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

——在这个年代，全世界都处于一场规模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各国虽然还在实行金本位，但却普遍限制黄金、白银的外流。因此，若是想要把大量纸币兑换成银元或金币，至少在上海是很难办的：几千块大洋或许还没问题，但若是要兑换几万块……那么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人来找你“谈心”了。
“……唉。人总要知足嘛！咱们这一回能够几乎无限量地白拿东西，就已经占了大便宜啦！”王秋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就算再怎么麻烦。难道还有咱们在亚瑟王时代的古英国砍树换钱来得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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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里，王秋等人的民国豪华撒钱之旅还在继续火爆展开。
每一天从早到晚，他们都拿着大把货真价实的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频繁出没于上海滩的各家珠宝店、当铺和百货公司，把各种高级鲍鱼、金银首饰、宝石珍珠、裘皮大衣、法国松露、天然野山参、百年陈酿……等等各式各样能够在现代世界卖到高价的东西，统统都一扫而空。
当然，如果总是让同一副面孔去大肆挥霍。那么恐怕很容易就会被某些“有心人”给发现并且惦记上……然后在某个偏僻的街巷角落，发生某些在旧上海滩非常喜闻乐见的悲剧和闹剧……
幸好，如今王秋这帮超时空城管的手下。早已不是大猫小猫两三只的窘态，而是拥有两千多名“外籍业余雇佣军”的鼎盛阵容。虽然这帮业余雇佣兵的战斗力很差，打不了什么苦战硬仗，但如今根本不用他们打仗。只要他们帮忙购物就行了——具体来说。就是让这帮老外换了符合时代背景的衣服，然后拿着大把二十一世纪印发的“真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发市场疯狂扫货，从金银珠宝到皮草药材，从丝绸布匹到机械设备，从肥皂火柴到墨水钢笔，从香水胭脂到手帕折扇……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就算某些东西在现代世界根本没人要，也可以拿到克里奥佩特拉女王的古埃及时空去。民国年代的玩意儿在那边已经足够用了！比如这边的稻种就能播种到尼罗河畔……为此，他们还专门租赁了几座仓库。
于是。大笔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钞票滚滚涌入上海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业率，促进了上海市场的经济繁荣，增长了有关当局的税收……并且根本没有引起官方和商界的多少关注。
这些“完美伪钞”没有引起注意的理由也很简单，在此时中国沿海的各大城市里，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基本上都属于常见流通货币，甚至远比中国各家军阀与银行发行的票子更加靠谱，更受老百姓的信任——北洋政府的钞票，就经常兑现不出银元来——故而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各种外币的市场保有量大得惊人。按照当时的一份粗略调查，仅仅是在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过五亿之多，而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关内反日风潮高涨的情况下。至于英镑和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数量，恐怕还要更高一些。
此外，上海又是整个东亚最大的货币流通中心——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难以置信，但此时的上海确实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与伦敦、巴黎、纽约并列，论繁华富庶甚至要胜过香港、东京和新加坡。
这个时代被列国租界分割的上海滩，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非但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而且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的规模，全部都雄踞亚洲第一。它不仅是仅次于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货交易中心，还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中心，全球第二大的钻石现货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世界各国的著名银行、保险公司等等几乎都在上海落户，而上海也是国民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所以，穿越者们带进上海滩的这些钞票，根本就没能激起多少波澜，就被轻松淹没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汪洋大海之中。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的历史车轮，还依然在沿着固有的轨迹，继续向前滚滚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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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妇女解放运动旗手“琼瑶先生”金奇娜家的小洋楼客厅。
在最初的几次“血拼”之后。已经逛街逛腻了的诸位穿越者们，就把采购办货的事情交给雇员，然后窝在金奇娜家的小洋楼里。一边看管着性命攸关的跨时空虫洞，一边靠看报纸或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
在1934年的夏天，国内最重要的新闻，自然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剿匪”作战节节胜利的捷报。
“……蒋委员长于南昌行营发表重要讲话，隆重表彰了广昌会战的立功将士……并且再次重申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鼓励将士尽早剿灭赤匪，光复匪区。统一国家政令……
……近来又有人奢谈抗日……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大家总要记住我们革命的生死成败，我们国家的绝续兴亡，在目前完全决于剿匪，剿匪如果失败。那就一切都要失败。都不可挽救。你想匪都剿不了，哪里还能抗日，这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吗……”
“……‘攘外必先安内’啊！蒋光头可是被这一条策略给拖死了呢！”
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王秋忍不住摇头叹息，“……身在二十世纪，却依据明末的经验来考虑问题，坐在国家领袖的位置上，却还是抱着地方军阀的思路。陈腐狭隘，没有全局观念。如何能成得了大事？”
——在这个时代待的久了，王秋也渐渐明白了蒋光头为什么顶着举国民怨沸腾的压力，也依然铁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内”：首先，日本侵略的东北和华北，在他眼中都并非自家地盘，丢掉一点也无所谓；其次，江西红军却跟他的江浙地盘近在咫尺，又是不死不休的仇敌，即使是暂时纵容姑息，也万万不能的。
如果是站在地方军阀的角度上，这么做自然是无可厚非。但偏偏他却给自己弄了个中央政府领袖的名头，结果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到了火炉上烤——早在北洋政府时代，冯国璋大总统就早有结论：在这年代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名头就是一个大火坑，看着闪闪发光的很光鲜，但真正坐上去的滋味可实在是要命：洋人威逼、文人讥讽、军阀声讨、学生闹事……能到手的好处没多少，卖国求荣的屎盆子却都往你头上扣！
