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
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
就这样，原先天启皇帝朱由校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
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
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的结果，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天启皇帝既然不能象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工的方式以柔克刚。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国家百姓利益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也注定了他不是一个狠角色。
天启可以说在历史上的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极为仁慈宽厚的一个，他几乎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
只要能与天启搭上关系，在天启朝，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保障。
大臣不必担心伴君如伴虎。
天启皇帝朱由校对自己的老师好，对自己的弟弟好，对自己的老婆好，对自己身边的仆人好，对自己的奶妈好，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感情。
对自己的老师好，在《明史》孙承宗传里就说的很清楚的，“眷注特殷”，“帝不欲承宗离讲筵”，“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天启五年，熹宗最终同意孙承宗辞职，其实也是出于保全自己老师的考虑。
这回朱由校招韦宝入京，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想和韦宝具体谈一谈辽东问题，也就是辽东谁当家的问题。
其实朱由校已经想好了让孙承宗归隐了，想问问韦宝的意见。
另外就是朱由校这个时候想到关外看看，顺便帮韦宝主持与赵金凤的婚事，还不是他一个人能做主的，有很多阻挠。
毕竟边事凶险，而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刚刚吃了败仗，朝廷内官员纷纷弹劾，万一再有个闪失，按照明朝的国法，就算天启想要袒护自己的老师都是不行的。
所以朱由校想索性同意孙承宗辞职，赐予各种头衔荣耀，荣归故里，也算是对自己老师一片报答之情了。
至于天启皇帝对自己老婆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可以看《明季北略》里的记载：“顺天府丞刘志选，劾后父张国纪，上下旨切责。后贤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顾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也。上默然。忠贤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厂卫。忠贤诬后父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这里王体乾说“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中的“凡事聩聩”不能理解成说天启昏聩无能，而是说天启在许多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闹去。
朱由校对于自己的兄弟信王朱由检和自己的妻子张皇后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王体乾告诉魏忠贤，就算用谋反这样的事情也是搬不动信王和张皇后，一旦天启皇帝生气追查谁在诬陷自己的弟弟，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种记载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首先当然是天启皇帝对自己亲人感情深厚，不为谗言所动的态度。
其次是从天启皇帝和张皇后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所谓熹宗不读书说法的荒谬。
从王体乾说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可以看出天启皇帝绝对不是后世某些人想象的昏庸糊涂无能，相反他的才智能力都非常卓越。
尽管魏忠贤大权在握，但是只要天启一发威，即便仅仅是可能性，仍旧足以让魏忠贤等人感到害怕。
天启对魏忠贤的态度，对客氏的态度是众所皆知的。
天启对所有这些人都很好，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迎合自己癖好，拍自己马屁，所以他才喜欢他们云云。
至少从他对自己老师孙承宗，以及对自己弟弟朱由检的态度来看，确实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秉性仁厚所致。
甚至一开始他对朝廷官员的态度也是很好，这些官员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指责，他也都是用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回应。
后来是实在痛心于国事，在这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官员争吵中越搞越坏，也不满于东林党动辄盛气凌人，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的。
所以才放纵了魏忠贤施加辣手打压东林党人。
明末被丑化的不仅是天启皇帝一个人，后来的崇祯皇帝以及南明的弘光皇帝也没有幸免。
崇祯处置大臣都是按照法律来严格执行的，并没有把个人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结果被诬蔑成了滥杀大臣。
至于崇祯内帑空空如洗，结果却被造谣说有七千万两白银在内帑里舍不得用，说崇祯是守财奴云云，更是颠倒黑白到了极致。
而另一位南明的弘光皇帝被丑化的程度就更厉害，一提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昏庸荒淫。
一些假专家会根据明末的史料记载，指责弘光昏庸无能，麻木不仁，放纵酒色，致死多人。
所以弘光是“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痴如刘禅，淫过隋炀”，“质性暗弱，有蜀后主、晋惠帝之风，而荒淫过之”。
