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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文豪崛起

时间:2023-05-24  来源:  作者:王梓钧
“没问题。”周赫煊笑道。
爱因斯坦足足思索了十多分钟,突然睁眼让女秘书拿来纸笔,在小本子上写下“辐射粒子振幅”、“1/√2”、“iΨ>=1/√2{i死>+i活>}”等字样。
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符号和数字,周赫煊看得头昏眼花,不知道爱因斯坦在干嘛。
足足等待十多分钟,爱因斯坦把笔一扔,笑道:“哈哈,周先生,非常感谢你的提醒。你这个关于猫的实验,是反驳哥本哈根学派最有力的证据!”





民国之文豪崛起 338【邀请】
爱因斯坦已经和哥本哈根学派,就量子理论的问题争论了三年,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同时也无法证明对方是错误的。
在争论过程中,爱因斯坦稍微处于下风。
在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每天早上提出一个新颖的思想实验,试图证明量子理论存在着内部矛盾。但他的科学对手波尔,总能在这天的晚上,对爱因斯坦的质疑拿出合理的解答。
以至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会议上,爱因斯坦的每一次进攻,都让波尔的理论更加巩固和完善。
直到现在,爱因斯坦已经不敢像当初那样全盘否定量子理论了,只能说现有的量子理论缺乏完备性和实在性。
而这个关于猫的思想实验,恰恰直击“哥本哈根诠释”的核心,以及它发展出的“不确定原理”。
按照现有量子力学的解释,匣子里的猫处于“死—活叠加状态”,既死了又活着。要等箱子打开看猫一眼,才能决定其生死。
注意,是“决定”,而不是“知道”。
所以说,爱因斯坦称猫实验是反驳哥本哈根学派最有力的证据,因为它能够让“不确定原理”不攻自破。
爱因斯坦对此非常高兴,他说道:“周先生,今年10月将要召开第六届索尔维会议,我希望能够引用你的这个思想实验。”
“当然可以,能够参与当代最顶尖的科学争论,这是我的荣幸。”周赫煊笑道。
爱因斯坦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试验的?”
周赫煊说:“事实上,我对物理学一知半解,知识层面只停留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关于量子力学,我仅仅把它当做哲学来认知和思考。你们的争论我了解过,灵光一闪就想出这个实验。”
“非常奇妙的想法。”爱因斯坦笑道。
周赫煊说:“但我并不反对量子力学。或许,只是人类目前对量子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成熟,随着科技进步,量子力学能够取得更加耀眼的成就。比如,量子通讯替代现有的通讯手段。”
“量子通讯吗?”爱因斯坦不置可否,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如果周赫煊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或许还会争论一番,但周赫煊的段位太低了,他都懒得用专业知识来反驳。
量子理论走入死胡同,其实对爱因斯坦而言非常可惜。他属于量子理论的先驱之一,却因为无法解决的科学矛盾,从而走上反对量子力学的道路。
两人没有再聊科学问题,而是说起如今美国的经济危机。周赫煊断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会受到美国的波及和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会出现大倒退。
紧接着,两人又从经济危机聊到社会制度。
爱因斯坦表示对德国的政局感到忧虑,因为纳粹党的席位不断增加,到处都能看到、听到纳粹党的宣传。
纳粹党近两年还好些,把演讲的矛头指向其他政党和现有政体。换成几年前才够吓人,张口闭口都说犹太人侵占了雅利安民族的生存空间,德意志想要复兴,就得把犹太人全部驱逐,甚至是杀死。
周赫煊说:“纳粹宣扬的其实是军国主义思想,希特勒上台以后,必然一步步实行独裁统治。日本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军国主义者公开在街头宣传,鼓动日本武力入侵中国。当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愈发严重,德国和日本的平民三餐难继时,必然受到这些战争分子的蛊惑,把国内矛盾通过战争形式,转嫁到其他国家的人民身上。”
“我非常认同你的看法,可惜已经无法阻止法西斯分子的脚步了。”爱因斯坦感到很担忧。
