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
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
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本文这里指的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非太子之意。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入清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亦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
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
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
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是极为不合适的，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
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
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这次最为发达，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
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
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
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
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
总之，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
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动乱——经济衰退——再发展。
所造成的结果，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率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
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规律的又一个适用者，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
清朝的灭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灭亡不完全适用于此规律。
明代中后期交替进行的宦官干政与明末党争无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枢力量。
属内政不良的表现，至于宦官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任人唯近的问题。
信任自己接触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
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与多数文官相比没有雄厚的背景。
进士文官多出身于社会上中层，因为有能力使一个人长年读书应试科举的家族多数并非贫户。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权也是皇帝的一种统治方式，与汉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则上是有些类同。
从皇帝的立场来看，重用宦官对自己皇权的威胁较小。
当然事实证明不完全对，但的确自始至终宦官专权未对皇帝本人造成过太大威胁。
明代宦官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互相制约，且各部均严重依附于皇权，明代的皇权已经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专权本质上是皇权的变态，是皇权一种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权的延伸与异化。
明朝宦官“人才辈出”，从“横刀跃马”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到创办升级版特务组织“西厂”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刘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后活力的“九千岁”魏忠贤，无不为明朝的灭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团的表现似乎也不太好，否则崇祯帝就不会在遗诏中称“文臣皆可杀”了。
明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
当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时，党同伐异，倾轧腐朽即是必然的结局。
辽东经略熊延弼的悲剧与宁锦大捷后袁崇焕的被迫辞官，就是宦官专权与党派斗争恶果的直接体现。
