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藏真

体现在瓷器上，即它的瓷器跟磁州窑非常接近，只是显得粗糙一些。
西夏瓷器的主要特征就是粗枝大叶，当然，今天从另一种审美角度来看，这种粗枝大叶的感觉可能是另一种味道。
过去看多了磁州窑的很细致的优良品种，这个稍微有点粗糙的反而更有一种韵味。
历史上记载西夏烧过陶瓷制的瓷帐钩，但没有看到过实物，但是今天在这里，在这座掩埋在地下的陵墓之中，韩孔雀发掘出来了各种生活用品，这里面就有瓷帐钩。
当然，除了这些特殊之处外，西夏总体上没什么太新鲜的瓷器出现。
只是一会儿，韩孔雀就清理出来了112件西夏瓷，这些器物多为白釉瓷，有白瓷碗、白瓷盘和白瓷碟等，内壁光滑，外壁较粗糙，胎细壁薄，很有代表性。
剔刻花瓷的剔刻花纹一般采用开光构图，巧妙地处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主题纹饰和地纹主次分明，疏密有序，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
西夏瓷器中的碗、盘、钵等圈足器，均挖足较深(俗称“挖足过肩”)，器壁近底处较厚，近口处较薄，底则更薄，这是因为碗、盘等主要用顶碗覆烧法烧制而造成的。
顶碗覆烧法支撑点在圈足部，为了能撑住整个坯体，不至于坯体变形，所以近底处的器壁是最厚的地方。
同时，为了减轻坯体的压力，近口处器壁略薄，器底最薄。
器物外壁多挂半釉，施釉较薄。白釉碗、盘内底有沙圈，其他釉色则为涩圈。
白釉瓷和剔刻花瓷在西夏瓷器中最具特色，西夏瓷胎色多呈灰白色或浅黄色，故白釉瓷均施化妆土，盖住胎色，然后挂釉。
既然有瓷器，那么肯定就有陶器，先前韩孔雀就发现了大批的陶制建筑构件，而现在在瓷窑之中，韩孔雀又有新发现。
成吉思汗陵墓真可谓是一座宝库，在那座瓷窑当中，韩孔雀还捡到了不少宋、西夏的陶瓷标本，包括一批难得的刻花、剔花、划花、印花标本以及窑具，而更为难得的是一批大型陶瓷建筑构件。
这批陶瓷构件十分罕见，其中孔雀蓝釉和素三彩构件尤为珍贵，它们应是西夏晚期的宫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构件的残件。
同时，韩孔雀还发现了一枚黄色琉璃瓦当，据此，韩孔雀推测，这个瓷窑应是当年西夏国宫廷用瓷，和宫廷建筑用瓷构件的烧造窑口，而蒙古人是把人家的宫廷御用窑口整体搬迁进了这里。
这个发现可把韩孔雀高兴坏了，要知道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争奇斗妍，八大窑系遍布全国，后人对宋瓷的研究硕果累累。
但一直以来，人们对地处祖国西北的磁窑堡，西夏古瓷窑址和西夏制瓷工艺知之甚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大型巨著《中国陶瓷史》时，苦于没有可靠资料，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区进行发掘；八十年代，又对灵武磁窑堡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才出土了大量西夏瓷器。
西夏陶瓷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先前没有多少西夏瓷器供人研究，所以进展缓慢。
不过，所有考古学家都认为，如果要想有所发现，肯定要在蒙古人占据的地方寻找，因为最后西夏就是被蒙古人灭绝的，他们最后的财富，全都落入了蒙古人的手中。
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被证实，1956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敏盖乡，发现两件黑釉剔刻花瓶，最初被定为元代，后又归入宋代。
这两件经瓶为非发掘品，没有地层关系和可靠年代的实物佐证，但最后认为“可能与西夏有关”。
如果这个是可能的话，那么在1982、1986年，内蒙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发现多处窖藏，再次出土一批西夏瓷，这次就比较肯定了。
