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

面对大虎的质问，金昌元也把去小寡妇家的经过说了，玉儿对金昌元的解释不认同，她说：
“小寡妇要你去帮她看看果树的虫子，这我可以理解，但是还要在他家喝酒，我就不能理解了，万一你喝醉了，就像在大虎哥家似的，说话干事没谱，弄出点事来，你怎么面对村里的乡亲，怎么面对儿子，我生气的就是这个。”
“我承认，是小寡妇家的酒吸引我了，我不应该留在她家喝酒，更不应该对你动手，我知道错了，玉儿，你就原谅我这回吧，下次我再也不会犯浑了。”金昌元说。
“还想有下次，这次原不原谅还难说那。”玉儿说。
“大虎哥，你就帮我跟玉儿说说呗。”金昌元说。
“那好，既然你已经认识到了错误，我就帮你一回，玉儿，昌元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了解，他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看他的表现，你说那？”大虎说。
“金昌元，我是看着大虎哥的面子，就给你一次机会，不过你得答应我，不是逢年过节，这酒一滴都不能沾，你要是能答应这点，我就原谅你。”玉儿说。
“我答应，这酒就是惹祸的兜，我保证把酒戒了，不对，逢年过节还是要喝一点。”金昌元表态。
见玉儿原谅了自己，金昌元赶紧坐到了玉儿身边，他把手搭在玉儿的肩膀上，玉儿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明显的感觉到了他们的爱，这个时候，兰珍也把炒熟的瓜子拿上了桌，几个人你一把我一把的嗑了起来。
兰珍没有忘记在矿山生活的大龙一家，冬季来临了，她在给自家的孩子准备棉衣的时候，也为大龙的孩子准备了过冬的棉衣，因为他知道，大龙的媳妇不会做针线活，当大虎大老远的把兰珍做的棉衣送到大龙两口子手里的时候，让这个曾经对兰珍出言不逊，坚决要分家的大龙媳妇触动了，她跟大虎说，都是她不懂事，做了好多对不起嫂子和家人的地方，而嫂子和家人的宽容大度，感化了她，她表示，会和大龙好好的过日子，让嫂子和家人放心。
大虎愿意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家人不要斤斤计较，和和睦睦的过日子，但是他心里更明白，维系这一家的纽带是兰珍，是她的善良贤惠，才把一家人团结在了一起，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虎越发的疼爱兰珍，他认为兰珍时老天爷在他三十五岁时，送给他的最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他会用心的保护一辈子。





木匠 第二十九章 与先生再重逢（上）
一九四九年秋，四十四岁的大虎又迎来了第三个女儿，取名三妮。
这一年的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是大虎在给雇主家干活的时候听说的，雇主告诉大虎，新中国的主席叫******，他是穷人的大救星，就是他把******和他的军队赶到了台湾，有了毛主席，咱们的日子有盼头了。
大虎想，这个消息肯定沙峪村的人还不知道，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乡亲，让他们也高兴一把，想到这，大虎抓紧时间把雇主家的活干完，就跑回了村子。
大虎把新中国成立的事情先告诉了父母，然后又来到了金家的主事家里，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原来韩、李二个家族的主事，因为年事已高，陆续的去世了，现在只有一个老金家的主事，身体还算硬朗，但也近八十的年纪，耳朵和眼力已经不行了，大虎进屋以后，看到了墙上挂着的******的画像，他坐在主事的身边，大声的告诉他：
“我跟你说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是国家主席，一会我把您老墙上的******的画像给揭下来，他已经被毛主席赶到台湾去了。”
“什么？******跑了？我老亲家给我这画像的时候还说，******以后能成大事，怎么就跑了？”主事说。
“他是被赶跑的，今后毛主席会带着咱们穷人过好日子，您老就等着享福吧。”大虎说。
从主事的家出来，大虎几乎走遍了沙峪村的每一家，尽管大虎在跟乡亲说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他有点热血沸腾，但是由于沙峪村太闭塞了，乡亲们的生活跟过去一样，没感觉到有什么变化，所以他们并没有想大虎一样，对新生活有过多的期望，在他们眼里，只要把庄稼和果园打理好，有个好收成，就阿弥陀佛了，至于外边世界的变化，他们没有心诚了解，他们认为这个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不管怎样，大虎还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沙峪村的乡亲尽快了解到历史的变迁，拉近他们与外界的距离，他认为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因为他是沙峪村土生土长的人，他不愿看到他的乡亲成为井里的蛙，只能看到一小片天。
