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一栋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都是中共建党早期的中坚人物，“一大”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却都没有在上述两个地方出现。
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一大”开会的时候他正在筹款。陈独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来。
那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
李大钊当时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期的终结，校务纷繁，无法分身。中共“一大”开会正值北大放暑假，当时李大钊在北京有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于开会，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
两人当时都忙。
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并非理想却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袁世凯也并非一出生就是“窃国大盗”，孙中山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对“南陈北李”来说，在旧中国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结社很平常，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可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不一定能觉察到质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
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大。那么在当年谁看好这个党谁认为这个党将来有大的作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让人遗憾。
我们前面也讲过，当时看好这个党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据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回忆，他当时参加“一大”时19岁，北京小组当时有两个名额，李大钊是建党发起人，有个固定名额；另一个名额属于张国焘。张国焘当时已经去了上海，李大钊因“索薪委员会”无法抽身，去不了。刘仁静回忆道：“李大钊去不了其实也轮不着我。”
北京小组当时还有一位资深的党员邓中夏和另外一位资深党员罗章龙。邓中夏和罗章龙两个人是刘仁静的入党介绍人，俩人资格都很老。可是征求邓中夏的意见，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邓中夏不去轮到罗章龙了，罗章龙也不去。罗章龙为什么不去呢罗章龙要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搞工人运动，也没有时间去。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这就是当时中共成立时一幅真实的图像。
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奇怪，当时中国大地的情况如前所述，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与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也不知道这个党成立能搞多长时间。
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而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立，南京离上海多么近啊！刘仁静作为北京小组一个资历很浅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出任中共“一大”代表，拥有中共“一大”代表身份名垂千古，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各种各样的展览，中共“一大”代表十三个人的名单、照片都有刘仁静，而邓中夏、罗章龙呢随着历史的推演，人们对他们的印象越来越淡薄。
当然，刘仁静的后来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几年前，我在苦难辉煌这本书里写道，1979年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这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后来书出版了，我才发现我写错了。中共“一大”13位党代表最后一位去世的不是张国焘，而是刘仁静。刘仁静19岁当“一大”代表，85岁1987年去世。他才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而且不幸的是被公共汽车撞死的。这让人非常遗憾。
85岁的刘仁静，早起晨练，结果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位“一大”的代表，就这样去世了。由此，我们回顾刘仁静的一生，也是非常波折的。他光荣参会中共“一大”，后来犯了参加托派、脱党的错误，到了新中国，又检讨当年的错误……至198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但到1987年便死于车祸，非常可惜。





浴血荣光 第四章 选择4
7.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上
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别人帮助固然好，但没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拿别人的钱来革命是不行的。”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是陈独秀很强的独立性的一面。陈独秀这个观点，实际上表现了我们早期共产党人一种完全理想化的追求。哪一个党人不想独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后来很快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初是想让党员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捐出来，陈独秀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成立这样一个党，仅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稿费远远无法支撑党的活动。
陈独秀的强硬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非常紧张。
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快转机就出现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独秀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点证据确凿这个架势。陈独秀当时就感觉大事不好，起码要坐七八年牢，不会比七八年更短。
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了关键作用，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释放陈独秀，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了一次。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影响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道：“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有了这个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当然，陈独秀还是绕了个弯，就是用中共中央下设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绕了个弯，下了个台阶，但最后毕竟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我们从共产国际给孙中山政府的，给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给冯玉祥的北方西北军的援助来看，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只能说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数额极其有限。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产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共产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缴纳的党费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100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数额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额，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8.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下
共产国际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为中共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但同时也因这种有限的援助所形成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运动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这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但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中共党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其独立性而不被吞并
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
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
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马林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做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问题，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称“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但之前已经承认了“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僵局不可能像上次那么持久了。
马林在他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立刻动用了组织的力量。
