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周赫煊对此很无奈，他也不指望常凯申，准备直接写信给内日瓦那边的颜惠庆，一定要把黑瞎子岛的主权弄回来，这可是持续到21世纪的领土争端啊。
周赫煊继续说道：“下月底在欧洲有个国际非战会议，爱因斯坦先生已经写信邀请我参加。我会尽量在国际上进行呼吁，希望能得到一些国际反战人士的支持。”
“那就祝周先生一路顺风！”常凯申对这个比较重视，他拿不准日本是否撤兵，能激起国际同情也是好的。
周赫煊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已经讲完了。”
“周先生的发言很精彩。”常凯申带头鼓掌肯定。
跟那些不着四六的民主人士比起来，周赫煊明显更顺眼得多，至少不是在说大话空话，常凯申对周赫煊还是比较欣赏的。
大会很快宣布圆满结束，当晚周赫煊被常凯申召见，两人秘密讨论了一番中日问题，具体谈些什么谁都不清楚。





民国之文豪崛起 467【青年党】
张君劢由于太过失望，没等国难会议结束，就提前离开了洛阳。
同样作为要求立宪的民主人士，以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则从头到尾留下来给汪兆铭添堵，期间毫不掩饰地在大会上抨击国党独裁专制。
在准备返回天津的当天上午，李璜特意前来拜访周赫煊，见面就问：“周先生，你对国家主义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国家主义是个很好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学说。”
李璜有些不高兴：“仅仅只是理念和学说吗？”
“是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时很难取得效果。”周赫煊点头道。
民国时期有太多的主义，比如李璜就信奉国家主义，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发展至今，已成为继国党、共党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不仅在国内20多个省拥有党支部，还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拥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到70年代，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




民国之文豪崛起 468【孙子】
天津，三乐堂。
刘不同吸着卷烟，叹气道：“周先生，我就不继续掺和电车涨价风波了，明天就到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至于天津这边，呵呵，忒没劲！”
刘不同，字恒全，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国党天津市党部整理党务会员会（简称整委会）委员。他虽是黄埔军校生，属于常凯申嫡系，但跟张学良的关系很好，所以才被派到天津党部工作。
天津电车涨价风波当中，刘不同的态度非常激进，甚至号召市民坐电车、用电灯全都不给钱。
电车公司也采取了反击措施，利用电车（工人）工会掀起“驱刘运动”。电车工人制造谣言疯狂攻击刘不同，市长周龙光劝刘不同低调，中央政府也在勒令刘不同收手，刘不同已经在天津待不下去了。
周赫煊劝道：“何至于此，既然中央没有明令撤职，刘先生应该继续坚持才对。”
刘不同苦笑道：“中央又派专员来协调了，还怎么坚持下去？”
刘不同是个爱国主义者，他想为天津老百姓做事，可到处都有人在拖后腿，已然有些心灰意冷。
历史上，刘不同因为电车涨价风波调离天津市党部，跑到北平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跟妻子一起为抗日义勇军筹集运送武器弹药，支援东北的民间抗日武装。
此君的性格颇为刚烈，到哪里都得罪人。最后在党政两界混不下去，只能到大学里做教授，结果反而搞出不小的学术成就，他在《六法全书》里引进的大量现代司法观念，一直被后来的台湾当局沿用。
周赫煊问道：“张学良有什么表示？”
国党的天津市党部，跟天津市政府一样，都有许多张学良的心腹，并非老蒋可以随便使唤的。
刘不同摇头说：“张司令让我们尽量配合中央指示。”
周赫煊冷笑道：“常凯申的命令你别管，张汉卿的话也别听。只要天津市党部坚持下去，我保证能让洋鬼子服软，刘先生你敢不敢赌一把？”
“有什么不敢？”刘不同豪迈大笑，“哈哈，男人要是没卵，那还叫男人吗？我的老家都被小日本占了，早就无家可归，还怕他什么比利时人！”
周赫煊说：“那好，就拜托刘兄了。”
刘不同道：“包在我身上，党部的同志都希望抗争到底。只要周先生肯出头，我们必定跟随左右！”
……
天津市党部纠察队再次活动起来，根本不理会市政府和中央党部的禁令，这些国党党员的硬气让周赫煊颇为惊讶。同时也证明了一点，常凯申对于天津市党部的领导，已经失控了！或者说，常凯申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天津市党部，毕竟这里属于张学良的地盘。
难怪常凯申这次复出以后，会疯狂的搞独裁集权和特务政治，因为他连黄埔四期的某些嫡系党员都指挥不动啊。
在天津党部的抵制和支持下，周赫煊又串联天津总商会，以及天津各行业14家工会，共同发起“收回电车电灯业务运动”，号召商人和市民集资赎回天津电车和电灯的经营权。
天津的那些商人一直对电车业务眼红，当年还撺掇过褚玉璞搞事，若非日法意三国的干涉，电车公司早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了。
