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依

另外，像公交、吃饭等这些生活日常也需要开销。
出来打工，就这样，处处都需要钱。
没有钱，寸步难行！
我等着15号。
6月15号是小席答应还钱的日子，也是我正式离职的日子。
我是正常离职（提前30天提申请），因为考虑到上班也没稿子做，所以我考虑着14号收尾走人。
可没想到的是，13号这天下午，我负责的稿子快定稿完的时候，综合办的宋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态度很好地对我说明情况，意思是今天我忙完手头的稿子也就没稿子了，可以离职了。
我去，卸磨杀驴啊！
不用猜就知道这是老王的授意，毕竟我在公司闲一天就得付我一天的基本工资。
这点小九九，也只有像老王这样抠门的老板才有。
尽管按合同，我完全可以“赖”到15号离职，但是，大人不记小人过，岂能像老王这般毫无底线地做人！
走就走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提前两天离职，正好可以收拾一下、搬搬行李。
由于新入职时需要毕业证，所以我决定15号回家一趟。
15号到了，我没有催小席，而是等着。
等着到16号。
6月16日上午，在家的我给小席发了条微信让他抽空把钱转给我。
结果没回复。
意料之中。
当天晚上，我用语音通话功能呼他。
无应答。
同样在意料之中。
这种态度，非常让人不爽！
17日至22日，我每天都在呼小席，微信和电话夹击。
小席不是不接就是挂断，直到6月22日，我接连打了两次电话，他才终于回了我一条短信，说是明天把钱转给我。
对此说辞，我已然不抱希望，但还是要等。
23号这天，小席如往常一样食言。
24日、25日，我每天都在催。
26日，我先是发微信催，后来实在气不过，就打电话，接连打了三次。
终于，小席转了两千给我。





有谁可依 第63章 我爱我家-怀念父亲
父亲去世时，我没有守在身边。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我没能够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能让父亲看我最后一眼。
那一年，我不到十五岁，还在上初中。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什么文化，大字不识一箩筐。他曾对我讲过，他小时候那会，别说没有“闲钱”读书识字了，就是填饱肚子都是问题。
虽然父亲没上过几天学，但他自己摸索着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他除了是个业余电工外，还会修各种家用电器、机动车。另外，他跟我母亲还开过饭店、炸过油条、开过馍馍房、养过肉鸡。我记得我家还轧过几年面条，有时轧面条时我也会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后来我家还养过蛋鸡。那时我家买进一批鸡苗，黄毛小鸡毛茸茸的特别可爱，我和哥哥没事时就去鸡棚帮着喂食添水。它们是怎么长大的我没看出来，反正忽然有一天早晨起床后，走进鸡棚发现有鸡蛋了。母亲说吃鸡下的第一个蛋对眼睛好，虽然有些迷信，但我们还是把第一次发现的鸡蛋给了我失明的姥娘吃。当然，姥娘的双眼并没因为这样的鸡蛋而重见光明。
父亲最拿手的就是建筑。他和村里的几个汉子曾组建了一个建筑班，专门给人盖房。
父亲这伙建筑班不光盖房技术高，再者就是价格便宜，所以特受本村及周围村子村民的欢迎，有什么活都揽给他们。建筑班里有人向父亲提过涨工钱，父亲始终都没涨价，用父亲的话说：都是乡邻乡亲的，没有吃亏不吃亏的。后来父亲病了，也就退出了建筑班。
虽然我不清楚父亲怎么会这么多技术手艺，但有一点我特像他——我喜欢全面发展。
父亲被查出患病的前一年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他十分无辜地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而且还是国家公务员打的。
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免除农业税，农民依然要交公粮交提流，父亲就是在交提流时无端被打的。
那年我家种着大棚，国家规定种棚的农户要交提流。