听说政府要在山下的牛坨村，建一所大的中心学校，需要更多的木匠和泥瓦匠来参加学校的建设，大虎很想为建设学校尽自己一份力，他只身来到牛坨村的中心学校筹备处准备应聘。
走近工地，有几间简陋的临时房子，其中一间写有‘筹备处‘的牌子，大虎心想，这可能就是招聘的地方，这个时候，从筹备处里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的身影，大虎似曾相见，他好奇的紧走了两步，当他走到那人跟前的时候，愣住了。
谁呀？就是十几年未见的张先生。
张先生也认出了大虎，十几年不见，岁月的痕迹改变了彼此，当年意气风发的张先生，如今成了满头白发的有点驼背的慈祥老人，当年的毛头小伙大虎也已人到中年，岁月也写在了他的额头上，俩个人相互打量着对方，或许都认为对方改变的太多的缘故，两个人都太激动。
张先生赶快吩咐王干事，去伙房弄几个小菜，说他要和大虎好好的叙叙旧。
大虎迫切的想知道，先生和他在棺材铺一别后的经历，先生同样关心大虎后来的境遇，还是在大虎迫切的期待中，先生先讲述了他的经历。
张先生告诉大虎，他把大虎带到棺材铺以后，就回到了学校，他辞去了总务科的工作，把重点转向了教书育人以及和他的‘朋友’商讨重要的事情上，他说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最充实、最快乐、最阳光、最幸福。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先生认为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鬼子给破坏了。
先生记得，那天正是午休时间，孩子们在操场上尽情的玩耍着，老师们则享受着午间的阳光，在操场边悠闲的散着步。
突然，一群全副武装的鬼子闯进了学校，老师和孩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呆了，短暂的平静过后，有的孩子开始大哭，还有的孩子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拼命的往教室里跑，总之，操场一片混乱。
鬼子见状，端着机枪就朝操场扫射，紧急关头，校长和张先生挺身而出，他们走到鬼子跟前，警告鬼子不要伤害孩子，随军的翻译跟为首的鬼子头目耳语了几句后，翻译告诉校长和先生，只要服从皇军的命令，他们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翻译官高举着喇叭，冲着操场的老师和孩子们开始喊话，内容是，皇军把日本先进的文化和文明带到了中国，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建立共荣圈，要从孩子抓起，从现在起，这所学校就被他们接管了，孩子们上课要学日语，老师更要带头学，最终要达到学校人人会讲日语的目的，这是大东亚共荣的组成部分。
张先生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是什么狗屁理论，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凭什么要接受他们的教育，说他们的语言，他冲上前去跟鬼子理论，哪知，还没说几句，几个鬼子就把先生打倒在地。
看着被打的浑身是血的先生，想到学校里无辜的孩子们，校长只好委曲求全，答应了鬼子的要求，老师们把先生抬回了宿舍，并帮助先生处理了伤口。
校长在看望先生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无奈告诉了先生，先生表示，他理解校长的苦衷，没有什么比保住学生的生命更重要的，不过，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孩子们正是学知识长脑子的黄金时段，如果过早的让他们接受了日本所谓的文明文化，会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不良的种子，长此以往，会给他们的身心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对国家的未来百害而无一利。
校长同意先生的见解，他表示，身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一校之长，他不会让鬼子的阴谋得逞，表面上的屈服，并不代表绝对的服从，接下来他会和学校的老师们一起商量对付鬼子的办法。
