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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全球

时间:2023-05-23  来源:  作者:陈健钢

    当苏丹们认为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是主要威胁时,他们倾向于引入华人力量,来帮助自己稳定统治;而当华人势力开始做大时,雅加达的荷兰人又反过来,成为了苏丹们制约华人社团的外援。19世纪20年代,荷兰人的军队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并在当地苏丹的支持下进驻三发、坤甸地。荷兰人的到来,当然不是出于维护马来苏丹们的利益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整个西加里曼丹。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做的是逼迫是华人采矿公司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保护。很显然,这种做法将极大影响华人采矿公司的独立性及利益。

    任何一个群体在面对这种境遇时,都会自然分化成两派。总得来说,在荷兰军队登陆并开始向华人采矿公司施压之后,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倾向于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将荷兰人赶出西加里曼丹。除了军事上的抵抗以外,寻求英国人的支持,是其在外交上的策略之一。

    与荷兰人在崛起之时,战略性的对标葡萄牙不同的是,大英帝国更多是伴随着对西班牙殖民地的侵夺而崛起的。这很大程度与英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足以与西班牙抗衡的人口优势有关。从16世纪末起,通过一系列针对西班牙的战争,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拓展殖民地。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不仅击败了西班牙,还击败了试图与之全球争霸的法国人,包括也尝试分一杯羹的荷兰人,成为了整个北美地区的霸主。

    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独立意识的增强,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大英帝国在西线的殖民事业遭受了重大打击。在新大陆的殖民事业出现转折之后,英国人开始将重心转东方。包括印度、东印度群岛,乃至中国的贸易线,成为了大英国帝国再次崛起的希望。虽然早在公元1600年,英国王室便授权组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对印度的贸易,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英国的殖民重心此前一直在美洲方向。如果说在北美的扩张,是以移民的形式进行真正的“殖民”的话,那么承包给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更多只是一桩生意罢了。

    我们可以以美国独立战争为分界线,将此前主要在美洲政治扩张的大英帝国,断代为“大英第一帝国”;此后主要在东方扩张的大英帝国,称之为“大英第二帝国”。以后解读北美地缘结构之时,“大英第一帝国”将会是主角。先行交待这一背景,是因为在英国人开始染指南洋之后,这一地区海外华人的命运,便开始与之紧密捆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国殖民帝国的扩张,东印度公司这种纯粹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型社会”,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在18、19世纪相交之际,最早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此后荷兰人开始以“荷属东印度”为行政框架,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开拓的殖民地进行政治整合,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印尼。

    由于英国人还要利用商业力量,扩张他们在东方的势力,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延续的时间要长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过在“大英第二帝国”时期,它的权力开始被逐渐消弱。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在马来地区获得的第一个据点,是马来半岛西北部的“槟榔屿”,此后又在马六甲海峡中、东部拿下了马六甲、新加坡两个点,并




第五百二十章:东南亚(六)
    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二十章:东南亚洪门和“反清复明”思想能够延绵不绝,除了恢复华夏理念天然所有的群众基础以外,与东方被西方的“发现”有着莫大关联。东西方贸易线的打通,客观上激发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潜力,并使得海外华人移民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绝大多数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初期并没有移民的打算,所希冀的只是赚钱养家,最后落叶归根。然而在陌生的环境中,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单打独斗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成一个个群体,以共同抵御风险、争取利益成为了自然选择。这种聚结群体的做法,可以被称之为“社会性”。

    “社会性”并非人类所独有的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很多动物也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性。不过人类作为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比之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来说,总归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体现在“社会性”的特点上,就是人类懂得以某种后天创造的“意识形态”为聚合点,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而其它生物,包括人类最初所遵循的组织原则,仅仅是基于天然的血亲关系。

    鉴于过往的一段历史,“意识形态”一词在中国经常被窄化为政治意识。实际上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也一直说,主义也好、宗教也罢,都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任何对事物的观点和认知,都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所能涵盖的人越多,它在政治上想象空间也就越大。从这点来说,创立“一神教”概念的犹太人,之所以无法竞争过2.03.0版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在于“犹太”社会的基石,是建立在血统,甚至是基于母系传承的血统之上。