那天傍晚，父亲怀揣着钱去大队办公室交提流。按照发给我家的票据，父亲把钱给了从乡里来收提流的工作人员。谁知那工作人员却说钱数不够，我父亲便问怎么回事，那人说数据记错了。我父亲是按单据带的钱，于是憨厚老实的父亲就说钱不够要回家拿一趟。就在父亲转身欲走时，那人不由分说就把父亲踹倒在地。老实巴交的父亲自然要与他评理，好端端的打什么人？可不容我父亲多说一句，乡里来的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对父亲进行拳打脚踢，父亲倒在地上蜷缩一团，无力挣扎。
在家等父亲吃晚饭的母亲和哥哥左等右等都不见父亲回来，于是便去了大队办公室，那个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母亲和哥哥到大队办公室时已是人去屋空大门紧闭，只好又折返回家。
走到大门前，母亲和哥哥顿时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看到父亲就躺在大门前，浑身是伤。
母亲和哥哥赶紧把父亲扶回家，之后父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原来，父亲在村委会被打后便被那三个混蛋连拖带拽弄到了面包车里。在车里，三个王八蛋也没停止对父亲施以暴行，然后三个混蛋把父亲拉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三个混蛋又对父亲进行了更残酷的拷打。
父亲被打昏后，三个混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忙把父亲送到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处理。
父亲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可能是被打怕了，惊魂不定的父亲便要回家。没想到三个混蛋真把伤痕累累需要好好治疗的父亲拉回了家，然后扔在了大门口。
因为需要疗养，父亲又住进了医院，一些伤口还缝了针，还检查出了脑震荡。
父亲被打得着实冤枉，亲戚邻居自然不能忍气吞声善罢甘休，一定要讨个说法。于是我的叔叔大爷们就一起去乡政府找领导。那三个混蛋自然不敢抛头露面，乡领导也不敢透露三个混蛋的踪迹，表面上说一定会严惩，实际上都是“官官相护”。
叔叔大爷们屡次三番地去乡里讨说法，但有关领导迟迟都没什么表示。老实巴交的父亲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就不让我的叔叔大爷们再去镇上。
但这样忍气吞声也不行啊，正好我的姑父在法院上班，于是我们就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事。得知我们要起诉打官司，乡领导害怕忙慌了，赶紧保证一定妥善处理。中规中矩的父亲也不想把事情闹到法庭上，于是便没有打官司。
镇领导保证的妥善处理并没及时处理，更谈不上妥善。后来，人人得而诛之的那三个混蛋被调到了外乡继续当公务员，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官官相护吧。又过了好久，镇上相关单位才给父亲赔偿了不到两千块钱的医药费。
这件事就这样便宜了那些挨千刀的混蛋。
一直以来，我对那些混蛋是恨之入骨的，如果遇见他们，我定会将他们五马分尸或千刀万剐。
经过被打事件不久，有天父亲突然感觉嗓子不适（确切的说是食管不舒服），每当吞咽食物时就会感觉有异样。
父亲去县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食管炎，吃些药就会好的。
大夫都说没什么大碍，我们自然就放心了。
可吃了几天药，父亲的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更严重了。于是父亲又去医院做检查，谁料这次大夫建议去大一点的医院做检查。于是，父亲就去了市立医院，检查结果令人不敢相信——父亲患了食道癌。
大夫没有把病情直接告诉父亲，而是只告诉了母亲。母亲如遭晴天霹雳，但她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而是骗父亲说是炎症。
对于病因，大夫在排除一些自然因素后问母亲我的父亲是否曾受过内伤。当时母亲哪有心思考虑许多，于是摇头说没有。对此，大夫对父亲的病因也是大惑不解。过后母亲才想到父亲被打这事。总之，造成父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是那三个混蛋。
同时，回头一想，早先县医院诊断为食管炎属于误诊，延误了父亲的治疗，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的话，父亲治疗及时，也就能多活些日子。至于追究责任讨说法，身为小老百姓的我们没能力也没工夫进行下去，还是给父亲看病要紧
