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打工妹：一朵飘零的花

丽娟的宿舍在三楼，房屋虽然半新倒也干净。房间内靠墙壁两侧分别放着三张上下铺共六张床，两张床的空隙有一条狭窄的过道。每层楼都有十几个房间，尽头是一个公用的大卫生间，卫生间是两用的，一半做厕所一半做冲凉房。里面到处污迹斑斑的，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臭气。
丽娟宿舍的人跟她都是同一个部门，昨天上了通宵今天便放了假。年轻一些的大约都出去逛街了，里面还有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在织毛衣。一个黑瘦的妇女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另一个白胖些的一听声音就是四川老乡。丽娟叫那个黑瘦的妇女为郭姐，那个白胖的则称刘姐。
两人一边打毛衣一边聊天，看到我进来便问长问短的，很热情的样子。我这才知道我戴的厂牌就是刘姐的。大约是四川老乡，刘姐才肯借厂牌给我用，一般厂牌是不外借的，因为如果借用的人出事的话，被借的也要承提相应的责任的。丽娟将厂牌还了她，说了很多感激的话。
丽娟让我在她床上坐下，又吩咐我不要乱跑，便下楼去提我的行李。不一会儿，她和阿宽提着我的行李上来了，白晰的脸蛋累得通红。望着丽娟苹果般美丽的脸庞，我非常感动。我暗想，我要把丽娟当成我的好朋友，一生一世。
当晚，我冲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澡，换上干净的睡衣和丽娟躺在她的床上。这是自来东莞后我们度过的最开心、最惬意的一个晚上，我们甚至说了许多悄悄话。我这才知道，自丽娟进厂后，陈刚几乎每天都来。他现在厂里没货做，很少上班。他知道丽娟喜欢喝豆浆，但厂里是没有豆浆的。于是，每天早上他都会送一份豆浆给丽娟，这样每天早上丽娟都可以喝一杯新鲜的热豆浆。为了送豆浆方便，他甚至和保安部一个叫李连平的四川保安成了朋友。
听丽娟说着这些，我真的好羡慕。丽娟说他们再打几年工攒够了钱就回家开个小店，然后结婚生孩子。我遗憾地问：“那你不和我一起找齐怀义？不为你爸和我爸他们报仇了吗？”
丽娟想了一想道：“海燕，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吧。你看，东莞这么大，我们只有先吃饱饭才能去找人。可是，吃饱饭就要进厂，进厂就要没完没了地加班，我进厂半个多月，还是因为通宵才休息这一天的。找齐怀义，谈何容易呢？我劝你也放弃吧。”
在丽娟期待的目光下，我坚决地摇了摇头：“不，不找到齐怀义，我决不罢休！”
丽娟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我其实是理解她，虽然她的爸爸同样不在了，但她的家庭却不需要她养活；她现在出来打工是她自己甘心情愿的，并不是因为她爸爸的意外身亡；她有陈刚无微不至的爱，爱可以淡化很多东西的，包括仇恨。但我呢，爸爸去世了，我的人生完全变了样，我什么都没有了！
尽管在寻找齐怀义的问题上，丽娟不再和我站在同一战线上了，但这并没有破坏我们之间的友情。第二天一早，丽娟还是从陈刚给她的两百元零花钱中拿出一百元给我去交押金。在接过那一百元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东莞终于安定下来了。





东莞打工妹：一朵飘零的花 22.第22章
亮光厂虽然是8：00上班，但7：30就要集合点名。所以他们多数是6：50起床，6：30就有少数勤快的起来了，生活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人们慌乱地纷纷从各自的宿舍中端着洗涮用具向卫生间冲去，害怕晚一分钟就会迟到。洗涮完毕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吃早餐，听说还要做操、唱厂歌、喊口号，这一切让我觉得十分新鲜。因为前一天刘媛吩咐我们8：00再去饭堂报到，所以我并不着急。
没有厂牌和厂服，我不敢走出宿舍，但房间内依然清晰地听到工厂区传来“齐步跑”的声音，然后便是高亢激越的厂歌和响亮的口号声。特别是厂歌的内容，让我觉得好生奇怪，竟然出现“服从长官”的字样。“长官”这个词，虽然我知道类似于老电影中共产党军队中“首长”的称谓，但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来说，毕竟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且在以前的电影中大多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称呼。不知道丽娟他们唱这个厂歌是什么感觉，我心里那是相当地百感交加。
时间掐得很准，在厂区所有的声音平静之后，上班的预备铃声也响了，我这才赶紧走出门，向饭堂方向急步走去。