事实上,爱因斯坦早在三年前,就在反法斯西宣言上签名,并当选国际反帝大同盟的荣誉主席。他在思想上是左派人物,认同共产主义理念,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
周赫煊趁机说道:“以中国目前的国力来看,是很难抵挡日本入侵的。我们不仅要发展工业,更要发展科学,中国去年建成了两所国家级的研究院。目前还只是草创,学术水平有限,正需要有着丰富经验的科学家指导。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爱因斯坦先生,能够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甚至,能够担任中国两所研究院的荣誉会员。”
爱因斯坦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很乐意做学术交流和担任各种荣誉职务。这几年来,爱因斯坦几乎每年都要外出访问,南美、北美、中东、苏联到处跑,甚至还是希伯莱大学的董事、苏联科学院的院士。
如果周赫煊不发出邀请的话,爱因斯坦今年夏天就要跟泰戈尔讨论真理,冬天又跑去美国访问,甚至还跟印第安土著一起俏皮合影,并在“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世界裁军声明上签字。
这是个闲不住的主儿,他已经步入晚年,该发表的科学理论基本上都发表了,大量精力用于社会活动,在科学研究中下的功夫急剧减少。
爱因斯坦仔细考虑后说:“我在五月份以前,都比较有时间。”
周赫煊笑道:“那我们下个月出发如何?从苏联坐火车过去,可以节约不少的时间。”
“没问题,就这么说定了。”爱因斯坦道。
爱因斯坦甚至已经有了计划,在中国旅行结束后,他可以顺道去日本,再坐船前往美国,不必浪费丝毫的时间。
周赫煊辞别爱因斯坦后,立即拍电报给法国的李石曾,以及在国内的蔡元培,让他们准备好接待计划。
李石曾和蔡元培得到消息欣喜不已,蔡元培立即通知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教育部、外交部等部门立刻行动起来,国内诸多名人学者也纷纷响应,希望能够参与爱因斯坦的接待陪同工作。各大高校更是差点打起来,都希望邀请爱因斯坦到自己学校讲学。
周赫煊又在蒋作宾的陪同下,一起拜访了苏联驻德大使。
最终决定,众人在2月初启程,先去莫斯科跑一趟,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回国。
就在他们踏上火车时,远在美国那边,《泰坦尼克号》终于出版了。




民国之文豪崛起 339【全民热议】
梅兰芳在美国的巡回演出还没有结束,他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一路演出至洛杉矶。在演出的同时,梅兰芳还被波莫纳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甚至,梅兰芳还跟好莱坞的“影坛三杰”成为好朋友卓别林、范朋克和碧克馥。
《洛杉矶时报》评价京剧道:“中国戏剧不是写实的真,而是艺术的真,是一种有规律的表演法,比生活的真更加深切。”
梅兰芳在洛杉矶连演十多场,场场爆满,丝毫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他还受邀到南加大进行讲学,讲述表演技巧和戏剧艺术,赢得南加大师生的高度赞誉梅兰芳已经先后在美国七所大学进行座谈、演说和讲学。
这天,梅兰芳在卓别林的别墅里,探讨起京剧中的丑角。
梅兰芳说道:“用中国戏曲界的行话来说,就是无丑不成戏。丑角分文丑和武丑,文丑以念白和做工为主,武丑以动作为主。说穿了,就是利用台词和动作的夸张性表演,进而取得特殊的戏剧效果。”
在翻译转述之后,卓别林点头道:“这跟西方的幽默喜剧很类似。”
梅兰芳说:“中国戏剧讲究火候,就拿丑角来说。火候不足,让人笑不出来,火候过旺,又难免让人出戏。”
“是的,幽默剧也是这样,”卓别林说,“用力不足,难以打动观众,用力过火,就会让人觉得尴尬。”
讨论了一番丑角和幽默戏,两人又聊起表演。梅兰芳说演员站在舞台上,就是另一个人生,卓别林对此很赞同,说这是对表演角色的全身份投入。
聊到中午,梅兰芳在卓别林家中用完午餐,两人相约去剧院看舞台剧表演。
舞台剧门票比电影票贵得多,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观众数量越来越少,只有百老汇那边的顶级演出还算红火。
看完演出,梅兰芳与翻译一起回到旅馆,张彭春见面就说:“鹤鸣,周先生又出新书了。”
“噢?《狗官》也在美国发行了吗?”梅兰芳坐下问。
“不是《狗官》,是《泰坦尼克号》,一部科幻爱情悲剧。”张彭春拿出崭新的小说笑道。
张彭春对梅兰芳的全美巡回演出贡献颇大,他担任梅剧团艺术指导,根据美国人的审美需求,建议梅兰芳对剧目做适当的改动。这种改动非常成功,引起美国观众的极大兴趣,如果按照原汁原味的京剧来演,可能效果会大打折扣。
梅兰芳拿过来一看,发现是全英文的,只能对翻译说:“钟小友,你能帮我读一下吗?”