接下来母亲陪着父亲就开始了艰难的求医之路。吃药输液没间断过，放疗化疗一周做两次，我清楚地看到父亲手背上因输液扎针留下的密集的斑斑点点的针眼以及因放化疗变得稀稀落落的头发。
尽管我们隐瞒了病情，但我想父亲一定猜到了。自从在市医院做过检查后，我没见父亲笑过，唯独那一次他笑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笑。
由于各种医药治疗费繁多，本不富裕的我家很快便一贫如洗，我也因此交不起学费。学校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便组织号召师生捐款，然后送到了我家。那次周六回家后提及捐款这事时，我看到父亲笑了。
我心里很清楚，令父亲高兴的不是那些捐款，而是我这个儿子给他长脸了。
尽管接受着治疗，但这并没减轻父亲的病情，父亲渐渐咽不下东西、喝不进液体，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干枯的皮包着骨头，用骨瘦如柴形容一点儿都不夸张。
那年暑假眼见就要过完，然而就在我初三开学的头一天傍晚，父亲咳出了血，这使我们很是担心。
找来诊所大夫给父亲输了止血针，在大门外，大夫对母亲悄悄说了几句话，还很无奈地摇了摇头——父亲的状况不容乐观。
果然，止血针只是临时起作用，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又开始咳血了。
我们打120叫来了救护车，父亲被拉走了。
那天，我没有跟着去医院，而是收拾行李去了学校。在坐公交去学校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好像预兆着什么。中午，老师急匆匆地叫我立刻赶去县医院。当场我就落起泪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大雨滂沱，班长骑车载着我往医院赶。虽然我穿着雨衣，但全身浑身上下从外到内还是湿透了。
表哥已经等在了医院门口，看到我，二话没说就走在了前方。我心神恍惚地紧跟在后面不住地抽泣。
在病房楼道里我就听到了哭声，撕心裂肺的痛哭。尽管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天真地希望那哭声与我无关。
哭声越来越近，最后在一间病房门前，我看到了俯在床边痛哭的母亲、哥哥、姑姑……床上的父亲纹丝不动地躺着。
我扑上去跪在床前，放声哭了出来。
我握着父亲带有余温的手，朦胧中看到父亲还睁着双眼。他没有瞑目，他等着见儿女最后一眼，最终却没能如愿。
这也许就是命吧。
父亲病重时，母亲曾让算命先生算过一卦，算命的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父亲寿终时儿女中只有哥哥能陪在身边，但他话语中蕴含着这层意思。这有些迷信的味道，我也不怎么信命，但有些事情使人无法理解，又不得不信，故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听父亲说过，我爷爷去世时，他才九岁。
谁又曾想到，父亲去世时，我不到十五岁。




有谁可依 第64章 我爱我家-我的母亲
生活中的我从没喊过母亲一声“妈”，我都管她叫“娘”。
也许是叫“娘”叫惯了的缘故，我总感觉“妈”这个称呼特别拗口别扭，始终都叫不上口。在提及母亲的文章中我偶尔会用一下“妈”这个称呼，但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会用“母亲”或“娘”。
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没过念几年书，只认识一些简单易记的汉字。但母亲好学，看电视时，她会时不时地问我字幕中的一些字念什么，有时她还会指着广告单、产品包装上的某些字问我念什么，所以母亲又认识不少汉字。
因为自己没文化，母亲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所以她特别重视我们姐弟仨的教育，一心供我们上学。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贫穷的现状使得她也无能无力，我相信只上到初中的哥哥姐姐是不会怪父母的。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母亲有好几年身体都不是很好——心脏有问题，具体是什么病始终都没查出来。母亲怕冷，一冷就心跳加快，另外感冒发烧也会引起旧病复发。病的那段时间，母亲都是卧床不起，每天都吃药，时不时地输液打针。当时孩童的我特别的害怕，整日胆战心惊，生怕失去母亲。记得一次吃早饭时，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为了不被发现，我赶紧放下碗筷跑出屋。随之，姐姐就跟着出来了。她笑着安慰我：怎么了，哭啥？没事。