    以血源纽带聚结为群,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犹太人算是这个星球上少有的“原教旨主义者”了。唯一不同的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面积太小,且处在地缘关系复杂的地中海之侧,使其无法依靠如此“原始”的组织原则做大族群。其所创立的,在传播力上如此“先进”的意识形态——犹太教,客观上只被用来避免族群解体;而身处东方,地理位置上定性为“海中地”的华夏社群,则有机会成长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人口数量最多的一枝。

    现在问题来了,前往南洋淘金的华人,是否仅用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就足以凝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马来人、达雅人,乃至西方列强的竞争呢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像你不能单凭一句大家都是马来人种或者穆斯林的口号,就让印尼、马来西亚合并,欧洲统一一样。不过可以肯定的,走出国门之后,基于血源关系而凝结成的一个个基层宗社组织,是很难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了。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就将面临显而易见的人力短板。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中国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关系,以及“反清复明”理念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得洪门的组织形式成为了海外华人社群的普遍选择。比如在20世纪初,旧金山据称就有90%的华人隶属于洪门致公堂。这促使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在发现这一特点后,政治性的选择了加入“洪门”组织。后者及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今天中国的政党序列中,还有“致公党”一席之地。

    说到这里,再顺便说一下,在推翻清朝之后,“恢复华夏”的口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反过来,洪门“兄弟会”联盟式的组织理念,却一定程度使之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边缘化。在出身洪门的政治人物看来,联邦式的“联省共和”制,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重建的基础。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曾经与孙中山政见不和,甚至炮轰中山舰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后者在下野之后,在香港着手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转型成为了政党式的“中国致公党”。

    与洪门组织在推翻清朝后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富庶且临海的上海及江浙地区成为“民国”地缘中心后,组织严密、执行力强的青帮组织,反而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露脸机会。以至于一直有传闻,蒋介石曾经一度加入过青帮。

    上述内容,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更高维度,看待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解,海外华人社团为什么会倾向于以“洪门”思想和组织形式来凝结社群。18世纪中后期的西加里曼丹地区,便是较早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洪门式组织试验田。也可以这样说,当时活跃于西加里曼丹的各个华人“公司”,在组织形式上几乎都可以被归类于“洪门”组织。

    西加里曼丹华人势力分布图

    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特点,同样为西方研究者所关注,其英文名称即为“中国兄弟会”。之所以前面要标注“中国”二字,是因为比洪门思想在中国的兴起稍晚一点,英国也诞生了一个“兄弟会”组织——共济会,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在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发展壮大。

    最近这些年,随着一些中国研究者,引入将共济会与操控世界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共济会组织在中国也成为了阴谋论理论中的常客。由于中、西两个兄弟会,在形式上有颇多类似之处,甚至有人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似点,只是一种基于传播力考量的自然选择罢了。就像中、西方政治史,都经历过裂土分疆的“封建”模式,但并不存在谁模仿谁一样。

    与洪门的组织原则类似的是,共济会也试图用兄弟关系,抹去被吸纳者的背景差异,以获得尽量多的受众。不同的是,二者诞生的环境不同,导致



第五百二十一章:东南亚(七)
    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二十一章:东南亚兰芳公司存在了约112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兰芳公司与其它华人采矿公司一起,在西加里曼丹打造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华人社会。由于没有更高一级的政治保护,西加里曼丹的“企业型社会”同时还衍生出了自己的行政、执法,乃至军事机构。有稳定的社群、有固定的领地、有政治属性的管理机构,这一切都使得西加里曼丹的华人采矿公司,已经具备了成为“国家”条件。

