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

“……呵呵，胡老前辈。您这可是问对人了！如果是癌症，我们也没有什么十拿九稳的疗法；如果是梅毒，即使能治好了也会有挺严重的后遗症。但这肺结核嘛……就是小菜一碟了。”
对此。王秋很有自信地拍了胸脯，然后吩咐那位澳大利亚半吊子军医从药箱里取出一支一百万单位的链霉素注射剂，但却没有直接用药，而是用蒸馏水稀释到一定比例之后，才给顾曼莎进行了注射。
——之所以用链霉素而不用名气更大的青霉素，是因为青霉素固然可以有效治疗各种战伤和其它原因导致的细菌感染，但链霉素在治疗结核病这种绝症方面。有着更加无可比拟的鸣响疗效；而之所以要将链霉素注射剂进行大比例的稀释，则是要考虑到“前抗生素时代”的人们对抗生素的耐受性。
在二战时期，几十到一百单位的青霉素就能起作用。被视为神药。但接下来，病菌的耐药性飞速提高，青霉素的用量也只得随之跟上，到了二十一世纪。同样的病症动辄就要上百万单位。还未必能治得好。
如果有谁在事先没想到这一节，直接按照药品说明书的内容，也就是在二十一世纪普通人的标准药量，给二十世纪初期的病人使用抗生素药品，那么等于是往耕地上一口气多洒了上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农药，不仅杀了有害的病菌，很可能还会导致患者本身的器官组织细胞，都给良莠不分地消灭了……没办法。前抗生素时代的人体抗药性，能够跟几十年后青霉素和链霉素烂大街使用。饱受各种抗生素考验的人类相比么？
至于王秋他们先前在古代时空胡乱削减些药量，就把口服抗生素药片当成万灵药到处分发……那完全是在草菅人命，拿病人当试验品，能救活几个算几个，医死了是正常现象，救活了是神明赐福。然后死着死着，就慢慢地摸索出了“前抗生素时代”的适用药量和诊疗规律。而充当试验品九死一生的古代土著，非但不能对此有半点恼怒，还得千恩万谢有人来给他们救命——否则就是真的十死无生了！
与此同时，在征得胡德兴总政委的同意之后，马彤、蔡蓉和刚刚赶来督促的部门最高领导萧瑟女士，也向这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地下党同志，表露了自己的“未来同志”身份。并且为了保证说服力，还把录音笔、随身听、笔记本电脑、三维立体投影、玩具机器人等各种“高科技产物”统统都展示了一遍。
接下来，趁着这帮人恍惚的恍惚、震撼的震撼，神志普遍迷糊不清的有利机会，小鸟游真白（当然，为了避免多生事端，她没有表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乘机给他们一个个都下了暗示术，让这帮无神论信仰并不坚定的上海地下党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如何都要保守住秘密，否则就会心痛如绞、浑身抽搐……
然后，素来好事的马彤学姐又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本《上海地方志——政党篇》，挨个儿查问起了这票地下党的身份与姓名……结果却失望地发现尽是些无名小卒，连一个上海地下党出身的历史名人都没有，跟未来公开的历史资料上的名单记录根本对不上号。
“……写《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在不在？什么？不在？他的好基友林伯修呢？呃？也没人认识？那么许亚？陈国栋？顾准？王阿林……诶诶？怎么书上这些有名有姓的家伙，全都不在你们中间？”
更奇葩的是，这帮人按编制是挂靠在**特科（情报系统）名下，但却连菜鸟都算不上，属于彻头彻尾的“热心群众”——除了胡德兴总政委本人之外，连一个党员都没有，至于团员也仅有一位而已。
这种奇怪的状况，让诸位“未来的同志”全都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而这个时代的同志们在得知自己全都史上无名之后，也不免感到颇为失落……最后，还是胡德兴总政委有些尴尬地揭开了谜底——这支伪装成基督徒传教队伍的红色地下党小组，其实是他独立发展出来的小团体，未来打算纳入共产国际驱魔纵队的体制，故而很可能不会被载入正史。此外。除了胡总政委本人之外，团体内其他成员跟上海另外几个党组织基本没有横向联系。如今在鲁迅先生这个联络人手里挂着名的，也就只有胡德兴总政委自己而已。
——在革命年代。白区的地下党组织有很多都是单线联系的，一旦上线机构被敌人破坏，下级党组织就成了孤悬状态。若是运气特别不好，甚至有十几年都没办法恢复联系挂上钩的。
在这种情况下，脱钩的孤悬党组织如果能够继续坚持革命工作，没有犯下什么错误，党中央在恢复联系挂上钩之后一律都会予以承认。因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经常有失去联系的地下党、掉队的老红军之类找不到大部队，只好回到故乡，发动工农搞起组织。然后再一次被卷土重来的党和红军收编接纳。