明朝后期的党争危害更大，这一点在南明各政权中体现的更为充分。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明王朝后期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
正如黄宗羲后来所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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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鹿鼎记 【0951 八百多万两纹银的缺口】
在正统史书中，到了亡国之时，往往“奸臣当道”，扰乱朝政，而“忠臣”则与“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忠君爱民的“忠臣”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消灭。
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
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
韦宝与一帮官员好一通寒暄，然后与多位相熟的高官亲热入城。
“酒宴都准备好了吧？”韦宝对林文彪道：“所有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务必请来，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所有人都请来。”
林文彪答应一声，“都派人去办了，请爵爷放心吧。”
魏良卿急忙道：“这哪里好意思，让爵爷这么破费？而且，爵爷请这么多人，怕是有上万人吧？”
“没事没事，这都是小意思。”韦宝微微一笑，暗忖上万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人二两银子的标准，也不过两万两纹银而已，这点钱不算什么。
“还是韦爵爷有气派啊。”顾秉谦忍不住赞叹道：“看来，这回替魏公公和陛下解决辽饷银的事儿，有着落了。”
韦宝闻言一惊，靠，什么叫辽饷银有着落了？
边军的饷银找我想办法？当我是财神爷啊？
韦爵爷攀附魏忠贤是顺应历史潮流，但内心对魏忠贤是毫不认同的，魏忠贤不说不学无术，至少没啥大本事，充其量就是皇帝放出来执行政治任务的代言人而已。
若说魏公公有本事的，回到明末，问问苦难的民众认不认同，江南的市民，陕北的农民，欠饷的士兵，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一定会为洗白魏公公感到极大悲哀。
天启元年，奢崇明反叛，二月，台州兵变。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失陷，二月，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反叛，四月，京师新募兵为取欠饷而兵变，五月，山东徐鸿儒起义。
天启三年五月，京营士兵因迟发月粮，到总督戎政恭顺侯吴汝胤门前鼓噪，七月，山海关士兵因粮饷不继，大量逃亡。
天启四年，长兴县吴野樵起义，五月，福宁州发生兵变，六月，南京操军鼓噪兵变，八月，十月，山海关士兵又两次鼓噪逃亡，八月，徐鸿儒义军起义。
天启五年正月，旅顺失陷，九月，柳河大败，十一月，户部上奏，山海关年饷缺额一百七十万两，又修三大殿，疯狂敛财。
天启六年，论宁远战功，魏公公从子魏良卿封肃宁伯，三月，苏州民变，八月，陕西已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天启七年，宁锦大捷后罢袁崇焕官职，魏公公养孙魏鹏翼为安平伯，魏良卿太师，魏鹏翼少师，魏良栋东安侯。
三月，陕西澄县起义，饥民王二杀死知县张斗耀，正式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天启年间几乎没真正太平过，它烂但因为时间短反而给人一种误解，觉得锅都要给崇祯背。
崇祯时的全面崩溃其实就是天启种的因开花结果的表现而已，就如癌症，早期就不是癌了？
而且，最主要都是烂在没钱，大量的兵变，本身就给马上要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运动提供了人力保障基础。
没有大量当兵的人领着，光是农民，很难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
当然了，评价一个人如何其实也要看立场所在，在天启皇帝眼里，魏公公及他一家真是“满门忠烈”，“功德万世”。
魏公公就是皇帝手上一个工具。
魏公公对明朝灭亡的危害很大。
明亡是个系统性崩溃，魏公公的所作所为，无疑起到加速作用。
魏忠贤靠裙带关系成为明朝政局实际操盘手，使得明王朝的政治道德出现极大缺陷，导致民心出现离散。
魏公公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秩序，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在他所处的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他还这么干，无疑加速明朝灭亡进程。
所谓魏公公能为百姓与官员斗，明显是意淫，中国不存在外国的国王要依靠人民与议会，类似所谓东林党，争斗以达到控制国家的情况。
明朝的皇帝不是没权，而是很多皇帝不负责任或者自身能力有限。
从法理上讲，明代皇帝至高无上，他们如果认真了，没有大臣敢对着干。
天启年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天启年间危机四伏，只不过是时间太短了，在危机没有彻底爆发的时候，天启年就结束了。
如果天启年再长点，魏公公也不比崇祯强到哪去。
总之，所谓能臣魏公公是想象中的，现实中的魏公公就是一个人品烂，政治水平偏低的人。
位列东林党人榜排名第133的徽州籍人汪应蛟，天启元年刚当上户部尚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多项财政开源措施，比如铸钱、典铺酌分、屯粮、抽扣工食、平籴谷仓、东征事例、房屋税契、抚按捐助、节省钞关银、僧道度牒、催兵部马价银、南直牧马地、南粮改折、库折布粟等。