“当然可以。”翻译叫钟鹏飞,是南加大的留学生,当场便捧着小说用中文念起来。
梅兰芳闭着眼睛听小说,刚开始的未来情节让他很诧异,但小说进入正题后,梅兰芳很快便沉浸在这爱情故事当中。
周赫煊在写小说时,对各种配角人物进行了扩展。比如老绅士、乐手、船长、暴发户太太等等人物,描写得更加形象丰满。特别是那个暴发户肥婆,简直堪称搞笑担当,每次出场的言行都让人忍俊不禁,她粗鲁、简单、直率,而又善良,角色塑造得非常讨喜。
让梅兰芳感触最深的,是乘客和船员忙着逃生时,船上乐手战战兢兢地演奏乐曲。当他们得知没有救生艇后,从害怕、担忧变得淡定,悠然地进行生命中最后一次合作演出。
晚饭结束后,翻译继续念读,一直读到晚上11点才停下。第二天上午,梅兰芳又继续听这个故事,直到半下午才把故事讲完。
梅兰芳说:“虽然故事发生在西方,但如此扣人心弦,中国人听来也大受感动。”
张彭春属于话剧专家,他说:“我在阅读《泰坦尼克号》后,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改编成舞台剧!”
梅兰芳开玩笑道:“也可以改成京剧演出。”
张彭春正色道:“我打算跟百老汇合作,将这出戏改为歌剧或者话剧,必然大受欢迎。”
其实不止张彭春有这个想法,美国民族戏剧奠基人、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此刻同样生出把《泰坦尼克号》改编成舞台剧的念头。
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在奥尼尔之后,美国才有戏剧。
这就是美国评论界对尤金·奥尼尔的评价。
奥尼尔年轻时一直在流浪,去过南美、到过非洲。他淘过金,当过水手、小职员和无业游民,回美国后也做过临时演员,26岁跑去哈佛大学旁听戏剧技巧课程,就在半年前,41岁奥尼尔终于拿到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奥尼尔由于做了好几年的水手,他早期几年的剧作品,内容全都是讲述航海生活。在读完《泰坦尼克号》以后,奥尼尔再次萌发出创作航海剧的冲动,他甚至跑去中国驻美使馆和麦克-劳尔图书公司,希望联系到周赫煊,取得这部小说的戏剧改编权。
麦克早就得到周赫煊的徐可,由他全权代理《泰坦尼克号》在美国的一切版权事务。双方很快就达成合作协议,奥尼尔花费1000美金取得戏剧改编权,以后这出剧的每场演出,周赫煊都要分润1%的商业演出收入,这笔钱从奥尼尔的编剧酬劳中扣除。
尤金·奥尼尔公开评价道:“《泰坦尼克号》是20世纪最经典感人的爱情小说之一。”
周赫煊的美国脑残粉、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去年提名周赫煊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同样在自发帮《泰坦尼克号》做宣传。他在《纽约时报》的文学专栏中提到:“最近发现一本有趣的作品,他是周赫煊先生的首部西方小说,它让人相信爱情的纯粹,将会成为伟大而经典的爱情作品。”
事实上,根本不用辛克莱·刘易斯帮忙推荐,这本小说早就在美国火起来了。
麦克以“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噱头,疯狂宣传《泰坦尼克号》。美国人对周赫煊的印象颇深,《大国崛起》早就卖疯了,《泰坦尼克号》一出来,立即有不少老读者去购买。
碍于美国图书市场的大环境不景气,《泰坦尼克号》首周只卖出3000多本。但随着小说口碑的发酵,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谈论杰克与萝丝的爱情,谈论着泰坦尼克号撞冰山的故事。
结果到第二周时,小说新增销量暴涨到8000多册,并且引起业界和报界的广泛关注。
《纽约时报》独辟蹊径,在小说上市的第三周时,突然开始报道关于那艘已经沉没的大船信息。
美国读者这才知道,原来《泰坦尼克号》并非凭空杜撰,历史上居然真的有这艘船,而且确实是首航途中便撞冰山遇难。书中的船长等人物,使用的是真实姓名,沉船的过程也遵循了现实。
这些消息的报道,让人们对小说更感兴趣,甚至开始讨论男女主人公以及海洋之心是否真实存在。
终于,《华盛顿日报》也刊登出文章,分析小说中的“海洋之心”,应该是传说中那颗“厄运蓝钻”。这颗钻石在1642年发现于印度,成为法国国王的饰品。