而实际上朱由菘是这样的人吗。
黄俶成写的点校说明对李清和他的《南渡录》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清，弘光时官至大理寺左丞。
他写有多种反映明末历史的著作，除了《南渡录》之外，最著名的还有《三垣笔记》。
“清修四库，首禁李清之书”，“李清治学谨严，持论平允，史家甚重其书，惜不易得睹”。
“李清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记述多为亲睹亲闻，较他书为详，且无明季门户之见，是南明史籍中较重要的一种史料”
“民国初年，俶成（应当就是指点校者黄俶成）母亲在李详，李清后人府中任家庭教师，尝闻这部拼着身家性命保存下来的著作失而复得。1938年，中央大学朱希祖教授在浙江省平湖县葛小严家得阅李清《南渡录》原稿，并并有李详之跋，惊喜不已，叹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
《南渡录》一共有十二种抄本，黄俶成点校本就在多种抄本基础上参校而成。
根据李清的记载，所谓弘光帝童女，捉蛤蟆是为了制作药云云，纯属胡扯：“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也就是端阳节捉蛤蟆，这是宫中的旧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来的名堂，却被一些人借题发挥成泼在弘光上的脏水。
至于“**季女”，也就是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谣言造的很厉害，许多人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南京沦陷，宫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宫里的真相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才真相大白。
这些泼在弘光皇帝头上的脏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但没有什么童女的事情，弘光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弘光帝：“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吴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连宫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亲近。
而且弘光本身是相当宽厚仁慈的一个人，本来在崇祯殉国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顺序是理所当然的。
但由于万历时期，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东林一系的官员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编造出了朱由崧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状。
他们当然和朱由崧没有亲自接触过，这纯粹是由于因为政治动机编造的谣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个什么态度。
李清的记载是，“上宽仁，即位后从不追究，一日，阁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员，曾任大理寺左丞，对许多事情都是亲历亲见，他记载的史料价值远比那些道听途说，辗转抄袭的要高得多。
事实上也不单是李清，同样在弘光一朝为官，和弘光皇帝亲自接触之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也有诗句表达对泼在弘光皇帝身上谣言的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
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菘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马士英为了抵御，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
许多历史学者宁愿采信那些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传闻流言，而把最为可靠的李清等当事人的记载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置之不理。
说弘光才能平庸软弱，也就罢了。非要造谣说他荒淫、童女，还把这种谣言当成确凿无疑的事实来对待。
当然如果真要这么认为也可以，那就正视南渡录中的记载，正视钱谦益的记载，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进行驳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经明确有当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况下，就全当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还把那种谣传作为真实到处散播，只能说这些人是缺乏基本历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
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
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隐私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
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
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梁颂成编辑校订的《杨嗣昌集》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四库全书答问》谈到乾隆帝编纂全书的私意的时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
显然如果刊刻杨嗣昌的著作，那就等于宣扬了朱明大臣之长。
于是《杨文弱集》被奏缴并列入禁毁书目是在情理之中，新编定的《杨文弱先生集》也便没有了付梓的机会”
岂止是《杨文弱先生集》，凡是能澄清明代历史真相，洗清那些泼在明代皇帝大臣身上污蔑之词的书籍，比如李清的《南渡录》，钱谦益的著作诗集都在清代属于禁毁之列。
