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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礼监

时间:2023-05-24  来源:  作者:傲骨铁心
什么是最残酷的打击,密令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个度由各部自由掌握。大本营仅仅要求是不可造成过坏的影响。
显然,第四步兵联队就很好的执行并理解了密令要求,在攻占木津川当天及此后数天,约有一千余不合作分子及“抗明分子”被就地处决。
这使得木津川的人口数量下降了百分之十,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举净化了木津川日本人民及当地的治安环境,并极大的促使民心向于皇明。
这从当地居民的欢迎仪式上就可看出。
攻占木津川的第四步兵联队长山本幸二因为这次出色的组织能力被魏公公大为赞许,授予其“京都之花”的荣誉称号,整个第四步兵联队也得到了大本营的通令嘉奖,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在第四步兵联队及当地由“有头有脸”人士组成的木津川特别维持会的招待宴会上,魏公公进一步指出:全军要推广第四步兵联队在木津川与当地日本居民建立的深厚友谊经验,务必使日本人民深切感受大明皇军的威武与仁义,以及来自皇明朝廷对日本人民的深切关爱。
“特别维持会的设立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大本营对此是持鼓励支持态度的。皇军欢迎朋友,对朋友也是真心实意的,诸位,让我们为皇明和日本的友谊共荣举杯!”
宴会上,魏公公亲自举杯向木津川维持会官员们敬酒。
一身和服便装的魏公公给人的观感是无比亲切,也是无比真诚的。
“皇军对日本有再造之大恩,皇明对日本亦有导师之大恩,木津维持会必将以学生待老师一般真心服从皇军的调遣,为皇军征讨万恶之幕府贡献力量!”木津维持会长板仓重昌带领副会长及维持会官员们一齐向魏公公跪拜。
在得知这个板仓会长竟然是德川家康时代十六神将之一的板仓胜重次子,魏公公惊喜交加,上前扶起臂带白袖章的板仓重昌,赞扬其弃暗投明不仅仅是木津人民的幸运,也是大明朝廷及皇帝亲军的幸运。
“日本,如果都是板仓会长这样的人物,那么流血就不会发生,人民也不会遭受战火的波及了。”
魏公公很是感慨,尤其事后得知板仓一家几十口人都在皇军手中拿捏着,更是感慨。
木津维持会是皇军征日以来日本地方主动成立的第一个精忠协明的基层组织,政治意义格外重大。
因此,魏公公指示由板仓重昌起草一份维持会纲领初稿,此纲领初稿大体合乎皇军之需要,与皇军所宣传的一贯口径是吻合的,但有些地方存在瑕疵。
魏公公亲自动手修改,在纲领中增加了劳役和教育之规定。
纲领规定,日本凡年满16岁以上,50岁以下男子,只要不是为皇军效力的组织成员,均将被指定为“就劳者”,不得逃避。
所谓“就劳者”,即皇明之成年人丁。凡“就劳者”有义务为皇军及皇军所属机构提供劳役服务,并承担赋税缴纳之责任。
若“就劳者”不愿履行责任和义务,则将视为不合作分子。
教育方面,魏公公重点草拟了以“尊皇敬神”为核心的皇道教育。
公公提出在皇军实际占领控制区,一旦成立了当地的维持会,则必须马上推行汉语教学。
“语言是宣传皇明精神的最有力武器!也是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大团结的有力工具!更是促进东亚繁荣昌盛的凝聚力所在!”
