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这些都和韦爵爷没有太多关系，韦爵爷也没有起到什么影响力。
不管是朝堂上的话语权，行政权，还是在地方上的军事实力，韦宝都只能改变很小的区域，对整个大局没有多少影响。
不过韦宝在朝堂有一项优势，不是依靠他的老丈人英国公张维贤，而是依靠他所控制的御史衙门都察院和大理寺衙门。
这两个衙门的官员，九成以上都是韦宝弄出来的。
这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弄出来的官，谁带入官场的，谁就是这个人的宗主。
所以韦宝虽然才十五岁，还得过两个月才到十六岁，但韦宝底下的门生已经有两三千人之多了。
这些新上来的人，也还是属于旧式官僚。
而韦宝直接控制的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的地方官与军官，则全部出自天地会。
都察院和大理寺之所以不安揷太多天地会的人，主要还是因为在京城，审查的太严格，弄太多不是本衙门子弟的人进来，太惹眼。
地方官就要宽松一些。
在韦宝看来，京官和地方官当中，还是地方官更加重要。
地方官和京官，也说不上谁比较有优势，有人想当京官，而有人却想当地方官，都有。
1622年，大**廷为了让张鹤鸣经略辽东，升他为太子太保，又赏赐给他尚方宝剑，并且皇帝亲自给他送行。
张鹤鸣迫于无奈，只得出发，在路上磨磨蹭蹭的走了大半个月。
后来他上书朝廷，表示自己年老体衰，请求辞官回家。
张鹤鸣原先担任兵部尚书，是正二品。后来朝廷封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这显然是升了官。
他手上还有尚方宝剑，可以说是恩宠非常了，但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地方做官。
清朝乾隆下江南时，曾召见浙江道员罗源浩。
乾隆对他印象不错，就想把他调到京城做官。
罗源浩虽然口头答应，但是却面有难色，后来就把他留在了地方。
罗源浩当时属于地方官，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京官。
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
但是，在做官上面，又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做中央系统的官员，是为京官。
一种是离开中央，到各地方去做官，是为地方官。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状元、榜眼、探花直接留在中央，授予官职。
剩下的进士，则要继续考试，合格的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是为庶吉士。
三年期满后，还要考试，合格的留在京城，授予官职。
不合格者，则发配到地方做知县。
显然，在朝廷看来，京官比做地方官有前途。
那么，在**和清朝时期，京官和地方官相比，有哪些优劣呢？
发展潜力不一样。
新科进士如果出任知县，大多如丧考妣，很多士人会感觉仕途无望。
因为，明清时期的士人，如果做地方官，大多都是知县、知州等官，很少能够做到知府、道台的，更不要说，尚书、巡抚之职。
而做京官，虽然也不高，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升迁还是不成问题的。
尤其是庶吉士，更是多方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
后来更是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不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人就代表着资源，也就是靠山，而有了靠山，升迁就会很容易。
传统政治中，党争很严重，随便加入一方，就算有了靠山。
即使不想卷入党争，在都城几十年，几个朋友还是会有的。
说不定以后哪个发达了，顺便就可以捎带一下自己。
还有的京官，如果有机会做侍讲学士，给太子当老师，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著名的政治家高拱、张居正都曾做过太子老师，后来都成为内阁首辅。
而地方官，除了上级领导之外，很难找到自己的资源和靠山。
所以，地方官想要升迁就很难了。
名臣于谦在任地方官时，因为入京述职时，不肯贿赂权臣王振，最后竟被投了大狱。
因为朝中无人，没人愿意帮他。
最后，是当地百姓群情激愤，****，王振迫于压力，才把于谦放了。
但是，做地方官的，很少有人能做到于谦这样的威望。
地方官政务复杂，例如知县，不仅负责审案判案，还负责税收、徭役等各种任务。
不仅工作多，而且压力还大，有各种考核，极易出错。
朱元璋时期，地方官每年都要到户部报告财政收支，户部审核通过才能结算。
但是，因为牵涉到一个州县的财政，所以，经常会出错。
如果有账对不上，这就需要地方官回到任职地，重新造册，然后再盖上机关大印再来户部核查。
但是，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来回可能就要折腾几个月。
所以很多地方官会在出发时，带着盖上机关大印的空白印册备用。
这是元朝的惯例，在**初期也没有被禁止。
后来，朱元璋发现此事，认为欺君罔上，竟然下令所有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共牵连上万人。
