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清王朝

第三，就是刚才说那个康熙遗诏，在康熙54年的时候，康熙颁布一个诏书，很长。最后康熙说“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现在看到的这个康熙的遗诏，基本上是这个谕旨的文字。也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最后加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说那句话：“皇四 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这些学者就提出来，你这个康熙遗诏应该是康熙死之前就做了，他要同意，可是康熙死的时候没有宣布。康熙13号故去了，16号才拿出来，那这中间你雍正做了手脚。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康熙的这 个遗诏，漏洞百出。怀疑前头那些文字是康熙的，后头关键这句话是雍正加上去的。
第四，雍正知道他继承皇位，不是因为他看到诏书，不是因为他看到遗诏，也不是因为他亲耳听到他父亲的口谕，他自己说，是舅舅隆科多口传给他的。在帝制时代，谁继承皇位是第一等大事，这么大的事情，隆科多没有当着诸大臣的面，也没有当着诸皇子的面，宣布 康熙的遗诏，单独跟雍正一个人说，没有旁证。
第五，康熙死了之后。北京城九门戒严，亲王和皇子没有雍正的谕旨，任何人不许进入皇宫。就是康熙的儿子，到皇宫里吊唁他父亲的资格都受到了限制。所以这些学者说雍正这样做，说明他有鬼。
第六，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在西北，得到他父亲故去之后，急忙到北京奔丧，快到北京的时候，就向胤禛奏报，说我先贺新君登极，还是先吊唁皇父？在理呀，雍正怎么答复的呢？让他不能进城，让他到河北遵化景陵去守着，后来就把他的胞弟皇十四子从东陵弄到景山 的寿皇殿囚禁起来。你要正大光明的继承皇位，用不着这样子，他父亲正式有遗诏，哪个兄弟可抗拒？不可能。
第七，雍正死了之后，他不埋在东陵，他埋在西陵。有人说，为什么雍正他不敢埋在清东陵呢？就是怕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不敢见他的祖父顺治和他的父亲康熙。第八，他继承皇位之后，对他的兄和弟进行了处理。从侧面说明他可能得位不正。第九，他继位之后，把帮 助他继位出力最大的两个人，年羹尧和隆科多，都给杀了，杀人灭口，说明他得位不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总之，改诏篡位说，就认为雍正篡改了康熙遗诏，篡夺了皇位。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雍正遗诏继位说是有引起人们怀疑的地方，你说雍正改诏篡位，这个诏怎么改的呀？也没有着着实实的坚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相持了三百年。
在这里面我附带交代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雍正夺嫡说，大家知道，清朝皇位继承没有采取嫡长制，康熙晚年，特别是他故去之前，也没有立嫡，没有立嫡长子做皇太子，既然清朝没有嫡长制，康熙晚年也没有立嫡，皇太子，那么雍正何嫡之可夺呀？所以雍正夺嫡 说就不成立了。
第二，雍正篡位说。雍正篡位说，篡位必然有一个人，他是太子，或者他继承皇位，雍正把它夺过来，算篡位。那么雍正篡位篡谁的位呀？现在找不出材料的，说康熙立了谁做太子，死之前，立了谁做太子，立了谁？说谁继承皇位，雍正之外的谁继承皇位，到现在为止 没有材料，所以说雍正篡位说也还值得研究，他篡谁的位？有人就说了，篡皇十四子的位，康熙晚年他遗诏就是传位十四子，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了，这等于篡了他弟弟的位。大家看这样的，传位十四，那就把它改了，十字上头加一横，底下加一勾，就“传位于四 子”，传位雍正了。好多的书，好多的故事，野史都这么说。这个事情经不住推敲，为什么说经不住推敲呢？第一点，当时这个“于”字写繁体字，我们今天写简体字，繁体字与是这么写的，那这个“十”字改成“于”字就不大容易了，这是一。第二，清朝当时的行文的习 惯，它称做皇十四子，皇四子，前头有个皇字，如果改的话，那就变成“传位于皇于四子”，就不通了，还有第三，当时传位的诏书是满汉两种，满文和汉文两种，汉文你说把“十”字改成“于”字也还有一点意思，那你把满文改了就没法改了。根据这三点理由呢，就说康 熙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不成立。这是一点说明。还有一点说明，就是《玉牒》改名的说法，就说原来《玉牒》，雍正叫胤禛，他的同胞的弟弟叫皇十四子，叫胤禎，上面那个禛是雍正的名字，一个“礻”一个真正的“真”，下面是他十四弟胤禎，这个字念“禎”， 也念“禎”。这两个字字形相似，读音也相似，所以一种意见就说康熙传位的时候，是传给胤禛的，他们俩差不多，康熙就传位给他了，这时候胤禎皇十四子不在北京，抚远大将军在外呀，雍正就做了皇帝了，那这两个字差不多，雍正就让他的弟弟改名字，这个事情我们不 深究，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证明是雍正篡了他弟弟的位置，不能证明这一点。