所以，当时就有人猜测，当年蒙古人从西夏掠夺的文物，不止是这么一点，应该还有更多的文物被藏了起来，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历代蒙古帝王的陵墓，其中成吉思汗陵又是最有可能出现西夏文物的地方。
现在这一观点算是被韩孔雀证实了，但是他却不能广而告之。
发现宝贝，研究宝贝，是韩孔雀的爱好，现在没事，韩孔雀也不介意多研究一下这次宝贝。
玉壶春瓶、碗、罐、人头像，一件件的过手，这些瓷器，只有上面带有铭文的，韩孔雀才会仔细研究，如果没有什么特点，韩孔雀就立即收起来。
也许这批瓷器是出自西夏王宫，所以带有铭文的还有不少，比如一件黑釉小口瓶，本来韩孔雀没有重视，但是拿在手里，韩孔雀就摸到了上面的铭文，仔细查看，韩孔雀发现这件小口瓶的腹部刻有西夏文。
就连这么一件小型瓷器上面，都有着西夏文，那么其他瓷器，韩孔雀就不得不更加重视了，所以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少带有铭文的瓷器。
韩孔雀发现，瓶子、罐子和小碗上面，往往都有西夏文。
有了这个发现，韩孔雀再次清理了一边他发现的小碗，果然，这里面还真有不少带有铭文。
韩孔雀还真没有想到，西夏人居然有在小碗、小口瓶上面刻录铭文的习惯，要不是无意之中在那件小口瓶上发现了铭文，韩孔雀还真会错过不少带有铭文的小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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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藏真 第一千六百八十一章精美酒器
单单从这部分西夏文上面，就可以说这批西夏古瓷是西夏王国的瑰宝，也是我国历史上党项民族的历史见证，除去自身所包含的审美艺术价值外，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后人解读西夏王国的金钥匙。
西夏瓷受磁州窑、耀州窑和山西各瓷窑先进工艺的影响，加之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南方先进制瓷工艺的介入，西夏瓷融南北文化之精华逐步成为陶瓷界的一朵奇葩。
目前，西夏瓷逐步得到世界的关注，特别是西夏白瓷和剔刻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艺术的珍品。
当然，除了这一批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文物之外，西夏的陶瓷艺术也是十分精湛的，特别是西夏的酒具。
西夏人喝酒已经是一种文化，所以不要以为酒器就是实用器，其实也是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的。
韩孔雀找到的瓷窑，有一座就是专门烧制酒具的，当然也有金银器作坊，也是专门制作酒具的，但相比金银器，韩孔雀更加重视西夏的瓷器。
西夏的酒具太精美了，其盛酒器美轮美奂，其饮酒器别具匠心，西夏酒具可以说是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
韩孔雀知道，西夏的酿酒业由官府掌控，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由高寒地区的游牧逐步向农耕文明靠拢，可以说是这个民族在生活中的常用消费品。
到了西夏立国，酒便始终伴随着这个小王国的成长与灭亡。
所以，在后来发现的瓷器之中，酒器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只是这么一批瓷器，就足够韩孔雀专门建立一家大型博物馆用来存储和展出了。
刚开始韩孔雀还没有特别重视这批瓷器，后来因为铭文，所以韩孔雀仔细查看了很多酒器，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在古代的西夏，他们十分看重酒器。
而且于山也发现，这里的酒器十分齐全，按照大类来分，就分为储酒器和饮酒器，如果按照艺术价值来分，又分为实用器和祭器。
西夏的盛酒器主要有瓮、瓶、罐、缸等，既易于存放，或者运输、携带，又能防止减少挥发。
韩孔雀在这里找到了太多的酒器，各式各样的都有，比如说先前那个小口瓶，其实就是一件酒器，而为什么这样的小口瓶上有铭文？