先生的伤养好了以后，本不想继续留在学校，因为他实在不忍心看到孩子们每天读日本的教材，说日本的语言，他想投身抗战，用满腔的热血跟鬼子真刀真枪的战斗，他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上级党组织，党组织很快回复他，学校同样是抗日的战场，在学校同样是参加战斗，而且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因为它关乎着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张先生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后，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组织师生跟鬼子的战斗，并且把保护师生作为重要的工作。
“这么说，您又留在了学校？”大虎问。
“是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有需要，我们就要在哪里战斗。”
先生接着讲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它讲述到，当时学校里有的年轻教师，血气方刚爱国心切，他们不可能当鬼子的傀儡，但他们表现的方式有些太直接，他们不但不按照鬼子的要求学日语，更是教育学生们抵制日语，这种看起来非常正义的行为，带来的后果确实，鬼子对学校师生的残酷迫害。
那天也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学生们在教室里捧着语文书正在朗读，鬼子和翻译官进了教室，当他们看到，学生读的教材不是他们发的，而是原来学校使用的中国教材的时候，就火冒三丈，其中一个鬼子，把一个学生叫起来，他问那个学生，为什么不学日本教材？那个学生反问他，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学日本教材？
学生的强硬态度，让鬼子更加的恼羞成怒，他冲着那个学生就是一记重拳，才十来岁的孩子，哪里经得住，那个学生的嘴角立刻流出了鲜血，任课老师赶到以后，跟鬼子理论起来，结果跟那个孩子差不多，也是被打的鼻青脸肿的，其他的学生看到鬼子打人，个个摩拳擦掌，纷纷伸出小胳膊小腿围着鬼子打了起来，鬼子见寡不敌众，随手拔出身上的刺刀，朝着其中一个孩子捅了过去，那个被捅的孩子，连声都没发出，就倒在了血泊里。
一看出了人命，学生们停止了行动，鬼子和翻译官又当着师生的面重申，要学日本教材，如有违抗命令，那个被捅死的孩子就是他们的下场。
张先生闻讯赶到教室的时候，惨剧已经发生，而那个任课老师，嘴里还在喊着‘我们要坚决抵制日语、抵制日语教材’，先生把被鬼子捅死的学生抬出了教室，并联系了孩子的父母，当孩子的父母，看到早晨上学时还乐呵呵的孩子，如今却永远的离开了，他们难与承受丧子之痛，母亲几次哭晕过去，男孩父母的哭声感染着全校的师生，以此同时，先生也在反思，在跟鬼子的斗争中，必须要采取策略的方式方法，一味的蛮干就会导致今天这种结果。
他还认为，孩子的心智还没有健全，需要老师正确的引导，而个别老师鼓励孩子大张旗鼓的跟鬼子抗争的方式，完全把孩子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了不让悲剧在学校再度上演，先生在跟校长商量后，决定召开全校教职工的会议，重点解决既能保护孩子又能跟鬼子抗争的问题。
与先生预想的一样，会议进行的并不顺利，先生的意见还没阐述完，一个年轻的任课老师就站了起来，他用手指着先生质问道：
“日本鬼子之所以轻而易举的就打进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鬼子都把刀加到了咱们的脖子上，你还在这说什么所谓的策略，其实说白了，就是胆小如鼠，如果我们想跟鬼子斗争，就不能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那样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的态度很明确，还是要继续用这种方式跟鬼子斗，直到斗倒了为止。”
“我赞成你跟鬼子斗争的勇气，但是我不赞成你现在的做法，如果照你的做法继续斗争下去，我们的孩子还可能被鬼子杀害，可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结局就会不一样，我希望大家多动脑筋，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在避免孩子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跟鬼子展开斗争。”
校长同意先生的意见，他也提议大家就如何机智的跟鬼子斗争发表自己的见解。
老师们对此展开了讨论，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先生在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进行了分析总结，他认为，年轻教师号召学生抵制日语初衷是值得提倡的，但这种直接让学生跟鬼子对抗的方式，会激起鬼子对学生进行镇压，导致惨剧的发生，那个在教室里被鬼子捅死的学生就是鲜活的案例，学生的生命是宝贵的，作为教师有义务有责任保护好他们的安全。
