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世袁世凯之大总统传奇
作者：裸奔在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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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卖国”
不一样的“窃国”
不一样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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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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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世袁世凯之大总统传奇 正文 马嘉理事件(滇案)
为了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上校军官柏郎北领武装探路队近200人，从缅甸出发，探测到我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也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光绪元年正月（1875），马嘉理和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不事先通知地方官，就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曼允山寨的景颇族人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正月十六日，马嘉理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群众义愤填膺，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当时，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入滇。其时，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新疆。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新疆，就命令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此事。次年七月，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转世袁世凯之大总统传奇 犹太人移民美国
2001年，美国犹太人的总数为550万，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40％，另外美国还有270万‘边缘犹太人口’（指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混合婚姻家庭中的孩子和非犹太人配偶，以及一些不愿承认自己犹太身份的犹太人）。
而1830年的美国，犹太人的数量仅有约6千人。犹太人大量移民美国开始于1840年－1860年，二十年间，美国的犹太人从1.5万激增至15万，这个时期进入美国的犹太人主要来自于德国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等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俄国沙皇政府驱赶和迫害犹太人的强度越来越大，开始有大批量的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据统计，1870年到1900年进入美国的犹太人超过60万。东欧犹太人长期被沙俄政府迫害，因此与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在文化、财富、礼仪上有巨大的差别。随着东欧犹太人的到来，在美国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犹太阶层。
犹太移民数量的剧增，使一直对犹太人移民持欢迎态度的美国开始警惕，东欧犹太人的贫穷、无知等等特性，让美国人找到了一个歧视、排斥犹太人的理由。这个时期，对于底层的犹太人，美国人民众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友好的态度，他们开始清洗犹太商店，打劫犹太家庭，陷害犹太商人。而出于保护本国商人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默认了这些民间的反犹太行为。
犹太人在经历了两代人的耕耘后，才真正的在美国站住了脚跟。
转世袁世凯之大总统传奇 清帮
清帮，中国近代秘密会社，又称安清帮。传说最早渊源于明代的民间宗教罗教。最初分布于北直(今北京密云一带)、山东等地，后来沿运河发展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区。其门徒主要在运河沿岸各埠以运漕粮为业，又称粮船帮或粮帮。到1726年（清雍正四年），由翁雍、钱坚、潘清组织南北运河的船夫为清政府承办漕运，遂称清帮，又称潘门或潘家。其中又分为两派，一是主帮，由浙东温州、台州人组成；一为客帮，由皖北、江北人组成，又称巢湖帮。帮内有帮规仪式，有辈分区别，按辈分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地位，要求其成员“帮丧助婚，济困扶危”，从而赢得广大粮船水手和下层群众的拥护。后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遂在上海、天津等地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为游民帮会，以“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其成员也日益复杂化，除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之外，不少被裁革的兵勇也加入其中，也有少数地主士绅参加，在社会下层联系广泛。辛亥革命时期，青帮在上海成立“中华共进会”。1913年受雇于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1920～1930年，其势力迅速发展，有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江北帮五大派系，主要人物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称三大亨。一些青帮头目勾结军阀政客，广收门徒，霸占一方，开设赌场妓院，贩运毒品，绑票勒索，坐地分赃；有的利用搜刮来的巨额资财投资工商业。这些人气焰嚣张，横行不法，为害地方。张啸林的五十大寿，黄金荣建造的黄家花园（今上海桂林公园）落成和杜月笙修建杜氏家祠，竟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盛典”。1927年为蒋介石利用，参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家中加以杀害，并指使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特务机关也利用青帮组织进行汉奸活动。