胡德兴总政委的这个小团体，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自从党中央逃出上海、迁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胡德兴总政委和他仅有的一名共青团员助手，就跟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之后。他虽然通过交游广阔的鲁迅先生。粗略知道了其他一些地下党残部的存在，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始终没有主动过去联络。
——以上海地下党组织眼下支离破碎、群龙无首的状况，既联系不到国内外的任何一个上级单位，腰包里也没有发起工人运动的资金，甚至在内部都推举不出一个能够服众的领导者，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很困难。即使重新聚合在一起，恐怕也做不了什么。还不如继续潜伏着。好歹能保存实力、以待来日。
然而，在从穿越者手中得到一笔资金之后。胡德兴总政委的心态却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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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起见，在给顾曼莎打了一针链霉素之后，众人就在胡德兴总政委的带领下，把依然昏迷不醒的顾曼莎，用汽车运回了她租住的一处亭子间里——居然也在上海南市华界，距离金奇娜的新家并不远。
然后，王秋终于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年代上海滩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存环境。
——狭窄逼仄、总面积不到六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破板床和一把晃悠得像摇椅的凳子；满是缝隙空洞的几面薄墙，让你在室内就能轻松感受到一年四季的风；幽暗潮湿的弄堂中，总是散发着粪便的臭气，摇摇欲坠的楼梯间里，弥漫着腐烂木材的霉味儿，从厨房里钻出来的食物馊臭气息，飘得到处都是……
这里的房客大多数靠出卖苦力为生，他们整日操劳却仍旧穷困潦倒——缫丝女工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她们在弥漫着蒸汽的三十度高温厂房里做工，手指头都被开水烫得脱了皮，一个月也没有一天休息；建筑工人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和石灰，每天都要做工至少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会延长到十五个小时，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脸色疲惫而脾气暴躁易怒，有的人已得了痨病；黄包车夫们则是浑身汗臭和灰土，脸色乌黑，手臂上青筋暴突……
跟其他工人不同，这些车夫不怕工作时间太长，倒是唯恐工作时间太短，因为全上海总共只颁发了一万张合法的黄包车执照，却有四万名黄包车夫要靠拉车来养家糊口。为了从车行租到车辆，他们得说好话，得找人作保，得给车行的管理人员送红包，甚至还要主动要求上调自己的份子钱。好不容易租到车辆的车夫，为了让车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还会再把车辆转租给第二个第三个车夫，自己拉白天，别人拉晚上，24小时不停歇，就像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出租车一样……这样一来，如果分配到自己拉车的时间太短，那么一家子的生计就全都没有了着落
另外那么一小部分房客，干脆靠乞讨过活，他们的衣服更加褴褛，面孔浮肿，皮肤松弛，虚弱无力，浑身散发着酸腐的气息，每天带着一群孩子站在街角要饭，还要随时提防警察、保镖和巡捕的驱赶……事实上，能够住得起房子的人，已经算是丐帮中的上流人物，更多的小乞丐只能睡在桥洞里和马路边……
在这片弄堂最破旧的几间屋子里，还有七八个衣着破旧、强颜欢笑的邋遢女人，只要出几个铜元就能跟她们风流快活一个晚上。她们大多都是从青楼里被赶出来的“淘汰货”，一般还不到三十岁，身上的部件差不多都在，牙齿也没掉几颗，脑袋上还有些头发，除了肿瘤、梅毒、肺炎和肺结核外，没有受到更多病痛的折磨……其中某些人或许还曾经是沪上有名的当红头牌，但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年的艳光四射。
虽然处境落魄，但她们的娱乐生活依然十分丰富，比如抽烟、酗酒、诅咒、祈祷……出卖身体换来的几个子儿一到手，就被她们换成了劣酒、香烟和鸦片，然后在酒臭和烟雾中，骂骂咧咧地诅咒老天，诅咒命运，诅咒负心汉；同时祈祷自己能够再多活几年，甚至生下一个不是死胎或畸胎的孩子……(未完待续。。)





城管无敌 二十五、地下党的众生相（下）
看着这样一个连转个身都没空间的狭窄住处，一个牛头马面轮番上阵、魑魅魍魉粉墨登场的生存环境，王秋觉得就连现代那些“北漂”一族在北京租住的地下室，还有民工们的集体宿舍都要比这鬼地方强得多……但跟着一起过来的几位地下党，却已经对顾曼莎这个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的住处颇为羡慕了。