**著名学者方孝孺的父亲，也死于此。
遇到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地方官更是可能性命不保。
张鹤鸣之所以不愿意在辽东任经略，就是因为后金当时闹得凶。
**官场称：“州县官犹如琉璃屏，触手便碎。”可见地方官压力之大。
而相对来说，京官的工作任务较轻。
尤其是**的很多言官，后来更是为骂而骂，没事找事。
京官很多时候，都在忙于一件事情，那就是争权夺利和讨好皇帝，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还是有很多士人愿意做地方官的，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
清朝官员俸禄承袭**，俸禄主要由年俸、禄米和养廉银组成。
例如正一品，年俸180两，禄米180斛，虽然俸禄很低，但是还有其他途径来钱。
为了防止地方官搜刮百姓，清朝开创养廉银制度。
正一品官员养廉银则有16000两之多。
而年俸相比于养廉银，简直是微不足道。
其他官阶的养廉银，也比年俸多的多。
有的地方官，贪心不足，有了养廉银之后，继续搜刮百姓，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罗源浩就是因为此，才愿意一直做地方官。
但是，京官是没有养廉银的。
当然，京官也会有一些灰色收入，例如冰敬、炭敬等，这是地方官员孝敬给京官的。
但也只有高级官员才会有，京城小官，还需要继续忍受煎熬。
京官占整个朝廷官员的一半，所以，京城有的是大官。
做京官，就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得罪人。
而地方官就不一样了，所谓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员有很大权力。
普通京官，只能坐两人抬的小轿，否则就是僭越，会受到言官弹劾。
而地方官出巡，可要威风的多，铜锣开道、衙役净街，还有长长的仪仗，风光无限。
其实，在**和清朝时期，无论是地方官还是京官，对于真正想造福于人民的官员而言，两者并无优劣。
而对于想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员来说，会因为政策的不同而去认真分析。
但是，这样的官员一旦到任，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也是灾难。
因为依靠种种利用法律漏洞或直接不合法的途径，**官员的实际“收入”并不低，成倍于法定官俸，这种积习成久的官场恶疾浸入**政治的肌髓百年，最终成为**统治机器机能崩溃的一大原因。
从法律规定来讲，太祖给**官吏规定的俸禄的确堪称可怜，具体的数值很好找，我就不在此罗列以防冗长，清修《明史》就直接定调：“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其实与当时的物价对比来说，洪武后期所最终确定的官俸并不算低，明中期人王琼有言：“国初定制，百官俸给足勾养廉用度”。
但问题在于，洪武年间制定的俸禄待遇被**定为“永制”，而**自成、弘之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
更为可怜的是，**官俸自永乐开始分为本色、折色二部分。
在国初，俸禄都是按米粮实物支给的，但问题在于靖难之役把国库打光了，成祖登基以后对粮储很发愁，于是朝廷下令：“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
从此，**官员的俸禄就分为本色与折色。本色就是照旧按米粮实物发放的俸禄，后来亦有用布匹等物充当的。
折色，则是将俸禄的一部分折成白银与宝钞，而明初用白银支付很少。
一般来说，本色还能照常、照实发放，但问题就出在折色上。
折色多少，是在建文四年末按照《俸粮支米钞格》严格规定的，后世虽有变动，但幅度不大。
**粮食价格上涨的速率并不低，正嘉以后，米价是在持续上涨的，同样的钱到了哪怕到了成化朝，充其量也就只能买额定大米一小部分。
更要命的是，大明宝钞的发行极其失败，不久就是废纸一堆，发给官员的宝钞什么也买不到。
到了景泰时，没有办法，只能把理应折成宝钞的折色俸再折成白银发放。
到嘉靖朝开始，索性除月米以外，一切概折白银发放。中间来回折腾几次，官员手中实际能拿到的俸禄还不抵规定的那点可怜的数值。
即使在吏治澄清的明初，**人已经在抱怨俸禄之低。自此，**人对本朝俸禄可怜的抱怨不绝如缕，如万历朝的于慎行阁老竟然仰天长叹大明王朝的官俸连北汉小朝廷都不如：“至北汉刘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律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已为太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矣。”
俸禄太低，但是官员要养家糊口，要上下交际，要维持排场。
特别是晚明，整个社会沉醉在消费主义的浮华之中。
**官员们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开发出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
**官员的法外收入有五个主要途径，乞请与赏赐、占田收租、逃避赋税、贪污受贿、以权经商。
其实，赏赐只是九牛一毛，以权经商也不普遍，而贪污受贿终究是严重违法行为，时刻有可能因此锒铛入狱甚至丢掉脑袋。
最重要的，还是以避税为支撑点的广为占田，和常例钱两大途径。凭藉这两大途径，**官僚的实际收入极其可观。
明代官僚有免税特权，故而中进士任官之后，就会有大量人来投献土地，而明代官僚们也都是兼并土地的老手，因此获得的地租收入，足够大多数官僚衣食无忧。