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因为担着一个中央政府的名头，结果就在台海争端之中吃了不晓得多少苦头——台湾人可以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看待，但北京政府却不能不把台湾人当成同胞来照顾。譬如台湾和菲律宾爆发渔业争端，菲律宾水兵开枪扫射台湾渔民，台湾那帮娘炮草莓兵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当时**方面可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竭力声援，给菲律宾施压……谁知最后还被台湾绿营大肆抨击，宣称宁要菲律宾的子弹，不要**的帮助……真是让人气得七窍生烟，费心费力还不讨好！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既然要当全国领袖，就得把全体中华儿女当成自己人来照顾！
——总而言之，很多地方军阀可以做的龌蹉事，身为中央政府却是万万不能做的。
而蒋介石就是既想要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不想承担中央政府的职责……偏偏在近现代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成为了任何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有首先坚决地“攘外”，从洋人身上刷声望值，博取到足够的民心和支持率，之后才能够较好地“安内”。
建国初期，**如果不是在朝鲜战争之中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之后的公有化改革哪里会有这么顺利？
相反，在日寇逐步入侵的大背景之下，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简直是一再触动了中华民族的逆鳞，激起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愤怒，把自己的名声和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都给逐渐丢得干干净净。等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倘若蒋介石再继续采取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作为其统治支柱的军队都要造反了！
——在很多时候，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做得到的人，就会成为英雄；而做不到的人，则会成为英雄的踏脚石。
“……但是，不管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再怎么人心尽失，瑞金的中央苏区这回可是在劫难逃了。”
根据报纸和广播里的信息，再结合历史资料，杨教授在一张民国年代的江西地图上，标出了当前国共两军的对峙战线，“……不过……用装备了飞机大炮坦克车的百万大军，合围进剿缺枪少弹连饭都不吃饱的十万红军，靡费军饷连番鏖战整整一年，才堪堪打下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距离瑞金还远得很……就是俄国人打车臣战争都没有这么丢脸！这蒋委员长的本事，还真是只能指挥一个班啊！”(未完待续。。)





城管无敌 十四、又一轮背井离乡的节奏
总的来说，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
从二次北伐、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蒋介石在临阵指挥上一直都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他花费重金装备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屡次被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大刀队给打到一败涂地。最后几乎完全是依靠银弹战术、贿赂收买、挑拨离间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国领袖的位置。
然而，在对付红军的时候，蒋介石擅长的这些阴谋诡计、收买挑拨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实，工农红军的将领也不是绝对不能收买，毕竟并非每个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问题是，不光是共党讲究“政治正确”，国民党也一样如此。为了彰显自己的“阶级性”，那个时期的国民党连自己内部的左翼成员都能狠下屠刀，有杀错无放过，对待正牌的共党分子更是一向残酷无情，万万不肯宽恕。
甚至就连向忠发总书记这样的头牌大腕，在被捕之后主动要求投降倒戈，毫无节操地供出了自己脑子里的全部情报。等到招供完毕之后，这位总书记大人都被立刻割喉处决，连个缓刑都不给……且不说向忠发头脑里的情报到底有没有价值，光是冲着他的名头，也应该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来，然后让他时不时上广播或到集会广场上现身说法一番，以此来动摇共党的斗志。也就是所谓的“千金市马骨”啊！
可蒋介石却杀伐果断地把他这么一处决，立刻就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还心怀动摇的地下党与红军将士，统统噤若寒蝉——连总书记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喽啰哪里还有活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还有哪个不怕死的红军大佬胆敢“弃暗投明”，赌一赌自己的人品是否够硬？
既然蒋介石为了“政治正确”的立场问题，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长的撒钱收买分化之路，那么接下来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战了——而这从来都不是蒋介石的强项——从第一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结果是红军没怎么被消灭。中央苏区的范围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这厮的脾气一向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来能把脑袋往南墙上撞个七八回也不肯改……这些年前后几次围剿中央苏区，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样的作战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头。愣是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自己的嫡系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以至于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败得一次比一次惨……
这一回的第五次围剿作战，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说穿了也就是曾国藩昔年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翻版，谈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凭借雄厚的本钱来慢慢地磨死人。
无奈蒋介石这次投入的本钱实在厚实。动员了五十万嫡系大军，还有五十万不太听话的军阀部队——正所谓“一力降十会”。这么多的兵马砸下去，势单力薄的红军就算再怎么诡计百出，也难以招架得住。