后来，母亲的病被一位大夫开的不到一百块钱的药给治好了。
现在看来几毛钱不起眼，可在我上小学那会呢？一毛钱能买两块糖（现在都论斤装按袋卖，好像没有按块卖的了），一毛钱能买一袋糖豆或是一块冰块（现今基本已经不生产了），两毛钱能买到一只绿豆味或香蕉味的雪糕，五毛钱能买一包“三鲜”方便面。尽管如此，夏天大家也不会被允许三天两头买冰块雪糕吃，只能隔三差五的解解馋。当时的方便面于我这样孩子而言就属于奢侈品，半年里能有机会吃一次就很不错了。
记得那时，每天下午去上学前，大家都想向父母要几毛钱买零食吃。要钱时，父母会问你要钱买什么，只有买与学习用品才会给。为了拿到钱，我们就会撒谎说买铅笔橡皮小刀，可这种谎只能偶尔用一下，否则的话拿不到钱不说还得挨一顿训，毕竟铅笔橡皮不是一两天就能用完的。由于母亲要比父亲和善，所以我不敢向父亲开口要钱，只能趁父亲不在场时偷偷摸摸地的问母亲要。为了哄我赶快去上学，母亲会偷偷地塞给我一两毛钱，并叮嘱我说：千万别给你哥哥姐姐说，他们两个我都没给。我很开心地点头答应，然后活蹦乱跳地去学校。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母亲也给哥哥姐姐钱了，这还是说起往事时母亲告诉我的。
尽管母亲疼爱我们，但当我们犯错后她一样不会手下留情。记得小学时代，一天放学回家，哥哥想捡起落地电线旁的一根木棍，结果被电了一下。回到家后，母亲得知了此事，反应十分强烈。她拽过我哥就往屁股上打，打得他嚎啕大哭，最后母亲也哭了。当时我不清楚母亲怎么会发那么大的火，更不清楚她为何流泪。长大后我理解了，这是爱的一种表现。
父亲病后，母亲就陪着父亲四处求医问药。艰辛的奔波求医路使得母亲心力交瘁，然而父亲的病并没见好转。父亲得病期间，无论什么母亲都顺着父亲。父亲心烦气躁发脾气时，母亲一言不发，因为她理解父亲。父亲走后，母亲哭得呼天抢地。
后来说起父亲时，母亲说了一件事。父亲病得不能饮水只能靠吃水果润润嗓子的日子里，有一次父亲渴得难受，想吃葡萄润一下嗓子，恰巧当时母亲累得躺床上睡着了。于是父亲吃力地下床，强支撑着身体去一米多远处的桌上拿葡萄。父亲刚挪到桌前，母亲便醒了。她忙过去搀扶病重的父亲，并心疼地埋怨父亲怎么不喊她一声，虚弱的父亲说：我不是看你睡着了吗。我猜母亲当时一定哭了，因为后来说起这事时她还泪光闪闪。
父亲去世后，哥哥参了军，我依然在离家二十多里地的县城读中学，家中只有姐姐陪伴母亲。一年后，姐姐也结了婚。我听邻居大娘说过，姐姐结婚后的好些时日母亲都是以泪洗面，还好，大姨在我家陪着她住了些日子。从此，除了我放假回家之外，母亲就开始了一个人生活。为了能多陪陪母亲，大学期间，每当放长假时就有同学问我去哪打工，我都是笑说：回家。
我从小就喜欢吃月饼，这是母亲知道的。记得小时候，邻居大嫂问我喜不喜欢过八月十五，我说喜欢。她又问为什么喜欢，我说可以吃到月饼。大嫂问我喜不喜欢吃月饼，我直点头说，喜欢，吃了还想吃。我的话母亲一直都记在心里。
在县城上中学的那几年里，我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赶上中秋节学校也不放假。于是，母亲就将舍不得吃的月饼给我留着直到我回家。记得有一年中秋节过去好多天了，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母亲拿出了给我留的月饼，结果我一看月饼都变质了。我不禁潸然泪下，我没有告诉母亲月饼坏了。
我的大学在离家三百多里地的外地，所以我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俗话说得好，儿行千里母担忧，尽管我离家没有千里，但母亲始终都关心着我。记得那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忽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很紧张的样子，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我说没有，并问怎么了。母亲松了口气说夜里做了个梦，梦见我出意外受伤了。我有些哽咽，母亲又一再嘱咐我要格外的小心。一个梦，母亲都会担心成这样。挂了电话，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选择去大都市闯荡，而是回到了家乡的小县城找了份不体面的工作。