为了普及汉语教育,公公规定各级维持会都要建立当地的学校机构,只要愿意到学校接受汉语教学的,一律在人力和财力方面予以补助。
同时,各地在和平之后要举办“国语交欢学艺会”,“汉语讲演比赛”等汉语普及运动。
与此同时,各级维持会要废除过往使用的片假字,无论是公文还是日常用语,都要使用汉语。
所有人都要学,甚至连寺庙中的僧人们也要学习汉语,哪怕是艺伎和那些出卖色相的女人也得学。
根据这份纲领,汉语实际在皇军控制区就被提到了至高无上地位。
在会见由日本大儒林罗山率领的“日本儒学界观察团”时,魏公公就纲领中的教育部分征询了日本儒者们的意见。
公公提出,在日本加强汉语教学是铲除日本原有之狭隘排外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打破幕府锁国的利器。
“汉语言是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始基,可以彻底根除亲幕思想,以及日本千年以来的保守固执之思想。”魏公公说道。
“鄙人完全认同阁下所言,日本有必要推行汉语教学,要做到在整个日本,不管日本人到哪里,只讲汉语就可以办事。”
作为日本儒学界的代表,林罗山对儒学研究很深,其早年曾入建仁寺为僧,后拜藤原惺窝为师。此后侍奉德川家康,禄米三百表,至秀忠时任将军侍讲,幕府的很多外交文书和法度都是由其起草,可以说是幕府文官势力的首领,也是日本儒学界的宗师。
早前对林罗山的接触工作一直是由东兴社在负责,后来东兴社并入菊机关后,这个任务便由菊机关接手。
菊机关负责人葛三郎对林罗山十分重视,专门派人做其思想工作。
只不过林罗山受惠于德川家康,又是德川秀忠的讲师,其在幕府地位很高,所以仅凭日本儒学界一直提倡的“融入中国”、“分支论”是很难打动其放弃幕府,转向皇明的。
为此,葛三郎大胆向林罗山提出了一个主张,那就是皇军在打倒万恶幕府之后,就立即在日本推行科举制。





司礼监 第一百七十二章 日本人民盼统一
在日本推行科举制,不亚于一枚重磅炮弹直击日本儒学界之心灵深处,也直击日本儒学传播的软胁所在。
葛三郎在给大本营的秘密报告《加强日本儒学于政权建设必要性》一文中指出,日本之儒学传播始于中国唐时遣唐使,也是在中国的唐代日本大举学习中国,并也曾设立过科举制,如日本历史上的勇山文继便是从民平做到中等官,官位从四品下,在幕府时代相当于大名等级。
只是,日本儒学却没有就此传播开,而仅停留在京城地区,科举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便被废除。
概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的贵族阶层认为平民当官是对他们的威胁,于是通过世袭制度,使学校只为贵族而设。
儒学也成为公卿贵族把持的学问,更分类固定到专门的家族,有的家族专门讲解五经,有的家族专门写纪传,有的家族专门研究律令,成为贵族的“家学”。出了京城,就很少有人了解了。
葛三郎进一步调研指出,幕府本就是一帮粗鄙武人建立的政权,为了提升形象,历代幕府也注意吸收儒家学问。如足利幕府时代的足利学校就聘请识字和尚为高级武士子弟讲解儒家学问。
但所讲内容肯定是十分肤浅的,主要目的是让武士识字。而武士本身地位是依赖世袭和战功,根本不需要依靠儒学的科举。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后,认识到中国的朱子理学对其统治十分有力,这才大力宣传朱子理学,在各藩普遍建立藩校,以朱子理学为重要内容。
如林罗山等现幕府儒学官就是那个时期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支持,从而能够在幕府任职的。
然而,即便德川家康大力扶持了朱子理学,给予日本儒界资助,但和从前幕府相比也是换汤不换药。
毕竟,武士学朱子学,除了识字外只是学一个大义名分,学效忠家主道理。更深层的内容,藩校不可能教授,也不会让武士去琢磨。
至于什么“民贵君轻”的圣贤道理,幕府更是不可能允许武士们去学。
