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一种隐形的四维地图，正是当代强势者们感觉中实际的地图。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19章 象征在历史中的作用
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常常发挥直觉的想象力，造成行动的视觉、听觉及其他感觉效果，营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氛围，使革命不但获得理智的牵引，而且获得情感的强力推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脱下了青年律师的西装革履，选择了光头、赤脚、身缠粗布的半裸式着装，并且一直把这个公示形象坚持到底。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讯号，鞭策中产阶级的国大党向最广大的下层贫民靠拢，宣示一种扎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对于曾经谙熟西餐而鲜知稼穑的国大党来说，对于好谈斯宾塞、达尔文而并不了解本国车夫和农民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这种换装当然是在甘地时代一个战略性的政治转变。
他还选择了纺纱和晒盐两个最著名的行动，令殖民当局招架不住。纺纱是为了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输入，晒盐是为了挑战英国的官盐专营，都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但当时更重要的民族利益远不止这两项，国产纱和私产盐也不构成对殖民当局最致命的打击，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但后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发动的这两大运动真是恰到好处。首先，行动和事件是传播思想的最佳载体，而纺纱和晒盐最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容易示范，容易模仿，容易集结成有规模的场景和气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钱、体力、时间以及勇武。其次，这两项运动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劳动，俭朴，忍让，让人同情，便于传说和上镜，不似操刀弄枪那样让人恐慌，足以让统治者失去武力镇压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
这是一种天鹅绒炸弹——革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开始。
只要当局怯于镇压，殖民法令体系就出现了重大缺口。
甘地身处一个积弱、积贫甚深的宗教国家，一个习惯斋戒、施舍和不习惯战争的国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国情的斗争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义理上、更在情感美学上打败强大殖民当局的方式。以至他应邀去英国出席议会陈述诉求时，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宛若基督，在伦敦街头成为了英国民众夹道欢迎的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履仁”（王充语）之光辉。他只是微笑就够了。他还没有在议会开口，就已经兵不血刃，传檄而定，决定了帝国议会的无奈屈服。
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这种美不是矫饰造作故作姿态，出自生存的自然，是斗争实践的水到渠成，却并非不需要艺术家的手眼。没有这种美，比方没有赤脚光头的甘地而只有西装革履的甘地，虽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会变得沉闷、刻板、累赘、冗长以及成本高昂；有了这种美，革命就有了诗情和想象，有了神来之笔，有了长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并且左右逢源。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民众一举攻下了巴士底狱。其实这一攻占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当时空空大狱之内仅有七名犯人，两个是神经病，四名是弄虚作假者，还有一名是变态青年，属于父母无能管教于是主动送来请监狱有偿代管而已。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占全彼得格勒，但他们在占领车站、银行、桥梁、政府大楼时都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如入无人之境，即便在冬宫里开了火，连伤带死也仅有六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开炮更算不上什么军事行为，没有击中目标甚至压根就没有目标，只是几声表态性的礼炮。但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阿芙乐尔舰炮击冬宫是俄国大革命的象征。如果没有这实际效果极其有限的两次扑空，如果没有广大民众这场哪怕是即兴式的演出，历史会是什么模样？
拉开历史距离来看，如果没有这些象征性事件，革命几乎就不可辨认也难以记忆，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诗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诗境。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20章 “民族”的建构
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分裂成好几百个城邦国家，哪有什么“民族”？辨认身份的时候，那时的人们只知道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别，只知道你住这个村和我住那个村的区别，并不知“民族”为何物。“法兰西”、“英格兰”等等，都是很久以后才折腾出来的说法。“爱沙尼亚”这个词，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使用。
语言常常被看成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果仔细考察，特定的语种其实不一定与民族有什么对应关系。全世界最大犹太人群体、即德系犹太人，以前通用意第绪语，但这种语言后来恰恰被犹太复国运动大力排斥。意大利在建国的一八六零年，国民中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意大利语。这一类事实，总是被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民族”并不是古已有之，更不是天经地义。
在罗马天主教霸权体系坍塌以后，“民族”是继城邦国家之后一种新的组织替代，使分崩离析的欧洲，重新找到了群体情感和利益单元，因此它是现代欧洲的一个产物。正如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是民主的一个载体——古希腊式的城邦民主并不是全民选举，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妇女、奴隶以及乡下人并没有投票权；到后来，选民的范围逐渐扩大，但选民范围如果需要一个边界，民族当然就是最合适的身份设限。还有兵役制、纳税义务、教育及其他权益的分配等等，也都不可能无限制地遍及天下，不可能见人就有一份，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这就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想象和划分，在历史上催生了民族国家。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者们首创国旗和国歌，更使民族概念获得了一种形象包装，开始向人们的日常感觉层面渗入。