然而，那份工作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一年多后，我只好又离家去了省会齐州。
一路走来，母亲还未享过一天清福。
如今，母亲已年入花甲，依然在快餐店里起早贪黑地打工。
眼见奔三的我却仍未结婚生子，我觉得挺不孝的。




有谁可依 第65章 我爱我家-我的姐姐
姐姐大我四岁，是我们姐弟仨中最大的，也是我们三人中文化程度最低的——勉强上完初一。
义务教育是在我上了高中才普及到我们那块儿的。姐姐上小学时，义务教育的春风好像还没刮起，“九年义务教育”只是个名词，仅此而已。
我清楚地记得我那时上小学，每学期都要交一百多块钱，这一百多块包括学杂费、书本费、学费。一个“杂”字一言以蔽之，囊括了乱七八糟的费用。
当时我们姐弟仨都在上学，三人交的钱加一块将近四百块。如今的四百块算不得什么，但此一时彼一时，那个年段的票子实在，有个四百块那就很了不得了。具体什么概念呢，打个比方，那个时候一包青援钙奶饼干只要一块钱。
虽然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四百块钱算不上天文数字，但也绝非小数目。所以，供我们姐弟仨上学，父母的压力不小。
所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能省的就省。记得上一年级那年，我只交了学杂费和学费，所以发教材时，我只能眼睁睁地羡慕那些拿到新书的同学。
尽管如此，贫穷还是使勤奋好学的姐姐辍了学。
辍学后，姐姐就帮爸妈分担家务农活。
为了多挣钱，辍学不久，姐姐就跟着村里的小年轻外出打工去了，那时她就十四五岁（当时普遍落后，各方面政策制度都不完善，根本就不管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
姐姐在气球厂造过气球，在纺织厂做过纺织，在冷藏厂切过鱼片，给人卖过馒头。甚至，年纪轻轻的姐姐作为一个弱女子，还在村里的砖窑厂拉过砖坯子。拉砖坯这活又脏又累，是实打实的力气活，就算二十多岁的壮小伙，拉一天砖坯子，也会累得不想动弹。
姐姐在外打过多少年工，我没仔细算过，现在数数至少得有五年。本应受教育的青春年少时光就这样没了。
父亲去世后，姐姐没再外出打工，而是留在家中和母亲一块操持整个家。
种庄稼不挣钱，一年到头的收入根本不够全家的各种花销。所以，大家都种大棚。
种大棚比种庄赚钱多，同样比种庄稼要麻烦不少、苦累很多。抛开要忍受棚里的闷热，起早贪黑是最起码的，一天的饭忙得只顾吃两顿。
当时我家就有几亩大棚，全靠我姐和我母亲两人忙活。
后来，姐姐结婚了。结婚时，我哥远在北国边疆保家卫国不能回来，当时上高中的我竟然也没有请假去参加她的婚礼。每想到这，我都会懊悔不已、痛恨自己，总感觉挺对不起姐姐的。这也是我永生的悔，成为了我一辈子都弥补不了的遗憾。
再后来，姐姐有了小女儿，做了母亲。然而，姐姐生产住院时，我没有去看过她一次，这又是我悔恨自己的地方。
大二那年冬天，姐姐为我订做了一件鸭绒服，大小合适，穿在身上倍感温暖轻松。至今，这件羽绒服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2011年的腊月里，姐姐生了二胎，我有了外甥。同样，由于我在外地上学，这次又没赶回家。
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记不清是几年级了），一次我被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欺负哭了，姐姐得知后替我打抱不平，领着我追到了那同学的家里讨公道。
有姐姐真好。
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有谁可依 第66章 我爱我家-我的哥哥
兄弟亲才叫亲，一奶同胞心连心，虽然平时来往少，我的哥们儿啊，患难之处见亲人。
小时候的哥哥是个安静的孩子，我恰恰相反，每次出去玩耍都是我号召一声“哥，走，玩去”，就因为这，邻居都说我更像哥哥。初中前的时光可以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可惜当初我没想着用文字记录下来，以致于现在回忆起来那么费劲。
在我上小学期间，不上学时，我一般都是跟哥哥“混”。爬树翻墙，玩水“打仗”，不在话下。
玩四角、拍画，摘榆钱、槐花，逗小猫、小狗，捉蛐蛐、蚂蚱，弹弹珠，掏鸟窝，拍蜻蜓，逮shigei（我们老家的叫法，就是知了的前身），翻长果（即花生），潜入果园摘苹果、梨……除了玩，农活家务也一起分摊，好不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