然而诡异的是,将钻石献给国王的珠宝商,最后变得身无分文,在再次寻宝的过程中被野狗咬死。而钻石的第一任主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仅佩戴了这颗钻石一次,就染上天花去世。继承王位的路易十六,把钻石送给王后佩戴,于是路易十六和王后同样被砍头。接下来的钻石主人是兰伯娜公主,这位公主在佩戴钻石杯,也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杀。
之后钻石流落到民间,英国银行家将它命名为“希望”,结果银行家破产、离婚,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之后土耳其苏丹哈密德二世成为钻石新主人,结果他乘坐的汽车跌落悬崖,全家一起遇难。蓝钻被苏丹的亲信左毕德得到,但左毕德也被处死。
钻石最终被美国华盛顿邮政负责人麦克兰拥有,麦克兰夫人在佩戴钻石的第二年,儿子车祸去世,丈夫随即死去,女儿也因服用安眠药过量死亡。随后,这颗名叫希望的“厄运蓝钻”便没了消息此事发生在泰坦尼克号撞冰山的前一年。
此新闻报道一出,全美国哗然,居然还有这种诡异的玩意儿!
钻石最后的拥有者麦克兰夫人站出来表示,“希望之星”蓝钻依旧在她的首饰盒中,并没有卖给任何人。
虽然有当事人澄清,“希望之星”并非小说中的“海洋之心”,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厄运蓝钻的存在。人们对此更加疯狂,全社会都在探寻《泰坦尼克号》的隐藏秘密,各种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层出不穷。
甚至于,居然有个美国女人跑出来说,她就是当年幸存的萝丝。
这种热潮一旦被炒起来,《泰坦尼克号》的销量刷刷往上涨,连好莱坞的电影公司都来了兴趣,想要把这部小说改拍成电影。




民国之文豪崛起 340【莫斯科】
《泰坦尼克号》在美国热卖时,周赫煊等人已经抵达了莫斯科。随行的人很多,有李石曾及其随员、爱因斯坦和女秘书、柯布西耶和助手,还有蒋作宾派来的驻德外交人员。
东北军和苏军虽然暂时停战,但矛盾并未真正解决。
就在1929年12月,东北的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与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签署《伯力协定》。苏方要求:中东路恢复到冲突前的原状,所有被捕的苏联侨民一律释放,中方解除在东北避难的白俄武装并驱逐其首领,恢复双方的领馆和商务机构。双方就如何履行协定问题,定于193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协商。
张学良是很想赶快解决争端的,毕竟苏联军队还在东北驻扎着,早点把这些瘟神送出去才好。
但常凯申却故意拖延,他正在对付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不想张学良掺和进来,因此想用苏联人把张学良拖在东北。
于是乎,南京国民政府迟迟不派外交人员去莫斯科谈判,导致局面就僵在那里。
苏联也是比较头疼的,大军在外每天都要花钱,一直拖着不解决也不是个事儿。在常凯申的故意拖延下,苏联只得主动撤兵,但却保留了对黑瞎子岛等边界岛屿的占领这个边界纠纷一直持续到21世纪。
事实上,如果南京政府赶快派人去莫斯科谈判,黑瞎子岛很有可能轻松收回。但常凯申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东北的死活,也不管中国领土是否被霸占,他的注意力都在对付阎锡山、冯玉祥上。
驻德公使蒋作宾,做为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外交人员,纯属皇帝不急太监急。他这次居然瞒着国内政府,私自派人去跟苏联接触,想要促成中苏两国恢复邦交。
蒋作宾甚至还拜托周赫煊,希望他能够与苏联重要官员对话,为恢复中苏邦交贡献力量。但周赫煊对此却没啥兴趣,因为南京政府不拿出态度的话,他说再多也无济于事。
等到日本武力入侵东北后,到时就该苏联人着急了,自然而然就会恢复正常邦交。
周赫煊的想法就是等待好机会,到时苏联急于恢复两国关系,说不定就能将黑瞎子岛给收回来,不至于把边界问题拖到几十年后也无法解决。
苏联政府对周赫煊还是很重视的,更何况随行的还有爱因斯坦和柯布西耶。众人一抵达莫斯科,苏方立即派专人陪同,带着他们去参观了工厂、学校和农场等单位。
