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
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面。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以证“法不灭亲”之理。
《孟子》里也有一个故事，更凸现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事态可有两种反应。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标尺可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的政治和伦理。但无论他们如何规划天下，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成为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教门连锁店。一六二〇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仅止于实用，缺乏古希腊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个传统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
就大体而言，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
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理？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11章 文以载道另解
十二世纪匈奴大帝国横扫欧亚大陆以前，匈奴人知道织布、铸铁、造车，却不知道文字如何书写（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比较而言，中国是文字的早熟国家之一，三千多单字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已经定型，足以让先民们对人情与事情的琢磨日渐其深。秦始皇统一中国，实现“书同文”，使表意的汉文字贯通众多方言区，建构出一个巨大而统一的符号网络，为后来一次次维系国家之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术条件。
是文字促成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还是造纸术促成了中国文字的进一步发达？这一问题不易确解。但不管如何，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一零五年改进的造纸方法几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文字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使文字不再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也不再成为他们气喘吁吁的艰辛之物——想想看，当时臣子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一奏章，所用竹简竟要用两个人才能抬进宫去！
“蔡侯纸”代表的群体性发明过程，最晚也始于汉初，有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汉纸为证。这带来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国理性认知的一次大规模突飞猛进。文风大盛，文运大兴，连乡村中也学馆遍地，数以万计的读书人冒出来，形成了强大的“士族”，取武士和贵族而代之，成为了社会中新的强势阶层。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连锁效应，是官办“太学博士”的出现，开辟了读书人进入政权的通道，虽然还没有完全取代察举制，但已确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现出科举制的雏形。知识的新领域一个个也在被开拓：医学（张仲景等）、天文学（张衡等）、文字学（许慎等）、自然哲学（王充等）、史学（司马迁、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种方术，群星灿烂蔚为大观，完全重写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连文学也成了一件求真务实的工作，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汉赋，取材广博，“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写山川草木之状，极铺陈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浓厚兴趣，如同一部部文学化的百科全典。
汉语思维的成年期已经到来，反过来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极大提高了汉语的抽象化程度。隶书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文经学那里流行的“今文”，是一种方方正正、结构有序、笔画简便的字体，已经大幅度蜕去了甲骨文和篆书的原始象形痕迹。各种理论也不再是政治经验和道德经验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现出前理论的初始样式，比如孔子的语录体、庄子的寓言体以及《易》的象数体，而走向了一个个逻辑思辨的浩大工程：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发展了一套中国式的逻辑思辨，表现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学术大雄心和知识大胸怀，展开大规模的理论生产，著述动辄数十万字乃至百多万字，是继中国的政治统一以后第一次着手的文化整合。
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汉代开始的整合可以说一直持续到十个多世纪以后的宋代理学——那时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实现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终完成了中国从“纹治”到“文治”的转型，即文化从象符主导到字符主导的转型。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国万象缤纷的时期，是象符空前活跃和丰收的时期。农耕社会的物产丰足和商业繁荣，使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等都有极盛表现，书画、演剧、音乐等等亦迅速扩展为大众性消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京都：
坊巷院落纵横万里，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尽，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这种挥霍奢靡的生活景观令人震惊。当时的“宋词”代“唐诗”而兴一项，足以证明文学已经更多脂粉气，流向了梨园和青楼，亦证明了文士与优娼的广泛联系，还有音乐的普及程度。重要的区别在于：此时之“乐”已非先秦之“乐”。先秦之乐深藏于宗庙和宫廷，钟、罄、琴、瑟等乐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乐则已扩散市井，琵琶、三弦等乐器也趋向小型化和便携化（据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乐器的这一历史性嬗变，证明了“乐”已逃离统治集团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里“别尊卑”、“施赏罚”以及“禁暴胜悍”的教化工具。恰恰相反，此时的音乐已经下渗基层，入俗随众，甚至妖声艳调淫词浪曲过把瘾就死，如理学家周敦颐所警告的：音乐功能已不再“平心”而是“助欲”，不再“宜化”而是“长怨”（见《通书乐上》）。
在某些人士看来，这种变化已经构成了对礼教的巨大威胁，已经与“礼”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一个文化的更年期悄悄临近。宋代理学家们纷纷“卑艺文”，连历来传统深厚和名分高贵的诗歌，因为与音乐有亲缘关系，难免世俗声色的感染，也开始让他们惴惴不安。程颐斥诗歌为“俳优”与“闲言语”，朱熹则发誓“决不作诗”。在他们的心目中，作诗也是“玩物丧志”和“耽于声色”，属道德败坏之举。文字之外的感官活动，物质世界的千姿百态，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论、前文字、前语言的直觉隐喻，但太容易让人意乱心迷，太容易偏离儒家的政统和道统。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伟大目标，他们不得不重“文”轻“象”，不得不求助文字来建立认识屏障，以文字清洗人体内各种危险的感觉勃动，制造出人欲的禁锁。他们是一些读书人，是掌握了造纸和印刷两大技术的读书人，文字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和法器，因此被他们奉为唯一的意义载体。
从此，“知书识礼”成为高士的不二法门。“知言”与“立言”是君子的毕生使命。他们挟万卷经纶投入伟大而艰难的“文治”，成为一群中国式的文字中心主义者，中国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者”。
周敦颐及时提出的“文以载道”，在这一层意义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不光是道德崇拜，也是文字崇拜。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12章 科举制的得与失
法国拿破仑纪念馆的讲解员说，拿破仑法典从中国学来了很多东西，包括借助科举制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体制。
欧洲以前是贵族世袭制，一个人当官，得有门第。比较而言，那是家族主义，不像中国这样个人主义：只要个人奋斗，就可能考上一个官。从另一方面说，欧洲搞的是阶级主义，不像中国这样，差不多是全民主义：官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有利于政府最广泛地网罗人才和凝聚经验。应该说，这样一种制度，从汉代发端，到隋、唐两代定型成熟，保证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被拿破仑拿到欧洲去以后，与他们传统的民主相结合，更成为了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部长以上的官员靠政治任命，靠选举轮换，但副部长以下的官员是终身制的公务员，是超党派的，是面向全民考举录用的。