从那以后，“民族”就出现了，而且常常与“国家”同义。一部欧洲的现代化史，差不多同时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以至今天“联合国”，实际上写成了“联合族”，即unitednations。
这种欧洲的组织方案应该说很成功，而且很快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争相效仿。特别是在遭遇了十六世纪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之后，被压迫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民族”为号召，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凭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行政沿革等方面或多或少的迹象，苏醒各自的民族意识，重绘现代的群体边界，借以凝聚民意和调动资源。二十世纪初，列宁提出了民族解放理论。随后，又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俄国与美国当时还是新兴国家，没有多少殖民地的既得利益，所以都反对帝国主义，都支持弱小民族的造反。它们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全世界新一阶段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使新兴民族得以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时候的民族主义仍然较多正面功能。正如欧洲的民主曾得助于民族国家，亚非拉后起的民族国家则首先促进了国际民主，对老一代帝国列强形成了四面八方的遏制和打击，也促成了新兴国家的现代体制建设。联合国不论强弱大小，一国一票，就是这种国际民主的体现。
不过，细心一点的人不难察觉，此时的民族，有些不再是欧洲那种严格意义下的民族了。比如“泛非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等等，只是诉诸文化或者地缘的根据，悄悄模糊了血缘种族的面目，给民族注入了新的含义，实际上是一种泛民族或者类民族主义。“拉丁美洲”是一个民族吗？不是，它只是一个地域。民族主义与地域主义已经混为一谈。孙中山先生把西方民族理论拿过来，照葫芦画瓢，粗粗勾勒了汉藏满蒙回的“五族共和”，其实是绘制了一张让后人争议不休的草图，夸张或忽略了辽阔中土上的一些群体差别。因此，后来从“五族”到“七族”，至十多族，二十多族，到五十多族……单子越拉越长了。中国到底有多少民族？构成民族的要件到底有哪些？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得到解答，也让人疑惑。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原来在“汉族”名下的很多群体，以苗族、壮族、侗族、瑶族等名义再次得到区分，带来了民族目录又一次爆炸式的增扩，直到近乎失控时才由政府和学界紧急刹车。
划分民族并不是一项中国人所熟悉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次迟到的补课。历史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中国人那时候也谈“族类”，但准确地说，欧洲人以血缘划族，可谓之“种族”；中国古人以文化分族，不妨谓之“文族”。两者涵义并不一致。中国人以前只论“夏”与“夷”，都是意义模糊和很有弹性的文化概念。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中华民国解》里说过：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中国南方的吴、楚、闽、越，以前都是“夷”，后来融入了华夏文化，就由夷而夏；中国北方有些逐渐半蒙古化或半突厥化的群落，以前也是“夏”，后来疏远了华夏文化，就由夏而夷。不难理解，古代中国虽有文化上的对外歧视，也有国家利益上的对外设防，但不乏民族融合的柔性传统。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五代十国一百多年，夏与夷都在大规模杂交。唐代、元代、清代由非汉人执政，也带来了一次次民族大融合，所谓“长城内外是故乡”。“华人”或“中国人”的概念内涵由此变得十分丰富。
古代中国也没有什么森严的民族对外壁垒。汉代的外交主调是对北边“和亲”与对南边“怀远”，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兵。唐代长安则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化都市，各种胡音番调充盈朝野。明代的郑和率两万人的强大船队，直抵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东岸，不过是到处送礼品、拉关系，推广华夏文明，不似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那样到处掠杀和敌意昭昭。直到民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还没有明显的边防，甚至没有严格的护照制度。那时候，朝鲜或越南的革命者，波斯或日本的商人，还有逃避迫害的欧洲犹太人，都可以在这里进出自由，基本上未受到民族身份限制的压力。这与同时代的欧洲大有区别。
用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的话来说，中国那时候还是个传统国家，不是现代国家，“国家监视力”很不发达，因此只有“边陲（frontiers）”而没有“边界（borders）”。可以说，那样一个民族混杂和民族淡化的中国，显示了国家建制现代化之前的混沌粗放，也残留着一道中国式世界主义的文化夕阳。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21章 英语故事
印欧语系虽品种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语一分为多，有日耳曼语一分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着几分相似的容颜，是大同小异或明异暗同。
此后，英语在英伦三岛上形成，作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被丹尼尔·笛福视为“罗马撒克逊丹麦诺曼人”的共同创造，其中包括了日耳曼与拉丁两大语流的别后重逢，可视为发生在欧洲边地的远亲联姻。
由此不难理解，英语虽为混血之物，仍承印欧语系的自家血脉，与各个亲缘语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南欧或中欧人学习英语，或多或少仍有亲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国人一眼望去举目无亲，毫无依傍，缺少入门的凭藉。
另一方面，汉语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东亚，是十六世纪以后一个民族逐渐沦入虚弱时的语言，虽有一份恒定与单纯，却缺乏在全球扩张的机会。可以比较的是，英语凭借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大国的两代强势，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段内，由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总督、跨国公司、好莱坞影片、bbc广播、微软电脑软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盖了和仍在覆盖世界上的辽阔版图。在这一过程中，物种一经遗传就难免变异，规模一旦庞大就可能瓦解。英语离开母土而远走他乡，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结果，竟是变得五花八门和各行其是。尽管“女王英语”通过广播、字典、教科书等等，仍在努力坚守标准和维系破局，但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使散布在欧、美、澳、非、亚的各种英语变体，还是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标准英语，只有事实上“复数的英语”——包括作为母语的英语、作为第二语的各式英语，包括贫困民族和贫困阶层那里各种半合法的“破英语”。