就在先生分析观点的时候，那个任课老师又一次打断了先生的发言，他说道：
“依张先生的观点，我们就甘当亡国奴，满学校的学生都说日语，都接受日本的教育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保护？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我们身为教师，就是要让他们从小知道，当亡国奴是可耻的，爱国才是光荣的，如果学校不能把正确的理念传授给学生们，那我们才是放弃责任。”
“我的意见是换一种方式跟鬼子斗，并不是放弃跟鬼子斗，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换一种方式就会减少学生流血牺牲，又能达到不当亡国奴的目的，这岂不是更好吗？”先生说。
“你说的好听，刚才老师们的发言我也听了，他们说的，好多都不可行，要不这样，你拿出个具体的方法，让我们大家也听听，别光在那动嘴讲大道理。”任课老师说。
“那好，我把我的思路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先生说，学生们本身就有两套教材，一套是鬼子发的日语教材，一套是中国的教材，他建议学生们，在上课的时候，把其中的一套放在课桌里，如果鬼子和翻译官来了，学生们就把鬼子发的教材拿到课桌上，如果鬼子和翻译官不来，学生们就学中国的教材。
有的教师提出，鬼子和翻译官非常狡猾，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摸不准他们什么时候来教室，这种办法，学生们没法操作，而且一旦孩子们拿错了教材，同样会遇到危险，甚至丧失生命。
针对老师提出的担忧，先生提议，要在学校成立一支护校突击队，由几名身手矫健的教师组成，专门负责在学校内外巡逻，一旦发现鬼子来了，负责门卫放哨的教师，就要在第一时间发出信号，通知上课的教师和学生，当他们收到信号以后，赶紧换掉教材。
有的教师提出，如何发出信号，做到既不让鬼子察觉，又能让师生一看就明白？
这个时候，大家的情绪上来了，讨论也热烈起来。
有的提议：“敲钟，敲三下就是鬼子来了，敲五下就是正常上课。”
这个提议立马被大家否决了，究其原因，一个是学生不好识别，万一听错了，把鬼子来了当成是正常上课，那就麻烦大了，再一个就是钟声一响，必然会惊动鬼子，同样会不安全。
有的提议：“挥小旗，教师看到挥的旗子，就知道鬼子来了。”
这个提议也被否决了，原因很简单，教师不可能二十四小时不给学生上课，一直都盯着门卫的旗子。
就在前两种提议都被否决的时候，体育老师提议：
“踢足球，教室和门卫同时各站一位老师，一旦发现鬼子来了，门卫这边就把足球踢到教室那边的老师，教师那边的老师接到足球后就说声‘好球’，教课的老师听到‘好球’以后，赶紧让孩子们换教材，鬼子和翻译官走到教室的时候，孩子们已经把日语教材放在了桌子上。”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那个一直对先生提出质疑的任课老师站起来补充道：
“我认为，用踢球的方式传递消息我是赞同的，但总感觉有点假，要是能安排几个男生和老师一块踢就更真实了，万一鬼子提出质疑，咱们可以说是对学生进行足球训练，我觉得这样更妥一些。”
“这点补充的非常重要，我们就是靠智慧和策略跟鬼子做长期的斗争，这才是开始，以后我们还会用更多的办法对付鬼子，决不能任由他们在学校发号施令。”
那个任课老师主动请缨，要加入护校突击队，校长从年轻的老师中，又抽出了两名包括体育老师在内加入到护校突击队中，突击队的工作由先生负责。
还别说，护校突击队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先生预料的事情。
那天，在门卫负责传信的老师，脚下正在摆弄着足球，站在教室那边的老师观察着门卫那边老师的动静，体育老师带着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踢着球，一切看似很正常。
就在这个时候，翻译官带着鬼子来到了学校门口，一进校门，鬼子就对门卫的老师说，为什么不在教室给学生教课，门卫老师赶紧把脚下的足球踢向教室那边的老师，然后回答鬼子，他们在训练孩子足球，鬼子冲着门卫的老师喊着，不好好的在教室里学习日语，反倒在这里踢球，他命令老师赶紧回教室，在鬼子和老师对话的时候，教室这边的老师接到球后，大喊了好几声‘好球，好球’，鬼子又跑到了教室边喊话的老师跟前，命令他不准在学校大声喊叫，让他进教室教课。
在听到老师喊出‘好球’的时候，教室里的孩子已经把教材换了，翻译官带着鬼子来到了教室，看到孩子们捧着日本教材，老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的说着日语，他们才放心的离开。
护校突击队的第一次行动算是成功了，但由于鬼子不允许老师在上课的时间，组织孩子们踢球，他们必须得变换第二种方式来给老师和同学报信，于是突击队又召开了会议，讨论第二种传信的方式，用新的方式，他们同样避开了鬼子和翻译官的检查，紧接着第三种、第四种方式呼之欲出，大大的增强了教师们跟鬼子斗争的信心。
“太好了，就应该这样对待鬼子，看来鬼子也拿你们没招了。”大虎说。
