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

中国当时也聘请了大量的外教，除了海关总长赫德，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讲授语言和技术学科等工作，有的甚至还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被聘请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如《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等，李经述的宪法顾问古德诺等，不过中国政府对他们一直采取“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的方针。
另外，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也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大、中型公司纷纷办起职工学校、近代徒弟学校或制订厂内技术训练计划。1900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4所，徒弟学校323所。
私人铁路业在政府鼓励下得到大发展。从铁道建设开工到竣工营业10年内，政府给予股东不低于8分的年利。所占用土地免收土地税，可无偿使用。
中国政府扶植民间资本最大的成果在纺织业、瓷器业，1895年，盛宣怀的内阁政府从英国购进100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利息10年偿付的优惠转卖给民间，创建了上海纺织厂等十余家纺织厂，中国私人开办大机器纺纱厂的*。
中国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劳动者的素质也不高。为使中国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强国，内阁总理盛宣怀等人通过了李经述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在全国工厂倡议开展劳动竞赛，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广大工人的响应，掀起了工厂之间、车间之间声势浩大、持续深入的劳动竞赛热潮。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拖拉机、汽车、重型机械、机床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精密仪器制造等新兴的工业部门，使中国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增长幅度之大，超过了同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从1896年开始，中国政府大力鼓励民间企业发展，在大力兴办官营军工企业的同时，还对私人资本进行各种扶植，鼓励南洋、美国等地的华侨回国创业。改变以官营为中心的政策以后，除军事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外，其他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并大力扶植民间企业发展。船舶工业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最典型的民办企业，中国远洋船舶集团先后开辟了中国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中国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为了避免出现血汗工厂，李经述还让容闳的国会在1895年就通过了过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改善工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1896年，国会通过《疾病保险法》，规定参加疾病保险的工人遇到疾病时享受免费医疗，规定凡在受雇期间并非因玩忽职守或越轨妄动而受到意外伤害者，都应得到赔偿，年满70岁者每年给予老年赡养费，成为永久残废并丧失工作能力者，每年给予残废赡养金，不能自食其力的被保险人的遗孀和孤儿可领取死者赡养费的一部分，后者规定职员也可以领取养老金和遗族赡养费。
同时，为了加强对非殖民地的工人劳动保护，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有关法规明确规定，防止危险是企业主的义务。为了贯彻这一规定，盛宣怀的政府专门设立了工商业监察员巡视监督执行情况，禁止让妇女和儿童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对16岁的青少年和妇女实行工作日最长劳动时间限制，禁止青少年和妇女从事夜工；对采矿等特殊行业的工人实行每天工作时间和工作期间最高气温限制，超过三十五度高温的情况下，每班工作不得超过6小时；产妇给予产假等。李经述还允许中国的工人在复兴会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和工厂主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工会的主要工作职责。
对于农村的土地问题，从1897年到1902年，盛宣怀的政府继续用国债向大地主赎买，拿回土地分给失地农民，还有就是把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那些山多地少的农民迁移到海南岛、东北、远东、菲律宾等土地肥沃的地方，重新分给他们土地。
到1902年6月，中国的第一个五年工业化计划完成，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基础，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仅次于英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三。李经述把中国陆军扩充到70万人，全国分成了七大军区，每个军区十万人左右，中国的海军扩充到两万五千人，拥有三千吨级以上的战舰八十艘！按照李经述的设想，到1905年，中国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奠定大国和强国地位的基础，拥有出兵南洋的实力！





穿越1879 第162章 梁启超遇刺
中国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完成后，工业得到了大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了。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人口在1902年达到了五亿，其中三亿是农村人口，农村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业也是工业的基础，于是1902年国庆过后，李经述着手推动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经述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对农民极为利好的政策在中国传统乡村施行起来却颇为曲折。