如果说贪腐是彻彻底底的黑色收入，“常例钱”就是名副其实的灰色收入。
常例也是搜刮民脂民膏，也是不合法的收入，但却是大明王朝从上到下都心知肚明，人人都拿钱的收入。常例虽不合法，但久经实践，已经形成国家机器运转中的潜规则，拿这份钱，人人心安理得，也不会冒有掉乌纱帽的风险。
谁若拒绝常例，譬如海瑞，反倒要被看作是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表现。
到了清朝，一脉相承的陋规之风更是愈演愈烈，无法收拾。
**的常例自州县到阁部，无所不浸染其恶，但它的深根长在帝国统治机器的最下层——胥吏。
韦宝便是通过从天地会往各个地方输送胥吏这种最低级别的官员，来达到不显山不露水，慢慢控制各地基础行政的。
经过实践，这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几乎无人察觉。





明鹿鼎记 【0946 爵爷回京】
明朝政府的基本运转掌握在胥吏手中，特别是与百姓最为息息相关的刑名钱谷，往往操持在胥吏手中。
这些胥吏没有上升的希望，自然汲汲于倚仗手中权力肆意寻租，百姓稍有不从，可能面临家破人亡的后果。
故而被搜刮的民脂民膏，实际上第一层先进了胥吏的腰包里，不少书办和衙役都能赚的盆满钵满。
胥吏虽然能对一般人民作威作福，但在顶头上司，州县官面前却像一只蚂蚁一样。
留下自己的那份，更大头的要献给知州知县老爷。
层层推进，就形成了越来越腐败的官场。
燕天南以前看《大明王朝1566》，就觉得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剧，甚至是可以再刷一遍的好剧。
剧中反应明朝官场众生百态，鲜活生动，剧中人物言语作为，初看有许多不解，后来细品，才发现处处有缘由，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巧妙安排。
现在韦宝身处真实的大明王朝，对于大明官场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这是电视剧所无法完全阐述清楚的。
就如同海瑞所说，大明朝之所以权臣把持朝政，官员贪墨，病根上还是皇权的集中。
明朝的皇帝集权颇为严重，朱元璋撤了宰相，后期宦官当道。到了嘉靖帝这一朝，即使是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修仙”，也能够将权力都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皇帝控制着官员、宫廷和皇室。
那在这部剧里，几个主要人物除去现有的官职，到底适合做什么呢？
实干家胡宗宪是里面最符合本职工作的人，妥妥的实干家。
胡宗宪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嘉靖十九年（1540年），被授官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县令，嘉靖二年（1523年）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史。
当时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发现胡宗宪是个不可多得的实干家，于是大力举荐。
嘉靖帝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
从此，胡宗宪正式以严嵩的学生的名义出现在朝野中。
他是能干的，但是剧中的胡宗宪受惠于严嵩的权势，得以被上升一品大员，但也受困于严嵩的师生情，最后结局悲凉。
胡宗宪其实对朝廷局势洞若观火，明明知道朝廷的“改稻为桑”政策是剜肉补疮，却不发一言。
在他的意识里，这道建议是他的老师严嵩提出来的，他怎么能说这道政策不能实行呢。
他是严嵩举荐的人，正如他所说“以后的朝代史书上都会说我是严阁老的人”。
既然是严嵩的人，那么他即使对政策有一万个不满，也都默默的接了命令，拼命想方法去实行。
严嵩等人制定政策的时候并不会想到实际落地中会有各种困难，这点胡宗宪得想到；部下执行的时候，并不把百姓的苦难放在心上，宁愿毁堤淹田也要施行，这点胡宗宪更得想到，否则当地出了反民还是胡宗宪的罪过。
后世对胡宗宪评价很高，有人说胡宗宪身系浙江百姓安危，对国家忠心不二，清官一名，再难也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硬扛。
而胡宗宪囿于严嵩的关系，不肯指出弊端，明知腐朽，也在大明的制度规则中尽力做一个好官，适应能力真的很强，但他并没有革新的愿望和精神。
电视剧上塑造胡宗宪这样的形象，其实就是更说明，即使是如此的实干家，明白局势也明白做事，却寸步难行。
遑论明朝其他的官员贪墨横行，大明朝怎么可能不衰退下去。
徐阶在严嵩之后也做到了内阁首辅，然而风格却很不一样。
徐阶有皇帝喜欢的才华——青词写的好，性格隐忍深沉，勤勉谨慎。
虽然是内阁次辅但并不显山露水，严嵩在位时表面上和严嵩相处平和，实际上到了裕王府时便也会参与进如何扳倒严嵩的讨论中，只不过他的意见比较谨慎不激进。
在改稻为桑的事情上也是主要顺着严嵩的意思。在和皇帝讨论事物中，他能够敏锐的知道皇帝心思，应对的十分巧妙。
在需要宣判海瑞是否处斩的当天，皇帝一想起海瑞的奏疏就生气处决海瑞就在一念之间。
徐阶为了保全海瑞的性命，于是陈奏了海瑞的妻子和胎儿都死了的事情，让皇帝一时也感到心声怜悯，干脆以表面处决实际留海瑞一条性命。
但是他的缺点也十分明显，他是在尽力维护大明朝的统治，却无力解决任何一个尖锐的矛盾，只能去打地鼠似的维持现状。
如同最后所说的，他也是一个媳妇，苦了子孙也要顾着公婆的要求。
