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清王朝

在清统治者的重重限制下，无论是在京旗人，还是关内的大部分地区的驻防旗人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又不能经商逐利，不得不脱离生产和流通领域，转以俸饷和统治者的赏赐为主要经济来源。清统治者在“优养”旗人的同时，又剥夺他们自谋生计的权利，这对满族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
（三）上三旗与下五旗
清太祖努尔哈齐晚年，曾沿用过去时代的遗制，将八固山（八旗）作为家族的私产，在亲近子侄中分配。领旗的旗主（和硕贝勒）享有在经济、政治上均等的特权。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八旗增设管旗大臣，由大臣牵制八旗诸王，又陆续削夺阿敏、莽古尔泰两大旗主，直接统辖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但其余各旗仍分别由和硕亲王执掌。1644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冲龄即位，叔父多尔衮以旗主身份摄政，实际秉执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他与阿济格、多铎是同母所生的兄弟，原领有实力雄厚的两白旗，1648年，多尔衮加豪格（皇太极长子）以“徇隐部将冒功”的莫须有罪名，将其瘐死狱中，乘机将隶属皇太极一家的正蓝旗夺为已有。多尔衮兄弟实领两白一蓝三旗，威权自专，形成对皇权的巨大压力。1650年（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死，世狙亲政，时年14岁，倚恃堂叔济尔哈朗，对多尔衮一系展开反击。1651年（顺治八年），迫令多尔衮亲兄阿济格自缢（此前，多铎已病死），追论多尔衮悖逆之罪，下诏迫削封爵，又兴起大狱，处死多尔衮一系亲近贵族重臣数十人。世祖通过这些努力，沉重打击宗室强藩，巩固了皇权。世祖在原先领有两黄旗的基础上，把原先隶属多尔衮的正白旗划归己有，成为新上三旗（原正蓝旗换出）。从此，正式形成上三旗与下五旗的体制。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归皇帝自领，地位高贵，人多势众，构成八旗的核心；下五旗成为诸王、贝勒、贝子等宗室贵族的分封之地。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是八旗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明显标志。
1662年（康熙元年），圣祖玄烨即位以后，陆续分封诸兄弟子侄为下五旗王公，与原有本旗王公共同管辖每一旗人丁，于是一旗有王公数人，不再存在一个旗主专擅一旗的局面。1679年（康熙十八年）确定王公府属官员名额，并规定王公府属佐领下人在各王公门上行走，至于各王公名义上领有的旗分佐领（下五旗佐领）则归各旗都统管理。都统“掌宣布教养、整诸戎兵，以治旗人”1。直接承受皇帝令旨，各旗王公从此无权干预旗务。
上三旗下五旗制度，造成了正身旗人社会地位事实上的差别。上三旗守卫皇城，挑取侍卫，皇帝外出时担任扈从，是皇帝最依重的亲军。下五旗除守卫京城外，被大批派往各地驻防戍卫。圣祖冲龄即位时，以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为四辅政大臣，均出身上三旗，说明上三旗人在参预政治方面也享有优势。
为了破除上三旗下五旗人的轸域隔阂，鼓励下五旗人为皇帝建功立业，特别建立了“抬旗”制度。“抬”意即由下往上升。由“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谓之抬旗”2。其本支子孙准一同抬旗，同胞兄弟仍隶原旗。皇太后、太后母家在下五旗的均准予抬旗。以后，抬旗方式多样化，上三旗的汉军可以抬人同一旗分的满洲旗。圣祖生母孝康皇后一家，佟佳氏，原隶镶黄旗汉军，后抬入镶黄旗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另外，包衣旗人可以拔出内务府抬入满洲旗。不同形式的“抬旗”，成为清代满、蒙、汉军旗人间、上三旗人与下五旗人中、正身旗人与非正身旗人间成分流通的一种特殊途径。
（四）内务府包衣三旗
上三旗下五旗分治后，各旗所有的包衣（满语“booi”，意即“家的”，指某人的私属）随之析为两个系统：上三旗包衣称“内务府属”或内府旗人，为皇家私属，编为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内三旗）；下五旗包衣称“王公府属”，为各王公的私属，编为府属佐领、管领。
内三旗与八旗（外八旗）是两个独立的组织体系。有别于八旗佐领（又称旗分佐领）统属于各旗都统，内三旗初隶领侍卫内大臣，1674年（康熙十三年）改归内务府，从此终清之世不改。