高达五十万的英语词汇量，比汉字总量多出十几倍，就是分裂带来的超大型化，大得让人绝望。一个英美奇才尚无望将其一网打尽，中国的学习者们又岂能没有力不从心的沮丧？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语言之母，任何绕过相应生活经历的语言学习必定事倍功半。当英语仅仅作为一门外语时，在学习者那里常常只是纸上的符号，无法链接心中的往事，于是类似没有爱情的一纸婚约，没有岁月的一张日历，或者是庭院房屋已经消失的一个住址，没有生命感觉的注入，不是活的语言。学习者们不一定知道，英语中所有寻常和反常的语言现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都是历史的自然遗痕。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英语是先民游牧的语言，是海盗征战的语言，是都市和市民阶层顽强崛起的语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和战争的语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混血家庭的语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语言，是资本主义技术精英在硅谷发动信息革命的机器语言……中国人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没有亲历这诸多故事，对英语自然少不了经验障碍；如果对这一切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追补，真正进入英语无异于缘木求鱼。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22章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
说现代汉语文是白话文，其实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文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古代汉语文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电视剧《孙中山》里有这样的情景：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这种以笔谈代言谈，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文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在于造纸术的发明。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
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术，与西汉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语文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他们北边的日耳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沙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南边的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钱穆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
其实，汉字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后人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据某些语言学家研究，一个“吃（喫）”字，上古音读qia，现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读qi，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现代音读chi，进入了北方话。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如果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乔叟时代的英文，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文，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文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有利于继承，但不利于创新和追新；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到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标注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23章 重说南洋
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并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但仍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于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峒归顺朝廷的故事。没有疏离，何来归顺？
北宋以后，在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板块的挤压之下，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帝国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沿东南沿海推进，渡过琼州海峡，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闽南语系”覆盖闽南、台湾、潮汕以及海南，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遗痕。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后来都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
至此，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成为了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但观察海南，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海南与东南亚相邻与相望，与南洋文化迎头相撞，同样伏有南洋文化的血脉。所谓“南洋”，就大体而言，“南”者，华夏之南也，意指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泛印度支那”，即印度与支那（china，中国）的混合。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而深眼窝与高颧骨等诸多马来亚人种的脸型，则是印度人与中国人混血的产物。至于“洋”，海洋也，从海路传入的欧洲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十六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既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洋火”、“洋油”、“洋葱”、“洋灰（水泥）”等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们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