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时间:2023-05-24 来源: 作者:王梓钧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明朝税重民穷’。似乎是因为当时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摊派的赋税过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其实这跟事实有多出入。同时期,英国税收与明朝相当,而人口却只有明朝的三十分之一,英国怎么就能继续发展壮大呢?原因不在赋税过重,而在于政府和法律的低等。即便国家税率低,受惠的也并非农民,只能鼓励地主家中盘剥和官僚额外剥削。”
“道德并非万能的,政府不能依靠单纯的抗战大义,而要求百姓舍家报国。更要健全法律制度,完善行政体系,遏制贪污腐败,鼓励扶持先进经济,减少对传统农业的压榨……”
这些都是陈寅恪写的评论文章,写完之后他就烧了,并没有拿出去发表。
陈寅恪从来不谈论政治,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学史学到他那个地步,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但也仅此而已,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坐而论道谁都会,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没法解决!
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发表出来也无益,反而会因此得罪掌权者。
烧完文章,陈寅恪很快又重写了一篇,单纯从治史方法来分析《万历十五年》。他首先批评了周赫煊对于某些史料的无视,认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显片面,同时又赞扬《万历十五年》风格独特、观点新颖,为明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形式与方向。
……
陈寅恪的第二篇文章还未发表,吴晗就已经开始对《万历十五年》大家吹捧了。
吴晗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早前虽然属于自由派,但性格非常激进。早在十多年前,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胡适让吴晗“科学救国”。
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
然而,吴晗到了西南联大,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还写了一本《由僧钵到皇权》。
这本书后来改名为《朱元璋传》,跟周赫煊的《万历十五年》几乎同时出版,专门用来影射常凯申。
在读了《万历十五年》之后,吴晗感觉找到了知己。虽然他们一个写朱元璋,一个写万历朝,但都是走的“影射史学”的路子,都是在抨击常凯申和国民政府。
吴晗连续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把《万历十五年》奉为“中国现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经典”。
……
远在贵州的张学良,也在第一时间读到《万历十五年》。
少帅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缺什么书就写信找宋美龄索要。到了1945年,张学良甚至声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史研究专家,他要求请来几位明史专家进行当面交流——戴笠对此表示很为难。
当张学良读完《万历十五年》之后,他没有往影射常凯申那方面想。而是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把曾经的得力属下代入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然后检讨反思自己主政东北和华北时的错误。
接着,张学良又对比万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问题,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读书心得,让看守特务转交给常凯申。
常凯申顺手就把张学良的文章扔了,放在角落里蒙尘几十年,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资料时发现。
……
谢国桢无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专家,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治学,跟周赫煊勉强算同门师兄弟。他的《晚明史籍考》曾在30年代风行一时,到了抗战期间再次引起重视,因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和晚明太像了。
谢国桢此时滞留在沦陷区,《万历十五年》出版的时候,他才刚刚读到周赫煊讨论沈万三之死那篇文章。
周赫煊关于沈万三身世遭遇的观点,出自明史专家顾诚先生。
谢国桢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吴江志》的史料可能有误,并拿出多个历史资料,认为沈万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当然,沈万三绝对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只是被朱元璋打压而已。
谢国桢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寄了几个月终于寄到重庆发表。
直到1944年底,谢国桢才在沦陷区读到《万历十五年》。他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于抗战胜利后一口气写了三篇分析文章,讨论万历朝对明朝命运的影响。
……
至于大部分普通读者,完全把《万历十五年》当成纯粹的历史读物来看。他们对明朝的改革失败表示惋惜,同时也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教训,呼吁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贪官污吏。
常凯申也非常喜欢《万历十五年》,他没有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而是代入了申时行。他觉得自己殚精竭虑发展国家,却只换来各种背叛和猜疑,同时又被中国糟糕的情况所制约,一身才华本事都无法真正的发挥。
同时常凯申也感叹,天下没有完人,就连戚继光都贪污克扣、逢迎拍马、喜好女色,而民国将领又有谁比得上戚继光呢?用人应该不拘小节,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了,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还是暂时容忍吧,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汤恩伯。
每个读者眼中的《万历十五年》,都有着不同的解释。
这本书很红,不但红遍中国,就连费正清都带回去一本,让人翻译出来推荐给美国史学界。
民国之文豪崛起 1033【疏漏】
在1943年的国,除了抗日战争之外,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是英美对于国的化影响争夺战。看最全!更新最快的小说!