我们在“五四”的时候，在政治上只看到他们“德先生”当家，只看到一个民主选举，看不到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更看不到西方考举与中国科举的关系，倒是把科举骂了个狗血淋头。当然，该不该骂呢？该骂。问题是该怎么骂，该骂什么。一个制度的功能，是在一系列配置条件下发生的，条件变了，功能也就变了。科举在中国由合理变得不合理，是一系列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中国最早有了纸张和活字印刷，所以出版发达，教育发达，读书人太多。“士农工商”，“士”是指儒士和文士，不是欧洲以及日本那种武士，那种军事贵族。战国时代的读书人还追求“六艺”，其中包括射箭和骑马，是文武兼备的，与欧洲以及日本的武士有点像。到后来就像史学家雷宗海所说的“文弱化”了，“十年寒窗”呀，“一心只读圣贤书”呀，就是戏曲里那些白面书生，除了想做官，就是与小姐眉来眼去地谈爱。这么多读书人都要科举，开始还让皇帝高兴，说天下人才都被我网罗了呵；后来又让皇帝们头痛，因为没有这么多编制，即便设置了好些“员外”，相当于编外干部，相当于今天的巡视员或者调研员，还是容纳不下这么多的读书人。
八股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早期的考生可以做诗，考官判分也有较大的主观裁量权。但考生太多了以后，不制定一个八股，不搞出一个模式和程式，就没有统一的和机械的判分标准，就不大容易防止考官舞弊和加大淘汰力度。
官僚队伍日益庞大也是这样来的。皇帝怕读书人去帮助农民造反，尽量把他们往官场里收容吧，但官员太多了以后，没有足够的税收来养，于是薪水越来越低，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得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皇帝知道大家俸银太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官员太多了以后，还必然压制工商业，靠行政特权来与其他精英争夺资源和社会主导权。布罗代尔谈到城市的时候，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大城市大多是工商城市，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纽约等等，过去不是行政首都，相当一部分至今也没有成为行政首都。连日本也是这样，原来的首都在京都，比江户、大阪要小得多，移都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是后来的事情。这与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大都市从来都是官城，长安呵，开封呵，北京呵，都是国家或行省的首都，主要居民是官员，加上准备当官的士，加上官场退休的绅，还有一点附属的生活服务系统。这种“官城”的历史和格局，就是中国缺乏工商传统和强大市民阶层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官本位”的象征。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13章 和合之制
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善在真之上。
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高境界。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让三分”、“风水轮流转”、“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成语和俗语，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心态。墨子倡“兼爱”之公心，杨子倡“为我”之私心，都嫌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收掉。
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据钱穆）。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制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形不成大势。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存而不论，算是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说到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的一份模糊，既无纯粹的公产制，也无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人走的从来不是一路。
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语），“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责任制承包经营”，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蔽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国家导控之下“耕者有其田”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很多学者不大习惯这种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荡，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的财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尤其符合犹太教的教义。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的教内财产共有，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接下来，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陌生。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接轨，正如“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进的毛泽东也暗生疑窦。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流派之二，是以“私产制”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也就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以“私”为基础，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公”，也没有中国郡县制之“公”。可以想象，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催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董仲舒在这里强调“众人之情”，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产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精神重于“零和”规则，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乡村的田土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的调剂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责任承包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至少能花开别处：第一，使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进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巨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荡。在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种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精英所能体会。
由此看来，“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不追求“化”，不习惯极端与绝对，其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后来也曾师从美国，到底将走出一条什么道路，眼下还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以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资源和人口国情，不可能完全重复苏联或美国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个二元死局里憋死。
如果说欧洲代表了人类的第一阶现代化，苏联和美国代表了人类的第二阶现代化，那么假使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进入第三阶现代化，中国很可能以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向世人展示出较为陌生的面目。




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 第14章 厚武薄文的汗国
蒙古人是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部溶解在歌声里，远古“乐”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
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已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了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入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nnet（商籁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