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穿越时代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在了解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恐怖故事之后，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病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很多人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属于奴隶主，本应是****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嫌疑”的罪名下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是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也已经“被****”了，从此，他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党”……

    ——由此可见，每一个****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本身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班禅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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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例如康生）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和刘志丹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的好几倍！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党员或铁杆支持者），但到了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

    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事实上只是被杀了1万多，还有一部分人脱党了），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而把这么多有着隐秘**嫌疑的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还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员”统统杀光！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

    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党过程中，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风采，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

    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员）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

    由此可见，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公知”手上没枪，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

    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骗上了贼船。虽然他确实对**不满，但按照西方欧美政坛的观点，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从此分道扬镳而已，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

    但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最极端的时候，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拼死一搏……

    这也是**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之后的整风、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

    而且，**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全国过半党员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固然是损失惨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大佬们似乎很客气，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子，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国民党内反对派元老骨干，就多达百余人，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万岁，********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

    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所以民国中期的国民党员，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思想恶化”（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就犹如文革时期的“敌特”和“反革命”一样，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就能随意枪毙——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中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闹到后来，连吴稚晖这个铁杆****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

    总之，1927年以后，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相反，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

    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但由于党内资历比他高的元老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党务，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另一方面，那些被收编的兵痞****，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甚至连入党考核都可以省略。

    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在社会上自然也就不太值钱了。

    如此一来，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从而给了****以极大的渗透空间，一直搞到“哪儿有国民党，哪儿就有**”的程度。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甚至被渗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局面：蒋委员长下令剿共--≈ap;;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ap;;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ap;;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ap;;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ap;;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ap;;出兵剿共……

    更神奇的是，哪怕后来知道了这些人是共谍，党国的诸位将领依然表示不信，认为这是****的离间计。因为按这些共谍搞出来的原始版本作战计划，就算打不了胜仗，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因为做地下工作的人心中至少还有一个度，不敢搞得太出格，生怕露出马脚——而被蒋委员长亲自下手令修改过，又用电话直接打到每个团里遥控指挥的作战计划，才是导致党国诸军屡屡惨败，一溃千里的不二法门……

    由此可见，蒋公这位“千古伟人”、“当代岳武穆”的战术水平，究竟有多臭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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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连满人都要揭竿而起的满洲国
    十、连满人都要揭竿而起的满洲国

    如果要比较全面地描述民国时代的旧中国社会，就不能不提到日本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历史。

    ——整个民国时代的38年历史里，光是全面抗战就占了八年，而在东北三省，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更是维持了足足十四年，与北洋军阀在那里的统治时间几乎相当。至于台湾和辽东半岛（当时是日本的“关东州”），更是从民国时代的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始终都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伪满洲国的落墨并不太多，但上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满州国，不过是日本人用刺刀和大炮在中国土地上创建的一个傀儡政权，以及推出了一个末代皇帝当幌子的殖民地而已。当时实际统治着这片土地的日本关东军，在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对东北三省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孽，除了横征暴敛和残酷镇压之外，还有以人体实验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而各式各样的万人坑更是不下几十个。虽然这些惨事似乎不如南京大屠杀那么振聋发聩，但也足以让国人悲愤不已。

    无奈近年来国内史学界的“真相党”和“翻案风”愈演愈烈，诸位公共知识分子先是一窝蜂地崇拜欧美，羡慕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印度，鼓吹“中国也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才能强大”的奇谈怪论。再接下来，他们似乎还犹嫌不足，居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穷凶极恶、血债滔天的日本入侵者，也开始大唱赞歌，把日本占领区描述成了繁荣富庶的宜居乐土，以至于弄出了下面这样的叙述：

    ——曾经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的公路是中国的3倍，发电量是中国的9倍，工业产值是中国的13倍，它最大的城市（沈阳）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它的国民享受着大大优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服务，在它国门前等着移民的中国人排成长龙，它的电影流行于远东各地，它英勇的军队正同友军（日军）一起解放南京（然后是大屠杀？），它的名字是满洲国……

    而作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著名代表之一的茅于轼，更是公开发表言论说：“……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

    嗯，鉴于上述的这些数据和描述，莫非原本被我们认为是在“日寇铁蹄下惨遭****”的伪满洲国，其实却是当真如同日本侵略军的宣传一样，是一个“五族协和，共存共荣”的皇道乐土吗？

    实事求是地说，与中原、江南战场上遍地的焦土废墟相比，在统治秩序较为稳固的伪满洲国，日本人确实并不是一味地破坏和洗劫，而是花了不少心思去经营的。当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把满洲当成了铁板钉钉的本土，故而对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开发都投入了巨资，在满洲建设起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复合体，譬如“亚洲水电之母”丰满水电站、当时钢铁产量中国第一的鞍山制铁所、东北亚规模最大的满铁大连医院，还有号称未来“新干线鼻祖”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等等——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可不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