“不是的，鬼子是非常狡猾的，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先生接着讲述了跟鬼子智斗的又一个故事。
一个叫横路的鬼子，是驻县城的日本最高长官，他突发奇想，要到学校检验孩子们日语的水平，当先生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由于前一阶段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师生抵制日语上，并没有真正的教孩子日语，不光是孩子们，老师也是一样，翻来覆去的只会那么几句简单的对话，没想到横路现在要来这么一招，‘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校长和先生只好临阵抱佛脚，让懂日语的老师给孩子们恶补日语。
孩子们本来就抵触，现在还要他们突击学习，他们想不通，也不配合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只得通过任课老师做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明白，学校要求他们学日语，并不是要他们屈服于鬼子，而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保护孩子们，在任课老师的劝说下，孩子们答应学习，几天的恶补有了一些收获，孩子们记住了一些简单的词语，先生整宿的都没有睡着，他的心一直提着，他不知道横路来了，会问孩子什么话，如果孩子说不上来，后果又是什么。
这件事非同小可，它关系着几百个孩子的生命安全，先生连夜把横路要来学校，检验孩子们日语的情况报告了上级组织，为了保护好孩子们，上级决定从翻译官身上打开缺口。
他们了解到，翻译官姓吴，二十多岁，他的父亲在县城经营着几家贸易货栈，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到日本留学，本意是想让他在日本学贸易，回国后接他的班，也从事贸易，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正赶上日军入侵中国，他就阴差阳错的给横路当了翻译。
翻译官有个相好的，叫小红，就住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翻译官平日里很少回家，晚上就住在小红的家里，当天晚上，党组织派了两名同志化装成鬼子，敲开了小红家的门。
小红打开门后，发现是两个鬼子，就躲到了里屋，再也没敢出来。
当我们的同志向翻译官亮明了身份以后，翻译官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志比他的反应还快，早把枪顶到了翻译官的腰间，翻译官为了活命，只好同意和我们的同志坐下来谈：
“两位好汉，不知深夜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听说明天横路要到中心学校去视察，目的是检验孩子们学习日语的情况，你作为此行的翻译，你预判一下，如果横路发现孩子们不会说日语，他会对孩子做些什么？”
“这个嘛，我也不太好说…”翻译官吞吞吐吐的回答。
“想清楚了回答。”拿枪顶着他腰杆的同志说。
“我说，那个叫横路的长官，不，不，是鬼子，他就是个疯子，他要不高兴了，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我听说，在我之前的他的随身翻译，就是因为没按他的原话翻译，他当场就拔出刀把翻译捅死了，不但是中国人，在他身边的鬼子也都惧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惹着了，小命就没了。”翻译官说。
“我问你，横路会说中国话吗？”组织的同志问。
“好像不会。”翻译答。
“那他是怎么知道他的随身翻译，翻译的不对呢？”组织的同志问。
“横路不知道，是站在横路身后的懂中国话的鬼子听出来告诉他的。”翻译答。
“那就好，明天横路到学校以后，你要做的，就是尽量给学生打圆场，实话告诉你，现在孩子们就能说几句‘你好’‘你吃了吗？’‘你请坐’‘你很棒’，在说多了就不会了，为了不让横路为难孩子，你要尽量围着孩子们会的这几句进行翻译。”组织的同志交代。
“啊？就会这几句，横路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孩子们的。”翻译说。
“所以我们才找你想办法，你可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为了保护学生，这回就看你的表现了，你的家住在哪里，父亲是干什么的，包括小红，我们都掌握的一清二楚，你自己掂量掂量，是为抗日出力，还是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我们可都给你记着呢。”同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