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

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讲话中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国民党“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来了，鲍罗廷恰巧不在。
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什么叫做“整理党务案”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全部清除。“整理党务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在第一军内，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
架空鲍罗廷，清除共产党，两个任务完成。
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
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手里没兵，也没有办法。
4月初，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由广州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马赛，躲了起来。
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自此，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
“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成了一个摆设。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鲍罗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把黄埔系，就是年轻的、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结果哪个派系也抑制不住蒋介石。保定系不行，湖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更不行。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术大师了。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运动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1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加伦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浴血荣光 第十四章 火种1
朱德同志1922年在上海找到陈独秀想入党，被陈独秀婉拒，陈独秀把朱德归为军阀。朱德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但他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28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
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
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
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人数都放在这儿了，作为领导、革命者，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
很多人动摇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转移了，很多人放弃了。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
23.南昌起义背后的偶然与必然
蒋介石教会了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认识，共产党人运用枪杆子、认识枪杆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但是从当时来看，八一南昌起义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就是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了国民党枪杆子的厉害，蒋介石枪杆子的厉害，而自己也必须拿起枪杆子来，但是怎么拿
当时一个枪杆子都没有，怎么办
大革命失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背叛了革命，“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原来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也与共产党人完全翻脸了，在武汉的中央和所有的革命力量只有从武汉沿江而下被迫转移到上海，南昌起义就是中央各种力量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鲍罗廷沉默不表态。
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米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周恩来7月25日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1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
1
南浔即南昌、九江，九江旧称浔阳。
李立三坚决主张把暴动区域选在南昌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周恩来同意李立三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意见。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委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国焘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
起义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举行。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李立三在此时刻，决然提出并果断坚持南昌暴动，率先实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由此，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八一南昌起义，它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不是中央决定在这儿暴动就在这儿暴动，在那儿暴动就在那儿暴动。它既有极大的偶然性，更有我们这一批革命领导人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充分地认识到枪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意义。从李立三果断坚持南昌暴动开始，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他们在大革命遭到失败之后，怀着满腔热血，依靠强大的革命信念、精神和行动能力，坚持把革命的火种继续点燃下去，并驱使这种偶然变成了必然。
24.南昌起义中朱德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上
朱德同志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你说他的路程很顺吗
实际上他并不是很顺利。
朱德同志1922年在上海找到陈独秀想入党，陈独秀当时婉拒，婉拒还是很客气的说法，事实上是把他推到门外去了。
陈独秀送走了朱德，跟身边的同志讲：“我们党绝对不能让军阀参加。”
陈独秀把朱德归为军阀这一类。朱德同志当年当过滇军的旅长，属于高级军官了，所以被陈独秀归入军阀这一类。
但是朱德同志想参加革命的这种热情是相当顽强的，上海没有入党，后来到法国，到德国，追旅欧支部。当时周恩来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朱德同志一直追到德国，由周恩来同志和当时一名叫张申府的党员，两个人共同介绍朱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但他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当时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前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前委委员里面有张国焘，有李立三，有叶挺，有刘伯承，有聂荣臻，甚至郭沫若都是前委委员，而朱德却不是前委委员，因为朱德兵力少，担负的任务也简单。
周恩来同志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前委书记，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朱德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我们从周恩来这句话里也能知道朱德当时的地位和作用。
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南昌起义之后，部队南下，朱老总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担负的任务就是在前面开路。因为前面阻挡南昌起义部队的基本上都是滇军，就是云南的部队，朱老总当过滇军的旅长，所以让朱老总走在最前面开路，让挡道的滇军把路让开，这就是朱老总南昌起义之后在这段时期所担负的任务。
一个军队在开进的时候怎么可能让你的主要领导人走在最前面开路呢
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从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寻找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到了三河坝分兵，主力南下作战，朱老总又成殿后了，最麻烦的任务和最不出彩的任务都由朱老总担负。可是，就是通过这一个角色，朱老总通过殿后，为南昌起义这些部队留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




浴血荣光 第十五章 火种2
25.南昌起义中朱德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下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兵分两路。
在三河坝，部队留下二十五师，主力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同志率领南下，直奔潮汕，夺取海陆丰这一带，争取获得一个港口接受可能来自共产国际或者苏联的军火援助。
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坝，阻击国民党抄袭起义军的后路，阻击几天之后，可以南下和主力会合。
就这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部队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仅剩2000多人。
朱老总完成了三河坝的阻击任务，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
这时候，南下一些失散的官兵跑回来告诉朱老总，主力南下作战失败，只有12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领导人分散突围。
这是非常严重的消息，周恩来同志、聂荣臻同志去了香港，叶挺同志去了南洋，贺龙同志去了湖南，刘伯承同志去了上海。当时从南部跑回来的一些官兵讲：“主力都散了，我们不是主力还在这干什么我们也散伙算了。”
部队面临一触即散的架势。当时如果没有朱老总，这支队伍很可能就溃散了。
在关键时刻，首先站出来的是朱德。
朱德说队伍不能散，主力打散了，但我们不能散，我们还有人，还有枪，有人、有枪就有办法。
后来很多当时留在三河坝的同志回忆，部队勉强听取了朱德的意见，非常勉强。因为部队不是他的，是叶挺的二十五师，朱德只是负责指挥。叶挺主力在南下作战全军覆没，二十五师走投无路，这个老同志说他有办法，大家姑且跟他干干，看他有什么办法。
队伍勉强没有散。
南昌天气非常热，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起义队伍穿短衣短裤，跟着朱老总走，一直走到10月底，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队伍还是短衣短裤，没有备装、没有食品、没有药品、没有弹药、没有给养，越走人心越散，越走队伍越散。
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
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2000多人的三河坝队伍走到最后只剩下800余人。后来中央接到报告，报告中写到南昌起义部队的窘境，师长、团长均逃跑，各营、连长直接离开。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
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
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
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
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人数都放在这儿了，作为领导、革命者，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
很多人动摇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转移了，很多人放弃了。
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又是朱德，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
26.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
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