——根据这帮地下党的说法，他们大部分人干脆连个房子都没得住，只能睡在闸北贫民窟的破草棚里。
把顾曼莎这个病人安顿下来之后，王秋他们就留下了胡总政委照顾他的女弟子，然后带着新结识的诸位地下党同志们，来到他们之前租用下来堆放货物的仓库，摆了几张桌子沏上茶水，跟着这些跟爱国主题宣传电影中的形象似乎很不一样的革命前辈们，聊起了他们投身革命的经历。
结果，似乎是因为郁闷已久的关系，才几杯茶水下肚，他们就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吐起了苦水。
总的来说，大家都不是怀着对**的美好憧憬来搞革命，而是被绝望的命运给逼得走上了这条路。
首先是一个私奔出来的姨太太，乃是被俊俏小情人给骗了家当又狠心抛弃，接着还走了一堆霉运差点沦落青楼的，说起自己悲惨的情史和创业史，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这天下的男人就是靠不住啊！”
原来，这位姓傅的姨太太。原本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又是开明的书香门第，没有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陋习。舍得花钱送女儿去读书。而傅小姐本人也很争气，不仅长得花容月貌，还颇有才气，毕业于大名鼎鼎的上海中西女塾，容貌才德在姑娘堆中也是首屈一指，家里也给她安排了一门好亲事。
只可惜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傅小姐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张为她在上海引来无数人倾慕的美丽脸庞。竟然成为自己被命运虐待的根源……使得她在毕业返回唐山老家的半路上，在家门口被一位马匪出身的师长给抢了去当姨太太！等到她家里反应过来，赶紧托关系组织营救的时候。傅小姐都已经被那位师长用了春药上床破身，覆水难收了——这可真叫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很显然，这样一位喜欢抽大烟的文盲大老粗师长。绝对不是才女傅小姐喜欢的那盘菜；而跟那位尖酸刻薄的正室大老婆和花枝招展的另外几房姨太太之间的激烈宅斗。更是让她苦不堪言；娘家那边偏偏又因为她“不知自爱”、“有辱门风”，而跟她断绝了往来，让她深感自己被整个世界给抛弃了……
心情郁闷之下，她跟一个文质彬彬的金丝眼镜小白脸文书看对了眼，随即更是打得火热，在情人的甜言蜜语之下，深陷情网的傅太太便狠了狠心，卷了不少钱财从那个乌烟瘴气的大院里跑了出去。勾搭着情夫一路乘火车私奔到了上海，以为自己总算是有了个归宿。谁知却又是遇上了一只白眼狼——他们才刚到上海火车站。这个小白脸就带着全部行李钱财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
亏得她自从当年被强抢为妾之后，就多长了一个心眼，除了行李之外，贴身口袋里还藏着一笔钱，再典当了自己头上的发簪和耳环，居然也凑出了好几百块大洋，这才没有刚到上海就沦为女流浪汉。
尽管手里还有点钱，但就这样坐吃山空也不是个事。正当傅太太发愁的时候，却偶然听说了民国时代的著名女强人，四川军阀太太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逃家，来到上海创办锦江饭店的事迹（具体可搜电视剧《世纪人生》），一时间颇为神往，心想自己在学校里的时候，上家政课总是拿满分，尤其擅长西点手艺，烤饼干、煎牛排、做蛋糕都是一流，还沏得一手好红茶，做餐饮业应该不比那位传说中的董竹君差……
于是，傅太太就拿出了手头的全部积蓄，雄心勃勃地在上海租界里开了一家糕点房，打算把自己的厨艺发挥个淋漓尽致，不让那位贫民窟出身的锦江饭店老板娘专美于前。
然后，供货商狠狠地坑了她一把，在给傅太太的面粉、砂糖、咖啡和胡椒粉里，掺了大量砂子和石灰……等到傅太太气冲冲地前去理论之时，才发现对方背后有青帮小头目撑腰，对自己这么个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弱女子根本有恃无恐。结果，她非但被坑得血本无归，还差一点丢了小命。
眼看着已经快要身无分文，傅太太只好擦干眼泪，收拾行李悻悻离开，凭着自己精通四门外语的本事，应聘去某个据说爱国爱民、刚正不阿的著名文人家里当私人翻译。结果那位道貌岸然的社会评论家从她来的第一天起就撕下了假面具，毫不掩饰地盯上了这个年轻美貌、无依无靠而又博学多才的女翻译，各种威逼利诱的求爱手段一茬接着一茬……傅太太勉强煎熬了一星期，雇主家里读大学的儿子放暑假归来，同样也双眼放光地缠上了她——最后在一个悲催的夜晚，被灌了不明液体的她，居然同时**给了父子俩！
如此重口味的可怕遭遇，让心中还有节操的傅太太痛不欲生，继而产生了出家的年头，于是跌跌撞撞地逃出了雇主的宅邸，找了家女修道院投奔进去，想要皈依上帝当修女……谁知却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窝！
