫米迫击炮。轻步兵炮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而且欧洲战场上的76毫米级别的步兵炮也不适合中国战场，因为华夏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坑爹了，又缺乏汽车和畜力，稍微重一点的火炮就玩不转了。
当然，重量较轻的新式火炮苏联也不是没有，比如100毫米无后坐力炮，重量轻打土碉堡和反坦克都没有问题。但是请注意，苏联此时也处于战时状态，100毫米无后坐力炮在苏联红军中也没有普及，实在是无力支援土共。
所以最后苏联总 装备的专家们想了一个办法，将一战以及红军装甲部队初创时期曾经广泛使用的37毫米皮托炮拆下来，配上一个三脚架diy成了所谓的轻型步兵炮。
这款后来被称之为1941型37毫米轻步兵炮的武器仅仅用了半个月就诞生了。总 装备部从老旧的库存或者报废的坦克上拆下了接近300门皮托炮，检修一番之后，发现约有90门是完好的，剩下的要么缺少零件要么炮膛已经锈蚀了，又是一番拆东墙补西墙之后，又凑出了30门拼凑货，合计搞出了120门皮托炮。
其中，挑选出寿命比较长（因为都使用过，膛线有磨损）的100门装上了三脚架，简单的测试之后，就发往了延安。随同抵达的还有2万发弹药。其中穿甲弹约有1000发，其余都是榴弹。
实话实说，41型37毫米轻步兵炮真心是一种很凑合的武器，威力应该说是相当有限，但是对于缺枪少炮的土共来说，真心是雪中送炭，那真是当成了宝贝。从全军中挑选出了政治素质最好、又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优秀士兵来伺候这些“大杀器”。
当然，41型37毫米轻步兵炮也不是没有优点，首先是重量轻，全炮重量不超过200公斤，适合基础设施落后而且营养不算太好的华夏士兵使用。
当时41型37毫米轻步兵炮一个炮班7人，四个士兵携带炮身和三脚架，另外三个士兵携带60发炮弹以及三只自卫用的步枪，基本上可以很轻松的进入战位并撤出，而且弹药基本上足够持续作战使用。
至于皮托炮威力较弱的问题，其实这也不是啥大问题，威力弱是相对而言，在欧洲，皮托炮既打不了坦克又啃不动钢筋混凝土工事属于废柴。但是在中国战场，鬼子的豆坦克真心是薄皮，皮托炮基本够用，而鬼子和伪军的造的炮楼，也不是欧洲那种钢筋混凝土的堡垒，真心是豆腐渣工程，只能欺负土八路，遇上了火炮是一打就垮。
其中115、120、129三个师，分别组建了下携24门轻步兵炮的炮兵团，剩下的28门则留在了延安总部炮兵团作为教学和培养炮兵使用。
苏联除了紧急提供了轻步兵炮之外，还提供了一批ptrs-18反坦克枪，这种14.5毫米的反坦克枪在1941年已经不能胜任反坦克任务，从1936年开始就大量从红军中撤装。但是必须要看到，ptrs-18反坦克是力不从心了，但是攻击轻型装甲车、轻型坦克或者土碉堡还是可以胜任的。
在八路军组织的第二次百团大战爆发前，苏联陆续空运了两千只ptrs-18和数十万发弹药。和需要7个人伺候的轻步兵炮不同，ptrs-18两个人就能使得开，虽然不能轰塌碉堡，但是压制住敌碉堡内的机枪火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部分优秀的射手可以轻而易举的狙杀碉堡内的敌兵。
除了轻步兵炮和反坦克枪之外，苏联还援助给了土共大量的超轻型迫击炮，这种有点像工兵铲的37毫米迫击炮对红军来说算是鸡肋，在普及了榴弹发射器之后，就开始全面撤装。大量的堆积在了总 装备部的仓库了，如今可以清理掉这批占地方的存货，总 装备也是乐见其成。
不光是输送了大量现成的军火，苏联还赠送给了土共一批机床，主要用于生产子弹、手榴弹以及轻型炮弹（37毫米步兵炮和37毫米迫击炮）。虽然在部分物资，比如炸药、发射药和铜、钢上土共基本没有自产的能力，需要靠苏联援助，但是总比之前拆铁轨造枪造炮来得强了。
在苏联的援助下，八路军的攻坚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再也不至于遇上鬼子的炮楼就得用人命去拼。在第二次百团大战中，沉重地打击了鬼子的封锁战术，取得了比第一次百团大战更大战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也狠狠地抽了刮民党一嘴巴。
不过这些是后话，暂且不提。且说东北战局，从6月15开始，关东军集中了大约八个甲种师团，五个乙种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和相当数量的伪军总兵力约60万人，向兴安省东北抗日同盟军、张鼓峰以及哈巴罗夫斯克方向发动了进攻。
其中三个乙种师团和两个混成旅以及相当部分的伪军负责进攻兴安北省，而剩余的部队则负责进攻哈巴罗夫斯克和张鼓峰。
战斗首先在兴安省打响，通过数年的发展，此时的东北抗日同盟军已经发展成了南北两路军，其中北路军就驻扎在兴安省，辖有五个师以及一个骑兵旅，总兵力约7万人。绝大部分部队装备的是苏制武器，包括莫辛纳干30骑枪、马克沁机枪。其火力水平基本跟nkvd的边防部队差不多，都是轻步兵，甚至跟边防部队相比，抗日同盟军还缺少大炮。
而鬼子的乙种师团说实话，实力并不差，跟甲种师团相比，仅仅缩编了骑兵，如果是满编，一个师团作战部队就有两万四千多人。可以说一个乙种师团都能抵抗日同盟军两个师了。更何况鬼子的炮兵联队是不打折扣的。相比较而言，三个乙种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就可以一口将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吃个干净，更不要说还有伪军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