这导致儒学成了日本官方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信仰。
也演变成日本的武士在学习了儒家思想后,和儒者也依旧不沾边。而那些自愿追随老师学习儒家思想的日本平民子弟,则因为没有科举制度不能当官,只能永远在中底层打转,能够成为大名的家臣替其书写,已是这些平民子弟最大的幸运了。
久而久之,现今日本的儒学传播就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能给平民子弟带来利益的儒学,自然就不会成为日本的主流学问,百姓们对其也产生不了兴趣。
而那些学通中日的真正儒学家们,也因为没有一个合理可靠的机制让本人、学生们从中受益,无法成为日本政权的一份子,渐渐就成了如“清流”一般的人物。
也许,他们表面上是受到了幕府乃至京都朝廷的尊重,但实际上他们于国家的任何事务都没有发言权。
好比担任幕府首席儒官的林罗山,哪怕贵为将军讲师,他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写写画画而矣。
更像一个“师爷”,而非官员。
结合日本儒学界的实际情况,葛三郎遂大胆提出“科举制”。
葛三郎相信,如果皇军能够帮助日本儒学界在日本推行科举制度,一方面能整合日本儒学界影响和力量为皇军所用;另一方面则是能够“同其文、同其语、同其思、同其人”,使日本能够长治久安,不复再有倭寇之患。
魏公公在研读了葛三郎的报告之后,亲笔批示几个大字——“高,实在是高。”
学通中外,通晓多国语言,遍通各地风情,古今中外不可多得的、具有极度超高政治与军事智慧,集忠诚和老实于一身的魏公公对科举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
本着要将好东西与世界共享,要坚定将日本打造成皇道乐土的精神理念,魏公公指示大本营马上着手对葛三郎报告的论证。
不过,结合当前讨幕战争走势和日本实际情况,魏公公又认为科举之事不能操之过急,全面推广肯定是不现实的。
毕竟,皇军眼下实际控制区只局限在九州一部、大坂、奈良、津市这一片京畿西南地区,面积大概只相当于皇明一两个府的存在。
哪怕京都会战能够击败德川秀忠之幕府主力军,皇军控制区也不过是向关中延伸。关东及关西的大片土地,皇军暂时是力所难及的。
但是,能不能推行科举制又关系到日本儒学界对皇军的支持,因此公公在反复权衡之后,拿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待夺取京都之后,可以将皇军现有控制区整合成一个特别行政区,在这个特区内仿效皇明科举制度,大力扶持日本儒学界,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亦或经济方面,特区都要给日本儒学界地位。并实行科举任官制度,废除从前各藩校,以维持会体系下的学校机构推广儒学,使之和学汉语运动并行并立。
在同儒学界观察团的秘密会谈中,魏公公以天使身份承诺实行科举制,同时向日本儒学界伸出友谊之手,说明自己将向皇帝陛下上书请开一次特别恩科,届时日本儒学家可以选出一百名以下的优秀儒生前往皇明参与此次恩科。
儒生一旦选中,便可以回国担任皇军控制区实际官员,其科举所得功名(文凭)皇明朝廷予以正式承认。
“未来,维持会之临时管治体系必将移交真正之政权体系,使日本人民有所学,有所好,有所用,更使圣贤之道能在日本发扬光大,使日本人民早闻大道!”
在得到魏公公的肯定答复后,日本儒学界观察团成员喜出望外,如果科举能够在他们手中在日本得以实施,于他们的毕生所学便是有价值的。
林罗山代表观察团向魏公公表达了日本儒学界对日本近几十年来对皇明所做所为的愧疚之情,更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于祖国母亲的想念之情。
“皇明于日本便如母亲于游子,我等皆是圣贤子弟,更是汉人后裔!我等盼统一如盼星星,盼月亮啊!”
一个叫鸠山的儒者激动的泪水直下,众儒者闻言均是感同身受。
千年以来,日本儒学界始终如一的思想便是能和大陆同胞统一啊!