原来，那家貌似神圣庄严的修道院，其实却是个玩“制服诱惑”的“特殊青楼”。专供那些内心龌龊的客人们，在庄严的教堂里，在神圣的十字架下。伴奏着悠扬的圣歌，享用修女的身体，以此来体会那种亵渎神灵的无限快感……如果不是及时得到了胡总政委的搭救。傅修女就当真要扶着十字架被强插了！
总之，在对亲人、对爱情，对社会，对宗教统统都彻底绝望之后，傅太太从此被**理想吸引，立志要投身革命，改造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我算是明白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如果没有权力和地位来保护自己。那么就连长得漂亮也是一种罪孽！只有打碎这个旧世界，才能不让我身上的悲剧重现……”
此后，傅太太就以修女的身份，在胡德兴这个红色牧师的教堂里从事地下党工作。直至如今。
在傅太太说完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之后。接下来开口的是一位姓李的黄包车夫，自称当过某位司令的副官，原本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只可惜这天下没有常胜不败的将军，在中原大战之后，他那位司令的兵马被蒋委员长收编，派往江西“剿匪”，结果跟所有的杂牌军一样都是后娘养的，在薪饷、供给和待遇上饱受冷遇——大批官兵出征一年都还没见过军饷是啥模样。伙食服装更是比红军还要差，于是气得集体投共了！
集体叛逃事件之后。管不住部队的司令自然是上了军事法庭，还被扣上了通共的罪名。而跟着司令打拼了半辈子的李副官也没了东家，上面既不发遣散费也不给安排复员，想要跳槽继续在军队里吃粮，又没有可靠的人脉关系，更拉不下面子再从大头兵做起……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流落到上海的花花世界来谋生。
然而，他很小就被抓了壮丁，之前已经打了半辈子的仗，除了开枪杀人之外，对于其它的谋生手段几乎是一窍不通，做小生意是做一次赔一次，种地也竞争不过那些庄稼把式，进工厂同样笨手笨脚砸了活计，最后，李副官身边的积蓄统统用尽，只好去拉黄包车——可黄包车也不是那么好拉的！
在这年头的上海，光是从车行租一辆上过牌的黄包车，每月一般得交25块大洋的份子钱，这就意味着车夫辛辛苦苦一个月，一多半收入都是给车行挣的。而且，若是没有关系和人脉的话，还根本租不到！再扣掉给帮会混混、巡捕警察的例行孝敬，以及交通违章的罚款——算上后来增加的日租界，这年代的上海居然有四套交通法规，比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就是一个右行一个左行，对于基本是文盲的黄包车夫来说，想要完全不犯错可真是太难了——因此上海黄包车夫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九块大洋，穷得连饭都吃不饱。
因为租不到车行里上过牌的黄包车，李副官只好偷偷去拉没牌照的黑车，结果既被交警查扣，又被车行的打手毒打……在最倒霉的时候，他甚至差一点去跳黄浦江。亏得在自杀之前，李副官跑到了胡总政委的教堂里祈祷告解了一番，从而被胡总政委忽悠上了贼船，否则眼下还有没有他这个人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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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这两个人的凄惨遭遇，还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命运之不幸，那么接下来几个工人的叙述，则充分体现了民国时代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之残酷，甚至就连“抗日爱国”都成了剥削压榨工人的借口。
在闲聊中，一位纱厂的工人叹息说，原本通过大革命和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的待遇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各种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劳工保障条款，就基本成了空文。