他可能最适合的还是做太子的师傅。
赵贞吉立在一个精致利己的清流理学之士的耻辱柱上下不来。
他贪名重利，一心想着抓住一切机会能够向上爬。
对皇帝的需求，不管创造条件也要满足，还是超额满足。
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不借粮怕站错队，死了多少人都是个数字。对不听话的下属，心胸狭窄，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不论他学富几车，在利益面前全然不见踪影，并不会解决问题，只是在观察局势之后作出一些表面的文章。
嘉靖升他入内阁，但是其实内心也知道，赵贞吉私心重，不适合担大任，所以最后留给裕王的首辅名单里，并没有赵贞吉的名字。
虽然私心重，但他应该也不会像严嵩一样成为权臣，那也太不符合清流的名誉了。
可能他适合做一些有名无实权的事，或者直接如他所说“官场无非进退二字”，那还不如随了他退的心意，回去研究他的心学去。
高瀚文不适合做官，在剧中胡宗宪已经点醒过他。可他后来经商也还想着能够为朝廷做些事，说明他骨子里还是非常渴望得到朝廷官僚体制的认同。
即使不做官，他也要做个红顶商人。
他提出的方案不接地气，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士族出身，不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翰林院待久了，十分希望能够为官光宗耀祖，才在没有思考过可行性之前就提出议案。
这些原因直接限制了他做和经济这样实用性强有关的智库，可能他就适合研究音律这样的阳春白雪，即使是给休闲娱乐著书立说，也不枉费了自己的才情。
海瑞是革新者，不是革命者。虽然他直言弊病，惩治贪腐。
但他的出发点还是希望皇帝能维护统治。
如果这时出了起义军，估计他一样会镇压起义，维护统治。
他最可贵的是已经能够指出明朝弊病的根源在于皇权的集中，皇帝视百姓为可搜刮的草芥，视百官为奴仆。
诺大的国家就靠皇帝一人的喜怒治理，国无宁日。
后来等嘉靖死后，海瑞在隆庆期间任应天巡抚，他严守法律，惩治贪官，是革了不少人的命。
体恤百姓，人送“海青天”的称呼。
直臣海瑞，不但勇气可嘉，能够看到大明朝制度性的缺陷也是人中豪杰。
但他的缺陷也很明显，对人也简单的用两分法去看，善或者恶，清官或者贪官，只要违反法律，那就得严惩。
除去杀贪官，他并没有任何亮眼的功劳。
所以，他称得上是革命者，但是却不是一个建设者。
他还是最适合管理贪腐的刑部。
专制皇权从降临中原大地那天起，便以对暴力的独占为基础，成为整个官僚机器的权威来源。
其性质理应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否则便不够稳固，不足以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政体。
皇帝为了确保自身掌控的皇权，当然就要把政府的人事权与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皇帝是傀儡或者不能行使皇权，也会有人出来代行皇权，而很难另搞出一套制度来。
这一点除了东晋的门阀政治期，总体上是谈不上有什么变化的，而在王朝内部，往往因为某些皇帝更强，显得他个人的皇权更强些。
而中国历史上所谓君主专制的长期加强趋势，其实不妨理解成皇帝对行政事务的直接介入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那些曾被视为保障皇权的必要措施，如两汉的外戚辅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听政。
虽然事实上嫡长继承制还发挥影响，但太子这个政治角色却被尽量弱化了，乃至宰相制度等，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隐了。
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守成期的政治结构稳定其实有碍，还因为它们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优化”掉的。
在吸取前代经验教训之后，清代便成功实施了一段相当高效的君主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两三亿人民实施了直接统治。
经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专制归结于满洲的“民族性”，其实说是异族统治需要加强行政效率则可，说是本身民族性。
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失败以后，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硕贝勒轮值听政、八和硕贝勒分掌各旗、共同议政的贵族共和制。
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则爱新共和国就要屹立于17世纪前期的东方，与联省共和国东西辉映了。
如果要解释一下这种彻底的君主专制的话，那就是在平稳发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统与法律法规的帮助下，并不需要什么“命世大才”才能担任行政首脑。
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务就好了。
专制君主的角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