内三旗的构成与八旗也有所不同，内参领下设有内府佐领、旗鼓佐领、内管领。内府佐领，即皇家所有的满洲佐领，成分为满洲平民；旗鼓佐领即皇帝所有的汉人佐领。宗室奕赓《寄楮备谈》中说得明白：“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五三中，又把“旗鼓佐领”，直接写为“（内务府）汉军佐领”。旗鼓佐领均由关外入旗的辽沈旧汉人编成。内管领（满语为“珲托和”，意即“半个佐领”），又称“辛者库牛录”，意思是“内管领下食口粮人”。编入内管领的最初是满、蒙、汉族奴仆，以后内部成分渐有分化。《寄楮备谈》说：“辛者库，乃半个佐领下食口粮人也，起初原系家奴，向例不许为官，内府俱贱视之。”在内三旗中地位最低下。
内府三旗初设满洲佐领9，旗鼓佐领12，高丽（朝鲜）佐领1，以及内管领20。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增至满洲佐领15，旗鼓佐领18，朝鲜佐领2，管领30。1
内三旗包衣人，除担任内廷供奉亲近差使，专供驱使外，有按丁披甲的义务。其中，满洲、朝鲜佐领，披甲人各89名（或90名）；旗鼓佐领，披甲人各59名：管领，披甲人各89名。2兵种为前锋、护军、骁骑，均分别编营。乾隆年间，内三旗护军营额兵1065人，前锋营额兵1114人，骁骑营额兵5250人。3均布列皇城内，各按旗分，星罗棋布，拱卫皇宫，是直接役属皇室的亲兵。
内府旗人的身份地位较低，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奴仆和私属，一旦为其宠信也可能外任肥差、执掌重权，成为诗礼簪缨的世家望族。内府旗人允许入学、考试、为官，旗鼓佐领下人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抬旗或改旗。
1632后（顺治九年）议准：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官员，有军功劳绩，奉特旨令其开出内府佐领、内管领者，各归上三旗旗下佐领。顺治年间卓灵阿因父罪编入包衣籍，以后世祖认为定罪过重，又将他开出包衣；王辅臣初为八王阿济格儿子的“虾”（侍卫），八王得罪死，王辅臣被没入“辛者库”为奴。世祖闻其勇冠三军，特旨拔出辛者库，授御前侍卫。在人数众多的内府旗人中，能膺此殊荣的，只是凤毛麟角。
内务府三旗的形成，是满族皇帝独掌三旗，并在八旗中确立起经济、军事、政治绝对优势的产物，同时，又保留着满族早期奴隶制的明显残余。内三旗与八旗并行不悖的存在，构成清代满族社会组织的一大特色。





水煮清王朝 清代对黑龙江的开发---京旗回屯
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实行的京旗回屯是清政府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经嘉庆、道光直到光绪年间，清廷先后移驻京师闲散旗丁3700多户，共15000多人至今天黑龙江省境内的拉林、阿城、双城、呼兰等地进行农业生产并练习满语骑射，这对当地的开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实京旗回屯最初的本意主要是为了解决驻京八旗的生计问题。清朝定鼎中原以后，对旗人采取了“恩养”政策，生活所需全部由国家供给，并相继建立了份地制度和粮饷制度，其目的就是使他们能够生活无虞，全身心地投入军事作战，以保证大清帝国政权的稳固。然而从康熙中期开始，随着政权的稳定，旗人人口急剧增加，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已从顺治五年（1648年）的男丁346931人，上升为696681人。同时，由于清政府严禁旗丁从事农、工、商各业，普通旗丁除了披甲当差外无任何额外收入，致使其生活处于不断恶化之中。到乾隆初年，一部分中下层旗人已陷入“无钱粮，又无产业，实无糊口之资”的地步。这不仅使八旗制度出现了危机，也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统治。为此，自康熙朝至乾隆朝，清廷采取汉军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为民、设立井田、赏赐银两、赎*典旗地、建立养育兵等措施来缓解八旗的生计问题，并为此耗费了巨额帑项。然而收效甚微，更严重的是这些措施进一步助长了八旗官兵的依赖性，生计问题还是没能彻底解决。
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探讨如何从旗人不事生产这一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要为八旗成员筹长远之计，就必须为之立下“恒产”，由“自为养”取代“官养之”。然而问题是，此时满族统治者早已在中原地区确立了稳固的统治，王朝初建时那种凭借武力用“圈地”方式夺取汉人土地再分配给满人的做法早已不合时宜了，要让北京这些旗人自食其力，归田务农，便唯有去尚有大片未垦地的边区屯田这一个办法。经过实地考察，清廷最终择定了今天黑龙江省的拉林、阿城等地作为屯田之地，并从乾隆九年（1744年）起付诸行动。对于这一过程，如果从移民学角度来说，应当是清统治者运用官方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强制推行的一种政府性移民。