这个还需要从这些酒器的作用，和使用的人物来分析，当然，这样看来，可以带有铭文的，又不止是一件小口瓶了，所以后面韩孔雀又发现了，很多酒器之上带有铭文。
先说瓮，瓮是大器，器物高大，口径较小，腹径肥大，一般高都在40厘米以上。
常见的瓮有四耳系、双耳系，而无系的瓮较少，因为有系的瓮携带、搬动都比较方便。
由于瓮的腹大口小，盛固体物件不方便取用，而方便盛储的是液体，制作精美的绝大多数用作盛酒。
所以，在这里发现的瓮里面，全都装着美酒，这也算是韩孔雀的意外收获。
不过，韩孔雀并没有打开，毕竟现在还在古墓之中，就算里面有美酒，韩孔雀也没有心思喝。
比起瓮来，罐的口径要大，整体没有瓮那样高大，这些其实是用来大规模储藏酒的酒器，或者干脆就是平民使用的储酒器。
而在这里的，当然不是普通的储酒器，所以里面的酒，也肯定不简单。
可以说，韩孔雀在这里发现的所有储酒器，里面都应该是装着酒的，只不过有一些保存到并不好，所以挥发干净了。
但就是这样，这次韩孔雀发掘出来的酒，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毕竟不管是瓮还是灌，其数量都不少，而这两种储酒器的体积都不小，每一只罐子，每一只瓮之中，都有着大量酒液，这就让韩孔雀的这次收获，变得多了很多。
当然，西夏盛酒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瓶，这里面就有梅瓶，这些梅瓶里面也装着酒，不过，梅瓶毕竟不如瓮大，所以酒的数量就少了点。
加上梅瓶要比瓮和灌都难以烧制，所以数量也不多，当然，这也是因为梅瓶在西夏的地位决定的。
在西夏，梅瓶又称作经瓶，其主要功能是在佛事活动中用以盛酒，也就是谈佛念经或与写经有关，所以称“经瓶”。
西夏经瓶又分为广口瓶与小口瓶，刚才韩孔雀特别关注的那件有铭文的小口瓶就是经瓶，是一件活佛用来盛酒的经瓶，所以上面出现铭文，是很正常的。
在西夏，他们习惯将口径大一些的称为“广口瓶”，口径小的称为“梅瓶”。
当然，经瓶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在西夏众多的“经瓶”之中，又分为素瓶与剔刻花瓶，素瓶主要是黑色和茶叶末釉，而剔刻花则还有白色。
韩孔雀发现的人物图案的“经瓶”可以说是西夏盛酒器中的佼佼者，这类人物图案的瓶已知有两种，一种是人物有胡须的，另一种是人物无胡须的。
已知有胡须的人物瓶，瓶口略残，釉色为白中泛青，釉面较薄，主图案是一位留胡须的饮酒者，面额丰满，秃发，微醉状，半坐，头上生出祥云。
另一个瓶的主图案相同，差别在人物无胡须。
还有一类器物是介于盛酒器与饮酒器之间，这就是扁壶，像扁壶这种器物，最适于路途携带，是游牧民族马背上的常见必备物件。
先前韩孔雀也发现了一件制作工艺十分精细的白瓷扁壶，那件扁壶长20厘米宽17厘米，扁壶不但有贴花和印花工艺，而且还有汉文和西夏文结合的铭文，所以它肯定是酒器之中的精品。
除了上述的这些储酒器，再就是饮酒器了，西夏饮酒器有大小之分，大的如碗，小的有杯，形式多样。
碗类主要是喝马奶酒、葡萄酒所使用的，因为此类酒的酒精度较低，所以用碗来喝，而这十分对蒙古人的胃口，所以这种碗也特别多。
也许是因为用碗喝酒十分符合蒙古人的习惯，所以，韩孔雀发现的大量瓷器之中，在数量上，碗绝对占据了绝大多数。
这些碗都比较特殊，跟普通的碗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韩孔雀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西夏制造的。
这些碗跟普通碗是不同的，因为在西夏，他们饮酒的碗分为一般和比较特殊的，严格地说是瓷质碗式匜。
这种碗式匜，就是在瓷胎制作成形时，在口沿处向外压一下，或者用手指在口沿处拉一下，在口沿处有一处凹槽，形成如匜样的流，饮用时，碗内的液体不向周围溢出，可以说这是西夏人的一种创造。
西夏的这种瓷质匜也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碗式，二是碟式，三是豆式，四是仿古代铜匜式。
西夏的碗式匜，大概是烧废的碗所带来的启迪，因为西夏的烧瓷坯胎含沙较多，又地处西北干燥的荒漠性气候带，坯胎做成后有要晾干的一道工序，而这道工序是西夏瓷器烧制是否成功的关键。
晾得太干了，胎体就会有裂纹，晾得干不到位，湿度偏大，入窑后就会变形。
有裂纹的器物烧制出来不可用，但变了形的器物还可以用。
