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世神医在末世

    一次生命的旅行之前，要准备的东西简直多到令人发指，饶是张生这么有恒心的人也被折磨的够呛，尤其是到了文学这方面，每天都在学习着不同的东西，像一个干透的海绵在吸收着这个世界带来的水分，只不过海绵终究是海绵，总有饱满的时候，这就让张生感觉十分的困难。

    历史上留下来的著作代表着多少代以来一个泱泱文学大国无数文人学士们的无数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部分，在他们的文章里也总是有人性的因素，有人们的欢笑与悲哀；在这些著作的背后，也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都会使我们感兴趣。

    大部分杂文小品包含了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的精华，也是大部分作家唯一的文学创作活动，这是中国文学的“佳品”。中国的小学生在学习散文的时候，总是要把这些文章当作范文来整段整段地背诵。

    17世纪一位杰出的批评家金圣叹曾在其著作中反复指出“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文学的起源就是这么简单，尽管有文学教授用修辞和作文的技巧来加以拖累。

    文学革命之后，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出现并形成了一种有个人特点，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和周树人（鲁迅）。变化之二是:“汉语的欧化”，兼有句法和词汇两者，前者看上去是愚蠢的，而后者则是不可避免的。

    华夏的艺术与文学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进行思维，尤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创作诗歌。

    华夏人把文学分为两种:教化的和娱乐的。前者是客观的，阐述的；后者是主观的，抒情的。华夏人都声称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基于这一观点，他们便看不起小说和戏剧，认为它们是“区区小技，不足以登文学之大雅之堂”。不过事实上，中国人全都在暗地里阅和剧本。

    我们有一种非经典性的文学，也就是由那些敢于打破经典性传统的无名作家所创作的想象的文学。他们直抒胸臆，为创作所带来的欢乐而进行创作。

    唐朝的韩愈反对过五六世纪的绩丽文风，提倡使用简明的文体，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可读性较强的散文。韩愈之后，文学风尚时而模仿周代，时而模仿秦汉。当韩愈自己也被称作古人的时候，唐代也变成供人模仿的盛世了。宋人模仿唐人，明清作家模仿唐宋。这样，文学风尚就成了各种模仿之间的竞争了。

    社会现状小说在近30年来很是时髦，但其情节松散，进而成为一系列互相没有多少关联的趣闻

    轶事，尽管故事本身都很有趣。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本身甚至都没有出现，直到近十年来现代作家读了原版的或翻译的西方文学，试图写一些类似的东西之后，它才初露端倪。

    无论骈文、诗化散文还是什么夸饰的散文都不是优秀的散文。它们可能被称为优秀的散文，但那是因为沿用了一个错误的文学标准所致。所谓优秀散文，须具备围炉闲谈的气氛和节奏，有如伟大的小说家笛福的文笔。而这种散文只能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而非人工雕琢的语言来完成。

    与俄国小说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二者都使用极为现实主义的技巧，都十分爱好对细节的详述，在叙述故事时，他们都不喜欢西欧长篇小说常有的那种主观性。虽有丝丝人扣的心理描写，但倘若要作者再由此往前走一步，发挥一下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则很困难。

    儒家学说太现实主义了，使人没有多少玄虚和遐想的余地，而华夏人又是那样富有孩子般的想象力。华夏人心目中总是有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对事物的奇异感，我们称之为着魔，或者对某一种东西的痴迷。

    妇女写诗的传统实际上从未间断，仅在清代，我们就可以数到差不多一千位留下诗歌的妇女。袁枚是反对缠足的，在他的影响下，妇女作家形成了一种独到的风格。另一位大学者章实斋，对这种风格却嗤之以鼻，认为它对培养理想的妇女有害。不过，诗歌的写作与尽一分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两者并不矛盾。

    16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了一位人物，宣布“今人写今语”，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历史眼光，颇有远见卓识。这个人就是袁中郎，此外还有他的两个兄弟。袁中郎敢于以俗语寻常语入文。他提倡的文体曾蔚然成风，有一群追随者，自成一派，这就是有名的“公安派”（公安是袁的家乡）。

    文言的使用会使文章具有一种极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