    由于东西方地缘背景的差异,无论是兰芳还是其它华人公司,本质都不是西方类型的“共和国”。比如其在法律层面所依托的,是洪门那些属于习惯法范畴的帮规。当然,所谓共和国的本质,是认定“国家”是属于全体公民,而非个人的。从这点来说,以洪门“兄弟”式关系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被称之为“共和国”,也并无不妥。只不过,当时的华人社会还没有这种认知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已经具备了“国家”各项特征,但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那就是国际认可。每一个世界都有着自己的国际法则,比如想从中华朝贡体系中得到好处的话,获得中国皇帝的认证就是必经的程序。就现在的“世界”而言,联合国则在客观上成为了一个国家身份的认证机构。西方支持建立的,从塞尔维亚脱离出来的“科索沃共和国”,以及俄国支持下,从格鲁吉亚脱离而出的“南奥塞梯共和国”,尽管都有些国家予以承认,但在联合国五常没有形成共识之前,都还是很难被认定为是正常国家的。

    那么在18-19世纪的西加里曼丹,如果当地的华人社团有意组建国家的话,他们客观上又应该取得哪一方的认证呢向自己的母国寻求保护是一种方法。有观点认为,兰芳公司似乎这样做过,不过并没有结果。以中央之国无意向海外扩张,并视移民为“天朝弃民”的一贯做法来说,无论是否做过这种努力,结果其实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更大的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欧洲人才是这个在这个时代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具体要来说,西加里曼丹华人真正要面对的,是已经将南洋群岛视为自己领地的荷兰人。

    很不幸,并且完全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荷兰人完全没有把西加里曼丹华人社团,视为平等国家的想法。早在17世纪初,荷兰人就曾经尝试过登陆加里曼丹岛。不过一方面因为当地土著的激烈抵抗,另一方面也由于加里曼丹岛的资源,在南洋几个主要岛屿中实属较低的,因此一直到18世纪末,荷兰人也只是在岛屿南部,传统上属于爪哇岛政治辐射范围的南加里曼丹沿海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

    西加里曼丹马来苏丹们与华人采矿公司之间的矛盾激化,是荷兰人得以渗入的原因之一。这些将华人社团引入自己领地淘金的苏丹,无疑从华人的辛勤劳动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有记录表明,在华人社团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采矿的18世纪中期,仅三发地区的马来苏丹,每年都能够得到500两黄金作为地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尾大不掉的情况终于出现。越来越多的华人涌入,及对当地经济的控制,使得华人社团开始不满足于承包商的地位,开始谋求独立地位。

    以兰芳公司及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成立为标志,西加里曼丹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呈现三族鼎立的态势。身处这片土地的华人采矿公司、马来苏丹国、达雅人部落之间冲突不断。由于华人在经济和组织力上更具优势,且已经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局势一直朝着有利于华人的方向发展。

    当苏丹们认为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是主要威胁时,他们倾向于引入华人力量,来帮助自己稳定统治;而当华人势力开始做大时,雅加达的荷兰人又反过来,成为了苏丹们制约华人社团的外援。19世纪20年代,荷兰人的军队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并在当地苏丹的支持下进驻三发、坤甸地。荷兰人的到来,当然不是出于维护马来苏丹们的利益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整个西加里曼丹。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做的是逼迫是华人采矿公司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保护。很显然,这种做法将极大影响华人采矿公司的独立性及利益。

    任何一个群体在面对这种境遇时,都会自然分化成两派。总得来说,在荷兰军队登陆并开始向华人采矿公司施压之后,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倾向于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将荷兰人赶出西加里曼丹。除了军事上的抵抗以外,寻求英国人的支持,是其在外交上的策略之一。

    与荷兰人在崛起之时,战略性的对标葡萄牙不同的是,大英帝国更多是伴随着对西班牙殖民地的侵夺而崛起的。这很大程度与英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足以与西班牙抗衡的人口优势有关。从16世纪末起,通过一系列针对西班牙的战争,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拓展殖民地。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不仅击败了西班牙,还击败了试图与之全球争霸的法国人,包括也尝试分一杯羹的荷兰人,成为了整个北美地区的霸主。

    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独立意识的增强,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大英帝国在西线的殖民事业遭受了重大打击。在新大陆的殖民事业出现转折之后,英国人开始将重心转东方。包括印度、东印度群岛,乃至中国的贸易线,成为了大英国帝国再次崛起的希望。虽然早在公元1600年,英国王室便授权组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对印度的贸易,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英国的殖民重心此前一直在美洲方向。如果说在北美的扩张,是以移民的形式进行真正的“殖民”的话,那么承包给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更多只是一桩生意罢了。