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战争潜力，却已经被一次次无休止的围剿给几乎耗尽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1933年的中央苏区一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达到了435万，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在这一阶段，红军总兵力也从3万增加到10万，但这基本上已经是这块地方能够支撑的极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时，红军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虏和新募的农家子弟补充消耗，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据党史资料，仅瑞金一县，1934年前已牺牲18000人，被残杀5万人，“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可瑞金县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是是二三十万人，如此竭泽而渔，就算群众再怎么踊跃，又能支撑到几时？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为此，中央局不得不发出口号：“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各乡苏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学插秧，甚至专门为小脚妇女生产小脚草鞋，以便于动员她们展开生产……
这些口号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惨淡现状——整个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几乎榨干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红色区域。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不过，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此时固然是油枯灯尽、垂死挣扎，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一个押上了棺材本的红眼赌徒呢？
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就算**立场不会动摇，也不见得就一定只能让蒋介石当最高领袖。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反动势力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武力来镇压愈演愈烈的工农运动。可接下来，蒋介石却在围剿红军的作战之中一败再败，每一次失败都是在挖他的统治根基，失败得越惨，蒋家王朝就越是摇摇欲坠——不光是左派人士会趁机发动反蒋运动；就连右派人士甚至是亲日派汉奸，也不会继续团结在蒋介石身边，而是会觉得这个蒋光头实在是**无能，应该换一个更能**的家伙上台。
因此。蒋介石动员百万大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也已经是押上了他的几乎全部军事和政治资源。
毕竟，当时老蒋也就只有五个省的可靠地盘。统治地位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他麾下黄埔系的可靠兵力其实也并不算太多。为了凑出这五十万作战兵力，已经是把他的精锐嫡系给快要抽光了。而剩下另一半的杂牌军阀部队，在围剿之中一向是出工不出力，只会坐观成败，弄不好还会倒戈一击——如果第五次围剿失败的话，蒋委员长的声望势必会更下一层楼。原本支持他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也会希望这位庸君早日下台换人……接下来或许还会有第六次围剿，但是不是还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可就不好说了。
幸好。尽管赢得险之又险，中间还出了“福建事变”这么大的岔子，押上了全副家当的蒋介石，终究还是赌赢了这一把。成功地把红军逼到了绝境……至少在这一年的夏天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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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江西苏区的战火如何激烈。在未来的历史书上有着怎么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如今身在上海滩的诸位穿越者来说，都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地名而已，构不成什么实际的影响。
而在这个夏天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却是一则在历史课本上完全没有记载过的“藏本事件”。
——早在抗战正式爆发之前，日本方面就多次制造事端，以便为侵略中国寻找借口。而发生在1934年6月的“藏本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6月8日晚。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受同事讥讽，从总领事馆出走。藏匿起来想要自杀，但这家伙在事前没有留下只字片纸，被同事们认为是失踪了。
于是，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武断地认为，藏本失踪是被仇日分子所杀，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硬交涉，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撒回侨民发动自卫。”
时任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于6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对中国表示威胁，还陆续调派第三舰队的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进行武力恐吓。日方新闻媒介也大事渲染，鼓噪对中国使用武力，新一轮战火仿佛一触即发——面对云集在下关江面，已经卸掉了炮衣的日舰。南京全城可说是声鹤唳，草木皆兵。居住在下关的老百姓更是扶老携幼，离家逃难。
所有人都很清楚，日本人其实就是企图以藏本“失踪”事件为口实挑起冲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焦头烂额之下，国民政府只好严令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加紧查找，在南京实行户口总检查。最后，在6月12日，藏本英明在明孝陵紫霞洞中被中国警方找到。13日，南京各报公开了藏本英明生还的真相——这场差点儿让中日两国提前开战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
虽然南京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但它在上海造成的影响却还没有结束——在此后不久的某一天，金奇娜大姐就万分惊愕地发现，自家位于公共租界的房子，居然被划进日租界了！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由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来，横跨苏州河南北两岸，分为四个区。其中西区和东区是新区，面积较大，而南区和北区是老区，面积较小。金奇娜的房子就在苏州河北岸的北区里。
日本作为后起的列强，在上海原本没有合法的租界，但在公共租界东区的虹口，很早有大量日本侨民聚居，自成一体，犹如日后欧美的唐人街一般。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也位于虹口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