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后世的学者经常以宋代的皇帝来说明“君主专制说”之不确，然而举例时往往挑出那几位不是中风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来，要是他们生病的时候还能扮演好专制君主，那就见鬼了。
明代其实也一样，因为废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脑，必须日理万机，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样委政中书省。
而内阁的任务，是从旁“辅理”，一般而言并不负什么行政责任。
如果一个宰相被怀疑整天偷懒，难道会没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他。
前代官员可以私下向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反映意见，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写私信，明代官员以奏疏形式向他反应意见，再正常不过。
何况有些皇帝的确对决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
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都只是把早朝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礼仪场合，不大讲话，举行经筵的话会见几个翰林，平时最多再召见几个亲信重臣，一般官员没有宋代“轮对”、“陛辞”那样的机会面见皇帝，所以也只能设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达意见。
有的人走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路线，所以看上去会很“激烈”，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题党式的吸睛手段。
这不只是言官求名问题，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没有办法~讲句公道话，其实把某些行政系统内的正常现象优先放在权力斗争的框架里，将其视为“制衡”并大书特书。
这是一个政治价值的问题，“分权制衡好，君主专制坏”。
至于这种价值判断又是怎么来的。
作为一个明代的普通佃农，十个老爷还是五百个老爷决策如何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差别不大。
长远来看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样，毕竟中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战争打得太少，对军事技术发展及金融业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为讨论基点的今日之中国也未必存在了。
只能说，就华夏的历史来谈华夏历史，则君主以权术施行独裁、国势“丰亨豫大”、对外积极开疆拓土、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来一种长期趋势的先兆。
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手里，这种趋势隐隐约约有走向巅峰的趋势，皇权太大了，只要皇帝不乱用人，光用几个太监就能保证帝国不出大乱子。





明鹿鼎记 【0947 黑暗的时代】
很多人印象里明朝没有汉唐那么强大。
在国人心里，也包括在韦宝的心里，汉唐才是华夏历史上极盛时代的标杆。
而明朝，很多人的直观印象则是黑暗的，而且皇帝大都昏庸。
明朝比不了汉唐，有一个原因是，明朝已经没有汉唐时代的豪族阶层来支撑。
越远的时代，越单纯，甚至越热血。
先秦惨烈的诸侯战争就别提了，汉代卫青、霍去病破匈奴，班超投笔从戎，唐初横扫东亚大陆，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看得实在热血沸腾。