饭堂里昨天那十几个女孩子都到齐了，又等了一会儿，刘媛才拿着一堆厂牌走进来。我们大多都很自觉地交了一百块钱押金，有一个女孩说借不到钱，恳求刘媛让她先进厂，然后再从她应得的工资中扣除。刘媛坚决拒绝了，女孩只好含泪走了出去。我们交了押金的人便可领到各自厂牌和十五天的饭票。这个厂的员工是真正的包食宿，每天四块钱，早餐一元，中餐和晚餐各一块五毛钱。十五天饭票就是60元，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
最后刘媛又发给我们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小本本是厂规厂纪，上面写的是注意事项和处罚条款，刘媛大致讲了一遍厂纪厂规，便叫我们看扉页上的厂歌，说等一下保安部会派人给我们军训。
果然，不一会儿，一个保安员健步向我们走来。
这个保安员长得黑瘦，颧骨高耸，表情看上去非常呆板刻薄，当他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自我介绍他叫“李连平”时，我一下想起丽娟昨晚的话，原来陈刚新交的朋友就是他啊。也因此，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李连平主要负责教我们军训和广播体操，他说亮光厂运用的是军事化管理，我们要象一个军人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军训就是立正、稍息以及向左转、向右转等。让我吃惊的是，就连军训的基本要领竟然还有很多人不会。想想也理解了，她们大多是小学或初中毕业，记得那天填表时还有两个不识字的。而且有一个女人年龄都30岁了，她叫金三玲，长得矮小瘦弱，衣着非常寒酸。她也是刚从家里来这儿的，因为水土不服，都感冒好几天了，时不时地擤一下鼻涕。
虽然这些简单的动作我都会做，且做得很熟练，但还要陪她们一起练。李连平的态度严肃认真，脸阴得仿佛拧得出水来。他一遍遍大声喝斥金三玲，可怜他越喝斥金三玲转得越错，到后来就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了。看她的样子，难过得好象要哭出来似的。李连平却不依不侥喝斥得更凶了。每喝斥金三玲一句，他脸上就掠过一丝得意的表情。我在替金三玲难过的同时，对李连平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在最后集合的时候，李连平再次用浓重的四川普通话重申：“训练或集合时，有事一定要喊报告，教官问明情况，允许了你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他话音刚落，一直吸鼻涕的金三玲再也忍不住了，急急地喊一声：“报告。”
我们都想笑又不敢笑，李连平厌恶地看了她一眼，但还是没好气地问：“什么事？”
金三玲涨红了脸，嗫嚅道：“擤鼻涕。”
我们拼命压抑着，但还是有人笑出声来。因为有言在先，李连平只好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
金三玲到附近一个垃圾篓里擤了鼻涕又回来了，李连平继续给我们讲话，无非是训练应该注意的事项云云。这时，空荡的院内忽然有一个矮胖的五十多岁的老头远远地朝这边看着。李连平小声说：“这是林老板，你们认真点。”他的神情愈发地严肃起来。
我感到站在我左边的金三玲鼻子吸得越来越快迅了，她求救地望着李连平，想再喊“报告”。但李连平故意看都不看她一眼，这样金三玲没机会喊报告去擤鼻涕了。正在我们都为他担心时，我看到她低了头，将一只手抬起来。那只手再放下时，手里明显多了一点东西，她的鼻子也同时停止了吸动。
我立刻明白了，恶心地差点吐出来。好不容易下班铃声响了，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知道我是恶心金三玲，还是恶心李连平，亦或是恶心所谓的军事化管理？
碗筷依然是自己带，饭堂人很多,打饭的共有两个窗口，一个是员工窗口，一个是职员窗口。职员窗口人很少，员工窗口却排了长长的两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去员工窗口打菜的。菜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可用的饭票是两块钱，两荤一素。而我们的可用饭票只有一块五，一荤两素。这都是丽娟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一个厂里，吃饭时间可以坐在一起了，这让我刚才还很郁闷的心情好转起来。
一荤两素的菜是可以随便选的，有点象外面的快餐。米饭虽然没有霉味，但非常粗糙，间或还能吃到沙粒或别的东西，我还是很开心。这个厂的饭菜不但比“永新”厂饭堂的菜好得多，就是比我在家里吃的也好得多。我选的荤菜是鸡杂炒韭菜，虽然鸡杂不多，但味道极好，很下饭。菜则一个是绿豆芽一个是小青菜，满满的一碗，再加上饭，这是我来东莞后吃得最饱也是最好的一顿饭。想到以后每天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我就对这家名叫亮光的厂充满了无限的热爱，以后亮光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
