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工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机票全都是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多了，你就能够结识国外的学术大咖，届时想申请到国外去做个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之类的，也会更加容易。

    总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经远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虽然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总脱不了一股土鳖气息，说话做事还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国家政策相违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经涅槃重生，进化为一名国际学者，张嘴闭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进行鞭挞才行

    我在美国出席了由加州大学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尽管我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操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就拿最近中国发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装备促进政策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政策，但对于政策的细节并不了解。请问高教授，你亲自参加过这个政策的制订吗？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记者问道。

    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高磊对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评，这样欧洲媒体就可以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质疑中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效果。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条博客，就能够赢得数十万的点击以及数以千计的转发。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独立只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的，对于国外的金主，他绝对不敢独立，而是必须照着金主的吩咐去说话做事，否则人家能够给予他一切，也能够收回他的一切。

    国际基金会左右学者的思想，当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请的时候巧妙地给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说，你的学术观点认为太阳是圆的，那么基金会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反之，如果你认为太阳是方的，就能够轻易地赢得基金会的青睐。有了钱，你就能够广收门徒，能够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重复太阳是方的这一观点。

    当一个学术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太阳是方的，那么日圆派就会被嘲笑为落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投奔他的门下。而日方派则会蒸蒸日上，直到学者自己都相信太阳的确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幻觉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学的是很正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计划经济理论的。他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也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由国家引导产业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合作链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高磊并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论遭到批评之后，高磊尝试着转向了西方学说。此时正值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回归斯密的口号，即回到亚当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拒绝一切政府干预。高磊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发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去。当然，说是研究，其实主要也是拾西方学者的牙慧，然后再结合一些中国的事情来加以发挥。

    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不了解，所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往往容易受到关注。你在文章里说中国只有30万人喝得起可乐，西方人便觉得终于发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居然揭露了这样的真相，如果不是他揭露，大家还以为中国人真的能吃得饱饭呢。

    高磊通过写这样的文章出了名，得了利，慢慢地便把自己写的文章也当成了真实，在各种场合卖弄。他的一些演讲被人录成文字，在网络上传播，每每被冠以总算有人说真话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秘密是中国人就转之类的标题，加上他的教授身份，总能让一些人信以为真。

    有些学者认真研究了高磊的成功秘诀，发现只要敢于胡说八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就能够扬名立万，于是也纷纷效仿，一个比一个说得更邪乎。高磊有时候也会看看这些学者发的文章，当发现其他学者的观点也与他一致的时候，他就更加相信，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这就叫庄周梦蝶，梦来梦去，他已经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

    刚才高磊对两位西方记者说首台套政策的推出，是改革的巨大倒退，他还真不是故意要夸大其辞，而是内心就是这样想的。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于从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中发现改革倒退的迹象，而且每一次都必然是巨大倒退，稍不留神就会全面崩溃。他写了许多文章预言即将到来的危机，虽然每一次都没有应验，但这并不妨碍无数人称他是最清醒的经济学家。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




第八百三十二章 欧委会的专员来了
    高教授，能不能请你详细说一下，中国政府的首台套政策，如何违反了中国的入世承诺。康茨按照约定的剧本问道。

    高磊正色说：首先，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协定的时候，承诺对国外企业给予国民待遇，在采购中不得采取歧视政策。但中国政府的首台套政策要求各单位在进行设备采购时，要优先采用国产装备，这就是违反了非歧视原则。其次，为了帮助国内企业获得设备订单，中国政府强制财险公司推出了首台套保险产品，只向制造企业收取象征性的2的保费，其他的保费是由发改委通过专项资金补贴的，这就违反了世贸规则中的反补贴条款。

    高教授，关于你说的第一点，我们认真研读过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发现其中只是提出优先采购的建议，并没有强制各单位必须采购中国本国产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并没有干预各单位的采购行为。伯恩斯坦问。

    高磊说：中国政府的政策，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看。发改委发布这个文件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了要规避世贸组织的质疑，所以玩弄了一些文字技巧。我与发改委的官员交流过这个问题，他们明确地说，这个政策就是强制性的，如果地方政府敢于违背这个文件的要求，他们将会进行严厉的惩罚。