碗、碟之类的变形产品，在使用中被发现，歪歪斜斜的，虽不好看，但喝汤不漏，喝酒不洒，喝奶不乱流，于是，工匠们在烧制喝酒用的一些器物时，在做好坯子后，在口沿做一个缺口，类似匜的流。
西夏的这种碗很多，韩孔雀发现了不少完整的各色釉的窑碗，但多半是不工整的，是歪歪斜斜的，韩孔雀知道，这和西夏人爱喝酒、常喝奶的生活习惯是有关联的。
爱喝酒，就很容易发展出喝酒的文化，比如这种碗式匜只能喝低度数的酒，当然，喝低度酒也不止是用碗式匜，高足杯也可以，而且西夏也发展出来了各式各样的高足杯。
西夏的高足杯的高度6－9厘米不等，黑、白、褐、青等各种釉色都有，这种器型，是足高占总高度的三分之一，杯口的直径比杯的通高要略大一点，杯足有露胎，其余部分满挂釉，足部上小下大，足底部挖空一点。
如果喝高度酒，那么就必须换酒器了，那就需要用酒杯，比如无耳杯和双耳杯。
无耳杯已发现的制造方法都一样，式样差别不大，芒口、圆腹、高足。西夏的这种酒杯，足底较小，腹部有一小孔。
这个小孔，有两个作用，一是烧制酒杯坯时，蘸了釉水的胎是杯口向下倒扣烧制的，为防粘连口沿处不上釉所以是芒口。
另外是底很小，由于足底如果立在平面上烧制，很不稳当，也由于头重脚轻，容易变形或倒下。
这样，酒杯必然倒扣着烧，既然倒扣着，腹部大，内存空气就多，空气不排出，加热后就要膨胀，会把腹部胀破或使腹部变形，这就是腹部要有一个小孔的原由。
这是烧制技术层面上的作用，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饮酒时，中间有一个小孔叫“公平心”。(未完待续。)




都市藏真 第一千六百八十二章皇帝金锭
有了“公平心”的存在，就是说，每次倒酒都不能多倒，倒多了，酒就会从小孔流出，这就是“公平”。
“公平心”是古时人们饮酒的一种观念，对饮用高度酒来说，这是一种约束和规范。
所以，西夏国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但他们也曾经有着极其辉煌的文明。
虽然这段文明是建立在大宋的痛苦之上的，但是更加强大的元蒙帝国，却又踩着他们的尸骨，建立起更加璀璨的辉煌。
而这种辉煌还在继续，也只有打开了成吉思汗陵，当年元蒙帝国的辉煌，才会真正暴露在世人眼中。
当然，现在世人是看不到的，现在能够看到这种辉煌的，只有韩孔雀等人。
看着堆积如山的铜钱，什么时候，铜钱居然可以用来堵门了？
打开了金刚墙，没有看到预料之中的墓道，而是看到的无尽铜钱，这里的铜钱的海洋。
“这些全都是宋钱，难道这些都是从南宋掠夺来的？”木灵拿着一些铜钱，一边查看一边道。
韩孔雀对这些铜钱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宋朝极度繁荣，所以当年他们发行的铜钱超级多，现代发掘出来的送钱也很多，所以宋钱根本就不稀罕。
这样，这里出现再多的宋钱，也不值钱，甚至都没有收藏价值。
当然，这么多宋钱出现，还是给人极大的震撼的，也许用这些宋钱，建立一座铜山，也可以吸引一大批人去参观。
“我们不是推测，现在应该遇到被蒙古灭国的金国宝藏吗？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宋钱？”黄山有点疑惑的道。
“赶快清理出通道，这里并不一定就是北宋的遗宝，也许就是金国的。”韩孔雀道。
“金国的？这里明明都是宋钱。”金妖问道。
木灵解释道：“当年金国虽然也发行了钱币，但他们用的钱，绝大部分还是宋钱，所以出现宋钱，并不一定就是宋国人的，也有可能是金国的。”
“当年金国的冶金业十分发达，他们还是有点好东西的，好好注意一下，如果找到了金国发行的古钱币，那可是很有价值的。”韩孔雀笑着道。
虽然金国是女真人建立的，但他们可跟努尔哈赤一家不同，当年的金国可是极其强盛的，不管是武力还是文化。
这一点跟野猪皮是没法比的，而野猪皮也不过是继承了金国的一些文化遗产，所以才会被成为后金。
“老板猜的很准，看，这就是金国的武器。”木灵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根狼牙棒，看起来十分威武。
“这就是金国人使用的武器？”金妖惊讶的道。
“我知道蒙古人使用的是蒙古弯刀，这金国人使用的是狼牙棒？”黄山也十分惊讶的道。
韩孔雀道：“女真族的士兵身体强壮，使用的兵器很重，就比如狼牙棒，这种武器使用起来很有气势。”
“制造狼牙棒需要的铁可不少。”木灵若有所思的道。
“你们可不要小看了女真人，金国时期的女真人，其文明还是很发达的，比如冶金就很厉害。”韩孔雀道。