尤其汉代这两件事，是入选教科书级别的伟大操作，已经家喻户晓。
然而明朝，除了朱元璋，朱棣打的蒙古人屁滚尿流外，好像其余的时间就没啥闪光点了。
为人所知的，1449之变，1550之变，太监乱政，被李自成一顿揍，实在没法看，也就戚继光还能说说。
但是明朝要真的只有那么窝囊，是不可能支撑得了300年的。
15世纪晚期，明宪宗一样完成过成化犁庭，王越汪直破王庭等壮举，打得女真人蒙古人抬不起头，然而这些壮事却被埋在了历史的角落，少有人知。
所以，同为大一统王朝，造成明代与汉唐反差那么大的原因，上层集团的变动是很大的原因。
汉代是士族、外戚的时代，对士族而言，几代都是做官的，做学问的，自幼出身于这种家庭，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完全不用担忧，从小更高，视野、见识绝非常人能比。
所谓“三代出贵族”，就是这么个道理。
不用再操心于普通人艰苦的生活，甚至官也不用辛辛苦苦去考，精力便可以集中在建功立业上，威力自然非同凡响。
外戚就不说了，皇帝是自家亲戚，对于有志者而言，还有比这个更涨志气的吗？心气决定人生的高度。
至于外戚，有亲戚汉武撑腰，卫青霍去病便可以大胆去尝试去努力，失败了不仅是自己丢人，做皇帝的亲戚一样脸上无光，这种血缘上的责任感自然不是普通大臣与皇帝“打工者与老板”的关系能比的。
至于班超，班家是汉代显贵与儒学大族，全家人都是史学家，这种家世会是普通人么？投笔从戎说的就是他，一个不高兴，文职不干了，要参军，平定西域。
至于唐代，李世民本身就出自显贵，李靖属于李世民集团，他们的气魄自然不可能在卫、霍、班超之下。
随着高宗晚年、武则天时代清除功勋、贵族集团取得重大成效，权力是尽归己手了，然而却也造成了将领的匮乏，武则天时代对外作战陷入低潮，甚至还惨败给了挨着长城边的部落契丹。
到了玄宗朝，为了扭转颓势，开始启用胡人为将。
胡人生存的边塞之地环境恶劣，战斗时有发生，不是安定的中原能比，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胡人，作战自然是好手，于是8世纪开元天宝年，唐军战斗力得到了恢复。
明代，文武并重才是人追求的方向，觉得格物致知有问题，想探寻哲学的真谛。
你有功名吗，高中了吗？没有功名就读书考试，功名都没有还说什么建功立业？
就这样，无数本有着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终于被家长保守的说教给压下去了。
所以汉唐一系列气吞万里如虎的大胆操作，再对比明代总体“沉闷、黑暗”的刻板印象，所谓的“没有汉唐的文治武功”，便可以理解了。
而明代出类拔萃的那些顶尖人物，看看他们是什么时候中进士的，杨廷和，20岁；王阳明，27岁；严嵩，25岁；徐阶，20岁；最负威名的张居正，22岁，之前还被省考官刻意打压过一届以磨其心性，不然很可能就是19岁了。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别人半辈子甚至一辈子都没做到的事，事业的起步年龄已经非常趋近于当年的士族，士族阶层一般10多岁就可以做官。
家长在这份可怕的成就面前，不敢也不可能会笑话他们的志气，没有考半辈子试的沉重现实负担，他们的心态，视野才能放得更远，建功立业才更有可能。
“英雄出少年，出名要趁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他们的成就，真的是普通人能及的吗？
这种天才终究是少，他们的存在，掩盖不了寒门出贵子的概率比士族豪族要低的事实。
越完整健全的制度，总体架构也会越趋于稳定，越稳定，就意味着在这个制度内，想要火箭式升迁也越难，也越看重你是不是真的有超强的本事，而不是你身后的家世背景。
在科举制度下，为了不犯错误而被政治对手踩你上台，你行事也会逐渐向求稳的方向靠，越走到高位，保持初进官场的热血方刚也越来越难得。
要出事了，也没有什么世家大族能强行保你。
在先秦时代，礼制尚未彻底崩溃前，生来是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贵族是贵族，平民是平民，基本没有流动的可能性，完全看血统。
两汉时，秦朝把六国贵族上层全部清洗了一遍，自己又迅速崩溃之后，等于上层一下子造成了大量的权力真空，社会秩序大洗牌，平民才有了出将入相的可能性。
