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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时间:2023-05-28  来源:  作者:冯友兰
所以不修之修本身就是一种修,正如不知之知本身也是一种知。这样的知,不同于原来的无明;不修之修,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因为原来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的产物;而不知之知,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
顿悟
修行,不论多么长久,本身只是一种准备工作。为了成佛,这种修行必须达到高峰,就是顿悟,如在前一章描述的,它好比飞跃。只有发生飞跃之后才能成佛。
这样的飞跃,禅师们常常叫做“见道”。南泉禅师普愿(830年卒)告诉他的弟子说:“道不属知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岂可强是非也。”(《古尊宿语录》卷十三)达道就是与道同一。它如太虚廓然,也不是真空;它只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状态。
这种状态,禅师们描写为“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后两句最初见于《六祖坛经》,后来为禅师们广泛引用,意思是,只有经验到经验者与被经验者冥合不分的人,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在这种状态,经验者已经抛弃了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假定有知者与被知者的区别。可是他又不是“无知”,因为他的状态不同于南泉所说的“无记”。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知”。
一个人若到了顿悟的边缘,这就是禅师最能帮助他的时刻。一个人即将发生这种飞跃了,这时候,无论多么小的帮助,也是重大的帮助。这时候,禅师们惯于施展他们所谓“棒喝”的方法,帮助发生顿悟的“一跃”。禅宗文献记载许多这样的事情:某位禅师要他的弟子考虑某个问题,然后突然用棒子敲他几下,或向他大喝一声。如果棒喝的时机恰好,结果就是弟子发生顿悟。这些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施展这样的物理和生理动作,震动了弟子,使他发生了准备已久的心理觉悟。
禅师们用“如桶底子脱”的比喻,形容顿悟。桶底子脱了,则桶中所有之物,都顿时脱出。同样,一个人顿悟了,就觉得以前所有的各种问题,也顿时解决。其解决并不是具体解决,而是在悟中了解此等问题,本来都不是问题。所以悟后所得之道,为“不疑之道”。
无得之得
顿悟之所得,并不是得到什么东西。舒州禅师清远(1120年卒)说:“如今明得了,向前明不得的,在什么处?所以道,向前迷的,便是即今悟的;即今悟的,便是向前迷的。”(《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知道,按僧肇和道生的说法,真实即现象。禅宗有一句常用的话:“山是山,水是水。”在你迷中,山是山,水是水;在你悟时,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禅师们还有一句常说的话:“骑驴觅驴。”意思是指,于现象之外觅真实,于生死轮回之外觅涅槃。舒州说:“只有二种病,一是骑驴觅驴,一是骑驴不肯下。你道骑却驴了,更觅驴,可杀,是大病。山僧向你道,不要觅。灵利人当下识得,除却觅驴病,狂心遂息。……既识得驴了,骑了不肯下,此一病最难医。山僧向你道,不要骑。你便是驴,尽山河大地是个驴,你作么生骑?你若骑,管取病不去。若不骑,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时去,心下无一事,名为道人,复有什么事?”(《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若以为悟后有得,便是骑驴觅驴,骑驴不肯下。
黄檗说:“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安嘴。”(《古尊宿语录》卷三)只要悟了,则尽是佛事,无地无佛。据说有个禅僧走进佛寺,向佛像吐痰。他受到批评,他说:你指给我无佛的地方吧!(见《传灯录》卷二十七)
所以在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圣人做的事,也就是平常人做的事。他自迷而悟,从凡入圣。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禅师们把这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象征着悟的成就的顶点。更进一步,意谓既悟之后,圣人还有别的事要做。可是他所要做的,仍然不过是平常的事。就像南泉说的:“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古尊宿语录》卷十二)
虽然圣人继续生活在这里,然而他对那边的了解也不是白费。虽然他所做的事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可是对于他却有不同的意义。如百丈禅师怀海(814年卒)所说:“未悟未解时名贪瞋,悟了唤作佛慧。故云:‘不异旧时人,异旧时行履处。’”(《古尊宿语录》卷一)最后一句,看来一定有文字上的讹误。百丈想说的显然是:只异旧时人,不异旧时行履处。
人不一样了,因为他所做的事虽然也是其他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对任何事皆无滞着,禅宗的人常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著衣,未曾挂著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三、卷十六)。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还有另外一句常说的话:“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传灯录》卷八)我们可以问: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为什么“事父事君”就不是妙道?如果从以上分析的禅宗的教义,推出逻辑的结论,我们就不能不做肯定的回答。可是禅师们自己,没有做出这个合乎逻辑的回答。这只有留待新儒家来做了,以下四章就专讲新儒家。





中国哲学简史 第43章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1)
公元589年,中国经过数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由隋朝(590—617)统一起来。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618年至906年)取代,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可与汉代媲美,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汉代。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628年,唐太宗(627年至649年在位)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630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繁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再为标准注释作疏。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疏,在太学里讲授。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经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形上学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命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我们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已经不少。可是,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当时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努力,仍然缺乏这样的解释和发挥。