我边狼吞虎咽边连连感叹：“要是我妈和我弟在家里也能每天吃到这样的饭菜就好了。”
丽娟却并不应和我：“我刚进厂时也觉得好吃呢，现在一点都吃不下，难吃死了。”
我惊奇地抬头一看，她碗里的饭菜都快吃完了，便笑她：“一点吃不下你不也吃完了吗？”
丽娟哭丧着脸说：“有什么办法？不吃肚子饿怎么上班啊？”
我并不以为意，感觉是她太娇气了。
虽然厂纪厂规上明文规定不许带饭回宿舍吃，但我吃饭的时候还是不时看到有人打了饭偷偷放在茶缸里，并不去打菜而是躲躲藏藏地走出饭堂。问了丽娟才知，她们是为了省钱。饭堂规定一次一定要打足一块五毛钱的菜，有的人为了省下那一块五毛钱到隔壁的小店里换日用品，就打一次菜吃两顿饭或干脆白饭加榨菜。我心里一喜，原来饭票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后我每月就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了。亮光厂虽然是8：00上班，但7：30就要集合点名。所以他们多数是6：50起床，6：30就有少数勤快的起来了，生活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人们慌乱地纷纷从各自的宿舍中端着洗涮用具向卫生间冲去，害怕晚一分钟就会迟到。洗涮完毕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吃早餐，听说还要做操、唱厂歌、喊口号，这一切让我觉得十分新鲜。因为前一天刘媛吩咐我们8：00再去饭堂报到，所以我并不着急。
没有厂牌和厂服，我不敢走出宿舍，但房间内依然清晰地听到工厂区传来“齐步跑”的声音，然后便是高亢激越的厂歌和响亮的口号声。特别是厂歌的内容，让我觉得好生奇怪，竟然出现“服从长官”的字样。“长官”这个词，虽然我知道类似于老电影中共产党军队中“首长”的称谓，但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来说，毕竟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且在以前的电影中大多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称呼。不知道丽娟他们唱这个厂歌是什么感觉，我心里那是相当地百感交加。
时间掐得很准，在厂区所有的声音平静之后，上班的预备铃声也响了，我这才赶紧走出门，向饭堂方向急步走去。
饭堂里昨天那十几个女孩子都到齐了，又等了一会儿，刘媛才拿着一堆厂牌走进来。我们大多都很自觉地交了一百块钱押金，有一个女孩说借不到钱，恳求刘媛让她先进厂，然后再从她应得的工资中扣除。刘媛坚决拒绝了，女孩只好含泪走了出去。我们交了押金的人便可领到各自厂牌和十五天的饭票。这个厂的员工是真正的包食宿，每天四块钱，早餐一元，中餐和晚餐各一块五毛钱。十五天饭票就是60元，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
最后刘媛又发给我们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小本本是厂规厂纪，上面写的是注意事项和处罚条款，刘媛大致讲了一遍厂纪厂规，便叫我们看扉页上的厂歌，说等一下保安部会派人给我们军训。
果然，不一会儿，一个保安员健步向我们走来。
这个保安员长得黑瘦，颧骨高耸，表情看上去非常呆板刻薄，当他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自我介绍他叫“李连平”时，我一下想起丽娟昨晚的话，原来陈刚新交的朋友就是他啊。也因此，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李连平主要负责教我们军训和广播体操，他说亮光厂运用的是军事化管理，我们要象一个军人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军训就是立正、稍息以及向左转、向右转等。让我吃惊的是，就连军训的基本要领竟然还有很多人不会。想想也理解了，她们大多是小学或初中毕业，记得那天填表时还有两个不识字的。而且有一个女人年龄都30岁了，她叫金三玲，长得矮小瘦弱，衣着非常寒酸。她也是刚从家里来这儿的，因为水土不服，都感冒好几天了，时不时地擤一下鼻涕。