“那么,日本便只能有一个皇帝了。”
擦干泪水的鸠山神情肃然,正在和魏公公交谈的林罗册也是神情一凛。




司礼监 第一百七十三章 统一的大决战
魏公公甚是惊讶,他没想到提出废除天皇的竟然是日本儒学界这些人。
不过稍加思索也就明白了,莫说主张“融中亲中”的日本儒学界,便是普通的日本人,对于京都那个天皇都谈不上什么敬畏与忠诚。
这是日本特定的历史因素形成的。
武人开创的幕府虽然一直强调忠君,不过这个君乃是将军,而非天皇。幕府之存在也是对天皇权威的最大蔑视。
更休提现在的日本皇室只有一小块封地,因为没钱,皇室都得派人在街上出售字画来获取微薄收入。
德川幕府建立之后,更是在财政上死死拿捏着京都皇室,在朝政上也是直接干涉,后水尾天皇与其说是天皇,倒不如说是傀儡。
日本人真正将天皇视作神一样的存在,还得两三百年后打倒幕府后的维新。
没有神道教和****加持,天皇这个玩意,自然就不值钱,更不会成为日本读书人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存在。
正如魏公公一直表扬的,儒学不分国界,儒生们的思想觉悟就是高。
众所周知,“尊皇攘夷”、“皇道乐土”一直是皇军的宣传口号,但这个宣传口号在不定的时期内具有暂时性的模糊。
具体理解为,就是不同的人对这个“皇”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京都那个年轻的天皇陛下就对这两个宣传口号很感兴趣。
菊机关在京都的密线就向大本营传递过京都方面想和皇明接触的意思,但由于德川秀忠对京都的掌控比较严密,双方无法正式见面会谈。
并且,无论是京都方面,还是皇军方面,都希望正式的会谈能够在京都会战以后。
京都的控制权在谁手中,才能决定会谈是否可以成功进行,并取得双方共同满意的效果。
基于种种现实,魏公公无意现在就向全日本宣告“皇”字一意的真正含义,因为时机尚不成熟。
因此,对于日本儒学界部分人士提出的废除天皇,举国融入大明,以大明之皇帝为日本之皇帝的激进想法,公公是予以认可,但提出了“三步走”方案。
所谓“三步走”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先行攻占京都,将后水尾控制在皇军手上,从而能够利用后水尾影响到一些日本藩国,并彻底否定幕府存在之法理性。
这一阶段,皇明及皇军对年轻的天皇陛下是表示尊重的,并尽可能的保留京都朝廷。
第二步便是在控制京都后,上书大明皇帝陛下,册封后水尾为日本国王,仿朝鲜例。
第三步则是皇军在军事、文化、经济上能够彻底融合日本时,进行日本国的正式内附。
第一步和第二步,公公称为“明治时期”,即由大明对日本部分地区的实际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魏公公保守估计需要五到八年。
第三步,是谓“共荣时期”,又谓“长治时期”,即真正的东亚共荣时代。
“明治时期”,皇军主要推行的除了汉语言教学及科举制度外,就是加强对京都朝廷的控制,并对日本政体和制度进行大改革。
计划中,将由魏公公本人和年轻的后水尾签订《明日议定书》,以确定京都朝廷和大明的正式关系。
这个方案在出台时遭到了近卫师团部分军官的反对,如第一联队长真田一郎、第六联队长李炎昭。
李炎昭提交《解决日本问题的根本方策》文稿,认为皇明对日本之征讨应当是全面的、彻底的,不留任何隐患的。
故皇军应当不断增兵日本,夺取京都之后立即进军江户,在控制日本这两个政治中心后立即向其余藩国进军,以皇军不可战胜的刺刀为皇明彻底解决百年倭患问题,同时亦拯救深陷幕府残暴之统治日本人民。
该文稿中,李炎昭强烈建议大本营不能承认京都朝廷,并要求在京都会战中尽一切条件实现对伪天皇之斩首。
理由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卫师团部分军官已经开始瞒着大本营,策划对京都的攻击。
大本营方面出于对日本的全盘考虑,以及皇军自身军力投放的实际能力,对激进军官的方案自是强烈反对。
“不扩大”是大本营目前对征日作战的总纲领。
参谋长官蒋西凤亲自发文就李炎昭所提交的方案进行了质疑,并要求近卫师团整顿军官思想,执行大本营既定作战方案以及制定的对日占领方案。
李炎昭的回文竟强硬的表示,第一军绝难承服“京都伪政权之存在”。
近卫师团长曹文耀虽是虎将,但在御下这一块过于仁义,显得有些婆妈,老想做老好人,所以针对师团所属各部的混乱意见,曹文耀竟然无法拍板而决,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以致在会议时军官们竟然能够吵成一团。
官司便打到了魏公公这里。
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真田一郎、李炎昭联名上报了《新日本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核心就是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明政权,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明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