去年,美国特使费正清致电罗斯福,希望美国政府提升美化关系、对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派遣美国学者到国高校进行交流等,并得到罗斯福的鼎力支持。至于帮助国学者解决生活困难,只不过是费正清计划的一部分。
在费正清提出这个计划之前,英国大使馆化参赞布菲尔德已经在做了,这也是罗斯福表示支持费正清的主要原因。
到了现在,英国人直接成立英科学合作馆,大大加强了英国对于国的化影响力。费正清更加坐不住了,英科学合作馆正式创建仅一周,他建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赶快行动,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邀请大量国学者进行赴美交流活动。
首批受邀赴美的学者一共有六人,分别为金岳霖、费孝通、蔡翘、刘乃诚、张其昀和萧作梁。其金岳霖是哲学家,费孝通是社会人类学家,蔡翘是生理学家,刘乃诚是法学家,张其昀是地理学家,萧作梁是政治学家,囊括了国学界的方方面面。
这种化影响战略是为长远打算的,后来扩展到了化艺术领域。如第四批受邀学者,有学家老舍、剧作家曹禺、漫画家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等九人。
美国佬甚至把共党都列入邀请范围,共党方面准备派4名学者赴美,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最终并没有成功出行。
周赫煊不在受邀请之列,因为他自个儿以前在美国各种交流,罗斯福犯不着再花那个冤枉钱。
常凯申虽然没有答应费正清给国教授发生活费,但对费正清邀请国学者访美却极为重视。他让秘书陈布雷专门负责此事,并郑重其事地对受邀学者进行了五天培训。培训内容很简单,是教导学者们基本外交礼仪,规定有损国形象的话不能说、有损国形象的事不能做等等。
培训结束,常凯申还亲自设宴款待六名学者,并赠送了自己的签名照片。
七月,费正清带着首批访美学者齐聚周公馆。
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并花了两天时间跟这些学者进行探讨。
费正清说:“美学者交流计划,是为了加强美两国在化科技领域的互相了解。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对国认识不多,有些美国人甚至以为国人还留着辫子。我们交流计划的第一步,是要让美国认识国。在此,我想选用周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美学者交流书籍之一。”
“当然没问题,我会让迈克—劳尔图书公司发行英版本,稿件翻译工作我都已经做好了。”周赫煊说。
费孝通突然说:“周先生,我对《万历十五年》有些粗陋的意见。”
周赫煊道:“请讲。”
“恕我直言,你的那本大作太过侧重官制度,而忽视了地方自治力量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费孝通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个人拙见,周先生不必太在意。”
周赫煊笑道:“明朝的地方自治,也属于官制度的一个附属产物吧?”
费孝通摇头道:“明朝的地方自治当然跟官制度有关,但并非由官制度催生出来的。事实,在明朝初年的时候,皇权是可以下县下乡的。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地方政府根据里甲编户制度,进行田赋差役的征派,其田赋大部分交央,少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支配。明初的地方政府有较宽松的权力,而地方士绅的势力则要小得多。”
“请继续。”周赫煊认真倾听,他也不是什么史学书籍都看过。
费孝通继续道:“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权且有钱,那么能做很多事情,譬如水利、教育、交通、慈善、治安等等。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部分权利职能,转而由乡绅宗族力量承办地方公共事务。这种办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钱又省事,于是积极认可和鼓励,乡绅宗族渐渐接管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甚至连政府收税也得依靠士绅了。”
“原来如此。”周赫煊豁然开朗。
费孝通又说:“其实‘一条鞭法’也非张居正首创,而是因为地方税收太过杂乱,由南方各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发进行调整,张居正把这种赋税调整办法总结为全国性的制度。由此可见,当时许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员,还是想要收回基层管理权力。张居正的改革并非无人支持,只不过他的改革手段太过激进,引起了官员和士绅的集体反弹。”
“多谢指教,我准备对《万历十五年》进行修改,再过几个月出修订版。”周赫煊说道。
费孝通没想到周赫煊如此虚心接受异见,他连忙说:“不必修改。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错误,只是有少许疏漏而已。”
“能改则改,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周赫煊已经把黄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结果还是被专家指出不足。而且费孝通还并非专业史学家,而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张其昀赞叹道:“周先生不愧为大师,治学态度之严谨,足为我等楷模。”
张其昀乃是国“人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地理大师竺可桢、史学大师柳诒徵,因此他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也有颇高造诣,且精通藏学、满学、蒙古学等少数民族学。
周维烈读高时的地理教科书,是张其昀主编的。他还跟戴运轨一起主编了高物理教科书,跟林语堂一起主编了高英语教科书。这三本教科书,抗战期间被国的大部分高所采用。
1949年初,常凯申不知何去何从,向张其昀问策。
张其昀犹豫多时,终于说了一句话:“策是退守台湾!”