虽然这些简单的动作我都会做，且做得很熟练，但还要陪她们一起练。李连平的态度严肃认真，脸阴得仿佛拧得出水来。他一遍遍大声喝斥金三玲，可怜他越喝斥金三玲转得越错，到后来就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了。看她的样子，难过得好象要哭出来似的。李连平却不依不侥喝斥得更凶了。每喝斥金三玲一句，他脸上就掠过一丝得意的表情。我在替金三玲难过的同时，对李连平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在最后集合的时候，李连平再次用浓重的四川普通话重申：“训练或集合时，有事一定要喊报告，教官问明情况，允许了你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他话音刚落，一直吸鼻涕的金三玲再也忍不住了，急急地喊一声：“报告。”
我们都想笑又不敢笑，李连平厌恶地看了她一眼，但还是没好气地问：“什么事？”
金三玲涨红了脸，嗫嚅道：“擤鼻涕。”
我们拼命压抑着，但还是有人笑出声来。因为有言在先，李连平只好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
金三玲到附近一个垃圾篓里擤了鼻涕又回来了，李连平继续给我们讲话，无非是训练应该注意的事项云云。这时，空荡的院内忽然有一个矮胖的五十多岁的老头远远地朝这边看着。李连平小声说：“这是林老板，你们认真点。”他的神情愈发地严肃起来。
我感到站在我左边的金三玲鼻子吸得越来越快迅了，她求救地望着李连平，想再喊“报告”。但李连平故意看都不看她一眼，这样金三玲没机会喊报告去擤鼻涕了。正在我们都为他担心时，我看到她低了头，将一只手抬起来。那只手再放下时，手里明显多了一点东西，她的鼻子也同时停止了吸动。
我立刻明白了，恶心地差点吐出来。好不容易下班铃声响了，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知道我是恶心金三玲，还是恶心李连平，亦或是恶心所谓的军事化管理？
碗筷依然是自己带，饭堂人很多,打饭的共有两个窗口，一个是员工窗口，一个是职员窗口。职员窗口人很少，员工窗口却排了长长的两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去员工窗口打菜的。菜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可用的饭票是两块钱，两荤一素。而我们的可用饭票只有一块五，一荤两素。这都是丽娟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一个厂里，吃饭时间可以坐在一起了，这让我刚才还很郁闷的心情好转起来。
一荤两素的菜是可以随便选的，有点象外面的快餐。米饭虽然没有霉味，但非常粗糙，间或还能吃到沙粒或别的东西，我还是很开心。这个厂的饭菜不但比“永新”厂饭堂的菜好得多，就是比我在家里吃的也好得多。我选的荤菜是鸡杂炒韭菜，虽然鸡杂不多，但味道极好，很下饭。菜则一个是绿豆芽一个是小青菜，满满的一碗，再加上饭，这是我来东莞后吃得最饱也是最好的一顿饭。想到以后每天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我就对这家名叫亮光的厂充满了无限的热爱，以后亮光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
我边狼吞虎咽边连连感叹：“要是我妈和我弟在家里也能每天吃到这样的饭菜就好了。”
丽娟却并不应和我：“我刚进厂时也觉得好吃呢，现在一点都吃不下，难吃死了。”
我惊奇地抬头一看，她碗里的饭菜都快吃完了，便笑她：“一点吃不下你不也吃完了吗？”
丽娟哭丧着脸说：“有什么办法？不吃肚子饿怎么上班啊？”
我并不以为意，感觉是她太娇气了。
虽然厂纪厂规上明文规定不许带饭回宿舍吃，但我吃饭的时候还是不时看到有人打了饭偷偷放在茶缸里，并不去打菜而是躲躲藏藏地走出饭堂。问了丽娟才知，她们是为了省钱。饭堂规定一次一定要打足一块五毛钱的菜，有的人为了省下那一块五毛钱到隔壁的小店里换日用品，就打一次菜吃两顿饭或干脆白饭加榨菜。我心里一喜，原来饭票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后我每月就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了。




东莞打工妹：一朵飘零的花 23.第23章
下午李连平教我们广播体操，广播体操就是现在中学生做的那种。上过中学的都会做那种操，但金三玲和其余几个小学毕业或不识字的却不会，教起来颇有难度，一直到下午下班她们还没学会。
不过据说以后，新入厂没满一个月的员工每天早上都要接受这种军训和广播体操训练的，所以只要不是傻瓜，每个人都会学会的。
当下午的下班铃声响起时，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我来亮光厂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明天要正式开始上班了。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们这批十六个人，生产部要十四个，注塑部只要两个。我也搞不清什么是注塑部什么是生产部，不过我和一个叫柯兰兰的女孩子被分进了注塑部。注塑部员工宿舍并不是丽娟住的那栋，而是在饭堂所在楼层的五楼，正好从饭堂入口处的一个楼梯上去，屋内床铺摆设和丽娟宿舍一样。