在莫斯科的一所中学里,苏方官员得意自豪地介绍道:“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对17岁以前的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通和综合技术教育,实行教学与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方法。”
李石曾惊问道:“贵国的免费义务教育,已经扩展到17岁以前学龄儿童了?”
“是的,苏联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苏联的学校,也是劳动人民的学校。”苏方官员微笑道。
李石曾又问:“教育与劳动如何结合呢?”
苏方官员道:“我们把学校里必须学习的全部知识,分为自然、劳动和人类社会三个单元,称为综合教学大纲。教育和社会劳动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建立了很多工科、工程经济和其他高等学校,能够培养出大量基层技术干部。学校里走出去的学生,可以马上投入社会劳动。”
“贵国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和执行力,真是让人惊叹啊。”李石曾由衷感叹道。
李石曾也是主张教育与劳动结合的,他跟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中,劳动教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劳动大学,级别跟清华、北大这些高等学府相同。
突然,一个老师带着几十位学生,兴高采烈地从众人面前走过,然后坐着开车离开学校。
李石曾问道:“这些学生要去哪里?”
“工厂,”苏方官员说,“苏联的教育注重劳动实践,学生每周都有机会接触实际的生产。他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优秀的操作技师和工程师了。”
李石曾转过身来,对周赫煊说:“明诚,苏联的教育模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周赫煊很想回答:老先生,你可别被苏联人忽悠了!
但碍于苏联官员在场,这种话实在不好说出口,周赫煊只能暂时憋着。
首先,苏联官员所说的义务教育情况,其实有很大水分。苏联此时许多边缘地区,义务教育根本没有普及,更别说年龄范围扩大到17岁以下儿童。
其次,苏联的综合教育大纲,严重破坏了教育学科的系统性。所有学生都是流水线出来的,甚至废除了入学、升学和毕业考试,取消了对学生的血液评定,导致教育质量远远不如沙俄时期,更不可能培养出大科学家。
苏联教育部门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个严峻问题,正在计划着进行教育改革。但改来改去,依旧问题重重,比如把大量工人的子女归为“智力落后的”、“有缺陷的”行列,直接送进特殊学校,戕害了无数儿童。教师的作用也被无限放低,成为照本宣科的机器。
这种情况直到二战期间才有所改善,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苏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真正完善了共产主义教育体系。
苏联在教育上走的弯路,长达近三十年时间,如今还处于初期的摸索阶段。经过苏联官员这么藏头露尾的吹嘘,居然让李石曾感到羡慕,只能说老先生太容易忽悠了。
不仅是教育,苏联的工厂和农场,也让随行的中国人感到惊艳。到处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农民干劲十足,人人脸上都带有建设国家的满足和幸福感。
虽然这些都是样板单位,专门呈现给外国人看的,但也并非完全弄虚作假。
周赫煊随便找几个工人和农民聊天,对方的语气显得激动而真切,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众人还被请到莫斯科大学去演讲,主角自然是爱因斯坦。周赫煊在爱因斯坦大神面前,只属于敲边鼓的,能在学校讲几句已经够给面子了。
直到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斯大林终于抽空出来亲自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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