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是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大革命失败，你说有没有他的问题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确实暴露了他在领导方面、领导力和路线选择方面的问题。但是按照共产国际当时那种说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了陈独秀的身上，让陈独秀承担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与对共产党路线指导的一切错误，这未免太过分了。
共产国际的指导有问题，斯大林的指导有问题，但是共产国际不承认，斯大林也不承认。最后指责陈独秀用什么语言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已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陈独秀下台以后，在个人反省期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是他终生想要实现而未能在自己手上实现的心愿。




浴血荣光 第七章 探索1
毛泽东上井冈山，为中国革命找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起端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毛泽东通过艰辛摸索，开创了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独立于敌人，而且独立于友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经济独立。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蒋介石找过五个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洛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12.毛泽东如何步步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心境苍凉”到八七会议后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毛泽东通过艰辛摸索，开创了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独立于敌人，而且独立于友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经济独立。事实证明，这条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的最主要的基础。
当别人都还认识不到建设苏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呢并不是说这条道路原来就存在于领袖的头脑之中，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生涯中一个艰辛摸索的过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同志当时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还并没有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走这样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开始比较成熟了。八七会议之前我们要注意一个重大的背景，八一南昌起义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武装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到了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再到1927年年底井冈山斗争提出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实施工农武装割据。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脉络和发展的链路，这个过程在当年就已经论证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探索，并不是胸有成竹：我早就有这个思想，上了井冈山，我就是为这个东西而来的。不是的。当初上井冈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打长沙打不下来，只能上井冈山，上了井冈山怎么办和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队伍会合。那怎么夺取未来的胜利呢
井冈山地处偏远，秋收起义的队伍主要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有一小部分武昌国民警卫团，力量很弱，再加上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部队，这两个力量混合在一起，战斗力还是非常弱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支力量不被任何人看好，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在井冈山还聚集了这样一股力量，更不可能想到这股力量最后能够颠覆中国所有白色政权，夺取全国政权，这在当时而言，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中国革命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先是政治独立，最终保障政治独立的是经济独立。经济独立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建立广泛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各个苏区一起来，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的雏形。毛泽东同志开创了这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使中国革命有了立足的最主要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见斯大林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东方两位革命巨人会见，何等非同一般的场所，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期没有按照共产国际交代的那一套去做，走了中国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这是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毛泽东同志讲了这些话之后，斯大林回答：“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
斯大林这位深刻改变了20世纪国际政治走向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也十分坦然地承认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言外之意是：你们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了，那么你们所选择的方针、路线、政策就是对的，就是不受指责的，而我以前的指导就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也承认的。
1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上
在讲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之前，我先讲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我们国防大学有个国际问题交流班，这个国际问题交流班里世界各国军官都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澳大利亚的、日本的，世界各国的军官在一起除了学习交流，就是在国内考察。我记得我们当时参观考察的第一站是山东地区，先看曲阜，就是孔子的故乡，再到惠民，看孙子的故乡，然后参观青岛著名的企业。
第一站参观完后，西方几个国家的军官提出一个请求，他们说：“你们的参观项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都是安排给我们看的，我们能不能看自己想看的”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离开山东，一到上海，就把原定安排全部取消了，大家自由活动，交流班里的中国军官和几名外国军官结成小组，想看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我当时负责为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德国军官带队，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从锦江饭店走出来，我就对法国军官和德国军官说：“今天时间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说我们看什么地方，我们就看什么地方。”法国军官首先建议，他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看看中共一大会址”他的建议吓了我一跳，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中共党员到了上海都很难想到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这位法国军官刚到上海参观，就要看中共“一大”会址，我立即答应。
这个法国军官叫路易，在去中共“一大”会址的车上，我问路易：“你怎么想起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呢”路易兴奋地说道：“中共一大会址在当时是法租界呀，我们知道当时你们共产党很危险，到处有人在追你们，抓你们，要杀你们，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召开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中共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啊。”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实际上他要看的是他们法国当年对中共“一大”作出的贡献，就是说，是他们法国给我们中共提供了成立的地点。我对路易说：“路易，你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就知道了，你还得向我们道歉呢。”他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要道歉我说：“你去中共一大会址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参观到最后，当路易了解了中共“一大”会议的整个过程，他脸上的自豪感就消失了。
中共“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但并不是说就受到了法租界的保护。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没有地下斗争经验。会议开到五分之四时，突然有个人闯进来，闯进来后连忙说，走错了，又把门拉上走了。年轻的代表们当时没什么经验，以为真是有人走错了门，大家继续开会。幸好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荷兰共产党人，他当即提出不行，这个地点已经暴露了，立即转移。马林此语一出，代表们刚开始还有所犹豫，但新生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是具有上级指示意思的，于是大家立即转移，决定把剩下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代表刚转移不久，法国巡捕就冲进来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