转世袁世凯之大总统传奇 一生都是悲剧角色的李经方
李鸿章不像他的哥哥李瀚章那么多子多孙，他只有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经毓、经远、经进均夭折）。其中长子李经方还是从六房李昭庆家过继来的。不过这个过继对李鸿章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方过继过来几年之后，这位四十二岁的老爸，终于有了亲生儿子李经述。
李经述生下来时，李经方已经念书了，仍是以长子的身份留在二房，先在家塾读书应科举，中举后在其父的安排下跟洋人学外语，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后来成为李氏家族中，帮老太爷办外交的最重要的帮手，因此也沾了不少“卖国贼”的“光”，如前所述，他被世人号为“割台大臣”。
他一生既没有赶上他的父亲一辈打仗立军功的年代，也没有在日益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在纱厂、电厂、电报局之类的单位捞个肥缺干干，而是跟在老爸身边，干那些最不讨好的“弱国无外交”的行当，所以他一生政治上始终不得尽放光彩，只能是郁郁寡欢。尽管他极其聪明能干，精通五国语言文字，又写得一手极帅的隶书和行草，人也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但“大方向”总是被老爸圈住了。就此说来，他的过继给老二房，对他本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件很划算的事情。
李经方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早年在家乡读书习字，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法则读书做官。他书读得不错，很快进身为府学廪生（秀才中的优等生），因此被列为候选郎中。1882年在江南乡试中中举（名列第三十八名），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李鸿章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移家天津后，衙门在海河与南运河交界的金钢桥一带（即现在的李公祠大街一带）。
李经方从南京（李鸿章两江总督的衙门在南京）北上，亲履津门这一北方华洋杂处的商务巨埠，亲见其父身边的土、洋幕僚，及其从事内政外交诸项大事要端的大体过程，眼界和胸襟自是非同一般。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活动，奠下了别人无可企及的基础。到了1894年甲午之役之前，他已是有了三年驻美公使参赞和三年驻日公使资历的外交官了。
那时一般官场上的聪明人，都视洋务官为肥缺，而视外交官为畏途。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立富强之基”，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首先尝到了当外交公使的滋味。他回乡探亲的时候，乘了一艘小火轮，乡人见了也骂他洋奴、洋鬼子。那时当外交官，乡关万里，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处处受洋人的气……这些倒还都在其次，难缠的是“正人君子”们动辄以“卖国”相讥，使人腹背受箭而危机四伏，况且清廷遇事并无定见，常常朝三暮四，你就得来回折腾，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官，是时人常识。
然而李鸿章与众不同，偏偏要他的子孙们捡这个酸果子吃。他的三个儿子都没正经干过“党政军”，而主要是从事外交。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李经述长期韬光养晦，准备接李鸿章的班，主要露面的机会，是陪同李鸿章1896年出使欧美列国，那是次著名的系列外交活动。可是还没等他手脚放开，李鸿章去了，他也跟去了。李经迈的正经职业也是外交，曾任钦差出使奥国，还作为随员陪同贝勒载涛出国考察陆军，大清王朝完蛋了才去打理自己的买卖，搞房地产开发的。世人都骂李卖国，难道他刻意要儿孙也去背卖国的黑锅吗?有谁能体味李彼时彼刻真正的用心呢?
李氏家族四五代人，读书做官的人是不少，但在洋务上占大便宜的倒不见多，大多是些会办、襄办之类的中层干部，而驻外公使、钦差倒出了一大堆，如驻日、驻英、驻美、驻奥、驻比、驻秘鲁、驻墨西哥、驻缅甸的都有，不知是由于李鸿章的迂腐呢，抑或是胸襟呢?反正李经方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个。
李鸿章把长子拖上办外交的“贼船”，但并没有给他多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牢牢地把他给捆住。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都被李鸿章给制止了。
他心里着急，于是变着法干扰其父的思路，叫其他随员把各自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他决策参考，但也未见被采用（据刘晦之《异辞录》）。李经方在甲午之前曾干过三年（1890—1892）驻日公使，对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应当如何与日方周旋，他有自己的想法，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都被其老爸“消灭”了，最后，他就只有乖乖地去画押“割台”的份儿了。