与增加兵饷等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相比较，这显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果我们排除其他因素，单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则清代京旗移垦的举措应该说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历史事件，在客观上，它促进了移驻地的土地开垦和经济开发。清廷长期以来为独占东北的自然资源、维护满族固有风俗，对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人为地限制了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经济因素注入黑龙江，严重地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进程。而从乾隆初年开始的京旗回屯则使黑龙江各项事业开发有了良好的契机，成为其边疆内地化的开端。
为了办好京旗闲散的移驻之事，清政府在回屯区先期投入了大量经济开发所必要的启动资金和设备，仅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移驻的五百户京旗治办房地、牲畜、铁器等就“用银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九两”。另外，清廷还运用国家权力组织人力将大批荒甸垦为农田，这些均是闯关东汉民所无法企及的。然而，由于京旗闲散久居京华，耽于侈逸，致使耕地垦而复荒。于是，娴于农耕的劳动力就成为他们此时最为迫切的需求，这就吸引了数十倍于旗人的谋求生活出路的汉族移民的到来，使得该地区荒芜的土地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开发。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阿勒楚喀、拉林共垦旗地4908垧”，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旗地已增至36278垧”，在近半个世纪内土地增加了31370垧。至道光年间，在伯都讷、双城、拉林及阿勒楚喀等地已相继开发出二百多万亩熟地。
大量满汉移民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当地居民那种“岁易其地，待雨乃播”的粗放耕作方法，采用了内地的“间休”、“轮作”等先进技术，使农作物产量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到嘉庆末年时，阿勒楚喀、双城等地的粮食产量已是“一垧之地丰年获粮八九市石”；普通年景，“种谷每垧收五六石以上”。到后来，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当地需求，还有大量余粮输出。至今，拉林、五常、双城、阿城、呼兰等地仍为黑龙江省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农业的发展，为适应生活需要，各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手工作坊也应运而生。最突出的就是“烧锅”。“烧锅者，蒸酒之地也。”回屯地区盛产上等的酿酒原料——高粱，加之人们喜欢饮酒，因此，白酒的产量极高，同治六年(1867年)，仅拉林一地就输出白酒111632斤，纳税钱44.5两。酿酒业的繁荣说明当时回屯区的粮食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食用、交纳租税的需要，而且已经有了大量的剩余。此外，大豆、小麦等农产品也促进了榨油作坊、面粉加工作坊的建立与发展。
京旗回屯还大大促进了黑龙江城镇的发展。在回屯区内，由于京旗的到来以及大量流民的涌入，不仅使榛莽变为良田，更是出现了“驻扎满洲日多，居民日密，商贩牲畜，不期而集”的繁荣景象，使过去人口稀少的边荒地区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村屯聚落。而昔日管理旗人的衙门所在地也逐渐发展成了阿城(阿勒楚喀)、五常（拉林现划归五常市）、双城(双城堡)等现代化城市，在这些城市的带动下，相邻地区也日益发展，今天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正是这样逐渐兴起的。




水煮清王朝 清代文武官职品级列表
正一品
太师（清初洪承畴曾为太子太师） 太傅太保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总督侍郎内务府总管
从二品
内阁学士翰林院掌管学士巡抚布政使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尹奉天府尹按察使外务部左右丞
从三品
光禄寺卿太仆寺卿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 顺天府丞奉天府丞道员外务部左右参议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 都转运运盐使司同知知府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通政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六科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郎中顺天府治中奉天府治中钦天监监正 太医院院使同知直隶州知州