常凯申心头一惊,立即把张其昀叫到密室里详谈。
在此之前,常凯申有三个选择,即退往西南、海南或台湾。而国党的大部分官僚和将领,都倾向于退守西南,最终底线也是盘踞四川,固守山川之利而静待良机。
其实这很好理解,日寇那么强悍都无法攻入四川,共党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是如此想法,大不了以后统治“巴蜀国”。
唯独张其昀力劝常凯申退守台湾,并详细分析了各种选择的后果,常凯申当场被张其昀给说服了。
正因建言有功,在老蒋南撤台湾以后,张其昀一路飞黄腾达,历任台当局的国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党宣部长、教育部长等职。而在此之前,张其昀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特聘教授而已。
如果没有张其昀出谋划策,老蒋很可能盘踞在四川割据抵抗,不存在什么两岸问题了。
民国之文豪崛起 1034【争论的背后】
由于安排和接洽问题,访美学者团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
拖得金岳霖都不耐烦了,直接离开重庆,坐船去李庄一边养鸡一边照顾林徽因。而其他五位学者则滞留重庆,整天无事可做,周公馆成了他们的沙龙聚会场所。
恰逢暑假,孩子们都在家,就连周维烈都从昆明回来了。
也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听懂,反正只要跟这些学者聊天,周赫煊都会让自己的子女过来旁听。一个个全是大师,即便不能领会思想,让孩子们沾沾文气还是可以的。
这些学者很有意思,虽然都是学术界的一方大佬,但吵起架来就跟小孩子似的。
建议老蒋南撤台湾的张其昀早年属于“学衡派”,这一派主张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一味模仿西方只能取其糟粕。
而刘乃诚又属于“宪政派”,他非常赞赏《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因为他主张制度精神的培养,恰好与《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思想一致。
在对于当前中国制度建设上,刘乃诚和张其昀有着极大分歧。前者极力主张政治制度西化,一切以制度和法律为准绳;后者认为道德建设同样不可忽视,道德能够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中国现有状况也不允许全面实现法治。
中国生理学奠基人、未来的中科院院士蔡翘被二人拉进来评理,可怜蔡翘对政治一窍不通,只能在中间当和事佬。
费孝通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认真分析中国底层经济和人民生活状态。他认为现在喊什么法治和道德口号都无济于事,吏治已经从中央就崩坏了,只能先赢得抗战胜利,再来逐步解决政治问题。
刘乃诚就不高兴了,立即跟费孝通吵起来。他认为正是由于抗战,可以借着这个时机实现宪政,以国家民族的大义进行政治改革。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只有萧作梁默默看戏。
这六位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校,金岳霖代表西南联大,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蔡翘代表中央大学,刘乃诚代表武汉大学,张其昀代表浙江大学,而萧作梁则代表四川大学。
六人当中,费孝通名气最大,也最为美国人所熟知。他的著作《江村经济》,早在四年前就被英美学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在国际人类学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而萧作梁则名气最小,完全属于陪衬。他在后世被人提及,经常是讨论共党土改政策的时候,此君对共党的土地改革史颇有研究。
连续争论对喷了半个多月,这些学者终于启程了,金岳霖也放下林徽因赶紧回来。他们的赴美路线是先走驼峰航线去印度,再从海路去美国,一路上非常危险。
所谓“驼峰”,即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山口,属于抗战后期国际援助物资的毕竟之路。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运输机的性能问题,飞行员只能低空飞行,必须穿越迷宫一般的喜马拉雅山隘,稍不注意就撞在山上机毁人亡。后来运输机得到了改进,终于不用低空飞行了,但糟糕的天气和日机的堵截,同样让驼峰航线遇险率极高。
费正清这次也想邀请周赫煊赴美交流,但周赫煊死活不干,就是害怕一头栽进喜马拉雅山中。
等学者们走后,周赫煊才把周维烈和周灵均叫来,让他们谈聆听顶级学者吵架的感想。至于其他子女就不必了,由于年龄太小,肯定一点粗浅皮毛都学不到。
周灵均总结说:“刘叔叔总讲大道理,张叔叔顽固得很,他们两个越吵越迷糊。我觉得是费叔叔吵赢了,刘叔叔和张叔叔后来都不怎么说话。”
“维烈,你觉得呢?”周赫煊问。
周维烈鄙视道:“吵来吵去也没什么用,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
周赫煊哈哈大笑:“这种吵架放到国家层面还真有用,做事不能埋头蛮干,必须确定正确的思路。就像你解数学题一样,首先要抓到题目的重点,再确定用什么方法去解。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也对,先要搞清楚问题关键。”周维烈点头道。
周赫煊又问端木蕻良:“京平有什么想法?”