这些也就是所谓的杂项，总共可额定征收的银子是约296万两。
其中典铺酌分、房屋税契就属于商税类别。
房产税契：凡有土地就有过割，有过割就有税契。
民间房产买卖之时，酌定税契每两征收二分，也就是房产交易税，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从事典当生意的商人，获利甚多。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五等，每年分别征税十到五十两不等，额征19.5万余两。
后来正式还征收“优免丁粮银”，明代文武职官、举、监、儒、吏等类人员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赋、力役的特权。
现除生员依旧免征外，其余文武职官举监儒吏也酌收优免丁粮银，共额征44.4万余两。
魏公公执政期间，甚至免除了陕西的榷税。
天启年间，一年的辽饷收入大概就有400万两，这还仅仅是辽饷。
左光斗在河间府的屯田搞得有声有色。
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间，积极提拔屯田人才卢观象，同时还主张把农政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标准。
除此以外，左光斗针对北方人不擅长种植水稻，而北方赋税要比南方要轻的特点，招募南方人来北方教北方人种地。
同时还开设“屯学”，这个“屯学”就是专门为屯军及其子弟设立的学校。
要想进入“屯学”学习，还需要学骑射；录取的屯生，还给予一定的土地让其耕种；屯学童生还可以直接免去县试，直接院试。
更好的是，屯田、屯学还不用国家财政支出，做到了自给自足。
“昨岁六百亩，今为四千亩，向之一望青草，今为满目黄云，鸡犬相闻，鱼蟹举纲，风景依稀，绝似江南”，这些可都是左光斗的政绩。
杨涟在常熟知县任上干得也很好，万历四十二年全国“举廉吏第一”。
重视教育，增置学田八百亩，增置义田三百亩收租，用以学校开支；捐俸筑府塘石堤四十里，人称杨公堤。
商业税主要分两大类：一、关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关税。
其中内地关税又分钞关税，工关税，门税及过坝税，船税。
杂项包括塌房税、酒醋税、渔课、契税、市肆门摊税。
天启六年、天启七年，九边拖欠的饷银份额分别达%（约237万两）和%（约201万两），钱都去哪了。
天启元年拖欠份额是%，二年%，三年9.76%，四年0.51%，五年8.38%。
怎么反而魏公公执政了，九边饷银拖欠的数字反而越来越高。
而到了崇祯元年，经过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努力，明朝才勉强缓解财政赤字。
所以绝对不能对历史有什么刻板的印象，认为阉党会搞钱，东林党就完全不会搞钱，完全只知道吵架，不为国家着想。
东林党里面也有很多很有能力的大臣是很为国家打算的，是办实事的。
皇帝这趟急招韦宝入京，一方面是要韦宝随行护驾，让天启皇帝朱由校上山海关玩玩去。
另一方面就是要搞定钱的问题，在皇帝和魏忠贤眼中，韦宝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四百多万两的缺口，再加上韦宝这趟裁军十万，需要补发的饷银，合计至少超过五百万两纹银。
五百万两纹银这种事情，大明天下，除了韦宝，恐怕没人能够解决。
当然，晋商也能做到，但一旦让晋商去做，这头从晋商手里弄来五百万两纹银，转头他们就能靠着从民间盘剥，靠着私下与关外做生意，充实蒙古人和建奴的物资补给，弄回来上千万两纹银，甚至更多。
那样的话，本来就危机重重的大明，更加会雪上加霜。
这些事情，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这世上没有谁是傻子，皇帝清楚，魏忠贤清楚，阉党清楚，东林党大臣们也很清楚，中立派大臣，甚至普通老百姓，所有人都清楚！
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等几位阁臣围在韦宝旁边，韦宝与几个人应酬几句，主动让李成楝和骆养性帮着自己招呼一帮阁老，转而去同丁绍轼说话。
丁绍轼大人现在是东林党在内阁中的独苗了。
丁绍轼不喜欢韦宝，也不是很讨厌，主要因为韦宝属于倾向于阉党的人，却并没有做多少危害东林党的事情，反而还曾经挽救过很多东林党大臣。
“丁大人好。”韦宝主动在丁绍轼身边打招呼，“感谢丁大人来迎我，我一个后生晚辈，当初入翰林院，还得到了丁大人的提携，丁大人能算我半个座师，这让我实在担当不起。”
“韦爵爷不用客气，我们来迎爵爷，这是陛下的意思。”丁绍轼不咸不淡的道。
韦宝微微一笑，“那也要丁大人肯来啊，丁大人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借口不用来的，说明我在丁大人心里还可以。”
丁绍轼也忍不住笑了笑，他是知道韦宝的口才的，韦宝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这本事，可以说满朝皆知。
这时候张之极来了，打破了韦宝与丁绍轼一同走路，彼此无话的尴尬。
英国公府硬算起来的话，应该算是中立派，肯定不会和阉党站在一起，有一点点倾向于东林党，就这样。
所以丁绍轼对张之极要比对韦宝更加热情，“世子好啊，国公爷有日子没有见着了，他怎么样？”
“别提了，我爹烦着呢，每到年关都烦得很，这不是马上就要开今年的饷银了吗？平时拖一拖还说的过去，大过年的不给结清，一个年都过不好的。”张之极道。
丁绍轼和韦宝都点了点头。
韦宝是知道京营的情况的，养了三万多草包，个顶个都是废物，全都是靠祖上的蒙荫世袭的人。
三万多人，吃的是五万的兵额，快赶上边军了。
韦宝觉得京营早就应该裁撤掉，简直是一个最大的包袱。
打仗完全靠不上，待遇又好，五万人的军饷就能赶上边军七八万人的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