所以近三百年来，几种意见交错，互不相让，谁也不服。不能一定于一尊，还有第三种意见，就是无诏夺位说，第一是遗诏继位说。第二是改诏篡位说，第三无诏夺位说就是那一种意见说是有康熙的诏书，那一种意见说康熙那个遗诏是篡改的，是假的，是伪造的。 说真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有，有遗诏的档案，但是疑点百出，很多漏洞。你说篡改了，似乎也拿不出非常有利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所以就产生了第三种意见，就是无诏夺位说。就是康熙死之前，很难说，明确有遗诏，没有明确，那么这个皇位谁继承呢？也没有明确，那兄弟 之间争夺，当时主要是十二个儿子，从老大到老十四，中间故去了两个，还有十二个人，十二个皇子之间在争夺皇位，强胜弱败，优胜劣汰。雍亲王在他兄弟35个之间，经过长期的斗争，最后夺取了皇位。怎么算合法？怎么算不合法？都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谁做了皇帝 ，对他兄弟这个集团可能有利，另外一个集团可能不利，但是，对于整个满族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历史发展来说，主要看谁做了皇帝之后，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评判历史人物的主要的标准。但是三百年以来，这个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做出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所以雍正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历史的疑案，但是，雍正继位的疑案并没有因为他继位，这个问题就结束了，所以雍正继位之后，雍正继位的疑案还继续有余波。





水煮清王朝 康熙时出使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
白晋（1656～1730）
bouvet，joachim
耶稣会传教士。又作白进，字明远。法国人。生于芒市，1678年入耶稣会，为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来华耶稣会士之一。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布雷斯特东渡 ，经暹罗（今泰国） ，于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夏抵浙江宁波 。 次年初由南怀仁推荐来京，与传教士张诚同在宫廷供职，教习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同时学习满文。三十二年，康熙帝感于国内科技人才不足，派他携带赠送法王的珍贵书籍49册，回国延聘传教士来华讲授科学。三十八年，白晋率领数学教师和传教士巴多明（1665～1741）等10人返北京，并携来法王回赠的一批名贵雕刻。四十七年，奉命与费隐(1673～1743) 、雷孝思（1663～1738）、杜德美（1668～1720）等教士赴各省测量绘制《皇舆全图》，历时 9 年而成。又曾奉康熙帝命研究《易经》，著有《易经总旨》。后卒于北京。他的著作还有《中国现状》、《古今敬天鉴》。以《康熙帝传》最著名，中译本名《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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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眼中的康熙大帝---献给路易十四世自己著的《康熙帝传》
法国天主教神父白晋一六五六年出生在法国曼城，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派遣来到中国。他曾担任康熙皇帝的侍讲，讲授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
一六九三年（康熙帝三十二年）七月四日，康熙患了疟疾，服用了白晋、张诚两位神父献上的奎宁后得以痊愈。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康熙在皇城西安门内赐地建房，作为传教士的住宅。同日，康熙任命白晋为出使法国的钦差，白晋欣然接受，并很快启程回到法国。回国后，白晋献给路易十四世自己著的《康熙帝传》。
白晋在给《康熙帝传》作的跋中说，「现代人对于从远方回国的人带来的旅行见闻往往持怀疑态度。这种时代精神实不可思议。我如实地记述了康熙皇帝的言行，所以我觉得这部《康熙帝传》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读者的全面信赖。但由于上述怀疑态度在作祟，也许不能实现这一愿望。可是由于《康熙帝传》只记载了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并介绍了极准确的知识，所以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以和阅读一般游记不同的态度阅读本书。另外，如果我把会招致世界上第一个英明君主路易十四大王陛下正当的愤怒，或者会失掉东洋第一君主康熙皇帝恩宠的错误记述，呈献给路易大王陛下，这无疑是一种轻率的举动。」
白晋在《康熙帝传》中对康熙大帝的情况向路易十四世进行了介绍：
「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有幸接触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法国耶稣会士对此甚为吃惊。」
「他天赋极高、博文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份。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诸如此类高贵品德，不胜枚举。此外，在日理万机的君王中，能如此爱好艺术并勤奋学习各门科学的也不能不令人惊讶。」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无私，按国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贤，并把这些视为施政中严守的信条。因此，从未发生过因徇私情或出于个人利益而反对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视并严格选拔优秀官吏，监督他们的行动，这表明皇上平素对于臣民的仁爱之心。此外，当某省发生严重灾荒时，从他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异常忧虑之情，充份说明他作为一国之主和国父的强烈责任感。」