但察举制这东西，靠的是各地推荐人才----推荐，这里面就大有猫腻了。
随着承平日久，地方大族开始崛起，他们自然会利用手里的资源去为自己博取更大的利益。
拉拢地方官员，推荐自家子弟，排斥平民。
日后等自家子弟做了地方官，又会被地方大族拉拢，或者干脆推荐自家后生。
往复循环，国家官制就又滑落到了一小群人的手里，这批人就是所谓的“士族”。
另外，皇帝也不是傻子，察举制既然慢慢变味了，为了对抗逐渐崛起的士族，皇帝也懒得再以正规渠道选拔人才，谁知道正规渠道得到的是不是士族代言人，转而另外提拔外戚、宦官势力为己所用。
于是，两汉士族、外戚、宦官之间斗的格外强烈，平民最终还是门外吃瓜的。
曹魏，南朝，士族在6世纪中叶的侯景之乱中被大批屠杀，稍早一点北方也发生了“河阴之变”，北朝士族也被尔朱荣等叛贼们清了，醉生梦死的腐朽旧势力退出舞台，给新势力留出了发展的空间。
统一的华夏终于有了希望，只有充满朝气的新兴势力才担负得起这个重任。
新兴的杨家也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但是，如果制度上不改革，换汤不换药，那迟早也要再度滑落到士族醉生梦死，平民无法出头的灰暗时代。
杨家站在统一全国的高度上，自然不可能认识不到潜在的危机。
为了防止重现魏晋南北朝，皇帝阶层的黑暗时代，隋朝正式推出了科举，早在南朝时就已有雏形，但有根深蒂固的士族势力在，最终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扶持外戚、宦官风险太大，杀敌一千也要自损一百，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试试把普通人拉进来与士族们相斗。
当然，对于平民来说，一辈子都是平民的黑暗时代，终于要到头了。
杨家的作死，让隔壁亲戚李家迅速取代了杨家并再度统一中国。
隋朝的改革因为政权的迅速崩溃嘎然而止。
于是，李家接过了这一大旗。
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以这等能耐，自然不会害怕什么士族不士族的，而且自己即位时才29岁，正当壮年，哪个下属敢造他的反。
朱元璋真正统一全国时已经50多岁了，以古代的寿命来说，不可能不考虑接班的问题，诛杀功臣的意愿才会非常强烈。
所以李世民的唐朝和朱元璋的明朝从一开始格局就不同，李世民完全可以信任自己手下的功臣们，继续去厮杀去征战，强大的陇西军事集团持续闪耀在七世纪的天空。
后人引起为傲的超级大唐，大部分功业正是在这个集团闪耀的时候拿下来的。
可是，李治不是李世民，他没有统一天下的威望在手，李世民的忠实干将，对他来说反而是威胁皇权的负担。
这个集团也不可能一步拿掉，只能边用边防，慢慢清除。
武则天因为出身相对低微，所以李治坚决废掉出身大族的王氏，立武氏为后，一方面是打支持王氏的长孙无忌们的脸，另一面则是向依然强大的士族大家宣战。
李治不仅仅是垂涎于武则天的美貌，在陇西集团、世家大族面前，他们是真正的盟友，真正共患难的夫妻。
所以李治，心知武则天的权力欲之旺盛，然而直到去世，也没有把她拿掉。
而武则天，哪怕养了一堆男宠，哪怕真的篡了李家的帝位，直到去世也还是要求与李治合葬。
因为，她的心永远只属于自己的丈夫，也感谢自己的丈夫给了自己名扬千古的机遇。
共同作战多年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绝不是两句甜言蜜语，两个年轻帅哥就能及的。
在还政李家之后，她自认为没有愧对李治，所以选择了长眠在李治的身边。
历经高宗，武后时代对陇西集团和依然存在的世家大族，长达半个世纪的清洗。
从武则天时代起，普通人终于可以正式出入朝堂，而狄仁杰、姚崇等人则吹响了平民治理国家的冲锋号。
但世家大族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与新兴军事集团，也就是割据的军阀一起，继续缠绕着大唐的筋骨。
历经200多年的斗争沉浮，宋代才终于完成了平民治理国家的历史使命，士族豪族被彻底扫出历史舞台的中央。
而到了宋朝，以文制武众所周知，关键是，有鉴于前代的教训，国家权力是不能再由那些士族、宦官、武人插手了，那选项便只剩下科举文人。
书生文弱，而且权力不可世袭，皇位的安全性无疑大大提高了。
天下只有帝王能世袭，还有什么家族能威胁到帝王的利益。
于是从北宋开始，国家成了读书人，也就是士大夫的国家，而宋明两代风气普遍趋于保守，扩张乏力。