韩愈和李翱
直到唐代的后半叶,才出了两个人,韩愈(768—824)与李翱(约844年卒),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大学》、《中庸》。韩愈在其文《原道》里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李翱在《复性书》中写的也很相似:“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李文公集》卷二)
这种“道统说”,孟子早已说了一个大概(见《孟子·尽心下》),韩愈、李翱所说的显然又是受到禅宗传述的宗系的重新启发。禅宗的说法是,佛的心传,经过历代佛祖,一脉相传,传到弘忍和慧能。后来新儒家的程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朱熹《中庸章句》前言引)。人们普遍地相信,这个道统传到孟子,就失传了。可是李翱,显然感到他自己对道统颇有了解,通过他的传授,他也就俨然成为孟子的继承者。要做到这一点,成了在李翱以后的一切新儒家的抱负。他们都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并且坚持说他们自己是上承道统。他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新儒家的确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特别是孟子的神秘倾向的继续,这在以下几章就可以看出来。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新儒家”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与“道学”完全相等。
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在新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义语;前一章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这三条思想路线是异质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所以,哲学家要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形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的真正系统,这当然就需要时间。因此,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翱,可是它的思想系统直到11世纪才明确地形成。这已经是宋代(960—1279)最繁荣的年代了。宋朝是唐朝灭亡后经过了一段混乱分裂时期而重新统一中国的。最早的新儒家,主要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
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
第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周敦颐,号濂溪先生(1017—1073)。他是道州(在今湖南省)人。晚年住在庐山,就是第二十一章说过的慧远、道生讲佛经的地方。在他以前很久,有些道教的人画了许多神秘的图,以图式描绘秘传的道,他们相信得此秘传的人便可成仙。据说周敦颐得到了一张这样的图,他予以重新解释,并修改成自己设计的图,以表示宇宙演化过程。这倒不如说,是他研究和发挥了《易传》中的观念,再用道教的图表示出来。他画的图名为“太极图”,他做的解释名为“太极图说”。《太极图说》不必与《太极图》对照,读起来也很好懂。
《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用濂溪集》卷一)
《易传》的《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图说》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它虽然很短,却是朱熹(1130—12)的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提纲。朱熹如果不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在第二十五章将要比较详细地讲他。
精神修养的方法
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怎样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中国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这个话,就是这个企图接近成功了。但是,如我在前一章所说的,他们没有把这个话推到逻辑的结论,就是“事父事君,亦是妙道”。当然,原因也很明显,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说,他们的教义就不是佛家的教义了,他们就不用出家了。
怎样成为圣人,是新儒家的主要问题之一,周敦颐的回答是“主静”,他又进一步说“主静”就是“无欲”的状态。他的第二篇主要著作是《通书》,在《通书》中可以看出,他说的“无欲”,与道家和禅宗说的“无为”和“无心”,是基本一样的,可是,他用“无欲”,不用“无为”、“无心”,这表明他企图撇开佛家的出世性质。若就这些名词来说,“无欲”的“无”,并不如“无心”的“无”那样概括一切。
《通书》中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濂溪集》卷五)。
新儒家的“欲”字常指私欲,或径指自私。有时候在“欲”字前面加上“私”字,是为了使意义更明白些。周敦颐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来说明,这个例子是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孟子》这段话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照新儒家的说法,孟子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任何人在这种场合的自然自发的反应。人在本性上根本是善的。因此,他固有的状态,是心中没有私欲的状态,或如周敦颐说的“静虚”状态。应用到行动上,它会引起立即要救孺子的冲动,这类直觉的行动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动直”。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按照他的“第一冲动”而行动,而是停下来想一想,他可能想到,这个孺子是他的仇人之子,不该救他;或者这个孺子是他的友人之子,应该救他。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是受“第二私念”即转念所驱使,因而丧失了固有的静虚状态以及随之而有的动直状态。
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是能够立即客观地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镜的立即反映,好比心的“通”。心无欲,则对于外来刺激的自然反应,落实在行动上都是直的。由于直,所以“公”;由于公,所以一视同仁,也就是“溥”。
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也就是像禅僧的方法一样:自然而生,自然而行。




中国哲学简史 第44章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2)
邵雍的宇宙发生论
另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要在本章提到的,是邵雍,号康节先生(1011—1077)。他是今河南省人。他的宇宙发生论,虽与周敦颐的略有不同,也是由《易经》发展而来,也是利用图解说明他的理论。
在第十八章已经讲过,汉代出现许多纬书,据说是补充原有的《六经》。在《易纬》中,有所谓“卦气”说,认为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在一年中各有一段时间“用事”。按照卦气说,十二月的每一月,各在几个卦的管辖之下,其中有一卦是“主卦”,又名“天子卦”。这些主卦是: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它们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的图像表示出了阴阳消长之道。