电车公司得知此消息以后，顿时就慌了，因为当初和清政府签署的合同规定，中方是有权利收回的，只要出的钱足够就可以。欧洲总部立即发来指示，要求和天津市政府展开谈判：涨价还是要涨价，但可以每月拿出1万元，用来支持天津慈善事业。
市长周龙光大喜过望，很快就答应了电车公司的要求，并说服其他市政要员通过决议。
至于那些不交税的非法电车路段，似乎完全被周龙光遗忘，谈判时他连提都不提。
“打倒卖国政府！”
“驱逐周龙光，我们要张学铭市长！”
“……”
周赫煊暗中组织的学生群众游行队伍，在双方签署合同的那天，将市政府官邸团团包围。
周龙光听到外边的游行口号，又惊又怒，脸色发白道：“快签字，快签字！”
“轰！”
话音未落，市政府大门突然被推开，无数学生和群众冲进来，吓得守卫人们连连后退，转眼间就涌进了会议厅。
周龙光色厉内荏道：“你们干什么？冲击政府是违法的，是要坐牢……啊，别过来！”
“就是他！他就是周龙光！”
“打倒卖国市长！”
可怜堂堂的天津市长，居然被人揪住头发，拖到市政府门口疯狂殴打。那个比利时人范本克，更是当场吓得脸色发白，躲到厕所里不敢露面。
事情彻底闹大了，列强干涉也不管用，常凯申更是气得拍桌子。
张学良的性格本就软弱，他觉得民意难违，也就不管常凯申发来的电报，派人到天津进行各方协调。
真正的谈判终于开始，中方闹着要收回电车经营权，电车公司坚持要涨价。此事足足谈了大半个月，终于各自退步，电车公司答应两年之内都不再涨价，市政府对此表示同意。
天津市民得知消息后，一个个欢欣鼓舞，如同打了大胜仗。
周赫煊和天津总商会却很郁闷，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收回电车经营权。可惜市民对此不感兴趣，只要不涨价他们就知足了，这种情况下无法再煽动民意，根本闹不下去。
当然，这比历史上的结果要好得多，至少电车没有涨价。
由于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周赫煊不能坐西伯利亚铁路，只能坐轮船前往欧洲开会。
当他从天津港登船出发时，电车涨价风波顺利转变成劳资纠纷。一直维护涨价的电车工会闹起来，因为电车公司不兑现涨工资的承诺，所有电车工人集体大罢工，天津的电车只能继续停运。
比利时人简直欲哭无泪啊，连续歇业几个月，这得造成多大的亏损！
此事一直闹到年底才能解决，电车公司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一年亏了200万。
嗯，虽然你电车没有运营，但各租界的过路费还是要交啊。谁让比利时是小国呢，在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面对日、法、意等国却露出原形，含着泪也要赔钱纳贡。
中国在列强面前是孙子，比利时也是孙子，只不过大孙子而已。




民国之文豪崛起 469【屁股歪了，脑袋也不好使】
周赫煊在海上漂泊期间，国内又连续发生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日本的军政要员，决定在上海虹口公园为天皇庆生，顺便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陈铭枢非常愤慨，于是找到“暗杀大王”王亚樵，两人谋划着暗杀行动来破坏日军的庆祝活动。
由于日本人警惕心很高，不准任何中国人参加“祝捷大会”，于是王亚樵请来流亡上海的朝鲜人负责动手。王亚樵找到安昌浩，并提供4万元经费，安昌浩又找到金九来具体实施。
金九寻来通晓日语的尹奉吉，由尹奉吉混入日军的“祝捷大会”。此君冲到距离主席台数米处，将伪装成水壶的炸弹投到日本军政要员的人堆里。
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被当场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身中204块弹片，抢救了近一个月后死亡。日本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均被炸断一条腿，另有多名日本军官和士兵伤亡。
负责刺杀行动的尹奉吉被当场逮捕，随后日军对上海法租界的朝鲜人疯狂报复，安昌浩等17人被捕。金九通过路透社宣称自己是主谋，警告日本不要滥杀无辜，最后在褚辅成（国难会议上拍桌子那位）的帮助下成功逃脱。
此次暗杀行动的首倡者是陈铭枢，总策划人是王亚樵，联络人是安昌浩，具体策划和实施者是金九和尹奉吉，可谓中国和朝鲜的一次成功的国际合作。（在某论坛嘲讽老王地摊文学那位，可以歇歇了，王亚樵策划暗杀白川义则没错，别只记得韩国金九）
白川义则的死讯，给中日两国都带来极大震撼。因为这家伙当过陆军大臣，积极倡导武力征服中国，同时也是第一个不听号令、擅自行动的关东军司令官，当初利用郭松龄叛乱，将关东军部署在东北大片地区。
可以说，关东军能成功侵占东北，白川义则的贡献不说排第一，至少也能排进前五。
这家伙居然被人给暗杀炸死了，全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好多爱国人士自发地放鞭炮庆祝。
日本天皇下旨追封白川义则为男爵，并作诗哀悼：“少女雏祭日，止战谋和时。丰功不可灭，留取长相忆。”
中国的报纸也为白川义则写了两句诗：“乘着军舰而来，躺着棺材而去。”
白川义则是侵略上海的日军总司令，他被炸得重伤抢救，淞沪之战顿时打不起来。中日双方迅速加快了和谈的速度，在诸国列强的调停下，两国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停战协定签署得很仓促，双方都想着尽快完事，南京国民政府的表现再次显露出软弱可欺。
周赫煊在洛阳跟常凯申密谈的时候，早就把局势分析得很清楚，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硬气一些。常凯申也表示自己会硬气，但真正谈判时，为了苟且偷安什么都不顾了。