明朝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时代是例外，因为他们的皇位是从战场血雨腥风中打下来的，没有人能制约得了他们做决定。
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反而成了时代的异类，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努力终究石沉大海，郁郁而逝。
他前任平淡如水的仁宗反而成了千古仁君，备受称赞。
明宪宗强行压下大臣的反对，力排众议，方保得王越诸人东征西讨保卫疆土，没想到的是，被塑造成明君形象的，却是他作为平平的儿子。
力图进取的宪宗和王越，一如前朝的神宗与王公，没有人理解他们的作为，乃至多有诋毁。王越被弹劾时，满朝文武无人求情，宪宗更是被说成了只知依赖万妃的巨婴。
王安石更甚，大半个明代都在说他是毁灭王朝的罪魁祸首，不可原谅的“妖人”。
所幸，王越的志向，当世有一人能理解，他的生涯更是一些人心中永恒的丰碑。
汉的周边环境跟唐不一样，明跟汉唐更是天差地别。
汉的时代在东北亚方向有大敌么，没有，在西北方向和草原方向有长期敌人。
唐的时代东北亚已经有了完整的成熟的地方政权，武力并不弱于草原，一茬茬的地方政权在东北亚雨后春笋一般，西北和草原方向不比汉要面对的好多少，西南已经开始出现强权。
汉的时代没有唐的时代这么棘手的多方面竞争对手，如果唐朝崩溃之后迅速崛起的中央政权武力强劲，迅速打崩周边地方政权，不给对方整合的可能，后一个朝代会好过的多。
胡无百年国运，宋之前是笼罩在周边的魔咒，中原武力输出差不多有点起色就会被弄死弄残，典型的如高句丽，东北亚第一个地方民族强权就这么灭亡了，有民族会在高句丽之后自称濊貊又或者扶余？整合出来一个高句丽人了么。不可能。
但是宋的时代，北方和东北方整合出来了蒙古和女真。
原因很简单，女真按着赵宋打，把北宋赵官家熬灯油。
汉唐需要面对这种规模巨大的认同感之后的敌人么，不需要的。
只是一个自我挂着高句丽的名义上的朝鲜，都不是一个善茬。
蒙元对王氏高丽的提携，带来的后果就是朱八八起来的时候，只是东北亚边陲都蹲着一个步骑十万级别的国家李氏朝鲜。
靠着参考中原制度建立起来的李朝初期，一边跟明军边境摩擦一边在讨论入主中原，最后憋出来50多万军职人员出来。
即便是在16世纪后期军制体制双重崩溃的情况下，八道瓦解三都沦陷之余，这种货色手下依旧有二十万的军队，导致十几万本子只能确保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事实上从来没有全境占领的能力。
胡乱之时满洲军队更是快进快出，逼迫朝鲜臣服就立刻撤军不多深陷。
明朝仅仅是朝鲜半岛一地所要面对的政权，就不是唐朝更不是汉朝所要面对的敌人的组织度，那么出发基地下的辽东，中原王朝又丢掉了多久才被朱八八重新收复。
如果觉得朱八八格局不好，子孙无能，能否给当年的大明一个汉朝或者唐朝时期。
能有同等的周边格局环境出来吗？
连汉、唐时代只配零星带过的日本，在明朝都能挥军十余万渡海远征。




明鹿鼎记 【0948 韦爵爷回京】
在内喀尔喀部族到了喜峰口外围，辽西送来了一些粮食和必须生活品，边军又为他们安营扎寨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的情况下。
内喀尔喀部众算是在长城边上暂时得到了安置。
有长城和明军作为依托，努尔哈赤是不太敢追过来打的。
努尔哈赤敢带人翻过长城，洗劫大同等北直隶周边地区。
但是跑到京城附近作乱，建奴还没有那个胆子。
并且，现在等于是内喀尔喀与大明边军合兵一处，这种情况下，建奴就更不敢长途追打过来了。
个性开朗外放的乌兰图雅琪琪格入关找韦宝，她去的是山海关，而韦宝却已经奉皇命前往京师了。
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一收到韦宝在辽东打的建奴大军无法占据任何一座城池的消息之后，便让魏忠贤招韦宝入京了。
后面又知道居然有蒙古部族脱离女真人，回归大明怀抱，更为高兴，连番催促韦宝快点回京城。
韦宝是不喜欢东跑西跑的人，即便知道皇帝这回肯定又要封赏自己，还是不太想去。
无奈皇帝一天派一堆太监过来相请，韦宝见躲不过，只能来了。
想到马上要见天启皇帝朱由校，快看见京城的时候，韦宝又高兴了起来。