乾隆皇帝再提到李清时的咬牙切齿：“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章宪典。今其身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而那些荒诞不经的毁谤污蔑明代君臣的记载倒是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丑化明代历史的记载中有相当大部分都是虚假经不住考证的，就说光以这种手法来对待一个历史时期，本身就是极度卑劣的行径。
等韦宝到了京郊驿站，已经有驿臣赶紧报之等着迎接韦宝的一众官员。
本来韦宝还打算在京郊驿站住一晚，明天大清早在入京的。
不过以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和丁绍轼为首的内阁大臣们都来了。
还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这样的权臣，以及文武百官都来迎接韦宝。
韦宝也没法住一晚了，赶紧上前相迎。
“使不得使不得，爵爷快快免礼。”顾秉谦是很会做人的，离着老远就高声叫道。
韦宝依然恭恭敬敬的行礼，不敢稍有怠慢。
想起这才年尾，年初的时候，自己入京，还只是一介举人，举人还是混来的。
那时候这些阁臣对自己可没有客气啊。
这一年变化很大，阁臣本来还有几个人，都是东林党的大臣，已经致仕回家了。
像是朱延禧和周如磐，都是韦宝入翰林院的恩师呢。





明鹿鼎记 【0950 先大宴同僚再拜访岳父】
想想这一年的变化，韦宝不禁感慨，不管天地会有没有什么发展，其实对于他个人来说，在明廷这一边，发展的其实还算可以。
尤其是一帮言官，都察院的御史们，大理寺的官员，这帮人可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天天靠参劾别人过日子的，但面对韦宝就不同了。
因为韦宝现在其实还兼着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官职呢！
虽然他长期不在京城了，但他的官职并没有人敢动。
一方面，都察院和大理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他提拔的，他将原先的人都踢出去了，都换上了这些衙门的子弟。
所以这些人对韦宝是对恩师，又是对座主，对领路人一样恭敬的。
这是韦宝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势力，别人想动也动不了。
另一方面，现在是阉党当家，韦宝与阉党虽然没有到明里作为阉党干将的地步，却也几乎是半公开的了。
不是和魏忠贤有良好的关系，怎么可能短短时间内升迁那么快，十五岁的人，十六岁还差一个多月，就已经做到正三品大员了，简直可怕。
说和阉党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相信啊。
更难能可贵的是，参遍了所有人的东林党，至今还没有几个东林党大臣参劾过韦宝。
这都是因为韦宝曾经救过杨涟，现在还将杨涟的女儿留在身边，扶持杨涟和左光斗等人的儿子。
或者说是保全了很多被魏忠贤杀掉的东林党大臣的后代。
光凭这一点，即便大家觉得韦宝几乎可以算是半个阉党，但东林党并不恨韦宝，至少韦宝没有刻意针对过东林党，反腐都是全面对待，并不针对派系，不针对哪一个个人。
还有，大明朝的官场并不像后世，不能横跨几个部门，大明朝的管理有点乱，没有这一说法。
有的人兼任七八个职位都是有的。
大明王朝的官场来说，愤青、喷子太多，假道学。
当初张居正夺情时，个个群情激愤，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但到了魏阉专权时，也没见你死我活，不也无耻跪舔。
再说奇葩头衔，陆炳一介武夫，可以活着加封三孤加三公，独一份。
刘瑾，“立皇帝”，魏阉，九千岁，建生祠。
魏阉侄子魏良卿活太师，比肩张居正啊。
当然，魏良卿目前还没封伯爵、公爵，那要等到原本历史的几个月之后。
因为弄死了努尔哈赤，袁崇焕有功，魏良卿也沾了光，直接一路从伯爵到公爵连着跳。
像韦爵爷这种一上来就是侯爵的，在大明王朝历史上还是挺多的。
其实韦爵爷也没有什么拿的出的功劳，但仗着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又与东林党和阉党都有良好关系，势力不说多大，反正也不算小了，毕竟把持了一大片地方，属于京城实力派加上地方实力派的综合体。
加上控制了一个正二品衙门，弄个侯爵的名爵，也就不算什么了。
明朝的治理有个公认的大失败，纸币问题。
大明宝钞，永远神。
胡元发纸币还知道得有丝绸白银这些真玩意儿当准备金，大明发的宝钞纯粹是在发纸。
宋金发纸币还知道纸币用久了会磨损，国家得负责定期更换，顺便回笼一部分货币就当抑制通胀了。
大明发纸币之前满朝文武好像连一个知道纸币会磨损的都没有，啥时候给老百姓换废纸也是看皇帝心情，开开关关没个定数。
不过这还只能说是菜，毕竟对布衣将相来说理财不是本行。
理财官僚也需要传承，鞑元儒学是从程朱传下来的，不是这一路。
具体菜到啥程度，比如说宣德年间还有官儿建议说为了便利钞法，应该禁止民间以布帛米麦交易。
菜可以容忍，但坏就不行了。
宝钞应用的同时，禁止民间以金银甚至铜钱，哪怕是明朝自己铸的铜钱都不能作为货币来进行交易。
然而，在统治阶级中，白银一直在流通使用，比如说，捕鱼儿海战役后，朱元璋就赐给蓝玉金二千两，唐胜宗、郭英白金各一千两。双重标准。
洪武八年使用宝钞的时候，下令严禁民间造假币，谁向官府举报就有赏，赏金是什么呢？白银二百五十两！
合着朱元璋自己也知道宝钞不值钱。
这就只有一个解释，宝钞就是冲着老百姓手里的金银去的。
百姓用宝钞，你朱元璋自己用白银。
这种拿废纸抢贵金属的行为，这种垃圾货币大家能认才有鬼。
到太祖晚年的时候，宝钞已经贬值了十四倍，洪武八年白银一两换宝钞一贯，洪武三十年能换宝钞十四贯。
到了宣德七年更是白银一两换宝钞一百贯，正统元年白银一两换宝钞一千贯。
通胀还有一个附加恶果就是官俸。
虽然明代官僚工资历代最低，但按照洪武初年的标准，只要照数发给，还是多少够用的。
可恶就在于将俸禄里的粮食折合成宝钞，二分米八分钞，这八分钞是让百官喝西北风去么？
因为宝钞只发行不回笼，朝廷收税总不能收废纸吧？
结果社会上宝钞泛滥，国库里反而宝钞不足，大量靠工资吃饭的官员连宝钞都领不到。
当永乐宣德全盛之时，大明两京文武官员都能被朝廷欠了整整两年的俸钞！真是做法自毙。
官不聊生然后民不聊生，遂置于一切糜烂的境地。
韦宝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
正如黄宗羲后来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
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由于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
因此，韦宝试图从具体原因入手，根据自己目前看到的情况，总结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
两线鏖战的困境。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
宦官专权与党争。
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