从五品
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司经局洗马鸿胪寺少卿监察御史 员外郎知州运盐司运副盐课司提举
正六品
内阁侍读左右春坊左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部院主事宗人府主事 寺衙门主事起居注主事都察院都事都察院经历大理寺左右丞 钦天监左右监副太医院院判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兵马司指挥 钦天监春夏秋冬中五官正太常寺丞神乐署署正府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钦天监满洲五官正 钦天监秋冬官正布政司经历布政司理问运盐司运判 直隶州州同州同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
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通政使司知事通政使司经历大理寺左右评事 太常寺博士太常寺满洲读祝官国子监监丞内阁典籍 京县县丞兵马司副指挥知县太常寺典簿按察司经历 皇史宬尉太仆寺满主簿部院寺内务府司库京府儒学满汉教授 京府儒学训导外府教授七品笔帖式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銮仪卫经历中书科掌印中书内阁中书办事中书 詹事府主簿光禄寺典簿京府经历钦天监官五官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布政司都事运盐司经历直隶州州判州判 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助教唐古忒学助教古忒学中书
正八品
国子监学正国子监学录钦天监主簿太医院御医五经博士 八品笔帖式四氏学学录太常寺协律郎布政司司库大使 运盐使库大使道库大使按察司知事外府经历外县县丞 盐课司大使盐引批验所大使州学正县教谕僧录司左右讲经 道录司左右至灵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国子监典簿鸿胪寺主簿钦天监五官司挈壶正 太医院吏目祠祭署祀丞神乐署署正布政司照磨运盐司知事 府州县训导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至义
正九品
钦天监五官监侯钦天监五官司书太常寺赞礼郎九品笔帖式 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同知知事通判知事县主簿和声署奉銮
从九品
翰林院待诏工部制造库司匠国子监典籍钦天监博士鸿胪寺鸣赞 鸿胪寺序班会同馆序班刑部司狱府照磨通判照磨钦天监漏刻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宣课司大使州吏目 道库使府税课司大使按察使司狱府司狱同知司狱巡检布政司仓大使府库大使同知仓大使土司副巡检都纲都纪 正科正术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礼部铸印局大使县典史兵马司吏目崇文门副使 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盐茶大使同知库大使州库大使税课司分司大使州税课使大使 县税课使大使驿丞河泊所所管各闸闸官道仓大使州仓大使典科训科典术训术副都纲僧正僧会 副都纪道正道会
武官
正一品
领侍卫内大臣一二三等子 太尉
从一品
内大臣湘军骑兵.步兵.守兵外省驻防将军乌鲁木齐热河察哈尔都统提督
正二品
左右翼前锋统领八旗护军统领八旗副都统左右翼总兵 外省驻防副都统銮仪使一二三等男总兵
从二品
散秩大臣副将
正三品
一等侍卫冠军使火器营翼长步军翼尉包衣护军统领乌枪营总 圆明园总管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乌枪护军参领骁骑参领城守尉 陵寝总管圆场总管黑龙江船驳水手总管察哈尔总管王府长史 参将一二三等轻车都尉指挥使
从三品
圆明园包衣营总包衣护军参领吉林参领黑龙江参领指挥同知 察哈尔参领驻防协领一等护卫游击宣慰使司宣慰使
正四品
二等侍卫云麾使前锋侍卫副护军参领乌枪护军参领 副前锋参领副骁骑参领佐领步军协尉信驳总管南苑总管陵寝副总管陵寝司工匠圆场翼长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 上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岗爱总管防守尉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四品官司仪长骑都尉都司宣慰使司同知指挥佥事
从四品
城门领包衣副骁骑参领包衣佐领察哈尔副参领察哈尔佐领 四品典仪二等护卫宣慰使司副使宣慰使司宣抚使
正五品