    你能够对你刚才所表述的内容负责吗？伯恩斯坦追问道。

    高磊坚定地点点头：我可以和发改委的官员去对峙。你们如果愿意，也可以去采访一下各地的官员，看看他们的说法与我是否有差异。

    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伯恩斯坦飞快地在本子上做着记录。他其实也知道，一个学者的话并不足以作为世贸组织裁定违规现象时候的依据，但有了高磊的这番话，至少他们就可以把水搅浑，让中国政府承受到压力。

    第二点，你刚才说到中国发改委为首台套保险提供了政府津贴，这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证据？康茨问道。

    有的！高磊说，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翻了一下，找出几份抬头上写着机密字样的文件，交到两位记者的手里，说道：你们看，这是中国发改委和财险公司的内部文件，是他们在设计首台套产品的时候，交给我提意见的。在这上面，明确说明了中国政府对首台套政策的补贴标准。

    我们可以拍照吗？康茨问。

    完全可以，我这里的一切东西都不保密。高磊大气地说。

    采访结束，高磊把两位记者送出自己的办公室。走在走廊上，迎面走过来的同事向高磊投来羡慕的目光：真牛啊，又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了，啥时候咱也能混到这样的境界！

    几天后，发改委司长王振斌的办公室里，来了几名客人。走在前面的，是商务部的司长徐振波，跟在他后面的，是两位外宾和一位商务部派出的翻译。

    王司长，这是欧盟委员会的特别专员博瓦德先生，这是博瓦德先生的助手埃米琳小姐，他们是为发改委日前发布的首台套政策而来的。徐振波向王振斌做着介绍，同时脸上露出了一缕苦笑。

    徐振波来发改委之前，已经和王振斌通过电话了，所以王振斌知道博瓦德和埃米琳二人的来意，也做了一些准备。他招呼客人们坐下，又寒暄了几句之后，笑吟吟地问道：博瓦德先生，请问你对我们发布的首台套政策有什么疑问吗？

    是的。博瓦德一脸严肃，他指示埃米琳从包里掏出一份报纸，递到王振斌的面前，说道：王先生，欧盟委员会接到十几家欧洲企业的投诉，指控中国政府在中国市场的工业装备采购中违反了世贸协议的原则，对欧洲企业采取歧视政策。关于这个问题，在这篇报道上也有详细的说明，特别要指出的是，披露这一信息的，是贵国的一位知名学者。

    欧洲企业要求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世贸组织予以解决。欧盟委员会从欧中贸易大局着想，希望先与中国方面就此事进行沟通，化解分歧。如果中国方面对此事的解决方案无法让欧洲企业满意，则欧盟委员会将不得不将此事诉诸世贸组织。

    王振斌接过报纸，看了一眼，发现自己根本就看不懂，因为这是一份德语报纸，而王振斌只懂英语。随徐振波同来的翻译赶紧上前，给王振斌大略地说了一下报纸上的内容。这正是康茨和伯恩斯坦采访高磊的那篇报道，其中有关中国政府对外国企业采取歧视政策的部分，事先被博瓦德用荧光笔标出来了，翻译也特别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重点介绍。

    王振斌听完介绍，又看了看报道配的照片上那高磊的肥脸，一句p从丹田涌上来，差一点就要脱口而出了。尼玛，你到底是哪边的！知不知道该怎么说话？西方国家成天盯着中国找毛病，我们成天疲于应付，你作为中国自己的学者，不帮我们说话，反而给外国人递枪递炮，国家什么地方亏待你了？

    心里怎么问候高磊家的几代女性，在这一刻也是无济于事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回答博瓦德的质疑。王振斌刚才已经向领导做过请示，又与冯啸辰通过电话，对于这个问题倒也是有所准备的。他把报纸递还给埃米琳，还向她笑了笑，表示感谢，然后清清嗓子，对博瓦德说：

