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从中原来到海南的人们，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洋”。街市上的骑楼，有明显的欧陆出身。排球运动的普及，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还有语言：“老爸茶”眼下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爸”是bar的误解。体育习语如“卖波（我的球）”，“奥洒（球出界）”，当然也分别是myball与outside的音译。如果有人从事跨语际的比较研究，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的英语、法语、荷兰语——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凡此种种，证明包括海南在内的南洋文化圈，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所催生，对欧洲文化的接触与汲收，远比中原内地为早，至少早了一两个世纪。
有些历史教科书曾断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闭关锁国”，其实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了汉、唐、元、明等朝代的“国际化”盛况，即使只是特指明、清两朝，也仅仅适合于中原内地，不适合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年郑和下西洋不是一个孤立的奇迹，其基础与背景，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南洋”。据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侨胞散居海外（另说为五百多万），足见当年“对外开放”的力度之大，以至于现在还有些海南人，对马尼拉、新加坡、曼谷、西贡的某些街巷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北京的王府井在何处。
南洋以外还有东洋，即日本与高丽。两“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曾经是中央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外围，受帝国的羁制较少，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心理传统，自然成了十六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在这种情况下，出生于海南的学者陈序经先生最早喊出“全盘西化”的激进口号。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也成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资金募集以及人才准备，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一千多海南子弟，自然成了革命旗帜下活跃的身影。南洋人民相互“跨国革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侨民们穿针引线和里应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以至于在胡志明等前辈的人生故事里，国界就一直相当模糊。
但“民族国家”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川农民大众，成为广州革命政权的支撑，是中国现代史上后来的情节。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是从南洋开始的革命获得了中原这个更大的舞台，当然也是中国革命者们“民族国家”理念初步成型的表现。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细节：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和统合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才放弃了文明棍、拿破仑帽、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创造了更有普适性和更接近中国口味的“中山装”。他肯定有一种直觉：穿着那种南洋侨服，走进南京和北京是不方便的。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只不过在民族国家理论的框图里，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越南龙、泰国龙以及亚洲其他小龙。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也曾在“地方主义”、“南洋宗派主义”以及“里通外国”一类罪名下，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这样，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南洋”终遭肢解，在政治层面不复存在。
“南洋”成为了一段越来越遥远的过去。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24章 理想者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十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他被当局砍下来然后送去验证指纹的双手，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现实感，拒绝相信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汲收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称社会主义也必须汲收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导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是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光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音乐。在一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子显得空洞而苍白。
吉拉斯的理论深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一种共同的温暖，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各种学说和事件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着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高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变成鬼脸。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入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的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唯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25章 历史中的一名多实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
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矛头直指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软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利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国大乱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或者voa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新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26章 历史：流变与重现
——关于读史的答问
任何传统都充满着内部的差异和矛盾，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也常常同自己过不去。孔子主张“谋道不谋食”，一会儿又说：“学也，禄在其中”，还是惦念着钱。一个人尚且这样，说话没个准，何况一个学派，何况一个文化传统呢？所谓“传统”是这么大，文史哲，儒佛道，从先秦发展到晚清，实在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所以我们谈传统经常只是大体而言，是简化的叙事。
现代中国人对文化遗产批判很多，一言以蔽之：封建文化、落后文化、反动文化，但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即便是封建什么的，你不研究是无法批判的。批判宋代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几乎是“五四”以来知识界的共识，其实是制造一大假案。程颐有过明确的解释：“天理”是什么？是“奉养”，即人的正常享受；“人欲”是什么？是“人欲之过”，即过分的贪欲。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存正常享受，灭过分贪欲”。孔子说“惠而不费”、“欲而不贪”，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没有什么大错。新派文人们望文生义，把它理解为一味禁欲，自然就十恶不赦了。这是把儒学弱智化，其实也是把自己弱智化。
穷地方也有好文化，“礼失求诸野”，“野”不就是穷地方么？如果说穷国的文化不好，那么该挨板子的首先应该是西方。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大部分时候都比西方富强，在汉代并不穷，在唐代也不穷，而当时西欧、北欧、北美几乎还是不毛之地。中国在宋代以后也有几段时期发展得还不错，虽然整个国势往下走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十八世纪初还能在欧洲刮起“中国风”，丝绸呵，瓷器呵，茶叶呵，把欧洲贵族们都迷住了，一个个都认为月亮只有中国的圆。在全球航海贸易开始的初始阶段，中国一直是顺差，白银都往中国流，这在著名史学家g.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里有详细研究。因为中国的货品在西方大受欢迎，而欧洲货品没有多少能让中国人感兴趣。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办法了，要消除贸易赤字，只好从印度运毒品来，才打了场鸦片战争。
回顾这两千多年，若依照发展至上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多时候是强势文化和优势文化，有什么丢人的呢？遇到挫折和失败，只是近两百年来的事情。
我们当然不必认同发展至上论，不必像阿q那样夸耀祖宗，但也没有必要因为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来掩盖历史。
西学东渐，中国人受益匪浅，包括打破了自己旧史学中的道德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框架，但也出现了盲目照搬。比如教科书曾划定人类的几个历史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这么一阶一阶走的。还把奴隶社会锁定在铜器时代，把封建社会锁定在铁器时代。但据钱穆考证，即使在中国奴隶最多的年代，即使把主人收养的门客都算作奴隶，奴隶也只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能说那是一个“奴隶社会”？为什么西方有一个奴隶社会，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马克思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亚洲历史是搁置的，是留有余地的。把“五阶论”强加到中国头上，是中国人作茧自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法国直到十八世纪才废奴，英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废奴，美国最初的经济发展，就是靠了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奴隶办农场，是典型的奴隶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俄国直到十九世纪，光是保留的男性农奴就有一千多万，给资本主义提供廉价劳动力。巴西、古巴等南美国家的奴隶制，甚至一直残存到二十世纪前不久。这些都是“五阶论”所遗漏了的事实，是绕不过去的疑点。
奴隶制不仅仅是欧洲史的一段。事实上，如果说欧洲文明有什么特色的话，宗教、法制、民主、形而上学等等是特色，奴隶制也是特色之一，一直延伸到所谓封建时代和资本时代，与不同的生产技术和政治体制有过不同的结合。奴隶制不过是人畜关系在人际社会的复制，是一种游牧民族的“牧民”的方式。
要了解欧洲传统，不了解游牧至少是瞎了一半。除了一些沿海城邦，游牧曾经是古代欧洲人主要的生存方式，或者至少是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他们为什么吃饭用刀叉不用筷子？这就是牧民习惯，把猎具当成了餐具。为什么最喜欢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还是牧民习惯，流动性强，缺少固定的厨房以及锅灶，只好野外烧一把了事。西服为什么最多采用毛呢和皮革？还是牧民习惯，因为这些材料最容易得到，是畜牧产品。还有，他们为什么乐于流动迁移？为什么善于交际以及公开演说？为什么有过骑士阶层而且动不动就决斗？为什么有史诗、歌剧、美声唱法、奥林匹克？为什么娱乐的项目多为骑术、赛马、马戏、奔牛、斗牛、击剑？……这一切现象后面都有牧人的影子，有牛马味和草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