魏公公就这份大纲批示:本来,将日本作为我帝国领土之一部,才是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日本国民的的物议和反对,增加皇军讨伐作战的辛苦,恐非贤明之举。
随后,魏公公下令训斥真田一郎、李炎昭等人,用词极其严厉。并指示葛三郎领导之菊机关立即进行对京都朝廷的“策反”行动。
在无法保证双方会面的情况下,公公指示菊机关必须保证后水尾及皇室、京都朝廷能够留在京都,不随德川秀忠逃往江户或其余地区。
日本儒学界秘密观察团离开后,一月上旬,魏公公从整个战局出发,认为同德川秀忠之幕府中央军主力进行战略会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命令大本营制定了第一军北上攻击京都、有喜支队攻击池田、三田一线、学文支队攻击草津,采取“关门打狗”战法,务将幕府及近藩日军关在京都附近,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
史称“统一的大决战”。




司礼监 第一百七十四章 京都合战
对于在京都地区和明国军队进行决战,幕府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
德川家康家臣,尾张德川家老,辅助家康九子德川义直,绰号“枪之半藏”,被誉为德川十六神将之一,也是十六神将硕果仅存的渡边守纲就明确向秀忠大将军表示,在京都的会战其实是十分不利幕府的。
“明国军队战斗力十分高,他们的铁枪铁炮远比我军要先进,他们的一个士兵能抵得上我们五个足轻,因此虽然我们的军队人数众于他们,但战争的结果依旧是未知数。”
任从二位权大纳言,也是尾张近藩藩主的德川义直认同师傅渡边的意见。虽然他刚刚率藩军赶到京都,但之前已经听不少重臣说起过明国军队的厉害。
“将军阁下,从当前态势来看,明国军队可能也寄希望于京都的决战。”渡边守纲无疑是在明示秀忠,他所制定的京都决战方案很有可能就是明国军队所希望的。
一些重臣鉴于奈良之败,以及萨摩、肥前等藩的叛乱,也希望秀忠能够放弃无险可守的京都,率领主力退守关东,那样将来还有机会。
如果坚守京都将主力打光,德川家就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资本了。
“将军,请您不必担忧,天皇御所可以随时搬离!”
幕府负责京都治安并监视天皇和朝廷的京都司代官板仓重宗也是主张弃守派,他表示只要将军下令,他马上就能带兵强行督促天皇和朝廷东迁。
“放弃京都,如何和国人交待!”
桑名藩主、幕府武将之首的松平定胜对于渡边等人的弃守一说十分不满,他指出各部接到的命令都是退守京都,如果现在再下军令撤离,各军势必会发生同奈良一战相似场景,那就是极度的混乱。
“父亲,如果真的要弃守京都,预计会有一半部队丧失。”德川秀忠的长男德川家光是奈良撤退的组织者也是见证者,他亲历了部队混乱无序撤退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无法同意叔叔义直的意见。
“将军,方略不可更改!京都之决战关系日本之命运!”幕府老中土井利胜、青山幸成等人也不同意弃守。
“战事至此,我们不干一下,也太对不起日本了!”
“如果战败,我们还有明天吗!”
“不管是胜是负,得利的都是那些逆藩!”
“现在的局面凶险异常...”
主守派和弃守派于是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激烈的争吵声惊动了德川秀忠的女儿和子。
这位一心要被父亲嫁给天皇的小姑娘在知道了前面的争论后,却突然对左右服侍的妇人们说了一句中国的典故。
“如果事态不可挽回,为了家族,我可以和亲。”
这句话很快就传入了正在被重臣们争吵而头疼的秀忠耳中,秀忠想到女儿竟然有自我牺牲的念头,顿感痛心,于是起身对重臣们疾呼:“明国人已迫近洛阳!洛阳乃天皇御所之在,值此大敌当前,若我等不作坚守,何以对天皇,何以对臣民!”
在德川秀忠的坚持之下,京都的决战便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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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大明提督海事太监、大明皇帝亲军监军太监魏公良臣于京都西南之稻田小村举行了誓师大会。
主攻京都第一军连夜搭制而成的观礼台上,魏公公站在最前面,第一军司令长官曹文耀和近卫师团长伍福铭分立两旁,余下将校各官按班站序。
巳时,第一步兵联队长真田一郎代表第一军受阅将士纵马驰于观礼台下,扬声请令:“请公公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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