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很忙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葸惧战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杂sè缎100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宋钦宗竟不顾一切，全盘答应完颜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金营失利一事，追究李纲的责任，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几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约计20万人也已陆续赶到。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了，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还。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大规模入援太原，合计投入兵力40万人，均被金军击败，宋军主力耗折殆尽。[7]

    河北暂趋平静和河东战事胶着的军事形势，只是金军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以宋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钟师道的兵权，各路赶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廷又恢复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了上风。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口实，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8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r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余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

    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以为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金军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营乞和，在军事上不做认真的准备。而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坚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朝，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两路金军未遇大的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挺进。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东西两路会师开封城下，对开封展开攻势。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

    虽然东京城破，统治者依然决意投降，但开封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很高，要求参战的人达30万之多。金军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放出“和议”的话，向宋王朝索取1000万匹绢，100万锭金，1000万锭银等钱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钦宗不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

    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朝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7]

    靖康之耻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r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7]北宋由此灭亡。

    赵匡胤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取得政权，他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便实行一系列防范武将军权过重、地方武装过强的措施（也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

    1127年，徽钦二帝及在开封的宗室3000余人被金兵掳走，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被委派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出外招兵而免于此难，不久在应天登基，金兵继续追杀，他逃到了扬州，后来又被逼无奈，出海逃亡，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市）落脚，暂时稳定下来，这样建立了南宋，是为宋高宗。徽、钦二帝被掠去后，于1135年和1156年死于金国。

    疆域

    领土范围

    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政治

    n ān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经过这番改革，而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

    为了加强n ān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n ān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n ān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是安抚使有时用武人。路、州、县的官员都由n ān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n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ān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北宋加强n ān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n ān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科举制度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数量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忠顺臣仆，便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赋税制度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én rén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朝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èn 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两京都城

    西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了宋王朝，定都开封，史称为东京，从旧制设西京河南府（洛阳），宋真宗设南京应天府（商丘），宋仁宗设bě n大名府。[8]此后，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开封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北宋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首都东京、西京和南京人口均超过一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

    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那时的开封水运十分兴隆，贯穿全城的水道有四条，即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当时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万石到七百万石之多。宋神宗时，由于宋朝开始导洛入汴水利工程，从汴口往西开渠五十里，引伊洛河水入汴河，水深一丈，使汴河与伊洛河相互沟通，东西横贯全河南省境内，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从开封向北，可通辽国的燕京；从开封往西，经郑州、西京、陕西的京兆府；向西南，经许吕、邓州、襄阳、江陵，直达湖南和两广；往东可达山东沿海各地。那时的开封是一个开放的都市，宗教文化门类多、规模大、知名度高。

    久负盛名的历代皇家寺院大相国寺、建于北宋供奉佛舍利的开宝寺铁塔、天清寺繁塔、三大道观之一的延庆观、自n秋保存至今的禹王台、兴国寺塔、大云寺塔、东大寺、古观音寺、天主教河南总修院以及建于民国初年的全省首家女子寺院宝珠寺等，宗教门类齐全。尤其是相国寺是开封历史上一座有名的寺院，中国许多优秀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曾编写过有关相国寺的故事，历经千年，至今香火不断。

    北宋开封的繁华盛景，除了文字记载外，最著名的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像一部纪录片，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八百年前北宋东京的生活情景和社会风貌，成为后人研究北宋时各种社会风情和人文历史的珍贵史料。在开封的历史链条中，名人众多，如蔡邕、蔡文姬、蔡漠、阮籍、崔颢、钟嗣成、王延相等在开封写下了各自的一页。“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ān”的唱词唱响了大江南北，一代清官包拯为民申冤的故事家喻户晓。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民族英雄岳飞、图强变法的王安石、一代清官张伯行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至今。近代又哺育了范文澜、冯友兰、尹达、邓拓、姚雪垠、穆青等，令人敬仰。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n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r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军事

    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首先在军事方面，961年（建隆二年），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n ān禁军，将各地n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

    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

    另外，政治方面，北宋èn 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将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在科举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

    经济

    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èn 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n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n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á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