相比后金，金国的文明要强大的多，现在发现金朝中期铁矿井10余处，炼铁遗址50余处，矿井最深达40余米，有采矿、选矿等不同作业区。
根据开采规模估计，从这些矿井中已采出四五十万吨铁矿石。
当时的金国，可不止是在冶金方面厉害，那个时候，他们占据了北方绝大部分土地，所以陶瓷业因为有辽朝、宋朝的基础，也比较发达。
特别是金熙宗时，原来的北方名窑如耀州窑、均窑、定州窑与磁州窑，都被他们占领，也陆续恢复生产，所以，金国的瓷器也是顶尖的。
当然，金银业和玉器业也相当发达，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出土。
那个时代，金国的商业活动逐渐活跃，东北地区的金朝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宋朝铜钱，可见与南方贸易的密切。
山西稷山的竹纸和平阳的麻纸，闻名一时，刻书蔚然成风气，其雕板技术，可与南宋比美，当时雕版印刷业的中心在平阳。
其他东西现在韩孔雀还没有发现，但是金国的钱币，已经开始出现了。
掠过大批量的宋钱，金国制造的钱币，被韩孔雀他们特意挑选了出来。
不过，金国发行的铜钱并不多，反而是一些纸币充斥期间，幸亏这些纸币全都放在一个个木箱之中，又被大量铜钱包围，所以没有受潮，也就没有腐烂。
打开了一些木箱，查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里面不是宝钞，就是宝通，再就是宝券。
看到这些东西，韩孔雀感觉才正常，因为金国的铜币真的不多。
金初，用辽、宋旧钱，以及伪齐刘豫所铸钱作为流通手段，海陵南迁以后，开始铸钱，但因境内产铜有限，所以同钱不足以供应商品交换之需，于是大量印制“交钞”、“宝券”、“通宝”、“宝泉”等作为铸币的代用品，已作流通手段。
但“交钞”之类的代用币无限制发行，使其信用丧失殆尽，于是，金朝末年，伴随政治统治日趋瓦解，金融秩序也逐渐崩溃。
哀宗时造“天兴宝会”，同现银流转，面值分为“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凡四等。
由于毫无信用可言，所以不到一个月就完全行不通了。
韩孔雀还真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都抢，居然连这些垃圾也抢回来了，可能他们认为只要是纸就是好东西，所以全都带回来，还用来陪葬。
发现了这些宝钞，让韩孔雀有了点期待，要知道不管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都抢过宋国，那么宋国的大量珍宝，也就有了可能出现在这里。
当然，韩孔雀期盼的是书画，而不是黄金、白银和铜钱，因为这些东西他在这里找到了太多。
既然蒙古人连废纸片都抢来当陪葬品了，那么宋代的书画是不是也会出现在这里？
不过，很快韩孔雀就失望了，因为木灵又找到了不少金锭。
“皇帝金锭？”拿过来一看，韩孔雀就认出来了，这是大金国时期的皇帝金锭，因为这个从其他古墓之中发掘出来过，而且还收藏在了大足石刻博物馆。
这种金锭可有皇帝头像，还有篆体字十分好认，所以韩孔雀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种大金国时期的“皇帝金锭”在巴渝地区首次发现，同时发现的还有大金国及女真族器物。
听说发现也是意外，当地村民在挖土时，从地里掏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金块”，正面刻有古时皇帝头像、背面刻有篆体字，生涩难辨。
村民怀疑是从没见过的“金锭”，很快向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汇报。
大足石刻博物馆有关专家迅速赶往现场，经初步鉴定该物品为罕见的“大金得胜陀颂”鎏金纪念锭，重454克，质地为红铜、表面鎏金。
正面刻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着铠甲半身像，左、右侧分别刻有“龙凤呈祥”图案，背面篆书“大金得胜陀颂”6字。
1114年9月，完颜首领阿骨打起兵攻辽，在今拉林河岸誓师，同年10月攻克辽国江洲。
阿骨打建国后，将誓师之地取名为“得胜陀”。
阿骨打死后，金世宗曾下令立碑纪念，刻成金国第一碑“大金得胜陀颂碑”。
结合史实推测，这种鎏金铜锭很有可能作为金国早期货币流通或作为金砖储存。