这回到京城，心情大不相同了，因为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
与各方面关系都处的不错，且没有重大威胁。
对于女人方面，韦宝没有太多期待。
在京城方面，他喜欢的女人都在深宫。
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再漂亮再喜欢，跟他没有关系。
西李娘娘，西李娘娘的女儿朱徽媞，都和他没啥关系，能否见上一面都得靠机缘。
男人倒是有很多的朋友，可以见到义兄李成楝，可以见皇帝。
韦宝对皇帝没啥感情，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天启皇帝朱由校是被韦宝归为朋友行列的。
韦宝一直认为朱由校是被史书严重污蔑的一个人。
其实朱由校是不是昏庸，看看他回复袁崇焕的平辽方略就知道了。
袁崇焕不是到了崇祯手上才开始发挥吹牛大王手段的，在天启皇帝手里，同样也试图靠吹牛让试图雄起。
袁崇焕曾经上了一个奏折，说他修城就可以困死野猪皮。
这和后来忽悠崇祯一模一样。
天启一口气问了他很多根本解决不了的技术性问题，比如怎么防止后金围点打援来抢粮食，在敌人来袭时，怎么保护城堡外的耕地和平民等，袁崇焕当时哑口无言。
因为他解决不了。
然后天启说：“胜无轻谈。”
意思就是想取胜不是这么容易的，又警告袁崇焕：“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踏踏实实做事，别扯这些没用的。
呵呵。
只能说，就从这一点，作为半个工科生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其水平就远在文不成武不就的崇祯之上。
崇祯就是再努力，被天赋限制，真的很难当一个合格的君主。
很多事情，还真的需要讲一点天赋。
天启作为一个统治者，不算昏聩，水平还是很高的。但是性格太软弱。
到了明朝后期，文官集团已经变成了国家的政治正确和无法驾驭的怪物。
嘉靖敢拿板子狂打文官们的屁股，再扶持一个严嵩来统治他们。
万历和文官撕逼撕怕了干脆不上朝不作为拖死你们这帮王八蛋。
天启很尴尬，不敢不上朝，也没有嘉靖那个本事，只能用太监去替自己办事和制衡文官。
后代骂他无非是因为他纵容阉党，还搞出了九千岁魏公公。
但是如果不默许魏公公顶着九千岁的头衔去替自己办事，大明可能在他这一届就完蛋了。
天启皇帝知道大明无可救药，能拖一天是一天，至少自己不糊涂，很务实。
崇祯就天真得多，被文官耍的团团转，要死了才觉悟：“天下文官皆可杀！”
可惜，太晚了。
黑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人，韦宝觉得主要有两拨人，满清权贵和大明的文人集团。
满清权贵要黑天启皇帝，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就必须把前代贬得一文不值。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不黑崇祯，反倒黑起天启。
原因很简单，当初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满清这群伪君子可是高举着为崇祯皇帝复仇的旗号，一路南下，打击李自成、张献忠等，这个时候要是黑崇祯，岂不是自己打脸？。
文人集团为什么要黑天启。
明朝有个很厉害的监督机构叫都察院，都察院的御史们平时没事就是写奏本弹劾别人，有时候连皇帝也骂，然后除了御史还有给事中，二者互为互补。
就是这样一套言官制度，很大程度掌控了当时的舆论走向，哪个御史或者给事中要是因诤谏被杀，还能在文人集团中落个好名声，流芳百世，所以他们有一部分逢事就骂，炒作自己高风亮节。
这一部分人在明朝后期很有市场，形成了只要不爽就开骂的态势。
张居正“夺情”，万历想立三子常洵，都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变成了污蔑，说张居正巨贪，结果抄家的时候没抄出多少，还把人给抄死几个。
魏忠贤出身出现两种说法，一种说他屡试不中，最后换种活法进宫当太监，还有一种说他市井无赖，卖妻卖女，这种显然比较惨。
魏忠贤的具体出身，韦宝也挺感兴趣的，还曾经让天地会统计署的人帮着查证过，可惜无从考究，但是魏忠贤出身贫苦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