「康熙皇帝为了了解国民的生活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时常巡幸各省。视察时，皇上允许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并以非常亲切慈祥的态度对待他们。皇上温和的问询，使对方甚为感动。康熙皇帝经常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而且一定要问到他们对当地政府官吏是否满意这类问题。如果百姓倾诉对某个官员不满，他就会失去官职，但是某个官员受到百姓的赞扬，却不一定仅仅因此而得到提升。」
「然而康熙皇帝却过著朴素的生活，就其衣著来说，令人丝毫没有奢侈浪费的感觉，这并非由于他爱财和吝啬。他虽然自己力求节俭，但对用于国家的经费却特别慷慨。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即使支出数百万两的钜款，他也从不吝惜。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为了修缮官署，以及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商业发展，而治理河流、运河，建设桥梁、修造船只及其他类似的事业，他经常拨出钜款。由此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朴素生活，完全是由于他懂得节约的意义，也是由于他希望做一个为臣民所爱戴的君主和国父，所以努力为国家的实际需要积累财富。」
白晋在《康熙帝传》对他与康熙大帝的密切接触进行了回顾。他说，「皇上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和传闻以及其他各种问题。我们最愿意对皇上谈起关于路易大王宏伟业绩的话题；同样，可以说康熙皇帝最喜欢听的也是这个话题。这样一来，皇上竟让我们坐在置放御座的坛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两旁。如此殊遇除皇子外从未赐予过任何人。」
受康熙指派回到法国，白晋带来康熙皇帝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的礼品，其中有四十九册汉文书籍。当时，在法国只有马扎兰文库二十三册汉文书籍。不难想象，此精装汉文书籍使路易十四世欢喜而又惊奇。
白晋在《康熙帝传》中说，「肯定地说，这位皇帝是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与陛下极其相似。」




水煮清王朝 康雍二帝对清官的不同态度
《东华录》谓：“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此说并非无据，而是大致反映了两位君主不同的吏治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官场风习。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清代负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于此时；雍正改兴廉为养廉，片面倚重惩防措施，虽收一时之效，却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亦未能根治腐败。到清代，康熙政尚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康熙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
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以保护。康熙还特意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如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联赐其后人。当时有官员上奏禁止百姓为清官树立德政碑，康熙不以为然。他说：“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优，纵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迹昭著，虽强令立碑，后必毁坏。”他认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对清官的鼓舞和回报，“尔等做官以清廉为第一。做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其时有卓异操守品望者不少：张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钱”，并严禁属员馈送；名臣于成龙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陈瑸官至巡抚，平时却不舍得吃肉，“其清苦为人情所万不能堪”，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当时以清廉著称的还有张鹏翮、施世纶、蔡世远、陈鹏年、郭琇等。当然，康熙朝清官众多，而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后期，对于各级官吏疏于察考，惩贪不力，官场风气颇为后人诟病。
雍正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宽仁作风，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不过，雍正也犯了一个错误。在对待清官问题上，他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雍正则认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很多人认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据《光明日报》户华为/文）