    博瓦德先生，我不太理解欧盟方面的意思。报纸上这篇报道，不过是一位学者的个人观点而已，并不属实。中国政府一向信守承诺，并不存在报道中指责的这些问题，这一点，还请博瓦德先生代为向那些欧洲企业澄清。

    报纸上说，中国发改委逼迫地方政府必须采购国产装备，这是不是事实？

    完全是谣言。我们只是从鼓励民族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建议他们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国产装备，这也是世贸规则允许的。博瓦德先生如果不信，我可以向你出示发改委的文件。

    但高磊先生说，你们在公开的文件里的确是这样说的，但除此之外还有秘密的要求，并不在文件中出现。

    如果是秘密的要求，博瓦德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是高磊先生说的。

    他只是一位学者，这或许是他的臆想吧。

    据我了解，他是一位在中国很有名气的学者，难道他的话也不属实吗？

    这个我不便评价，不过，就这件事而言，他的话仅仅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想。

    那么，关于贵国政府在首台套保险中向本国企业提供高额保费补贴的问题，你又如何解释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王振斌摇着头说。保费补贴的事情，牵涉到的单位和人员众多，他不敢确信所有的单位都能够守口如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听听对方到底掌握了多少信息，然后再来进行应对，以免陷入被动。

    博瓦德又向埃米琳做了个手势，埃米琳再次取出一叠资料，递给了王振斌。王振斌接过资料一看，脸色就有些僵了。原来，这正是高磊提供给康茨他们的文件的复印件。王振斌对于这些文件是非常熟悉的，知道其中涉及到保费补贴的内容。对方既然已经拿到了这些文件，自己再矢口否认，就不合适了。

    正在此时，秘书推门进来了，在他的身后，跟着两个人，分别是国家装备公司的总经理冯啸辰和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祁瑞仓。王振斌一见二人，眼睛便亮了起来，他起身招呼二人坐下，接着便向博瓦德和埃米琳做起了介绍：

    博瓦德先生，埃米琳小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国国家装备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冯啸辰先生，你们所关心的首台套政策，正是由装备公司提出来的，有些问题，他比我更了解情况。至于这位先生，是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祁瑞仓先生，他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在老工业基地转型的问题上颇有研究。他通晓国际贸易规则，所以我也把他请过来了。

    祁瑞仓？你就是那个提出‘祁丁产业复兴曲线’的祁瑞仓先生吗？

    不等博瓦德说什么，埃米琳先嚷了起来。她的眼睛里冒着小星星，颇有一点迷妹见偶像的模样。

    那条曲线是我和我的同行丁士宽先生共同提出的，他对这个理论的贡献远远比我更大。祁瑞仓谦虚地说道。

    什么产业复兴曲线？博瓦德有些懵，向埃米琳问道。

    埃米琳说：这是产业经济学界近年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祁先生和他所说的丁先生根据中国北方老工业基地产业复兴的经验，提出了关于产业复兴的全新路径，被命名为祁丁曲线。欧洲各国现在也面临着老产业基地复兴的问题，理论界对于祁丁曲线非常推崇。

    原来是这样博瓦德开始有点印象了，他向祁瑞仓微微地欠了一下身，以示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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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三十三章 例外条款
    冯啸辰和祁瑞仓，自然是王振斌请来的救兵。祁瑞仓在五年前便离开榆北，仍返回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在榆北的几年，他亲身参与了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结合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提出了有关产业振兴路径选择的理论。他与硕士时候的同学丁士宽联手，把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将其归纳为一条所谓产业复兴曲线。他们撰写的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之后，受到广泛关注，他们提出的这条曲线也被命名为祁丁产业复兴曲线，或者简称为祁丁曲线。

    欧美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的问题，诸如美国底特律英国伯明翰等老工业区的产业转型都遭遇了困难，当地产业凋零，人口日渐减少，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祁瑞仓和丁士宽提出的产业振兴路径选择理论，虽然是中国经验的总结，但对西方国家也有一定的启示，所以非但学术界对这个理论感兴趣，像欧盟委员会这样的官方机构也在研究这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