按照李经述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当时，李经述总统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1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到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李经述，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李经述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李经述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关切民生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李经述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眼里，地主都是黄世仁和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李经述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父慈、子孝、兄亲等传统伦理。最能集中体现这种传统伦理的文章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仁义礼智信，农村绅士所受的是这种传统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李经述对内阁总理盛宣怀说：“国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让他们修改《土地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也尽快把政策做一下调整，佃农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础上，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农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过国债从大地主那里购买来的土地，田租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对于那些失地农民，都往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移民，那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免租的方式，鼓励农民往关外迁移。而地主，要鼓励他们经商，买股票，买国债，开工厂等。”
“这样甚好！！”盛宣怀表示同意李经述的意见。
李经述说：“今后我们的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再全面铺开，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乱，中国现在是一个五万万人口的大国，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送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李经述对中国的国情适不适合马上进行大尺度改革，产生了疑虑，他虽然也在书中看了很多关于宪政的书，但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打电话给司法总长梁启超，让他来总统办公室。
梁启超见了李经述，行完礼，道：“大总统找我来所为何事？”
李经述说：“前些日子容闳议长曾和我谈起宪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根据国情慢慢来，我准备让你率团前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具体的宪政程序和措施，并且考察各国当时的法律和社会，看哪一些措施是适合中国宪政改革的。”
梁启超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我这就回去准备。”
第三天，寒风渐起，大街上鹅黄的银杏落叶在地上乱串。在新华门附近的总统府，李经述去找段祺瑞下棋，谈谈军队改革的事情。段祺瑞那天穿着一件绸缎的长袍，上面绣着厚重的金线，他的脸色有一些不好，因为他的结发妻子吴氏不久前病故了，他很伤心，李经述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派人去段祺瑞来总统府下围棋解闷。
李经述拿起一白棋子，看段祺瑞还是绷着脸，对他说：“芝泉，弟妹过世有一段时间了吧，你是否有考虑续弦？”
段祺瑞坚决摇摇头，皱着眉头叹息说：“我娶妻子过门时，她才十九岁。我父母双亡，这些年自己也忙于军务，恨少顾家，全靠他独力支撑家庭、养儿育女。这两年刚过上好日子，她又去了。我三年之内，不会再娶。”
这时内务部的长官阮忠枢急匆匆走过来，边走边对李经述说：“大总统，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李经述手执一颗白子，下手之后，问：“什么事大惊小怪，让一向沉稳的斗瞻如此心慌？”
阮忠枢说：“司法总长梁启超在上海码头遭遇炸弹袭击。”
段祺瑞刷地站起来，说：“啊？竟然有这事？”
“上海？？梁启超在上海码头遇刺杀？他本人有事吗？”李经述大为惊讶：“何人如此大胆？？”
“幸好梁总长没什么大碍！”阮忠枢详细给李经述和段祺瑞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那天，上海黄浦江码头，一阵阵潮湿的风吹来，彩旗招展，鼓号喧天，上海工商各界一百多位代表前来欢送即将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梁启超代表团，外交部、商务部以及各报馆人员均先时到了码头，数百位学堂学生穿着学生装。列队送行，上海警察局的巡捕荷枪实弹维护治安。
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五人从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的码头乘“纽约”号客轮去美利坚合众国。不一会，司法总长梁启超等人的车队就来到了码头。其中花车一辆，头等车一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着五色国旗，随风飘展。就在现场一片洋洋喜气之中，一个人影接近车队，他的怀中，揣着一颗自制的撞针式炸弹。
“纽约”号客轮抛锚的汽笛声响起，梁启超他们下了车，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快到码头时，“砰”的一声巨响，有炸弹爆炸了，响声震动天地，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队员一片混乱，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顿时大乱。
万幸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五人，除杨度受伤之外，都无大碍，倒是周围送行的人饱受池鱼之殃，随梁启超同行的车夫、家丁均重伤，还有围观的一家三口，遭此意外之厄。这颗炸弹，直接造成了现场24人伤亡，有一些还是学堂的学生。