再往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大萧条，上海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更是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上海棉织业同业工会干脆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愿，以减少成本增加与外商的竞争力为名，公开要求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面对经济危机，纱厂的资方将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前年的工资打了八折，今年的工资更是要打七折！每天的工资只有四角钱！中午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了，每个月的休假也没有了。请假一天就要扣一块钱！请假三天就要卷铺盖滚蛋！在大革命时被废止的超时工作制，如今也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的口号中被恢复了，一天要上十六个小时的工！也就是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其余时间都得工作——就是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唤啊！”
这位骨瘦如柴的纱厂工人如是抱怨说，同时绘声绘色地模仿起了老板训诫他们的口吻：“……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那末我们无法维持，只有关厂！而你们这帮懒鬼则个个都是汉奸卖国贼！”
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摊了摊手，“……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一步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多费点力气总比失业好……可是每天十六小时工作之后。那感觉真是仿佛大病初愈。更别提在有些时候，还要加班到每天十八个小时！当真是连走出车间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工钱却只给十二小时的！甚至还要打折，还要迟发！
我有个曾经一起扛枪的好兄弟，乃是一条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一个人打五个不成问题。谁知沦落到纱厂里干了才一年。一身疙瘩肉就掉了个精光，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走起路来好像踩高跷，整天咳嗽流冷汗，还是硬撑着做工，最后活活累死——死的时候只剩了不到六十斤重啊！
哎，在工厂里活活累死。都还不是最惨的。有些工友累出了浑身的重病，站都站不起来。实在是干不动活，却又一时死不了，结果就被老板一脚踢出厂门……可怜他们已经是连爬都爬不动，想要当乞丐都没有力气开口讨饭，只能就这么蜷缩在墙角，等着什么时候被饿死冻死，没有喂了野狗就算是运气……”
接下来，香烟厂的员工也抱怨说，他们的工厂最近改用了流水线作业，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工人数量却并不增反减，以至于一个人要负责好几道工序，还要连续工作至少十几个小时，一刻都不得休息。因此每个礼拜都有人忙中出错，被绞住头发或削掉手指头……而这年头的中国工人既没有工伤待遇，也没有意外伤害保险，即使成了残废，东家最多也就是给几块钱，然后丢出去自生自灭……
像这样在工厂中被榨干血肉的过劳死，听上去已经够可怕了，然而更可怕的是，在付出了如此损害健康的劳动之后，有很多工人依然拿不到应得的工钱——“……从去年开始，厂里的工资就只发一半的现钱，另一半发卖不出去的本厂产品（丝绸），让工人自己想办法卖掉来换钱，可身边的朋友们都穷得没饭吃，哪里买得起绸子呢？如今市面上的丝绸又严重滞销，连当铺都不肯收！没有办法，我只得抱着绸子哭！”
一位脸色憔悴的丝绸厂女工捧着茶杯，泣不成声地哭诉说，而王秋则很怜悯地表示，自己愿意出钱收购她的绸子，并且考虑是不是要下个单子，把她们厂里积压的丝绸买来——反正自己手里就数钞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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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些工人的悲惨叙述，看着他们廋骨嶙峋、未老先衰、百病丛生的身体，王秋同学深受震撼。
事实上，且不说那些在故事中被活活累死、被老板踢出工厂冻死饿死的工人，就是眼前这几个还在人世间挣扎的家伙，在王秋的眼里，貌似也都是一副垂垂待毙、行尸走肉的模样——平均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却衰老得好像是四五十岁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全都身材伛偻、反应迟钝，走路踉踉跄跄，体质极为虚弱；多半患有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以及消化不良症、肝病、肾病和风湿症这些常见的职业病。却根本没有钱去治疗，也没有假期去调养，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