李经方又一次的精神亢奋点是庚子议和前夕。那时李鸿章作为两广总督还远在数千里之外，清廷十二道“金牌”要他火速北上议和，不得稍事延误，李经方始终侍候其侧。
他们北上到达上海时，因北方打打杀杀已混乱得不可收拾，无法前去，京城里更进不去，八国联军正在烧杀抢掠，故在上海盘桓了一个多月方继续北行。上海一月，前来进言的不知有多少人，有中国人、外国人，有官方的、在野的，有主战的、主和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人力主李鸿章甩掉慈禧那老娘们儿，拥兵自立为王，眼下中外人士皆寄厚望于他，何不趁清室“西狩”之机，夺回汉人之天下呢?当时每天各方来的电报不知有多少，李经方等根本来不及翻译，就调李鸿章旧日幕僚马建忠前来帮忙。马建忠的二哥是著名人士马相伯。大哥是马建勋，也曾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那电文烧掉（见马建忠的外甥朱怡声的回忆录）。
当时李经方也正持此种想法，屡次与其父密议，故时有“李公子胆子比天大”之说法。李家后人中至今有人认为，李经方当时的确是想“单干”的。然而老爸的胆小如鼠太令他失望了，而凭他的“底气”他又无法自行其是。总之，李经方再次在老爸面前碰了壁，从此不仅对仕途，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闷声不响地退回了自己的书斋。
其父去京城之后，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留在上海，专门会晤俄国专使，因李鸿章还没有放弃对俄国人的希望，希望“老毛子”能像帮助中国收回辽宁一样，在此万事不堪之秋，再帮兄弟一把。李经方就是其父的代表。北方太乱，人多眼杂，留在上海，多一个谈判的分会场。李经方曾建议俄国专使重贿李莲英，促使慈禧早日返京，但遭到俄方的拒绝。此后的李经方，没有像在马关议和时那样起劲、用心了，任老爸以一当十一地与敌周旋。庚子之后，他参加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
1907年再回到他的老行当，当了一任出使英国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仕宦生涯就与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
综观李家这位长公子，因其父而得官，又因其父而不得施展抱负，只充当了老爸的办事工具而已，始终是个气不顺的悲剧人物。但要说其老爸对他完全不关心，那也不是。马关签约回来之后，全国舆论沸腾，人人声讨李鸿章这个卖国贼，世人妇孺皆知“李二先生是汉奸”，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可是卖国的事情还没办完，台湾那边的具体“画押”交接的事还得去跑一趟。
李鸿章受了伤自然无法前去，于是任务落到李经方的头上。李鸿章心想这卖国的事不能再由李家干了，就推说李经方生病了，无法前去，而清廷不依。光绪皇帝别的事情粘粘糊糊，这件事情却坚决果断:“李鸿章不得推脱!”一句话，李家父子不想卖给清廷也得卖给清廷了!
其老爸为大清王朝忠心耿耿，直到辛丑和约签订后累得吐血而死，终于迎来了两宫皇太后的胜利“回銮”，而他李经方不肯这么做。他后来似乎更清醒地看清了天下大势，明白清王朝“气数”已尽，所以辛亥后张勋复辟时，许多清廷旧僚都去附和，而他不屑于去凑热闹。
“九一八”事变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当上“满洲国”的皇帝，他也不去朝拜。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当寓公，不食周粟；革命军北伐胜利后，他就被他那捣蛋儿子李国烋给逼到大连去了。虽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仍保持了晚节。
死的那年是1934年，刚过了八十大寿。寿庆时从全国各地前去祝寿的亲友有上百人，热热闹闹地大摆筵席，还拍了纪录片电影。可是大家刚刚返回家里不久，就又接到了他的讣告，于是再赶过去参加他的葬礼……
李经方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外交事务中的那么多的重要事情———马关条约、中俄密约、随父出使欧洲……想必应有日记或是私人的档案，可惜现在无法找到。
据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先生讲，“文革”中造反派从他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文忠公信札》，那是一大宗李鸿章给李经方的亲笔信。信中除了关照他处理一些大家族的事情，如李凤章去世后，家中闹财产纠纷，姨太太告状告到李鸿章这儿来。别人都不愿插手，李鸿章只好叫李经方去安徽处理。还有乡下的义庄和田地的事情，李鸿章也关照大儿子去查验。更多的信则是通报情况，有清廷各方面的人事动态，也有与各国使节或洋行打交道中的问题，也有分析局势的，政治、经济、外交，无不推心置腹，毫无避讳，这正说明了李经方在其父心目中的作用。
可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并没有如数发还李家。现在收藏李经方手迹最多的地方，大概是上海档案馆，有一百多封信。
李经方对中国妇女还有一大功绩——主张放脚！虽然没有大获成功，但是他说动了父亲李鸿章，在李鸿章的默许之下，李家成为当时女人放脚的为数不多的官僚家族。
转世袁世凯之大总统传奇 张佩纶与李鸿章家族的恩怨
张佩纶一生三次婚姻。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勤，继室边粹玉的父亲边宝泉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督。边夫人1886年故世后，李鸿章将女儿李经（小名鞠藕）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鞠藕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二十三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1888年5月，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二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他返京后专程去天津见李。11月15曰，张佩纶在天津举行了第三次婚礼。关于这段婚姻，历史上评为“郎才女貌”，不过从以下几点我倒认为这段婚姻其中有很多地方需要推敲。