三等侍卫治仪正步军副将步军校监守信驳官南苑门章京 陵寝防御陵寝管理烧造砖瓦官分管佐领盖州牛庄满洲掌印防御 关口守御黑龙江吉林管水手五品官云骑尉守备宣慰使司佥事 宣抚使司同知正千户
从五品
四等侍卫委署前锋参领委署护军参领委署乌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下五旗包衣参领五品典仪三等护卫守御所千总 河营协办守备宣抚使司副使安抚使司安抚使招讨使司招讨使 副千户
正六品
蓝翎侍卫整仪尉亲军使前锋校护军校乌枪护军校骁骑校 监造火yao官陵寝祭祀供应官太仆寺马厂驼厂翼长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六品官门千总营千总宣抚使司佥事 安抚使司同知招讨使司副招讨使长官司长官百户
从六品
委署步军校内务府六品翎长六品典仪卫千总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城门使盛京游牧正尉太仆寺马厂驼厂固山达七品荫监生恩骑尉 把总安抚使司佥事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盛京游牧副尉七品典仪
正八品
盛京养息尉左右翼长八品荫监生外委千总
从八品
八品典仪委署亲军校委署前锋校委署护军校委署骁骑校 圆明园副护军校
正九品
各营蓝翎长外委把总
从九品
太仆寺委署固山达额外外委




水煮清王朝 从明清交战，看清初对火器的重视
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满清凭借弓马入关，所以在以骑射为本的国策之下对火器不思进取，导致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云云，于是满清成为万众唾骂的对象，满人也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让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真相。
让我们先看看明清交战之时，明军的火器装备表：
全營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騎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連珠炮)；
共計官兵5000人。
裝備火器：霹靂炮3600杆(步兵火銃)；
合用藥9000斤；
重八錢鉛子90萬個；
大連珠炮200 杆(多管火銃)；
合用藥675 斤；
手把口400 杆(炮兵防身用手銃)；
盞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
孫承宗編煉的車營資料(標準車營)：
全營兵力：步兵3200人；
騎兵2400人；
輜重車夫512人；
各級軍官，侍從，傳令，雜役515人；
共計官兵6627人。
裝備火器：槍1984枝，
其中鳥銃256枝；
3眼槍1728枝；
大小佛朗機共256挺；
各種火炮(紅夷，神飛，滅虜等等)88門。
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戰車)。
輜重車256輛。
按理来说，这样的火力配置，即使不能够取胜，自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明清交手之下，只要是野战，明军十有八九是全军覆没，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拥有武器，人员，资源优势的一方，在几十年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打败仗，而且一旦失败就是全军覆没，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当中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冷兵器时代要全歼敌人的难度可要比热兵器时代的难度大得多。一般历史研究者都将这些原因归罪于明朝政治腐败黑暗，将领无能之类，这些大的方面恶魔不想多谈，只是想就明清野战的具体战术方面做出具体的分析。
最先是抚顺之战，明清的第一次大规模野战爆发，对阵双方为广宁总兵张承荫的万余援军对努尔哈赤的两万清军，时明军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张承荫企图以3营分进的方式与后金决战。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抚顺关东边外。后金兵冒死陷阵，战不多时即将明军三大营层层围困。明军不能敌，右营游击刘遇节率先逃走，各营相继溃乱。后金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总兵张承荫及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50余人阵亡。后金军追杀40余里，歼明朝援军十之八九，获战马9000余匹、盔甲7000余副，其它器械无算。这场仗似乎就是一场魔咒，以后的明军野战，几乎统统是按照了这场战斗的模式一场场地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