刺客本人则被炸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上海警察厅将刺客的面部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最终确认此人就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安徽桐城人吴樾，此人和上海青帮有瓜葛。
吴樾在上海成立了“暗杀团”，考虑到手枪并不可靠，吴樾开始学制炸弹。在行动之前，吴樾还写了一本手册《暗杀时代》，总结了他的暗杀救国的极端思想，他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梁启超原来还同情革命，闻此言论还在《申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痛斥道：“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说什么救民呢！”
阮忠枢说完，递给李经述一封电报：“总统，这是梁总长发回的电报，问宪政代表考察团是否继续。”
除了请示是否启程，梁启超还在信中说，青帮和法租界的洋人相互勾结，成为上海社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上海工商界敢怒不敢言。李经述看了信，对阮忠枢说，“宪政考察团当然还要进行。受伤的杨度留下来养伤。你去以我的名义发电报给徐世昌，让他补上杨度的位置。”
“好，总统，我立刻去办！”阮忠枢说：“我多说一句，我也听说上海的青帮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黑恶势力，现在国内外舆论都纷纷谴责这些制造恐怖的暴徒，我们可以早作打算！”
李经述哼了一声说，“这帮人早该收拾了。那些喜欢把枪口对准手足同胞的人，不管如何把自己的愚昧凶残，挂上替天行道或正义的旗帜，对民众来说，会是噩梦，对民族来说，更是灾难！我们共和国的土地上，决不允许黑恶势力存在。不管青帮黑帮，都让他们见识什么叫人民政府。不过，杀鸡不用宰牛刀，上海的打黑，由上海警察局出面就可以了吧。”
阮忠枢说：“光靠当地警察怕不行，他们和青帮估计会有瓜葛，而且上海租界洋人众多。”
李经述点点头，说：“把谭嗣同叫来，让他和大刀王五带人去上海，开展专项行动，在今年春节之前，扫除全国的黑恶势力！遇到法租界或者哪个租界敢捣乱，我们正好借机收回租借！”




穿越1879 第163章 收回法租界
道光年间，《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为英国人敲开了上海的大门，此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传教士、医生、领馆人员纷至沓来。他们与以新兴民族资本家和帮会为代表的中国人，将上海推上通往“国际大都会”的轨道。此后100年，上海渐成为东方世界最为西化的城市，人口暴增，1843年开埠之初的上海，仅有50万人口。而到1902年，上海已是一个坐拥百万人口的大埠。
谭嗣同和大刀王五到上海后，上海警察局长林森带了一帮地方大佬给他们接风洗尘。上的都是一些著名的“本帮菜”，虾子大乌参、青鱼下巴甩水、松江钙鱼、鸡骨酱、桂花肉、八宝鸡、枫泾丁蹄、糟钵头等，这些菜酱油和冰糖放得多，滋味浓郁鲜美，甘腴甜润，还有上海五芳斋点心、鸽蛋圆子、素菜包、大壶春生煎馒头、蟹壳黄、四鲜烤麸等主食，这一大桌子菜，让身为湖南官二代的谭嗣同都感觉过于丰盛，有点浪费。
喝的也是洋酒，觥筹交错间，谭嗣同却一脸严肃，和当时宴会的氛围格格不入，黄金荣等地方大佬有些不悦，林森哈哈大笑，举起一杯酒，递给谭嗣同，道：“俗话说，强龙还不压地头蛇，这京城来的特派员果然是面子大，上海滩这种地方，租界林立，很多法外之地，很多事情还需要他们帮忙的。谭大人就给林某人一个面子，喝了这杯酒。”
“哼，脸面？”谭嗣同站起身，挡开了酒杯，直视林森的眼睛，训斥他道：“杨局长乃是我政府堂堂正正的公务人员，却整天跟这些地头蛇混在一起，不觉得羞耻吗？我谭某人要是喝了这杯酒，政府还有何脸面？？”
谭嗣同的话，等于撕破了林森、黄金荣等人的脸，他们闹得不欢而散，盛大的酒席不一会就冷场了，宾客不欢而散。
三天后，法租界的龙门路，在这里的均培里一号，矗立着一座三层洋楼，有几十个房间，此地正是上海滩“流氓大享”黄金荣的公馆。龙门路在旧上海几乎跟着名的霞飞路齐名，很多出身低微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人，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左右逢源。对于这种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他1868年生于江苏苏州，早年在上海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当学徒，后来发迹。黄金荣最风光之时，法租界的娱乐设施、商铺、烟馆、书寓堂子均在其控制之内。钟爱京剧的他，甚至为捧名角露兰春专设了一个剧院。
此时，在黄公馆二楼东端的一间豪华的卧室，三十四岁的黄金荣挺着发福的肚子，舒服躺在铺了丝绸的红木床上。两位年轻秀气的丫鬟站在床边，一个给他捏着肩膀，一个拿着一柄印度烟枪，服侍他抽大烟。黄金荣一口一口吞云吐雾，心里很是惬意。
黄金荣每日都要享受的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以抽大烟来说，上海政府虽早严令禁止，屡教不改的会被枪毙！但黄金荣二十四岁到法租界当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现在已是法租界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门徒达到两千人，他的青帮一跃成为上海滩最大的帮派，纵横上海黑白两道，便把政府的法律当个屁，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这时，黄金荣的女人林桂生扭着腰走了进来，她一身绣花旗袍，将婀娜多姿的身材展露无疑，她一脸忧虑，劝黄金荣说：“锦镛，我听说这段时间北京来人了，领头的谭嗣同可是个不好惹的角色。他一到上海，就放出狠话来，这次不杀几个大佬，绝不回去。”
林桂生原是上海“烟花间”妓馆的老板娘，二十出头就有了不小的名头，骨子里透着一种既强悍又柔弱的美丽，为人处世老到得让人不敢直视。黄金荣还是巡捕房包探时。因一桩关系法租界利益案子，来到位于“一枝春街”，林桂生对黄金荣浅浅一笑，黄金荣便不由自主地跟着她来到了“烟花间”。林桂生依然是一身的娇媚傲骨，黄金荣对她一见倾心，林桂生身在烟花之地，阅人无数。有着不容小觑的识人功夫，也不由得动了心思，两个人就眉来眼去厮混缠绵在一起了。爱到浓时，林桂生卖掉了经营多年的“烟花间”。嫁给了黄金荣。确切地说，是黄金荣入赘到林家为婿。结婚时，林家在均培里建造了这栋洋楼。这女强人林桂生凭借以前结识的三教九流，加上自己精明强干，敢作敢为，很快门徒就达到了上千人，一跃成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黑社会帮派青帮。青帮由林桂生亲自领导，贩毒聚赌、走私军火、行劫窝赃、贩卖人口、绑票勒索，可谓无孔不入，穿梭于上海滩的三百六十行里，林桂生成为上海滩有名的“白相嫂”。黄金荣平日对她言听计从，经常被友人讥讽为“怕老婆”，但这一次，黄金荣不以为然，深深吸了一口大烟，回答道：“老婆，我看你这次是多虑了，我们这是在法租界，他谭嗣同就是有豹子胆，敢跑到法国人的地盘抓人？那还不惹起外交纠纷。再说，万一有事，派人给谭嗣同送点金条不就完事了吗？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不贪财的主，哪一只猫不沾腥呢。”
林桂生点了一支古巴雪茄，抽了一口，脸上还是一股不安的神情，道：“谭嗣同这人胆子大，金廷荪、马祥生他们前两天已经被军警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