水煮清王朝 馒头状元---李蟠
清代康熙丁丑（1697）年殿试，李蟠中了状元。
李蟠是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生卒年不详。他的字写得不好而且文思迟涩。殿试时，各个考生先后在傍晚前交卷离场，独有他仍伏在案上苦干。监考官不断催促，他哭着哀求说：“我一辈子的事业就在这一天了，请不要催促我，让我成就功名吧！”监考官员只好同意。就这样，他一直苦干到四更才交卷。
谁知这却给他带来好运。康熙皇帝知道了这件事，认为他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点他为状元。而文名极高的姜宸英却屈居探花（第三名），心里不服，于是写了一首打油诗：
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
仪容如绛勃，刀笔似萧何。
木下还生子，虫边更着番。
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李蟠带了三十六个馒头进的考场，吃完之后，也做完了题，故有人称其为“饽饽状元”，也即馒头状元。）
李蟠是徐州历史上唯一一个状元。
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风剽悍，皇帝出了不少，刘邦呀，刘裕呀，李昪呀，连那个明太祖朱元璋，实际上也是徐州人。这很让徐州人自豪。但如讲到文化，那就差苏南一节子了。
自有科举以来，直至清康熙36年，徐州才出了李蟠这麽一个状元。
李蟠字根庵，生于顺治12年，卒于雍正六年。他康熙29年中举，36年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可惜好景不长，在他于康熙38年任顺天（北京）乡试主考官时，因舞蔽案被流放沈阳，三年后才被平反放回家乡，从此终老林泉，未再出仕。
关于康熙38年顺天科场舞蔽案，历史上仍有争议，徐州人更不平。毕竟清朝267年间，江南共得30多个状元，仅苏州一府就得18个，而堂堂九州之一的徐州却只有李蟠一个！于情于理，都可以以理解。
顺天乡试后，有多个大官子弟得中，生员哗然，那个写《桃花扇》的孔尚任又弄了个《通天榜传奇》，直接讽刺这场考试不公，天下汹汹。康熙皇帝不得已重试已中的举子，虽未发现舞蔽行为，仍将主考李蟠流放沈阳，副主考姜宸英不堪受辱，自尽于狱中；康熙也恨孔尚任推波助澜，将他斥逐还乡，罢了郎中之官。实际上康熙知道李蟠冤枉，但由于清初政局尚未稳，害怕汉人借机闹事，就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息事宁人了事。所以，三年后，将李蟠无罪放还回家。
这次科考案，《清史稿》虽有记载，但笔下似留疑点。事件八十多年后，江苏巡抚蒋攸铦在《李蟠传》中写道：“三十八年主顺天乡试，鄂尔泰、史贻直......诸名臣咸出其门，而不得志者乃为蜚语中蟠。事闻，复试殿庭，无一黜落者，得解；而郎中孔尚任以作《通天榜传奇》宣播都下斥逐，蟠亦遂谪戍三年。昭雪得赐还，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




水煮清王朝 一篇转载——《它造就了康熙盛世》
近些年，“康乾盛世”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仅电视媒体在热播，甚至某些历史学者也在鼓吹，好似有某些统治者的英明就能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昌盛。然而事实真如此吗? 细读历史便可发现，这个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谈不上什么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 工商业受的政府极力遏制， 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而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社会时期。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口盛世， 那些清史学家认为是英明的满清统治者带来的。他们首条理由是，清朝的疆域扩大了。 清朝扩大的疆域给中国带了多少人口呢？清朝极盛时期的领土面积是1300万平方公里，而明朝是920万平方公里；比较一下清朝与明朝的疆域，清朝多了蒙古和新疆北部，但是这些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很难说会为中国增加什么人口。而且清朝比明朝少了一大块东北和西南的疆土。因此，就疆域方面考虑，清朝的人口应该与明朝相差不大。
清史学者举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清朝统治者多么勤政，多么重视水利和农业。比较下之前的中国人口，在被成为盛世“汉景之治”，“贞观之治”在不过6000万，而最多是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过1亿。而且纵观之前历史，一旦中国人口一旦达到8千多万，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锐，容易发生农民起义。究其原因，中国土地能养育的人口是一定的，农业生产并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的。比较明朝与清朝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什么改变；而农业生产唯一的改变是：番薯等从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在中国推广开了。而正是番薯的推广造就了这个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