    我们可以以美国独立战争为分界线,将此前主要在美洲政治扩张的大英帝国,断代为“大英第一帝国”;此后主要在东方扩张的大英帝国,称之为“大英第二帝国”。以后解读北美地缘结构之时,“大英第一帝国”将会是主角。先行交待这一背景,是因为在英国人开始染指南洋之后,这一地区海外华人的命运,便开始与之紧密捆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国殖民帝国的扩张,东印度公司这种纯粹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型社会”,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在18、19世纪相交之际,最早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此后荷兰人开始以“荷属东印度”为行政框架,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开拓的殖民地进行政治整合,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印尼。

    由于英国人还要利用商业力量,扩张他们在东方的势力,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延续的时间要长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过在“大英第二帝国”时期,它的权力开始被逐渐消弱。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在马来地区获得的第一个据点,是马来半岛西北部的“槟榔屿”,此后又在马六甲海峡中、东部拿下了马六甲、新加坡两个点,并组成了用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峡殖民地”。

    英国人的强势渗入,无疑会影响到荷兰人的利益,特别是作为马六甲航线的贸易中心,马六甲城此前一直为荷兰人所直接控制。然而尽管荷兰人最初是通过与葡萄牙的战争,才拿到马六甲的控制权的,这次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却没有再次引发战争。在审时度势后,英、荷两国选择了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随后马六甲城也被荷兰人移交给了英国。

    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这一决定很好理解,毕竟当时的大英国帝国已是世界最强。换句话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无法阻挡英国人的进入。一定要撕破脸的话,即使英国人不用全面战争的方式攻击荷兰,单是封锁马六甲海峡也将让荷兰商人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同时,作为一条重要航路,马六甲海峡的争夺,并非一场零和游戏。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精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实更原意通过控制商品供应地来达到贸易垄断的目的。为此荷兰人在经营南洋群岛之时,将统治中心放在了人口、资源最丰富的爪哇岛,如果英国人不是谋求独占马六甲海峡,那么荷兰人的核心利益并不会受损。

    反观英国人的态度,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同样可以尝试拿下整个南洋群岛,特别是人口资源最为丰富的爪哇岛。英国人没有选择这样做,更多是从欧洲地缘政治平衡的角度来考虑的。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只有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那些海外殖民地只是用来争夺中心控制权的筹码罢了。无论在欧洲还是海外,法国都是英国最大的对手,尤其在英荷条约签订之前,整个欧洲刚刚被“拿破仑帝国”横扫过。更为让人担忧的是,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普鲁士王国的崛起,又使得长久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开始出现统一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法德之间的荷兰,对英国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就像英国一直在战略上与葡萄牙结盟,以牵扯西班牙一样。即使圆滑的荷兰人在以后的政治博弈中,不明确的支持英国,将之逼向法、德阵营对英国来说也没有好处。

    除了考虑到欧洲的地缘政治平衡以外,英国人对整个南洋也没有志在必得的想法。从贸易来说,整个东方最有诱惑力的无异是印度和中国两个超级市场。深耕并垄断印度市场、开拓中国市场,是“大英第二帝国”在19世纪的战略方向。至于后来所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英国人在印度及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没有哪个殖民帝国能够先后在东、西两线取得如此成就,“日不落帝国”也就此成为了英国的标签。

    想要将中国和印度两个市场连接起来,马六甲海峡自然是贸易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只要能马六甲海峡拥有稳定的据点及势力范围,并且竞争对手尊重这点就可以做到和平共处。基于上述考虑,英国与荷兰最终于1824年签订了“英荷条约”,划分了双方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及相应的贸易原则。其中事关地缘政治走向的主要有:荷兰将在印度沿岸及马来半岛的据点交给英国,以帮助英国控制印度和马来半岛;英国则不介入新加坡海峡及马六甲海峡主航道以南地区的争夺。即认可廖内群岛及苏门答腊岛属于“荷属东印度”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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