端木蕻良这几个月都住在周公馆,帮着周赫煊查了不少明史资料。他说:“费孝通教授的出发点是社会底层实际情况,他在云南考察了许多乡村和城镇,处处都用数据说话。张其昀教授着眼于大局,是从政府角度考虑的。而刘乃诚教授则热衷于制度建设,他想先搭好制度框架再进行改革。但张教授和刘教授的观点,都有点脱离中国实情,未免想当然了。”
周赫煊叹气说:“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中央政府那些官僚,一个个如张其昀那般脱离基层。而大部分自由学者,又天天想着搞宪政,像刘乃诚那样盲目追求民主。费孝通这样的人反而很少,且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埋首纸堆而已。河南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在当经济学家的时候说得头头是道,主政时却屁股决定脑袋,河南被他搞得一团糟。”
河南灾荒期间,军政两派的态度很离奇,完全出乎人们的一贯思维。
按理说,军人应该为了军粮而不顾百姓,政府更应该为了百姓而减少征购。
但恰恰相反,除了横征暴敛的汤恩伯以外,河南那边的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救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约粮食二两,用这些剩下的口粮去救济灾民。川军将领李家钰对灾情心忧如焚,专门跑去找何应钦,结果被何应钦一通训斥。
反倒是河南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不顾灾荒,打着征购军粮、抗战报国的旗帜瞎搞胡搞。
“所以国民政府行将就木,未来是共党的天下。”端木蕻良毫不掩饰亲共态度。
周赫煊笑道:“这话出了门别说。”
端木蕻良道:“老师,我准备去广西,欧阳予倩先生请我加入广西艺术馆,专门创作抗战爱国剧目。”
周赫煊也不挽留,说道:“路费不够就去乐怡那里支取。”
民国之文豪崛起 1035【老蒋的惊世大作】
1943年的史学界很热闹,不仅周赫煊出了书,吴晗出了书,常凯申也出了一本书。
常凯申出书的时间在三月份,书名叫《中国之命运》,假借历史而论述政治。这本书使用了最好的纸张印刷,为了让老百姓买得起,价钱非常非常便宜。
仅一个月,《中国之命运》就发行15万册,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销量很快达到了100万册。但国内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因为都是赔本赚吆喝。
相比国内的亏海外版权赚了不少。
毕竟现阶段的中国,属于反法西斯同盟中仅次于美、苏、英的大国。中国领袖常凯申的著作,引起了英美出版商极大兴趣,他们连内容都不看,纷纷花高价购得海外版权。
然后,这些英美出版商就吐血了。
《中国之命运》在英美出版之后,刚开始销量还马马虎虎,但很快便遭到政界、学界和民间的一致批评。因为此书毫不掩饰的表达了独裁和种族主义观点,这些话题在二战期间的英美两国极为敏感。
老蒋本来想著书立说,借此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却没想到因此在国际上名声大坏。
以前英美两国的政客、学者和百姓,本来还因中国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而对常凯申抱有极好的印象。一本《中国之命运》,直接将他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你是这样的常凯申!
在国内同样如此,共党、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被惊呆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老蒋敢写书“自黑”得这么彻底。
学者们看来,《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老蒋在抗战期间最大的昏招,甚至比滥发纸币都更让人恶心。滥发纸币、物价非常,还能让人勉强接受,毕竟这是为了抗战而牺牲个人利益,但《中国之命运》就只能让人心寒。
有一种说法是,常凯申凭借一本《中国之命运》,彻底得罪了大部分民主党派和自由人士,将无数爱国者成功推向了共党那边。
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闻一多最终走上反蒋的道路,就是因为读了《中国之命运》。
而在1942年初,闻一多曾对儿子闻立鹤说:“(常凯申)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也即是说,1942年初的闻一多,还属于老蒋的迷弟一枚,连皖南事变他都可以无视。他是衷心尊崇常凯申,对常凯申的个人魅力和坚持抗战抱有好感,更相信常凯申能领导中国取得抗战胜利。
仅仅一年时间,涨薪事件、屈原事件、赈灾事件、出书事件……老蒋在闻一多心中的光辉形象直接破灭,从偶像领袖变成了独裁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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