五楼住的全都是注塑部女员工，501到505住的是a班员工，506到510全都是b员工。柯兰兰被分到502，是a班，即现在的白班；我被分到506，是b班，b班现在正在上夜班。我进去时，她们都起床吃饭。我把东西放在最左手第二张床的上铺上，便也拿着碗筷去饭堂。
丽娟听说我分在注塑部，很为我高兴。她说注塑部虽然味道大一些，但每天有一块钱的健康补助；虽然有夜班，但半个月的夜班，每天都有两块钱的夜班补助，上夜班还有一块钱的夜宵票。所以，注塑部的员工工资比生产部高得多。丽娟车间的女孩听说我分在注塑部了，纷纷夸我命好。
夜班是晚上八点上班，七点二十五，我便和夜班的六十多个女员工和六个男技术员准时站在注塑课每天训练专用位置。指挥我们向左转、向右转、唱厂歌、喊口号的夜班组组长张培。张培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看上去很黑很壮实。我因为没穿厂服，很是显眼。点到我名字时，他便交待一个叫吴少芬的女员工带我，巧的是，吴少芬正好住在我下铺，长得很白净，笑起来很甜。
张培交待完毕就是注塑课的马课长讲话，马课长不过一米六五的个子，人很瘦小，和张培差不多的年纪，说的是乡土气息很重的湖南普通话。他竭力挺直了脊梁，看上去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八点差五分，我们准时进入注塑车间。还没进车间我便闻到了一股刺激的塑胶味，非常难闻，我晚上吃的饭差点吐出来。吴少芬说闻惯了就行了，她介绍，说车间有38台注塑机，38台注塑机整齐地摆放在房间里。看到我们来，白班的女孩子便起身到中间的一个很多长条桌和凳子的地方，吴少芬说她们去削披锋。
吴少芬带我到一台注塑机前坐下，注塑车间有一百三十多人，除了十二个男技术员、两个班的组长及马课长，其余的都是女员工。在注塑部，女员工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就是“啤工”。很奇怪，这个”啤”字在这里并不念“啤”酒的“啤”，而是念成“瘪三”的“瘪”。
不时有加料员将各种各样的塑胶小颗粒和染料放进注塑机内，我们“啤工”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注塑机内成型的各种塑胶零件摘下来分类放好，有毛边的削去毛边，毛边行话叫“披锋”。当吴少芬将我的右手拇指和食指用医用白胶布缠好，并递给我一个缠着透明胶的小刀片时，我的“啤工”生涯便正式开始了。
那些零件从注塑机里出来时，就象一条条树枝上结的果实，大多数是黑色的，我看到别的注塑机台前也有其它颜色的，非常可爱。这些小“果实”有的自己会从“树枝”上掉下来，有的要我们用手摘下来，然后“果实”分门别类放好，把“树枝”扔在一个大塑料筐内。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树枝”叫水口料，还可以再用的。
刚从注塑机出来的小零件是滚烫的，所以不要立刻去摘。有时候，那些小树枝会因为机器不好或别的原因出不来时，我们要把手放进机器里去拿的，好象除了烫并没有别的危险。因为没有经验，我的手总是被烫。最烦的是削披锋，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好玩，但削的时间长了，拿着小刀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便很疼。我看了吴少芬的右手，有的地方裂了几个口子，有的地方还掉了皮，比我妈妈的手还要粗糙。
我问她：“会流血吗？”
她笑笑：“开始的时候会，因为那地方皮肉很细，时间长了就没事了。”
因为无聊，我们便讲话，我才知道，她男朋友就在我们这个班，叫卢猛，是个打料员，有时也会过来加料。正说着，卢猛就提着一包料过来了，浓眉大眼的，非常帅气。卢猛冲我友好地笑笑，偷偷递给她一把瓜子。
鼻子渐渐适应了车间的那股塑胶味，手上的工作也顺手了，感觉时间也并不那么难挨。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每人得到一张宵夜票，宵夜票是一块钱的，只有一碗汤米粉。因为注塑机是不能停的，我和吴少芬轮流去吃，我先去，快迅吃完再换她去吃。否则注塑机前的桌子上要堆很多零件的。吃了米粉，磕睡却上来了。
那个困呀，恨不得倒头就睡。当然是不能睡的，就是趴在桌上休息一下都要被罚款。到午夜两三点的时候，这种困简直达到了极致。为了驱走瞌睡，我使劲揪着胳膊上的皮肤，想让自己清醒些。可平时很敏感的皮肤却因为困而麻木了，揪了再疼也没了感觉。我只好不停地瞅着墙上的钟，希望过得快些、再快些，可那钟上的三根指针好象也睡着了似的，很久很久才动一下子。那一刻，我真恨不得时光象流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