在第十二章已经讲过,在这些卦中,连线代表阳,与热联系;断线代表阴,与寒联系。复卦五条断线在上,一条连线在下,表示阴极阳生,是中国旧历十一月的主卦,冬至在此月。乾卦是六条连线,是旧历四月的主卦,阳达到极盛。姤卦五条连线在上,一条断线在下,表示阳极阴生,是旧历五月的主卦,夏至在此月。坤卦是六条断线,是旧历十月的主卦,阴达到极盛,下个月就冬至阳生。其余的卦表示阴阳消长的中间阶段。
这十二卦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循环。阴达到极盛,下一卦的第一爻便出现阳。阳逐步上升,一月一月地、一卦一卦地越来越盛,一直达到极盛。于是下一卦的第一爻又出现阴,逐步上升而达到极盛。接着又轮到阳生,一年内的循环,各卦的循环,又重新开始。这样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
要注意的是,邵雍关于宇宙的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十二主卦的理论。周敦颐是从《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传上》)这些话,演绎出他的系统。
第一层或最下层,表示两仪。在邵雍的系统中,两仪不是阴阳,而是动静。第二层,与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四象。例如,将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与第一层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得四象中的阳。这就是说,在邵雍的系统中,阳不是以一条连线“一”表示,而是以两条一连结“=”表示。同样的,将第二层阴下的断线,与第一层动下的连结连着看,即得四象中的阴。这就是说,四象中的阴不是“--”,而是“==”。
同样的,第三层或最上层,与第二层、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八卦。例如,将第三层太阳下的连线,与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以及第一层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得由三条连线组成的乾,卦。同样的,将第三层太阴下的断线,与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以及第一层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行兑卦。将第三层少阳下的连线,与第二层阳下的断线以及第一层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得离卦。用同样的程序可得全部八卦,其顺序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各代表一定的原则或势力。
这些原则,实体化为天、地及宇宙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像其他术语一样,“刚”、“柔”也是邵雍从《易传》中借用的,其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
邵雍进一步写道:“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说卦传》)
这就是邵雍的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这是从他的图严格地演绎出来的。在这个图中,太极本身没有实际画出来,但是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层下面的空白就象征着太极。邵雍写道:“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这些数和象都在图中得到了说明。
事物的演化规律
若在上图上方增加第四、第五、第六层,并用同样的组合程序,可得六十四卦全图。再将此图分为相等的两半,每半弯成半圆,再将这两个半圆合为一圆,即得邵雍的另一张图,名叫“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
考察这张图(为了简明,将六十四卦减为十二“主卦”),可以看出十二“主卦”在图中固定的顺序如下(由中看起,顺时针方向):
这个序列可用所谓“加一倍法”自动地达成,因为图中每层符号的数目总是比下一层符号数目加一倍,所以最上层即第六层的符号数目是六十四,六层组成六十四卦。这个简单的级数,使这张图显得很自然,同时又很神秘。因此,它作为邵雍的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而受到绝大多数新儒家的人的欢呼,据说在这项发现内可以找到万物演化的规律和宇宙秘密的钥匙。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一年四季的交替,而且适用于每二十四小时的昼夜交替。照邵雍与其他新儒家的说法,阴可以解释为只是阳的否定。所以,阳若是宇宙的成的力量,阴就是宇宙的毁的力量。用这个意义解释阴阳,则此图表示的规律是说宇宙万物都经过成和毁的阶段。所以,复卦的初爻表示成的阶段的开始,乾卦则表示成的阶段的完成。姤卦的初爻表示毁的阶段的开始,坤卦则表示毁的阶段的完成。此图用这样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宇宙规律是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这个原理正是老子和《易传》所强调的。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绝不是这个宇宙规律的例外。所以邵雍认为,在复卦初爻,世界就开始存在了。到了泰卦,世界上的个体事物就开始产生了。这时候人出现了,到了乾卦就达到文明的黄金时代。接着就是不断毁坏的过程,到了剥卦,一切个体事物都毁灭了;到了坤卦,整个世界都不在了。然后又在复卦初爻再现时开始了另一个世界,又重复以上的全过程。每个世界的成毁各经历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邵雍的主要著作是《皇极经世》,这部书里有我们现存世界的详细年谱。照这部年谱所说,我们这个世界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那是在尧的时代,即公元前24世纪。我们现在是相当于剥卦的时代,是万物开始毁灭的时代。第十四章已经讲到,中国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是不断退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在的一切都不如理想的过去。邵雍的理论给予这种观点以形上学的根据。
关于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的理论,听起来好像黑格尔的理论,不过照黑格尔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一个新事物在更高水平上开始了。但是照老子和《易传》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新事物只是重复旧事物。这是具有农业民族特征的哲学,我在第二章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张载的宇宙发生论
本章要提到的第三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张载,号横渠先生(1020—1077)。他是今陕西省人。他也是在《易传》基础上提出宇宙发生论,不过是从另一个观点提出的。在他的宇宙发生论里,特别强调“气”的观念,它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和形上学的理论中,越来越重要。“气”这个字,字面的意义是gas(气体)或ether(以太)。在新儒家的哲学中,“气”字的意义有时候很抽象,有时候很具体,随着具体的哲学家们的不同系统而不同。当它的意义很抽象的时候,它接近“质料”的概念,“质料”的概念见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相对立。它这个意义是指原始的混沌的质料,一切个体事物都由它形成。然而当它的意义很具体的时候,它是指物理的物质,一切存在的个体的物,都是用它造成的。张载说的“气”,是这种具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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