在张佩纶与李经成婚不久，李鸿章信中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显然他对张佩纶还是满意的。不过原信底稿上还有“回忆婚姻之约，原在十年之前，星纪已周，冰绳仍寄，固云夙契，亦是前缘”数语。所以，野史记载张佩纶曾作鞠藕的家庭教师，由此擦出爱情火花，恐怕这并不正确，从信中可以看出，李鸿章早在1878年前后就有了将女儿许配给他的计划，而这个时间最有可能就是张佩纶刚刚开始客居李府的日子。而那个时候边夫人还未去世，以李鸿章的身份，怎可能主动让女儿嫁给张作小？所以唯一的答案就是张佩纶那时对李经已有了“图谋”。
其次就是李经结婚的年龄——二十三岁！在那个年代15、6岁出阁是非常普遍的，而18岁就算老姑娘了，李经为何会拖到23岁结婚？有道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李鸿章的女儿那还不是人人相争的香饽饽？而且李经才学有成，容貌出众，这样一个姑娘李鸿章竟然能养到23才让她出阁，其中缘由也不得不让人思考。
再次，张佩纶比鞠藕大十七岁，在局外人眼里，这场婚姻大为奇怪，所以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作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东床变西席不是东西”。又有人作诗曰：“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野史中记载：“惟张李伉俪，感情尤笃，吟咏之乐，甚于画眉。各种浮言，一概不予理会。”这个根据是在张佩纶曰记里，常有“以家酿与鞠藕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鞠藕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鞠藕生曰，夜煮茗谈史，甚乐”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反观李经所留下的文字，却毫无提及张佩纶之语，可见两人的感情如何，还有众多疑点。
我们再来看张佩纶与李经方的关系。张佩纶夫妇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我不知道这里说的是直隶总督衙门还是李鸿章府上，但是有的史书里如此记载），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战争爆发，李经方企图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李经方号）欲手刃张蒉斋（张佩纶号）”之说。李经方旋运动御史弹劾，获上谕：“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这样，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自谓“从此浪迹江湖，与伯鸾赁舂、元节亡命无异”。昔曰的清流密友张之洞此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张佩纶为当轴不喜，为避嫌疑，几乎不相往来。所以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由这一段，可见当年张佩纶与李经方的斗争之激烈。一家人家里斗斗就行了，怎么会斗到朝堂之上这么严重？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争斗早已经有了，这个时期由于双方地位的提升，已经把战场扩大到了朝廷！不过结果显然是张佩纶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张佩纶在李经的关系下才倒向李鸿章，从此失去了自己清流之名，其后又在斗争中失败，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远离政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不死心。及至翌年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曰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张佩纶曾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藕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李鸿章出国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节的毁灭，回国后果然朝野上下，弹章纷飞，国人皆曰可杀。这份漏*点，宛如当年清流之于崇厚。
张佩纶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他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张爱玲回忆说：“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座宅子，民国年间被改为立法院。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
张佩纶死于一九三年。他去世后，张之洞作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倒也无须深究。
转世袁世凯之大总统传奇 壬午兵变
朝鲜的这场兵变，无疑也是一场宫廷争权导致的结果。1864年朝鲜先王哲宗去世，哲宗无子，立十二岁的李熙为王，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监国摄政。李昰应是个守旧派人物，对一切变革都看不顺眼，对日本维新尤为不满，仅仅因为日本大使在拜见他时穿了一套西服，就下令断绝朝日两国通商，韩人与日人交往者处死。日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
李昰应有个内侄女叫闵慈英，美丽异常，且又知书达礼，在高墙深锁的王宫后院里，这一朵娇艳的花分外引人注目，于是被李昰应收为儿媳妇，成为王妃。
谁知道事与愿违，闵氏成为王妃后，并不是按照预定的治国方略行事，摄政王的指挥棒不灵了，这让李昰应大为光火。事情还在进一步发展，这个王妃闵氏，上帝在赐予她漂亮外表的同时，也赐予了她智慧和才干，她利用太后赵氏厌恶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以及李昰应的长子载冕等人，逼迫李昰应让开位置，让国王李煕亲政——李熙性格软弱，闵氏是铁腕女人，实际上是闵氏自己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