《淞沪停战协定》居然把上海划为“非战区”，在规定日军必须撤退的同时，也规定了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以此来讨得友邦（列强）欢心。
中国的领土被无端侵略了，停战之后居然还不准中国的军队驻扎，幸好这个规定只是暂时的。
说一句笑话，淞沪之战的交战双方虽是中国和日本，但在解决期间其实已经沦为配角，诸国列强才是真正的主角。
英国派遣10艘军舰、6000余人增兵上海，美国把亚洲的全部军舰集中在上海，达17艘之多，法国在上海的兵力也增至3000人。中国和日本都不敢再打，生怕自己表现得太过强硬，会惹怒了这些欧美列强们。
英法美三国就是亲爸爸，两个儿子打架无所谓，但现在要砸家里的东西（在华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容忍了，谁敢再动就打谁屁股。
其实中国和日本都被欧美列强给吓住了，如今国际流行的是“绥靖主义”。即便中日双方全面开战，英法美诸国最多也就谴责几句，他们那些军舰都是吓唬人的，根本不可能真的开火。
区别在于，日本是真的受到恐吓。虽然“一二八事变”的真正目标是转移注意力，但日本军方从来不缺疯子，好些家伙闹着要趁机全面侵华，列强的恐吓实际扼制了战争规模扩大。
而中国方面则是乐意被列强恐吓，列强摆出的阵仗越凶，常凯申、汪兆铭那些人就越高兴，因为他们是真不想打、也不敢打仗。
淞沪之战虽然顺利解决，但常凯申的威望却迅速跌落，全国各界都闹着要收回东北和民主立宪。常凯申一方面为了转移民众注意力，另一方面为了统合巩固军权，迅速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顾中央的巨额财政赤字，纠集大军开始围剿红区。
在《淞沪停战协定》签署的半个月后，常凯申就自任为“剿匪总司令”，靡费钱粮继续打内战。
事实上，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慢。据不完全统计，在1927-1937这黄金十年期间，中国的gdp增长很可能达到了9%。如果一直和平发展，不说赶英超美，但追赶日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可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都在连年内战当中消耗殆尽，普通国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国家的军事科技也发展缓慢。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时，中央政府都还欠了一屁股债，反倒是四大家族赚得盆满钵满。
特别是那些江浙大财团，心里后悔啊，当初居然支持常凯申这个白眼狼北伐。现在常凯申做了老大，不但没有回报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搜刮，四大家族利用各种手段侵吞他们的利益。
当周赫煊的欧洲得知《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后，只能是一声叹息。他该说的都给常凯申说了，常凯申也虚心纳谏，可到到头来却没有任何改变。
脑袋是个好东西，但屁股往往决定脑袋。




民国之文豪崛起 470【论佛】
早在17世纪，海洋是属于荷兰的，当时它还叫尼德兰。
这个巴掌大的欧洲小国，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它的商船数目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一度占据全世界总贸易额的50%。当时全世界共有2万艘海船，其中有1.5万艘属于荷兰。
然而从17世纪末期开始，荷兰迅速走向衰落，结束了它短暂的黄金时代。
五月的阿姆斯特丹，气候宜人，周赫煊甚至需要穿上外套御寒。
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这座欧洲超级大港，如今显得有些萧条，来来去去的商船少得可怜。
“呜~”
长长的轮船汽笛声中，周赫煊带着随从走下舷梯，老远就看到码头上的中文横幅。
周赫煊快步走过去，对几个给他接船的国人说：“诸位久等了！”
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向欧洲小国派遣外交公使。只有顾维钧、颜惠庆等人在积极奔走，打算争取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支持，并于明年派遣金问泗担任比利时和荷兰公使，胡世泽担任瑞士公使。
因此，顾维钧和颜惠庆应该很讨厌周赫煊。他们在日内瓦辛苦争取比利时的国际支持，周赫煊却在天津找比利时公司的麻烦，在两人眼里这属于不顾大局的行为。
周赫煊却不这么认为，打铁还得自身硬，欧洲小国支持有个屁用。更何况，用本国百姓利益换取的外交支持，这种支持不要也罢，跟摇尾乞怜有什么区别？
眼下给周赫煊接风的，都是旅欧民间人士，并没有任何官方代表。
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中年女性，非常豪爽的抱拳说：“周先生，我是吕碧城，欢迎你来阿姆斯特丹！”
周赫煊笑道：“兰清先生，久仰大名！”
“飞将词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文明。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这是内廷秘史缪珊如赞叹吕碧城的诗歌，做为晚清第一才女，当时确实达到了“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与秋瑾并称为“女子双侠”。
至于后世流传的关于吕碧城和秋瑾的交情，多半属于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